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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学者长时间只呆在学校里面，你的想法可能并不来自社会真实，你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可能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当你把想法应用到政治活动中，你就有机会修正自己的想法
当安东尼·吉登斯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很难把这个亲切随和、风趣幽默的人，跟他所提出的那些艰深难懂的理论联系到一起。
吉登斯的著作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据说，在英国有人怀疑吉登斯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写作小组——因为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他平均每年都要推出一本新书。翻开他的著作，只要看看那些关键词：社会构成、现代性、风险社会、全球化、第三条道路、福利社会……便足以让普通读者晕眩，望而却步。
无可怀疑的是他的成就。这位高大清癯的英国老人，是过去30年里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他对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人的经典作品的诠释一直是“几代大学生课本的生命线”。他还是社会学领域中结构理论的创建者，并将“现代性”的研究推向了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位置，以至于现任欧盟贸易代表帕斯卡·拉米说，是吉登斯发明了全球化。
自1994年《超越左和右》发表以来，他进入了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的行列。他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不仅极大影响了英国工党，以至于他被称为“布莱尔的精神导师”，更广泛地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政治气候。1997年，他当选百年名校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第11任院长，该校作为福利国家的基本思想和政策的发源地，曾对英国社会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但从这位英国“终身贵族”的身上，却看不出多少贵族的严肃和拘谨，他甚至有点不拘礼节。在中山大学演讲前为学生签名时，发现手上沾到了墨水，这位大师竟然将唾沫吐在手上，擦去墨迹，然后若无其事地用那只手继续跟后面的人握手。
演讲结束，到了观众提问时间，出现了一段冷场，满头银发的吉登斯又一次展示了他那不动声色的幽默：“没人提问题吗？没人提问的话我来给大家唱一首Beatles的歌。”
“第三条道路”和“粉红色欧洲”
上世纪60年代，正是Beatles的摇滚乐风靡全球的时代，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向第二次现代化过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现代化模式都处于深刻转型或改革的关键时期。正是在那个反主流文化、反正统价值观的思潮盛行的年代，吉登斯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与社会学发生接触对吉登斯来说纯属意外。在赫尔大学，他是哲学系学生，因为那一年老师不在本校，他只好另找专业。转到心理学系后，他被告知，学习心理学的同时，他还必须学习社会学。
1964年，在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取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吉登斯并没有如愿成为一名公务员，而是成为莱斯特大学的社会学教师。
1960年代的最后两年，吉登斯到了北美。当时正值美国反越战和嬉皮士运动的高潮，吉登斯目睹了加州海滩上嬉皮士们“如同罗马帝国灭亡时的情景”，开始体会到北美热衷一时的激进主义。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现实，对社会运动发表评论，而他在加州大学讲授的社会学课程，则形成了他的第一本书《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理论》。
1994年，吉登斯出版了《超越左与右》，这本书带有强烈的社会改造方案的色彩。他认为左右之争无法解决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并提出了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包括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团结；建设生活政治；用能动性政治解决国家与社会、市场间的关系；发展对话民主和情感民主，对民主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革福利国家，把依赖福利转变成积极福利和在各个领域消除暴力。
这一理论使得英国工党新一代领导人布莱尔找到了立足点，成为新工党的指导性理论。1997年的英国大选中，工党获得了一边倒的巨大胜利，坚持吉登斯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布莱尔当选英国首相。
“第三条道路”被看成是吉登斯描绘出的一幅理想的政治蓝图。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政体：既能够拥有自由市场的效率，又能够拥有福利国家的平等；既能保持经济的增长，又能确保环境不被污染。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信奉“第三条道路”的中左路线的政党在欧洲的13个国家陆续上台，或单独执政，或参加联合政府，当时的欧洲成了左翼党的天下，被舆论称作“粉红色的欧洲”。吉登斯的理论彷佛一夜间在全球各地开花。
从2000年开始，形势起了变化。最初是在不大起眼的奥地利，接着在意大利、丹麦、荷兰和法国等国家，左翼政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在英国国内，对“第三条道路”也有很多不同意见。《卫报》作者波莉·汤因比就认为，虽然第三条道路是“一个理想的政治混合体——灵活、敏捷而且多变”，但对于工党来说，这反而成了一种累赘，因为布莱尔坚持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对未来的目标而言只是一个更为模糊的蓝图”。
今年，布莱尔下台，布朗上台后，吉登斯推出自己的新书《轮到你了，布朗先生——工党怎样再次获胜》，围绕新首相布朗要解决的问题展开。他认为和同期的美、法、德政府相比，布莱尔的工党政府使得英国社会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他也认为布莱尔靠个人品质的吸引力和社会网络获得了选票，但是这种支持来得快，去得也快。
