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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斯坦福監狱实验论证了在某种强大的情境之中，人性将发生戏剧性的转变，即人可能由于情境压力由好人变成坏人，但同时也可能由坏人变成好人。该实验中志愿者人性转变的过程与当前我国腐败行为中的人性转变有着很多相似性。从斯坦福监狱实验出发，探讨腐败行为中的人性转变以及影响人性转变的因素，从干部自身方面、制度设计方面、外部环境营造方面来激发干部人性之善，筑牢拒腐防变底线。
关键词：腐败;人性转变;斯坦福监狱实验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9.05.007
文章编号：1009-6922（2019）05-37-06
斯坦福监狱实验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但该实验的研究结论对分析腐败问题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力度的逐渐加大，各种各样的腐败案件浮出水面。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腐败行为的发展轨迹存在规律可循，其中腐败主体在腐败行为发展中的人性转变值得剖析和探究。哲学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关键，外因是条件。笔者认为腐败中的人性问题是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源，属于腐败发生的内因，而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二者相互影响才能导致事物的发展变化。斯坦福监狱实验启发我们从腐败中的人性问题出发，找到影响人性转变的各个因素，从根源上提出预防腐败行为发生的措施和途径，以期对我国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具有参考价值。
一、斯坦福监狱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设计并主持的著名心理学实验。该实验最初的目的主要研究被试的角色认知理论，但随着实验的发展却发生了诸多变异。
（一）实验概况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处于反对权威、反越战的时代氛围中，那是一个年轻人喜欢留长发、吸毒并高唱“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的年代，而斯坦福监狱实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进行的。实验从一百多名应征者中筛选出了24名大学生作为最终志愿者，这24个大学生普遍代表了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中产阶级。志愿者们在实验开始之前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深度面谈和心理测量，最终他们被评定为情绪稳定、心理健康的人。实验中24人被随机分配扮演狱卒和囚犯两个角色来完成为期2周的实验，其中9人扮演囚犯，15人扮演狱卒。随着实验的进行，由于实验情境太过有力，最终该实验不得不在第6天便终止。在实验中，原本具有反抗精神的大学生，在实验中饱受狱卒折磨和虐待而出现情绪崩溃等抑郁状态。而本“善”的狱卒学生却让“恶”本性展露得一览无余，对囚犯进行无休止的虐待并乐在其中。
（二）实验结论
这个实验启发人们摒弃“善良自我”能够打倒“恶劣环境”的简单化观念。津巴多教授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叫“路西法效应”。“路西法效应”指在某种强大的情境下，人性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效应揭露了三个心理实事：首先，世界上充满了善与恶，人性亦如此;其次，善与恶之间的边界可以相互渗透并且模糊不清，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善恶划分为黑白两道;再次，人性可以相互切换，即天使可以变成恶魔，恶魔也可以变成天使。
路西法效应强调情境在人性转变中有着巨大作用。而实验还阐述了强大情境是来源于系统，即系统产生情境，为情境提供动力，情境影响人性的稳定性，挑战人的道德观，从而影响人的行为走向。反之，人的主观参与决定着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简而言之，“个人是生命舞台上的一名演员，其行为自由度是由架构他的基因、生物、肉体及心里特质所赋予。情境是行为的背景，通过它的规范功能，情境有力量针对行动者的角色和地位给予意义和认同。系统由个人及机构实施者组成，实施者的意识形态、价值和力量创造出情境，也规定了行动者的角色以及行为期许，要求在其影响范围内扮演它规定的角色，做出被允许的行为”。人格、情境和系统互动产生了行为，人们是在各种行为脉络中行动的，人是其所处不同环境下的产生，也是他所遭遇环境的制作者。
路西法效应认为人性充满善良与邪恶，并且可以随意切换。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扮演狱卒的学生由好变坏的过程与腐败中的领导干部人性转变存在相似之处，路西法效应对分析领导干部腐败行为中的人性转变有极大的启发。
（三）实验启示
1.关于人性的论述。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普遍存在的是“苹果论”与“染缸论”之争。苹果论倾向于传统伦理学，它认为决定行为表现的是个体固有的特质，诸如基因、个性、价值观念等。通俗来讲，苹果论认为腐败的干部本身是一个坏苹果，之所以发生腐败应该从干部自身找原因，重点探讨腐败干部的内在品质和动机问题。而染缸论是倾向于行为伦理学的，它认为人所处的情境和系统制度性的规定了个体扮演的角色和行为规范，形塑了个体的行为情景，指引着个体的行动逻辑。因此，染缸论探讨一个腐败干部究竟在什么情境下导致的腐败行为，重点探讨如何通过改善或完善人所处的系统和情境来改善个体的表现。
