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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龙珠阁即官窑博物馆以展出御窑厂遗址出土官窑瓷器而闻名于世，不过，该馆所藏瓷器却并不能全面涵盖景德镇明清官窑瓷，展品为明早期和明中期制品，明晚期直至整个清代都未列其中，究其原因，是与明清御窑厂的管理制度密切相关，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明清御窑厂对落选瓷即次色瓷的处理方式的变化。
龙珠阁所藏官窑瓷均为明清御窑厂遗址出土后修复的器物，只有在发掘出较完整器物的情况下才可能进行粘拼修复工作。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政府效仿元代做法，在景德镇重设御窑，此后，一直到清末，景德镇御窑厂址就没有再发生变动，这对于了解明清御窑生产和产品状况带来了极大方便。御窑厂在烧制出产品之后，除一部分精品解运进京外，其他大部分则属于落选瓷，也即次色瓷，很多其实只有一点点瑕疵。从明早期直至明正德时期，这些次色瓷是绝不允许流人民间的，而是在御窑厂内选专门的地方，毫不留情地将其打碎，太部分挖坑掩埋，少数则堆积在一处，是一种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因此，这一时期的官窑次色瓷都可以大量出土，并得到修复。
据《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5期)，2002 2004年考古队发现的填埋落选瓷小坑共有30处，堆积13处，为明永乐、宣德、成化、弘治、正德时期器物。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是落选瓷数量较大且控制相当严格时期，龙珠阁中展出的藏瓷大多数为历年发现的这一时期制品也就毫不足奇了。另外，还有一批明洪武。正统器物。明嘉靖及以后较完整器物则不见。嘉靖时期，官窑器同样是不允许流入民间的。但此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令政府难队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这就是“官搭民烧”制度，即将一部分钦限官窑瓷硬派给民窑的“官古器”户完成，因而使官窑落选瓷有了非法流向民间的途径。据《江西大志》(万历版)卷七记载： “逐年存储器皿，堆积日多，库役皂快乘机盗窃，董事者且拣择馈送，是以公家之物，徒济贪鄙之私。隆庆五年春……”，所表述的情况发生于隆庆五年之前，因而嘉靖官窑落选瓷绝大多数很可能存储在库房，并不断地在御窑厂官员、库役混水摸鱼之下变卖流散至民间了。嘉靖年间直至隆庆四年，绝大多数落选瓷可能都被盗卖，这样，在御窑厂遗址也就很难发现嘉靖及隆庆官窑器物了。
御窑厂可以合法变卖落选瓷的时期始于明隆庆五年(1571年)。据《江西大志》(万历版)卷七记载：“隆庆五年春，蒙抚院议行，将存留器皿委官查解折俸，因验得东西库房存储各器，体质粗粝，花色暗黑，类多不堪。近年如此，遂可类推，节经建议发卖，或兑民窑，迄无成兑者，非此之故欤?然官去吏更，册籍漫然无可考。今议将烧造附余次堪器皿，攒造文册。一样三本，二本新旧，厂官交执一本，给库子查收，庶数目明而稽考严，少杜窃取移挪之弊云。”这段文字给了我们很多重要信息，首先，隆庆年落选瓷并未打碎填埋，而是存储于库房；第二，这些库房的落选瓷无册籍可考，可以推知嘉靖时期管理必当涣散；第三，实行落选瓷变卖也即次色变卖是避免营私舞弊、加强管理的重要举措。隆庆五年开启的次色变卖制度在万历时期得到继承，此时期官窑瓷需求量十分巨大，而落选瓷则更多，这些次色瓷都被允许变卖，因而御窑厂遗址发现隆庆五年至万历时期较完整器物的可能性也很小。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御窑厂基本处于停产状态，这一时期官窑器物在御窑厂遗址中也是缺失的。
进入清代以后，整个清代官窑都没有将落选瓷打碎掩埋，大部分时期施行次色变卖制度。这一制度的正式施行是在乾隆七年(1742年)，在这之前，根据乾隆八年《唐英奏折》所记，雍正六年以前的次色瓷器， “从前监造人员，以此项瓷器(指落选瓷)向无解交之例，随散贮厂署，听人匠使用，破损遗失，致烧成之器皿与原造之坯胎，所有数目俱无从查核。”从奏折中可以清楚地知道，雍正六年之前的次色瓷是可以由御窑厂人员自由使用的，因此，御窑厂遗址也就难以发现清初直至雍正六年的官窑器。不过，由于这些器物大量在御窑厂内使用，因而还是有可能找到一部分残器的。雍正七年直至乾隆七年，同样据乾隆八年《唐英奏折》所记，“于每年大运之时一并呈进，交贮内府，有可以变价者即在京变价，有可供赏赐者即留赏赐”。由于这一时期次色瓷全部解运进京，在御窑厂遗址找到此期较完整器物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乾隆七年，乾隆帝谕旨： “嗣后脚货，不必来京，即在本处变价。钦此。”御窑厂次色变价制度正式施行，并成为一种纵贯清中晚期的长期制度。加之清代地层比较浅，进入民国之后，极容易受到破坏而扰乱地层，这样，御窑厂遗址中也就难以发现较完整的清代官窑器了。