2003年之后，吉登斯相继辞去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和剑桥大学教授职位，目前只保留了英国上议院议员的头衔。这位年近70的老人将自己一生的事业分为两个阶段：前30年的学术研究生涯和近15年来的政治实践活动。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大学工作，但现在我更多地参与到很多的社会领域当中。我觉得，更多的学者应该这样做。如果一个学者长时间只呆在学校里面，你的想法可能并不来自社会真实，你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可能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当你把想法应用到政治活动中，你就有机会修正自己的想法。”
摒弃现代化就是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错误观念
“第三条道路”理论在中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学者秦晖认为，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与问题情境中，“问题”所呼唤的“主义”，应当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激进的中间派”立场。
但是，在中山大学演讲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吉登斯却坦言，他现在已经不太经常提到第三条道路了。“一方面，我们推动竞争的市场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能够辨认和继承一些传统价值，尝试照顾穷人，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目前，这个观点对我来说比原来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更加重要。”
中山大学给他的演讲主题却是“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演讲中，他认为目前全球出现了三大变化：首先是全球化，互相依赖又互相分离；其次是经济生活的本质已经改变；第三是对整个世界的定义有所变化，这是一个更大的反思社会，有更多信息的流通，传统和世俗都有所削弱。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最主要是要在经济和政治上找到平衡点。
每次讨论结束后，吉登斯会用中文说“谢谢”，在新闻发布会上还笑称自己全身穿的都是“Made in China”，但面对记者一个接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提问，他坦白地说，自己对中国并不是很了解。
和妻子莱德妮娃到达广州后，他不断地向身边的人询问有关广东的状况，并且认为“广东就是一个充分享受全球化成果，受益于經济全球化的区域”。
他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中国应该绕开西方国家走过的缓慢的、付出巨大代价的工业发展之旅，直接在环境技术方面有重大的跨越，同时，吸取西方国家过度福利政策的教训，摒弃现代化就是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错误观念。”
早在1997年5月，吉登斯在同英国政治学家克里斯多夫·皮尔森的长篇谈话中就已提及“中国道路”，他认为中国将继续保持快速的经济发展，民主化也会到来。他认为东亚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关键在于对腐败的成功打击、民主化的延伸、对向国内投资的开放以及男女平等地位的增强。
2007年12月3日，当记者提及他10年前的这个判断时，他认为那并不是预言。“中国已经取得了经济上的长足发展。而在政治上，我相信中国会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太多了，比如环保问题，比如政府和商业之间的关系，还有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
当安东尼·吉登斯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很难把这个亲切随和、风趣幽默的人，跟他所提出的那些艰深难懂的理论联系到一起。
吉登斯的著作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据说，在英国有人怀疑吉登斯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写作小组——因为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他平均每年都要推出一本新书。翻开他的著作，只要看看那些关键词：社会构成、现代性、风险社会、全球化、第三条道路、福利社会……便足以让普通读者晕眩，望而却步。
无可怀疑的是他的成就。这位高大清癯的英国老人，是过去30年里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他对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人的经典作品的诠释一直是“几代大学生课本的生命线”。他还是社会学领域中结构理论的创建者，并将“现代性”的研究推向了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位置，以至于现任欧盟贸易代表帕斯卡·拉米说，是吉登斯发明了全球化。
自1994年《超越左和右》发表以来，他进入了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的行列。他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不仅极大影响了英国工党，以至于他被称为“布莱尔的精神导师”，更广泛地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政治气候。1997年，他当选百年名校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第11任院长，该校作为福利国家的基本思想和政策的发源地，曾对英国社会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但从这位英国“终身贵族”的身上，却看不出多少贵族的严肃和拘谨，他甚至有点不拘礼节。在中山大学演讲前为学生签名时，发现手上沾到了墨水，这位大师竟然将唾沫吐在手上，擦去墨迹，然后若无其事地用那只手继续跟后面的人握手。
演讲结束，到了观众提问时间，出现了一段冷场，满头银发的吉登斯又一次展示了他那不动声色的幽默：“没人提问题吗？没人提问的话我来给大家唱一首Beatles的歌。”
“第三条道路”和“粉红色欧洲”
上世纪60年代，正是Beatles的摇滚乐风靡全球的时代，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向第二次现代化过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现代化模式都处于深刻转型或改革的关键时期。正是在那个反主流文化、反正统价值观的思潮盛行的年代，吉登斯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与社会学发生接触对吉登斯来说纯属意外。在赫尔大学，他是哲学系学生，因为那一年老师不在本校，他只好另找专业。转到心理学系后，他被告知，学习心理学的同时，他还必须学习社会学。