2.腐败中的人性转变。一个好的干部是怎么变坏的？这是关于腐败中值得深思的问题。仔细探究腐败干部的人生经历，大部分干部一开始都是廉洁奉公、为民服务的好干部。随着职务升迁，手中权力逐渐变大，加上外界诱惑变多，部分领导干部没有守住底线，陷入腐败深渊，踏上“路西法之路”。领导干部腐败的过程是一个由好变坏的过程，是人性从好到坏的转变过程，分析领导干部腐败现象中的人性转变尤为重要。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人性转变与干部腐败中的人性转变极为相似，即一个好干部在外在压力和环境的影响下，做出了与之前本人性情完全相反的举动，原因在于“任何角色的定位都离不开环境，甚至环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诱发人性之恶的因素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腐败过程就是干部人性中的邪恶被外界情境激发的过程。分析激发邪恶人性的因素，对于预防腐败有重要作用。 （一）權力产生腐败
英国贵族阿克顿勋爵曾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此观点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实验中扮演狱卒的大学生本来是反对权威之人，但由于在实验里享受到权力的滋味以后，原本善良的大学生变成了一群虐待成瘾的邪恶之徒。从该实验结论可以总结出，权力是激发人性之恶的催化剂，它可以促使人们走上路西法之路，变身恶魔。
腐败的主体是人，如何判断人性是论述腐败问题的前提。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是一项长期的争论。人在社会生活中将展现善还是恶，两者之间的切换受到环境的极大影响。从这个方面来看，人性是具有靠不住的特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
而权力本身就有可能趋向腐败，加上我国体制的不健全，对权力的监督不到位，导致拥有实权的领导干部权力过于集中。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时，在某些关键时刻，领导干部的人性与权力便产生化学反应，人性中的恶魔被权力释放，被权力塑造的邪恶力量占领人性上风，使得领导干部踏出腐败第一步，进而越陷越深。因此靠不住的人性遇上监督不到位的权力时，腐败成为一种极易发生的可能。
（二）群体压力导致被动腐败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部分扮演狱卒的大学生事后反映自己并非自愿对囚犯施虐，自己是迫于其他同伴的压力而施虐的。这一实验情境揭露了群体压力对人的行为会产生巨大影响力，即人的某些不合社会规范的行为是屈服于强大群体压力的结果，从而才有“被动腐败”现象。震惊中国的毋保良贪腐案之所以引起巨大争议正是源于大众对毋保良是否为好官的争论，同时这个案件也是“被动腐败”现象的典型案件。
在2013年发生的毋保良案，部分民众认为毋保良是好官，受贿的钱并没有进自己的口袋，而是作为公用，不应该被判刑，但最终毋保良被判处无期徒刑，使毋保良案轰动一时。这个案件最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一个并不贪财的好官为什么会走上贪腐之路。探究毋保良走上贪腐的原因，群体压力扮演了重要角色。毋保良作为有学历、有能力、有业绩的年轻干部，前途被看好，但却意外落选区委常委，据称原因被评定为“不合群、威信不高”。受此打击的他为了吸取教训，他把和各级干部搞好关系作为提升威信的途径，最终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中开始了受贿行为。但实际上毋保良并不是一个贪财的干部，因为他把受贿的巨款一部分退还回去，一部分作为县委办公室的公务开支。有人提出疑问，既然上交为什么不交到纪委部门，据毋保良反映如果上交到纪委部门，就破坏了当地的“局面”，怕被再次孤立，所以被迫腐败。
毋保良受贿案是典型的被动腐败案件，这类案件中促使其腐败的最大因素主要是人际关系带来的心理压力得不到缓解，强大的群体压力促使了从众现象的发生，同时也激发出人性之恶，从而深陷腐败泥潭而无法自拔。
（三） 姑息激发行恶胆量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扮演狱卒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变本加厉地虐囚，造成这一现象的最大原因是实验主持者津巴多教授对虐囚行为的默许，从而纵容了虐囚恶行的持续发展。从此结论衍生到腐败现象，该效应同样存在。马丁·路德·金曾说：“被动接受不公正的体制就是和这个体制合作，并因而成为它的恶性参与者。”马丁·路德·金的话揭示了姑息对腐败行为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制度性姑息。制度性姑息是指一些恶的行为是在权威的许可甚至是指使的前提下发生的。为了某种特定目的，组织机构常常扮演着知情的旁观者，姑息下属的腐败行为。2017年发生的广东省中山市工商系统腐败窝案，就是因为制度性姑息导致整个工商系统腐败成风的典型腐败案件。该案件中，工商局一把手由于其身不正，导致下属跟风腐败，最终腐败风气席卷整个工商系统。上级对下级腐败行为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为下级腐败行为壮胆，从而使该系统的政治生态受到了严重污染。
（四）认知失调处理失当使腐败无法回头
腐败现象中往往存在一种心理现象叫认知失调，认知失调理论是著名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提出的。认知失调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了验证。一个反感腐败的干部到对腐败现象主动迎合，其中的心理转变与第一次腐败行为的认知失调处理不当关系紧密。认知失调指的是当一个人的行为与其本身的信念或价值观不同时，便会因为不平衡而产生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便是认知失调感。当认知失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可以缓解行为与信念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其一是改变信念，让观念与当前的行为相符合，即找理由说服自己接受当前的行为;其二是调整行为以适应自身的信念，从而达到平衡状态来消除认知失调带来的紧张感。腐败案例中，大多数干部在产生第一次腐败行为时都会因为纠结紧张而做思想斗争，这就是认知失调带来的心理过程。其中一些干部经过思想斗争后选择将赃款退回的方式来处理，从而消除内心的不安，坚守住廉洁的底线。另一些干部选择了改变自身信念来消除不安的方式，即说服自己接受腐败行为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将会随着破罐子破摔心理、侥幸心理的发展而泥潭深陷。因此在第一次腐败过程中如何处理认知失调感将影响到腐败行为的发生。
