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大义觉迷录》是中国历史上很有特色的一部文献，是雍正帝为表明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对传统“华夷之辨”重新加以解读的产物。以往研究曾静、吕留良案时，往往集中于华夷观的探讨，而对封建论的论述不多。本文旨在以《大义觉迷录》为依据，浅谈传奇帝王雍正帝对“封建制”的看法。
关键词：《大义觉迷录》;“封建论”;驳“封建论”
1 曾静、吕留良反清案
尽管清朝入主中原八十余年，不遗余力的调节满汉冲突，但汉人“华夷畛域”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认同始终无法消弭。终于在雍正六年（1728年）秋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曾静反清案，并由此牵涉出吕留良案。
1.1曾静、吕留良反清案发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倬（张熙）孤身拦下时任川陕总督岳钟琪即将回府的轿子，仅将书函奉上便触动了这位总督的敏感神经。书信封面题签称其为天吏元帅，开头注明“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显然这封信件极不寻常。岳钟琪细读信函，发现信中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谴责雍正帝是失德的暴君，并例数其十大罪状;雍正帝继位不合法;力劝岳钟琪“趁时反叛，为宋明复仇”等……曾静反清案由此发生。清廷经过周密细致的层层调查，俘获曾静、张熙等一批涉案人员，最终发现曾静反清思想绝大部分是受已故浙江大儒吕留良的影响。
1.2《大义觉迷录》颁行问世
雍正帝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传奇帝王，他的继位和离世问题一直迷雾重重，充满神秘色彩。而其在位期间另一件离奇的事莫过于他对曾静、吕留良案件的处理上，将已故吕留良开棺戮尸，吕氏族人和吕留良门人均受到严惩，而曾静却无罪释放甚至从此跻身官僚阶层。
最终雍正帝下令将两年内有关此案的上谕、审讯词以及曾静《归仁说》合成书，取曾静《归仁说》“盖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觉也”之义，命名为《大义觉迷录》。全书共四卷。这部御制国书收录了雍正帝本人10道上谕、审讯词、曾静口供47篇、张熙等口供2篇，后附曾静《归仁说》1篇。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大义觉迷录》最终问世，随后被颁行全国，近始自天子皇城，远一直可达穷乡僻壤。它囊括了雍正帝大一统观的大部分内容，但此书亦不乏其对“封建”的看法。
2 “封建论”与驳“封建论”
曾静等继承吕留良衣钵，认为欲治天下，必行井田封建，“然后方可望得治平”。他自解《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心向井田制，进而将百姓贫穷的原因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和郡县制。那么曾静、吕留良等人“封建论”具体内容是什么，雍正帝又是如何驳“封建论”呢？
2.1曾静、吕留良“封建论”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曾静等人推崇“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主张废除郡县制，心心念念望世变事革，想乘运起来恢复三代井田封建。指出在今日郡县制下土地尽数被豪门大户所收，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贫穷。把自己同富户豪族相分别，加之吕留良对《孟子》一章的评解，认为井田制可行，治理天下必须采用井田制和分封制，只有井田封建复了才能造就太平盛世，如若不复井田，在贫富不均的世界里，妄谈治理好国家是不可能的。即已言明必须复三代之井田封建，天下才能安定，反之，在贫富不均之时谈如何治理，根本不是办法。因此，在曾静、吕留良等人看来在当世贫富严重不均，井田封建未复的世界里，出任官员追逐利禄，简直是对他们自身人格的一种践踏。
吕留良认为“封建者，圣人公天下之制度也;至秦而私有天下，始自郡县，乃傲然君临四海，于是尊君卑臣之后，由此而起，而上下之意思，遂刊然为一大鸿沟;臣僚徒贪禄位，不知去就之义，是皆郡县之余毒也”。他高度颂扬并极尽向往秦以前的封建制，对此后的郡县制和君臣关系心怀不满，更将官员贪污腐化等官场恶性归咎于郡县制之行。又吕留良文集内云“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洞庭湖边因水灾不能安业之民“到处呼号怨恨，切‘日丧皆亡’之愿”。实质上是将尊君卑臣、官场黑暗的消极方面、百姓困苦不堪等根源归结为封建郡县制。曾静、吕留良等封建论与陆生楠不谋而合。陆生楠曾任江南吴县知县，其在军中借托古人之事盛赞秦统一以前的封建分权之制。《通鉴论》十七篇有“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等语”，完全否定了郡县制。
曾静和吕留良否定清朝合法性，力主回复到三代的井田封建制。对于推翻清朝统治的手段，吕留良批《射不主皮》有“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圣人何故制此不详之物？盖有所用也”。他主张用暴力驱逐夷狄，观点挟有鲜明的大汉族主义色彩。综上可见，笔者认为，曾、吕“封建论”不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和各民族的互相融合。在清朝大一统格局中主张井田封建是一种历史倒退。