1964年，在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取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吉登斯并没有如愿成为一名公务员，而是成为莱斯特大学的社会学教师。
1960年代的最后两年，吉登斯到了北美。当时正值美国反越战和嬉皮士运动的高潮，吉登斯目睹了加州海滩上嬉皮士们“如同罗马帝国灭亡时的情景”，开始体会到北美热衷一时的激进主义。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现实，对社会运动发表评论，而他在加州大学讲授的社会学课程，则形成了他的第一本书《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理论》。
1994年，吉登斯出版了《超越左与右》，这本书带有强烈的社会改造方案的色彩。他认为左右之争无法解决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并提出了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包括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团结；建设生活政治；用能动性政治解决国家与社会、市场间的关系；发展对话民主和情感民主，对民主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革福利国家，把依赖福利转变成积极福利和在各个领域消除暴力。
这一理论使得英国工党新一代领导人布莱尔找到了立足点，成为新工党的指导性理论。1997年的英国大选中，工党获得了一边倒的巨大胜利，坚持吉登斯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布莱尔当选英国首相。
“第三条道路”被看成是吉登斯描绘出的一幅理想的政治蓝图。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政体：既能够拥有自由市场的效率，又能够拥有福利国家的平等；既能保持经济的增长，又能确保环境不被污染。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信奉“第三条道路”的中左路线的政党在欧洲的13个国家陆续上台，或单独执政，或参加联合政府，当时的欧洲成了左翼党的天下，被舆论称作“粉红色的欧洲”。吉登斯的理论彷佛一夜间在全球各地开花。
从2000年开始，形势起了变化。最初是在不大起眼的奥地利，接着在意大利、丹麦、荷兰和法国等国家，左翼政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在英国国内，对“第三条道路”也有很多不同意见。《卫报》作者波莉·汤因比就认为，虽然第三条道路是“一个理想的政治混合体——灵活、敏捷而且多变”，但对于工党来说，这反而成了一种累赘，因为布莱尔坚持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对未来的目标而言只是一个更为模糊的蓝图”。
今年，布莱尔下台，布朗上台后，吉登斯推出自己的新书《轮到你了，布朗先生——工党怎样再次获胜》，围绕新首相布朗要解决的问题展开。他认为和同期的美、法、德政府相比，布莱尔的工党政府使得英国社会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他也认为布莱尔靠个人品质的吸引力和社会网络获得了选票，但是这种支持来得快，去得也快。
2003年之后，吉登斯相继辞去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和剑桥大学教授职位，目前只保留了英国上议院议员的头衔。这位年近70的老人将自己一生的事业分为两个阶段：前30年的学术研究生涯和近15年来的政治实践活动。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大学工作，但现在我更多地参与到很多的社会领域当中。我觉得，更多的学者应该这样做。如果一个学者长时间只呆在学校里面，你的想法可能并不来自社会真实，你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可能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当你把想法应用到政治活动中，你就有机会修正自己的想法。”
摒弃现代化就是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错误观念
“第三条道路”理论在中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学者秦晖认为，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与问题情境中，“问题”所呼唤的“主义”，应当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激进的中间派”立场。
但是，在中山大学演讲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吉登斯却坦言，他现在已经不太经常提到第三条道路了。“一方面，我们推动竞争的市场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能够辨认和继承一些传统价值，尝试照顾穷人，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目前，这个观点对我来说比原来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更加重要。”
中山大学给他的演讲主题却是“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演讲中，他认为目前全球出现了三大变化：首先是全球化，互相依赖又互相分离；其次是经济生活的本质已经改变；第三是对整个世界的定义有所变化，这是一个更大的反思社会，有更多信息的流通，传统和世俗都有所削弱。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最主要是要在经济和政治上找到平衡点。
每次讨论结束后，吉登斯会用中文说“谢谢”，在新闻发布会上还笑称自己全身穿的都是“Made in China”，但面对记者一个接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提问，他坦白地说，自己对中国并不是很了解。
和妻子莱德妮娃到达广州后，他不断地向身边的人询问有关广东的状况，并且认为“广东就是一个充分享受全球化成果，受益于經济全球化的区域”。
他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中国应该绕开西方国家走过的缓慢的、付出巨大代价的工业发展之旅，直接在环境技术方面有重大的跨越，同时，吸取西方国家过度福利政策的教训，摒弃现代化就是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错误观念。”
早在1997年5月，吉登斯在同英国政治学家克里斯多夫·皮尔森的长篇谈话中就已提及“中国道路”，他认为中国将继续保持快速的经济发展，民主化也会到来。他认为东亚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关键在于对腐败的成功打击、民主化的延伸、对向国内投资的开放以及男女平等地位的增强。
2007年12月3日，当记者提及他10年前的这个判断时，他认为那并不是预言。“中国已经取得了经济上的长足发展。而在政治上，我相信中国会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太多了，比如环保问题，比如政府和商业之间的关系，还有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