三、激发干部人性之善，筑牢拒腐防变底线
斯坦监狱实验告诉世人：每个人都有能力为善或为恶、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残忍、支配或服从，都可能成为加害者或者受害者。社会情境决定人们采用哪种心理模式或潜能得到发展。有害的情境能够诱发人性之恶，但还是有很多人在情境力量下屹立不倒，因此在强大的情境中激发人性之善成为拒腐防变的目标。
纵观预防腐败的道路无非是两条，一条从干部自身出发，做到修己以安天下，即领导干部要加强自我约束来拒腐防变。另一条是从制度设计出发，用制度来约束干部从而预防腐败的发生。只有内外兼顾，反腐败斗争才能取得持续效果。
（一）干部自身方面
1.认识自我的双重性，面对整体的自己。人的自我都是具有双重性的。神经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有两套神经系统，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大脑没有因为容积扩大而发生剧变。当人需要新技能时，大脑原始的功能并没有被新功能取代。在原有的冲动系统和本能系统至上，人类进化出了自控系统。该系统能控制个体去关注什么、想什么，甚至影响个体的感觉，更好地控制个体自身的行为。换句话说，人类的大脑有两个自我：一个自我任意妄为、及时行乐;另一个自我则克服冲动、深谋远虑。因此，人的意志就是两个自我的博弈与对抗的过程，两个自我发生分歧的时候，总有一方击败另一方，谁在博弈中临时占了上风，当时的“我”就代表谁去言行。 而双重人格中的本能自我的行为出发点是基于本能需求，而这些本能需求在一些时候并不符合道德规范，因此个体为了不想让别人知道自身人格中的阴暗特质，便使用压抑或否认的方式，将其隐藏在黑暗中，变成阴影。这些被压抑的阴影特质形成了属于它自己的人格和生命力，形成阴影自我。阴影自我如同一个充满气的沙滩球被按在水下一般，一不留神，球就会反弹出水面，掀起波澜。同样，人们可以压抑原始欲望或负面情绪，最终会在生活中爆发，做出令人震惊的行为，这就是“沙滩球效应”。而腐败案件中的一些领导干部正是因为对自身的一些阴暗特质采取压抑或者否认，导致最终走上腐败之路的结果。
综上所述，领导干部要想预防腐败的发生，就应当从最基本的人性出发，承认人性的双重性，接受人性中的阴暗面。只有承认和接纳自身的需求和欲望，才能面对整体的自己，与自我和平相处，避免被爆发的原始欲望所吞噬。
2.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把自己抽离于权力之外。当前，我国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使得部分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并且缺乏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极易导致腐败。权力有边界，其依据是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领导干部要自觉树立权力为民服务的意识。带头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搞清楚在法律制度规定范畴内什么权能用、什么事能干，任何时候都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确保权力在法律的轨道上正常運行。必须克服特权心理。手中掌握一定权力的党员干部，都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自觉克服特权思想，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是受纪律和群众监督的，必须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
3.理性看待群体压力，坚持自我独立性。人是社会性动物，重要的是能够判断什么时候该服从，什么时候该拒绝。领导干部面临的压力是来自于多方面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因此如何在清正廉洁的前提下，与单位同事在一团和气中搞好本职工作是当前领导干部面临的考验和难题。党员干部的工作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应当时刻谨记。当一个群体需要干部做出危害社会和人民利益来换取不被孤立的时候，党员干部应当珍视自身的独立性，自觉主动脱离该群体，去寻找新的群体。
4.坦承错误，降低认知失调的风险。前面论述到认知失调的处理在第一次腐败行为中扮演重要作用。因此预防腐败的关键在于当第一次腐败行为发生后处理好认知失调感。人因为判断失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当做出决定时，人会有十足的理由。但是当意识到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时候，党员干部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承认自己错误。只有公开这么做，才不再需要去正当或合理化错误，最终让认知失调的动机变小。
5.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革命道路充满艰难，胜利最终属于那些自觉肩负人民的希望并不畏艰辛的人，“现在，由于受各种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人们谈起理想信念不再那么激情澎湃了，而是变得无所谓了，甚至个别党员干部对此持怀疑否定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员思想上的无序和混乱。领导干部要避免陷入道德心理许可的陷阱，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树立为民服务的权力观和利益观，主动提高思想认识水平，自觉抑制不合理的需求，将自我需求与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结合起来”。