2.2雍正帝駁“封建论”
关于封建、郡县制利弊得失争论由来已久。其中颇具典型的是柳宗元论《封建论》。该文中，他三次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阐明分封制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封建制退出历史舞台，被郡县制取代同样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他将封建制与郡县制存废的关键归结为是否“得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开篇提到郡县制实行2000余年，“合古今上下皆安之”，是“势之所趋”。在大一统格局的构建中，郡县制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虽然雍正帝并非是郡县制道路上的开拓者，但是他对郡县制必然之论的分析同样精辟入里。
雍正帝反对曾静、吕留良、陆生楠等标榜“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等主张，逐条进行辩论。
论及“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首先雍正帝承认三代以前封建制的出现是历史必然。但这种封建制出现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其为“良法美意，万世无弊”，而是势所必然。原因是上古三代时期疆域有限，各个国家交往受阻，不通声教，只能在各自有限范围内发展;分封制的出现是“有圣人首出庶物，群然向化，虽不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已定”。在此情况下，圣人只不过是因其地顺其势而行封建。其次，他肯定秦以后郡县制逐步取代封建制亦是历史发展必然结果。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征伐之权转移到诸侯、大夫，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涌现出战国七雄。有鉴于此，封建让位于郡县是形势发展的必然。此外，他在理论上驳斥了在当世复行封建的可行性，同时阐述了复行封建的后果。他举了鲜明例子。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以郡县制治理天下，虽然仅经二世而亡，但郡县制自汉朝以来，历2000余年经久不衰。斗转星移，时移世易，又怎么有在距离三代2000多年的今天复行封建的道理？在当世强复封建只能分裂、混乱天下。因为三代以来的王侯后裔已无处寻觅，那么“后世之勋臣，孰可以享茅土？后世之懿亲同姓，孰可以保万民？即分疆划界，置为万国，又何从得人而封建之乎？”最后，他阐述清朝幅员广大，中外一家，超越千古，是“天时人事，积渐使然”，他举例说明，从前蒙古分为各部落且互相战伐，到元太祖时归于一统，在有明一朝却成为北部边患，而大清太祖皇帝英明神武，吸纳了蒙古部落诚心归于一统。隐喻清大一统是顺应天时人和，日久逐渐形成的。妄言复行封建，只能造成分裂割据和历史倒退。
“封建以御戎狄，则尤为不通之论”，封土建邦之制是无法抵御四方边远民族的入侵的。雍正帝以蒙古为例，明朝年间，蒙古诸部构成明世代边患，明倾尽全国之力防备依然惨遭蹂躏，何况封邦建国后，地方仅百余里，兵甲不满万人，又如何能抵御蒙古大军南下入侵呢？他指斥曾静妄图“距边塞为远，妄意西北、中州各自为守可作藩蔽，为东南诸处假息偷安之计耳”、陆生楠“思欲效策士游说之风，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用，可去之他国”的做法，认为西北、中州诸处如果已经“离析残破，无已自存”，那么身处东南之隅的曾静“虽欲安枕，亦何可得也”。曾静、陆生楠等人于大一统安宁盛世，“皆以复封建为言”，“实天下所不容也”。旨在阐明废封建行郡县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此外，曾静等人将贫困根源归咎于郡县制，雍正帝的论述更为通达。对吕留良“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雍正帝将明清进行对比：明朝末年，朝廷腐败，民不聊生，烽烟四起，朝廷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而大清一统天下，救民于水火，与民休息，明朝百姓都有“更生之庆”。他认为贫富不齐是物之情也。百姓只要能勤俭持家，节俭度日，积蓄定会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反之，如若游手好闲，奢侈浪费，即是曾有家财万贯，也终可能会一贫如洗。富户兼并土地，是由于贫民自致窘迫，售其产于富户，这与郡县制制度本身毫无关系。况且从土地兼并的存在时间上而言，自古就有，并非清朝首创，即便是在汉、唐、宋、明的繁荣时代，实现贫富均齐同样是一种幻想。将自古以来就已存在贫富不均归咎于清王朝的统治，显然毫无道理可言。
综上所述，对比曾静、吕留良等封建论与雍正帝驳“封建论”，笔者认为，雍正帝对封建论的批判闪烁着与时俱进的光芒，他详细阐明了郡县制取代封建的必然性，对曾、吕复行井田封建思想一一进行反驳，强调在大一统王朝格局中，推崇地方郡县制完全听命于中央，最终统一于皇帝的大一统主张，能有效抑制地方分裂割据的危险，显然更利于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推进，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是历史发展的潮流。