龙珠阁所藏官窑瓷均为明清御窑厂遗址出土后修复的器物，只有在发掘出较完整器物的情况下才可能进行粘拼修复工作。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政府效仿元代做法，在景德镇重设御窑，此后，一直到清末，景德镇御窑厂址就没有再发生变动，这对于了解明清御窑生产和产品状况带来了极大方便。御窑厂在烧制出产品之后，除一部分精品解运进京外，其他大部分则属于落选瓷，也即次色瓷，很多其实只有一点点瑕疵。从明早期直至明正德时期，这些次色瓷是绝不允许流人民间的，而是在御窑厂内选专门的地方，毫不留情地将其打碎，太部分挖坑掩埋，少数则堆积在一处，是一种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因此，这一时期的官窑次色瓷都可以大量出土，并得到修复。
据《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5期)，2002 2004年考古队发现的填埋落选瓷小坑共有30处，堆积13处，为明永乐、宣德、成化、弘治、正德时期器物。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是落选瓷数量较大且控制相当严格时期，龙珠阁中展出的藏瓷大多数为历年发现的这一时期制品也就毫不足奇了。另外，还有一批明洪武。正统器物。明嘉靖及以后较完整器物则不见。嘉靖时期，官窑器同样是不允许流入民间的。但此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令政府难队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这就是“官搭民烧”制度，即将一部分钦限官窑瓷硬派给民窑的“官古器”户完成，因而使官窑落选瓷有了非法流向民间的途径。据《江西大志》(万历版)卷七记载： “逐年存储器皿，堆积日多，库役皂快乘机盗窃，董事者且拣择馈送，是以公家之物，徒济贪鄙之私。隆庆五年春……”，所表述的情况发生于隆庆五年之前，因而嘉靖官窑落选瓷绝大多数很可能存储在库房，并不断地在御窑厂官员、库役混水摸鱼之下变卖流散至民间了。嘉靖年间直至隆庆四年，绝大多数落选瓷可能都被盗卖，这样，在御窑厂遗址也就很难发现嘉靖及隆庆官窑器物了。
御窑厂可以合法变卖落选瓷的时期始于明隆庆五年(1571年)。据《江西大志》(万历版)卷七记载：“隆庆五年春，蒙抚院议行，将存留器皿委官查解折俸，因验得东西库房存储各器，体质粗粝，花色暗黑，类多不堪。近年如此，遂可类推，节经建议发卖，或兑民窑，迄无成兑者，非此之故欤?然官去吏更，册籍漫然无可考。今议将烧造附余次堪器皿，攒造文册。一样三本，二本新旧，厂官交执一本，给库子查收，庶数目明而稽考严，少杜窃取移挪之弊云。”这段文字给了我们很多重要信息，首先，隆庆年落选瓷并未打碎填埋，而是存储于库房；第二，这些库房的落选瓷无册籍可考，可以推知嘉靖时期管理必当涣散；第三，实行落选瓷变卖也即次色变卖是避免营私舞弊、加强管理的重要举措。隆庆五年开启的次色变卖制度在万历时期得到继承，此时期官窑瓷需求量十分巨大，而落选瓷则更多，这些次色瓷都被允许变卖，因而御窑厂遗址发现隆庆五年至万历时期较完整器物的可能性也很小。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御窑厂基本处于停产状态，这一时期官窑器物在御窑厂遗址中也是缺失的。
进入清代以后，整个清代官窑都没有将落选瓷打碎掩埋，大部分时期施行次色变卖制度。这一制度的正式施行是在乾隆七年(1742年)，在这之前，根据乾隆八年《唐英奏折》所记，雍正六年以前的次色瓷器， “从前监造人员，以此项瓷器(指落选瓷)向无解交之例，随散贮厂署，听人匠使用，破损遗失，致烧成之器皿与原造之坯胎，所有数目俱无从查核。”从奏折中可以清楚地知道，雍正六年之前的次色瓷是可以由御窑厂人员自由使用的，因此，御窑厂遗址也就难以发现清初直至雍正六年的官窑器。不过，由于这些器物大量在御窑厂内使用，因而还是有可能找到一部分残器的。雍正七年直至乾隆七年，同样据乾隆八年《唐英奏折》所记，“于每年大运之时一并呈进，交贮内府，有可以变价者即在京变价，有可供赏赐者即留赏赐”。由于这一时期次色瓷全部解运进京，在御窑厂遗址找到此期较完整器物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乾隆七年，乾隆帝谕旨： “嗣后脚货，不必来京，即在本处变价。钦此。”御窑厂次色变价制度正式施行，并成为一种纵贯清中晚期的长期制度。加之清代地层比较浅，进入民国之后，极容易受到破坏而扰乱地层，这样，御窑厂遗址中也就难以发现较完整的清代官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