6.重视官德建设，强化道德修养。积极汲取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精华，推陈出新，领导干部要做为国为民、尊老爱幼的道德模范，用自己的清廉形象去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自觉学习传统行政伦理和官德规范，提升道德水平。作为党员干部，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廉洁自律准则》要求自己，自觉做到守纪律、讲规矩，注重小事小节，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自警自律、严守防线，其次要始终保持浩然正气，用自己一言一行感召身边的同事和家属。
7.增强廉洁意识，克服不良心理。一是增强党性意识，克服权贵和放纵心理，做到常修为政之德。二是增强责任意识，克服补偿和浮躁心理，做到常省为官之要。三是增强法纪意识，克服侥幸和投机心理，做到常怀律己之心。四是增强奉献意识，克服攀比和从众心理，做到常养浩然之气。五是增强忧患意识，克服贪婪和失衡心理，做到常思贪欲之害。六是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消除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给生活方式带来的不良影响。
（二）制度设计方面
1.努力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净化从政环境。习近平曾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当前，有的地方和部门正气不彰、邪气不祛;“明规矩”名存实亡，“潜规则”大行其道;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的受到排挤，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如鱼得水。这种风气不纠正、不扭转，对干部队伍杀伤力很大。“浇风易渐，淳化难归。”净化政治生态同修复自然生态一样，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对政治生态的重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斯坦福监狱实验结论最重要的论点是情境对人性产生的影响，而这里的情境就是习近平同志谈到的政治生态。斯坦福监狱实验告诫人们，好的情境能够激发人性之善，引人向善，产生善性，从而反过来加强修身养性。而不好的情境能够诱使人的邪恶人性，从而产生恶性并深陷其中。政治生态的优劣也具有同样的效应，因此净化政治生态，努力追求“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的远大目标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而良好政治生态的营造要靠全党上下不懈努力;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立“明规矩”、破“潜规则”，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政治生态不断改善。
2.努力构建完善的制度，对抑制腐败活动起积极作用。斯坦福监狱实验为邪恶行为的产生提出了一个思考框架：坏系统产生坏制度，坏制度必然衍生坏环境，而坏环境会激发人性之恶从而产生恶行。可以从这个思考框架来审视腐败现象，分析腐败的原因。系统是由各种制度构成，因此遏制腐败还应当从完善制度着手。合理的制度必然是授权与监督同时存在，既相信行使权力者的能力，又用制度为权力规定边界。
（三）外部环境营造方面
北欧国家、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走在世界前列，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它们形成了很好的廉政文化。例如，瑞典人认为腐败行为是天理难容的事情，瑞典前副首相撒林就因为使用了公务信用卡购买私人物品而受到舆论的严厉谴责而被迫辞职;新加坡的公务员实行公积金与违纪贪腐行为挂钩，一旦发现公职人员有贪腐行为，那么他本人的公积金将清零。与对腐败零容忍对应的是，北欧、新加坡都非常重视廉政文化的宣传教育作用，这其实是从环境营造方面做出努力，避免领导干部走上“路西法”之贪腐之路。
1.积极培育公民民主意识。民主意识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廉政文化建设离不开具有成熟的民主意识社会环境，“公民只有在政治实践中真实享受到法定的公民权利和承担的公民义务，才能在意识深处真实理解并认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公民民主意识的培育，一方面可以在公职人员中真正确立起‘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的监督的思想观念”。
2.积极建设廉政文化。充分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正确引导、不失时机地传播廉政价值理念，增强人们的认同感。通过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节日，编排各种廉政文艺节目，丰富各民族群众的文化生活。采取贴标语、挂横幅、制展板等多种形式在节庆活动中大力宣传展示廉政文化。运用网络、手机、电视、报纸、杂志全面开展反腐倡廉宣传，在电视台增加以廉政为主题的节目，加强思想引领，提高群众知晓度、参与度。将党风廉政宣传融入社会生活，在公交、地铁、商业区、居民区等公众场所开展廉政主题宣传，同步公布举报方式，强化社会监督。
参考文献：
[1]李若行.从路西法效应试论规定情境对戏剧的作用[J].戏剧之家，2014（12）.