关键词：《大义觉迷录》;“封建论”;驳“封建论”
1 曾静、吕留良反清案
尽管清朝入主中原八十余年，不遗余力的调节满汉冲突，但汉人“华夷畛域”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认同始终无法消弭。终于在雍正六年（1728年）秋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曾静反清案，并由此牵涉出吕留良案。
1.1曾静、吕留良反清案发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倬（张熙）孤身拦下时任川陕总督岳钟琪即将回府的轿子，仅将书函奉上便触动了这位总督的敏感神经。书信封面题签称其为天吏元帅，开头注明“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显然这封信件极不寻常。岳钟琪细读信函，发现信中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谴责雍正帝是失德的暴君，并例数其十大罪状;雍正帝继位不合法;力劝岳钟琪“趁时反叛，为宋明复仇”等……曾静反清案由此发生。清廷经过周密细致的层层调查，俘获曾静、张熙等一批涉案人员，最终发现曾静反清思想绝大部分是受已故浙江大儒吕留良的影响。
1.2《大义觉迷录》颁行问世
雍正帝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传奇帝王，他的继位和离世问题一直迷雾重重，充满神秘色彩。而其在位期间另一件离奇的事莫过于他对曾静、吕留良案件的处理上，将已故吕留良开棺戮尸，吕氏族人和吕留良门人均受到严惩，而曾静却无罪释放甚至从此跻身官僚阶层。
最终雍正帝下令将两年内有关此案的上谕、审讯词以及曾静《归仁说》合成书，取曾静《归仁说》“盖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觉也”之义，命名为《大义觉迷录》。全书共四卷。这部御制国书收录了雍正帝本人10道上谕、审讯词、曾静口供47篇、张熙等口供2篇，后附曾静《归仁说》1篇。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大义觉迷录》最终问世，随后被颁行全国，近始自天子皇城，远一直可达穷乡僻壤。它囊括了雍正帝大一统观的大部分内容，但此书亦不乏其对“封建”的看法。
2 “封建论”与驳“封建论”
曾静等继承吕留良衣钵，认为欲治天下，必行井田封建，“然后方可望得治平”。他自解《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心向井田制，进而将百姓贫穷的原因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和郡县制。那么曾静、吕留良等人“封建论”具体内容是什么，雍正帝又是如何驳“封建论”呢？
2.1曾静、吕留良“封建论”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曾静等人推崇“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主张废除郡县制，心心念念望世变事革，想乘运起来恢复三代井田封建。指出在今日郡县制下土地尽数被豪门大户所收，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贫穷。把自己同富户豪族相分别，加之吕留良对《孟子》一章的评解，认为井田制可行，治理天下必须采用井田制和分封制，只有井田封建复了才能造就太平盛世，如若不复井田，在贫富不均的世界里，妄谈治理好国家是不可能的。即已言明必须复三代之井田封建，天下才能安定，反之，在贫富不均之时谈如何治理，根本不是办法。因此，在曾静、吕留良等人看来在当世贫富严重不均，井田封建未复的世界里，出任官员追逐利禄，简直是对他们自身人格的一种践踏。
吕留良认为“封建者，圣人公天下之制度也;至秦而私有天下，始自郡县，乃傲然君临四海，于是尊君卑臣之后，由此而起，而上下之意思，遂刊然为一大鸿沟;臣僚徒贪禄位，不知去就之义，是皆郡县之余毒也”。他高度颂扬并极尽向往秦以前的封建制，对此后的郡县制和君臣关系心怀不满，更将官员贪污腐化等官场恶性归咎于郡县制之行。又吕留良文集内云“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洞庭湖边因水灾不能安业之民“到处呼号怨恨，切‘日丧皆亡’之愿”。实质上是将尊君卑臣、官场黑暗的消极方面、百姓困苦不堪等根源归结为封建郡县制。曾静、吕留良等封建论与陆生楠不谋而合。陆生楠曾任江南吴县知县，其在军中借托古人之事盛赞秦统一以前的封建分权之制。《通鉴论》十七篇有“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等语”，完全否定了郡县制。
曾静和吕留良否定清朝合法性，力主回复到三代的井田封建制。对于推翻清朝统治的手段，吕留良批《射不主皮》有“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圣人何故制此不详之物？盖有所用也”。他主张用暴力驱逐夷狄，观点挟有鲜明的大汉族主义色彩。综上可见，笔者认为，曾、吕“封建论”不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和各民族的互相融合。在清朝大一统格局中主张井田封建是一种历史倒退。
2.2雍正帝駁“封建论”