[2]杨铜铜.斯坦福模拟监狱实验之反思：情境因素与权威体制[J].中北大学学报，2014（2）.
[3]彭丽丽.领导干部“道德心理许可”效应与廉政防腐体系的构建[J].领导科学论坛，2017（7）.
[4]张铃枣.构建廉政文化的路径选择[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
责任编辑：康 璇
关键词：腐败;人性转变;斯坦福监狱实验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9.05.007
文章编号：1009-6922（2019）05-37-06
斯坦福监狱实验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但该实验的研究结论对分析腐败问题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力度的逐渐加大，各种各样的腐败案件浮出水面。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腐败行为的发展轨迹存在规律可循，其中腐败主体在腐败行为发展中的人性转变值得剖析和探究。哲学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关键，外因是条件。笔者认为腐败中的人性问题是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源，属于腐败发生的内因，而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二者相互影响才能导致事物的发展变化。斯坦福监狱实验启发我们从腐败中的人性问题出发，找到影响人性转变的各个因素，从根源上提出预防腐败行为发生的措施和途径，以期对我国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具有参考价值。
一、斯坦福监狱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设计并主持的著名心理学实验。该实验最初的目的主要研究被试的角色认知理论，但随着实验的发展却发生了诸多变异。
（一）实验概况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处于反对权威、反越战的时代氛围中，那是一个年轻人喜欢留长发、吸毒并高唱“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的年代，而斯坦福监狱实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进行的。实验从一百多名应征者中筛选出了24名大学生作为最终志愿者，这24个大学生普遍代表了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中产阶级。志愿者们在实验开始之前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深度面谈和心理测量，最终他们被评定为情绪稳定、心理健康的人。实验中24人被随机分配扮演狱卒和囚犯两个角色来完成为期2周的实验，其中9人扮演囚犯，15人扮演狱卒。随着实验的进行，由于实验情境太过有力，最终该实验不得不在第6天便终止。在实验中，原本具有反抗精神的大学生，在实验中饱受狱卒折磨和虐待而出现情绪崩溃等抑郁状态。而本“善”的狱卒学生却让“恶”本性展露得一览无余，对囚犯进行无休止的虐待并乐在其中。
（二）实验结论
这个实验启发人们摒弃“善良自我”能够打倒“恶劣环境”的简单化观念。津巴多教授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叫“路西法效应”。“路西法效应”指在某种强大的情境下，人性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效应揭露了三个心理实事：首先，世界上充满了善与恶，人性亦如此;其次，善与恶之间的边界可以相互渗透并且模糊不清，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善恶划分为黑白两道;再次，人性可以相互切换，即天使可以变成恶魔，恶魔也可以变成天使。
路西法效应强调情境在人性转变中有着巨大作用。而实验还阐述了强大情境是来源于系统，即系统产生情境，为情境提供动力，情境影响人性的稳定性，挑战人的道德观，从而影响人的行为走向。反之，人的主观参与决定着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简而言之，“个人是生命舞台上的一名演员，其行为自由度是由架构他的基因、生物、肉体及心里特质所赋予。情境是行为的背景，通过它的规范功能，情境有力量针对行动者的角色和地位给予意义和认同。系统由个人及机构实施者组成，实施者的意识形态、价值和力量创造出情境，也规定了行动者的角色以及行为期许，要求在其影响范围内扮演它规定的角色，做出被允许的行为”。人格、情境和系统互动产生了行为，人们是在各种行为脉络中行动的，人是其所处不同环境下的产生，也是他所遭遇环境的制作者。
路西法效应认为人性充满善良与邪恶，并且可以随意切换。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扮演狱卒的学生由好变坏的过程与腐败中的领导干部人性转变存在相似之处，路西法效应对分析领导干部腐败行为中的人性转变有极大的启发。
（三）实验启示
1.关于人性的论述。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普遍存在的是“苹果论”与“染缸论”之争。苹果论倾向于传统伦理学，它认为决定行为表现的是个体固有的特质，诸如基因、个性、价值观念等。通俗来讲，苹果论认为腐败的干部本身是一个坏苹果，之所以发生腐败应该从干部自身找原因，重点探讨腐败干部的内在品质和动机问题。而染缸论是倾向于行为伦理学的，它认为人所处的情境和系统制度性的规定了个体扮演的角色和行为规范，形塑了个体的行为情景，指引着个体的行动逻辑。因此，染缸论探讨一个腐败干部究竟在什么情境下导致的腐败行为，重点探讨如何通过改善或完善人所处的系统和情境来改善个体的表现。
2.腐败中的人性转变。一个好的干部是怎么变坏的？这是关于腐败中值得深思的问题。仔细探究腐败干部的人生经历，大部分干部一开始都是廉洁奉公、为民服务的好干部。随着职务升迁，手中权力逐渐变大，加上外界诱惑变多，部分领导干部没有守住底线，陷入腐败深渊，踏上“路西法之路”。领导干部腐败的过程是一个由好变坏的过程，是人性从好到坏的转变过程，分析领导干部腐败现象中的人性转变尤为重要。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人性转变与干部腐败中的人性转变极为相似，即一个好干部在外在压力和环境的影响下，做出了与之前本人性情完全相反的举动，原因在于“任何角色的定位都离不开环境，甚至环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诱发人性之恶的因素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腐败过程就是干部人性中的邪恶被外界情境激发的过程。分析激发邪恶人性的因素，对于预防腐败有重要作用。 （一）權力产生腐败
英国贵族阿克顿勋爵曾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此观点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实验中扮演狱卒的大学生本来是反对权威之人，但由于在实验里享受到权力的滋味以后，原本善良的大学生变成了一群虐待成瘾的邪恶之徒。从该实验结论可以总结出，权力是激发人性之恶的催化剂，它可以促使人们走上路西法之路，变身恶魔。
腐败的主体是人，如何判断人性是论述腐败问题的前提。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是一项长期的争论。人在社会生活中将展现善还是恶，两者之间的切换受到环境的极大影响。从这个方面来看，人性是具有靠不住的特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
而权力本身就有可能趋向腐败，加上我国体制的不健全，对权力的监督不到位，导致拥有实权的领导干部权力过于集中。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时，在某些关键时刻，领导干部的人性与权力便产生化学反应，人性中的恶魔被权力释放，被权力塑造的邪恶力量占领人性上风，使得领导干部踏出腐败第一步，进而越陷越深。因此靠不住的人性遇上监督不到位的权力时，腐败成为一种极易发生的可能。
（二）群体压力导致被动腐败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部分扮演狱卒的大学生事后反映自己并非自愿对囚犯施虐，自己是迫于其他同伴的压力而施虐的。这一实验情境揭露了群体压力对人的行为会产生巨大影响力，即人的某些不合社会规范的行为是屈服于强大群体压力的结果，从而才有“被动腐败”现象。震惊中国的毋保良贪腐案之所以引起巨大争议正是源于大众对毋保良是否为好官的争论，同时这个案件也是“被动腐败”现象的典型案件。
在2013年发生的毋保良案，部分民众认为毋保良是好官，受贿的钱并没有进自己的口袋，而是作为公用，不应该被判刑，但最终毋保良被判处无期徒刑，使毋保良案轰动一时。这个案件最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一个并不贪财的好官为什么会走上贪腐之路。探究毋保良走上贪腐的原因，群体压力扮演了重要角色。毋保良作为有学历、有能力、有业绩的年轻干部，前途被看好，但却意外落选区委常委，据称原因被评定为“不合群、威信不高”。受此打击的他为了吸取教训，他把和各级干部搞好关系作为提升威信的途径，最终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中开始了受贿行为。但实际上毋保良并不是一个贪财的干部，因为他把受贿的巨款一部分退还回去，一部分作为县委办公室的公务开支。有人提出疑问，既然上交为什么不交到纪委部门，据毋保良反映如果上交到纪委部门，就破坏了当地的“局面”，怕被再次孤立，所以被迫腐败。
毋保良受贿案是典型的被动腐败案件，这类案件中促使其腐败的最大因素主要是人际关系带来的心理压力得不到缓解，强大的群体压力促使了从众现象的发生，同时也激发出人性之恶，从而深陷腐败泥潭而无法自拔。
（三） 姑息激发行恶胆量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扮演狱卒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变本加厉地虐囚，造成这一现象的最大原因是实验主持者津巴多教授对虐囚行为的默许，从而纵容了虐囚恶行的持续发展。从此结论衍生到腐败现象，该效应同样存在。马丁·路德·金曾说：“被动接受不公正的体制就是和这个体制合作，并因而成为它的恶性参与者。”马丁·路德·金的话揭示了姑息对腐败行为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制度性姑息。制度性姑息是指一些恶的行为是在权威的许可甚至是指使的前提下发生的。为了某种特定目的，组织机构常常扮演着知情的旁观者，姑息下属的腐败行为。2017年发生的广东省中山市工商系统腐败窝案，就是因为制度性姑息导致整个工商系统腐败成风的典型腐败案件。该案件中，工商局一把手由于其身不正，导致下属跟风腐败，最终腐败风气席卷整个工商系统。上级对下级腐败行为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为下级腐败行为壮胆，从而使该系统的政治生态受到了严重污染。
（四）认知失调处理失当使腐败无法回头
腐败现象中往往存在一种心理现象叫认知失调，认知失调理论是著名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提出的。认知失调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了验证。一个反感腐败的干部到对腐败现象主动迎合，其中的心理转变与第一次腐败行为的认知失调处理不当关系紧密。认知失调指的是当一个人的行为与其本身的信念或价值观不同时，便会因为不平衡而产生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便是认知失调感。当认知失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可以缓解行为与信念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其一是改变信念，让观念与当前的行为相符合，即找理由说服自己接受当前的行为;其二是调整行为以适应自身的信念，从而达到平衡状态来消除认知失调带来的紧张感。腐败案例中，大多数干部在产生第一次腐败行为时都会因为纠结紧张而做思想斗争，这就是认知失调带来的心理过程。其中一些干部经过思想斗争后选择将赃款退回的方式来处理，从而消除内心的不安，坚守住廉洁的底线。另一些干部选择了改变自身信念来消除不安的方式，即说服自己接受腐败行为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将会随着破罐子破摔心理、侥幸心理的发展而泥潭深陷。因此在第一次腐败过程中如何处理认知失调感将影响到腐败行为的发生。