关于封建、郡县制利弊得失争论由来已久。其中颇具典型的是柳宗元论《封建论》。该文中，他三次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阐明分封制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封建制退出历史舞台，被郡县制取代同样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他将封建制与郡县制存废的关键归结为是否“得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开篇提到郡县制实行2000余年，“合古今上下皆安之”，是“势之所趋”。在大一统格局的构建中，郡县制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虽然雍正帝并非是郡县制道路上的开拓者，但是他对郡县制必然之论的分析同样精辟入里。
雍正帝反对曾静、吕留良、陆生楠等标榜“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等主张，逐条进行辩论。
论及“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首先雍正帝承认三代以前封建制的出现是历史必然。但这种封建制出现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其为“良法美意，万世无弊”，而是势所必然。原因是上古三代时期疆域有限，各个国家交往受阻，不通声教，只能在各自有限范围内发展;分封制的出现是“有圣人首出庶物，群然向化，虽不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已定”。在此情况下，圣人只不过是因其地顺其势而行封建。其次，他肯定秦以后郡县制逐步取代封建制亦是历史发展必然结果。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征伐之权转移到诸侯、大夫，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涌现出战国七雄。有鉴于此，封建让位于郡县是形势发展的必然。此外，他在理论上驳斥了在当世复行封建的可行性，同时阐述了复行封建的后果。他举了鲜明例子。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以郡县制治理天下，虽然仅经二世而亡，但郡县制自汉朝以来，历2000余年经久不衰。斗转星移，时移世易，又怎么有在距离三代2000多年的今天复行封建的道理？在当世强复封建只能分裂、混乱天下。因为三代以来的王侯后裔已无处寻觅，那么“后世之勋臣，孰可以享茅土？后世之懿亲同姓，孰可以保万民？即分疆划界，置为万国，又何从得人而封建之乎？”最后，他阐述清朝幅员广大，中外一家，超越千古，是“天时人事，积渐使然”，他举例说明，从前蒙古分为各部落且互相战伐，到元太祖时归于一统，在有明一朝却成为北部边患，而大清太祖皇帝英明神武，吸纳了蒙古部落诚心归于一统。隐喻清大一统是顺应天时人和，日久逐渐形成的。妄言复行封建，只能造成分裂割据和历史倒退。
“封建以御戎狄，则尤为不通之论”，封土建邦之制是无法抵御四方边远民族的入侵的。雍正帝以蒙古为例，明朝年间，蒙古诸部构成明世代边患，明倾尽全国之力防备依然惨遭蹂躏，何况封邦建国后，地方仅百余里，兵甲不满万人，又如何能抵御蒙古大军南下入侵呢？他指斥曾静妄图“距边塞为远，妄意西北、中州各自为守可作藩蔽，为东南诸处假息偷安之计耳”、陆生楠“思欲效策士游说之风，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用，可去之他国”的做法，认为西北、中州诸处如果已经“离析残破，无已自存”，那么身处东南之隅的曾静“虽欲安枕，亦何可得也”。曾静、陆生楠等人于大一统安宁盛世，“皆以复封建为言”，“实天下所不容也”。旨在阐明废封建行郡县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此外，曾静等人将贫困根源归咎于郡县制，雍正帝的论述更为通达。对吕留良“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雍正帝将明清进行对比：明朝末年，朝廷腐败，民不聊生，烽烟四起，朝廷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而大清一统天下，救民于水火，与民休息，明朝百姓都有“更生之庆”。他认为贫富不齐是物之情也。百姓只要能勤俭持家，节俭度日，积蓄定会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反之，如若游手好闲，奢侈浪费，即是曾有家财万贯，也终可能会一贫如洗。富户兼并土地，是由于贫民自致窘迫，售其产于富户，这与郡县制制度本身毫无关系。况且从土地兼并的存在时间上而言，自古就有，并非清朝首创，即便是在汉、唐、宋、明的繁荣时代，实现贫富均齐同样是一种幻想。将自古以来就已存在贫富不均归咎于清王朝的统治，显然毫无道理可言。
综上所述，对比曾静、吕留良等封建论与雍正帝驳“封建论”，笔者认为，雍正帝对封建论的批判闪烁着与时俱进的光芒，他详细阐明了郡县制取代封建的必然性，对曾、吕复行井田封建思想一一进行反驳，强调在大一统王朝格局中，推崇地方郡县制完全听命于中央，最终统一于皇帝的大一统主张，能有效抑制地方分裂割据的危险，显然更利于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推进，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是历史发展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