三、激发干部人性之善，筑牢拒腐防变底线
斯坦监狱实验告诉世人：每个人都有能力为善或为恶、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残忍、支配或服从，都可能成为加害者或者受害者。社会情境决定人们采用哪种心理模式或潜能得到发展。有害的情境能够诱发人性之恶，但还是有很多人在情境力量下屹立不倒，因此在强大的情境中激发人性之善成为拒腐防变的目标。
纵观预防腐败的道路无非是两条，一条从干部自身出发，做到修己以安天下，即领导干部要加强自我约束来拒腐防变。另一条是从制度设计出发，用制度来约束干部从而预防腐败的发生。只有内外兼顾，反腐败斗争才能取得持续效果。
（一）干部自身方面
1.认识自我的双重性，面对整体的自己。人的自我都是具有双重性的。神经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有两套神经系统，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大脑没有因为容积扩大而发生剧变。当人需要新技能时，大脑原始的功能并没有被新功能取代。在原有的冲动系统和本能系统至上，人类进化出了自控系统。该系统能控制个体去关注什么、想什么，甚至影响个体的感觉，更好地控制个体自身的行为。换句话说，人类的大脑有两个自我：一个自我任意妄为、及时行乐;另一个自我则克服冲动、深谋远虑。因此，人的意志就是两个自我的博弈与对抗的过程，两个自我发生分歧的时候，总有一方击败另一方，谁在博弈中临时占了上风，当时的“我”就代表谁去言行。 而双重人格中的本能自我的行为出发点是基于本能需求，而这些本能需求在一些时候并不符合道德规范，因此个体为了不想让别人知道自身人格中的阴暗特质，便使用压抑或否认的方式，将其隐藏在黑暗中，变成阴影。这些被压抑的阴影特质形成了属于它自己的人格和生命力，形成阴影自我。阴影自我如同一个充满气的沙滩球被按在水下一般，一不留神，球就会反弹出水面，掀起波澜。同样，人们可以压抑原始欲望或负面情绪，最终会在生活中爆发，做出令人震惊的行为，这就是“沙滩球效应”。而腐败案件中的一些领导干部正是因为对自身的一些阴暗特质采取压抑或者否认，导致最终走上腐败之路的结果。
综上所述，领导干部要想预防腐败的发生，就应当从最基本的人性出发，承认人性的双重性，接受人性中的阴暗面。只有承认和接纳自身的需求和欲望，才能面对整体的自己，与自我和平相处，避免被爆发的原始欲望所吞噬。
2.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把自己抽离于权力之外。当前，我国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使得部分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并且缺乏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极易导致腐败。权力有边界，其依据是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领导干部要自觉树立权力为民服务的意识。带头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搞清楚在法律制度规定范畴内什么权能用、什么事能干，任何时候都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确保权力在法律的轨道上正常運行。必须克服特权心理。手中掌握一定权力的党员干部，都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自觉克服特权思想，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是受纪律和群众监督的，必须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
3.理性看待群体压力，坚持自我独立性。人是社会性动物，重要的是能够判断什么时候该服从，什么时候该拒绝。领导干部面临的压力是来自于多方面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因此如何在清正廉洁的前提下，与单位同事在一团和气中搞好本职工作是当前领导干部面临的考验和难题。党员干部的工作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应当时刻谨记。当一个群体需要干部做出危害社会和人民利益来换取不被孤立的时候，党员干部应当珍视自身的独立性，自觉主动脱离该群体，去寻找新的群体。
4.坦承错误，降低认知失调的风险。前面论述到认知失调的处理在第一次腐败行为中扮演重要作用。因此预防腐败的关键在于当第一次腐败行为发生后处理好认知失调感。人因为判断失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当做出决定时，人会有十足的理由。但是当意识到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时候，党员干部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承认自己错误。只有公开这么做，才不再需要去正当或合理化错误，最终让认知失调的动机变小。
5.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革命道路充满艰难，胜利最终属于那些自觉肩负人民的希望并不畏艰辛的人，“现在，由于受各种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人们谈起理想信念不再那么激情澎湃了，而是变得无所谓了，甚至个别党员干部对此持怀疑否定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员思想上的无序和混乱。领导干部要避免陷入道德心理许可的陷阱，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树立为民服务的权力观和利益观，主动提高思想认识水平，自觉抑制不合理的需求，将自我需求与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结合起来”。
6.重视官德建设，强化道德修养。积极汲取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精华，推陈出新，领导干部要做为国为民、尊老爱幼的道德模范，用自己的清廉形象去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自觉学习传统行政伦理和官德规范，提升道德水平。作为党员干部，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廉洁自律准则》要求自己，自觉做到守纪律、讲规矩，注重小事小节，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自警自律、严守防线，其次要始终保持浩然正气，用自己一言一行感召身边的同事和家属。
7.增强廉洁意识，克服不良心理。一是增强党性意识，克服权贵和放纵心理，做到常修为政之德。二是增强责任意识，克服补偿和浮躁心理，做到常省为官之要。三是增强法纪意识，克服侥幸和投机心理，做到常怀律己之心。四是增强奉献意识，克服攀比和从众心理，做到常养浩然之气。五是增强忧患意识，克服贪婪和失衡心理，做到常思贪欲之害。六是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消除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给生活方式带来的不良影响。
（二）制度设计方面
1.努力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净化从政环境。习近平曾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当前，有的地方和部门正气不彰、邪气不祛;“明规矩”名存实亡，“潜规则”大行其道;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的受到排挤，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如鱼得水。这种风气不纠正、不扭转，对干部队伍杀伤力很大。“浇风易渐，淳化难归。”净化政治生态同修复自然生态一样，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对政治生态的重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斯坦福监狱实验结论最重要的论点是情境对人性产生的影响，而这里的情境就是习近平同志谈到的政治生态。斯坦福监狱实验告诫人们，好的情境能够激发人性之善，引人向善，产生善性，从而反过来加强修身养性。而不好的情境能够诱使人的邪恶人性，从而产生恶性并深陷其中。政治生态的优劣也具有同样的效应，因此净化政治生态，努力追求“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的远大目标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而良好政治生态的营造要靠全党上下不懈努力;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立“明规矩”、破“潜规则”，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政治生态不断改善。
2.努力构建完善的制度，对抑制腐败活动起积极作用。斯坦福监狱实验为邪恶行为的产生提出了一个思考框架：坏系统产生坏制度，坏制度必然衍生坏环境，而坏环境会激发人性之恶从而产生恶行。可以从这个思考框架来审视腐败现象，分析腐败的原因。系统是由各种制度构成，因此遏制腐败还应当从完善制度着手。合理的制度必然是授权与监督同时存在，既相信行使权力者的能力，又用制度为权力规定边界。
（三）外部环境营造方面
北欧国家、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走在世界前列，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它们形成了很好的廉政文化。例如，瑞典人认为腐败行为是天理难容的事情，瑞典前副首相撒林就因为使用了公务信用卡购买私人物品而受到舆论的严厉谴责而被迫辞职;新加坡的公务员实行公积金与违纪贪腐行为挂钩，一旦发现公职人员有贪腐行为，那么他本人的公积金将清零。与对腐败零容忍对应的是，北欧、新加坡都非常重视廉政文化的宣传教育作用，这其实是从环境营造方面做出努力，避免领导干部走上“路西法”之贪腐之路。
1.积极培育公民民主意识。民主意识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廉政文化建设离不开具有成熟的民主意识社会环境，“公民只有在政治实践中真实享受到法定的公民权利和承担的公民义务，才能在意识深处真实理解并认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公民民主意识的培育，一方面可以在公职人员中真正确立起‘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的监督的思想观念”。
2.积极建设廉政文化。充分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正确引导、不失时机地传播廉政价值理念，增强人们的认同感。通过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节日，编排各种廉政文艺节目，丰富各民族群众的文化生活。采取贴标语、挂横幅、制展板等多种形式在节庆活动中大力宣传展示廉政文化。运用网络、手机、电视、报纸、杂志全面开展反腐倡廉宣传，在电视台增加以廉政为主题的节目，加强思想引领，提高群众知晓度、参与度。将党风廉政宣传融入社会生活，在公交、地铁、商业区、居民区等公众场所开展廉政主题宣传，同步公布举报方式，强化社会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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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康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