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3日，广州市政协会议的大会发言环节，其中最为媒体所关注的，是吴翔委员向广州市委书记、市长和纪委书记“叫板”：“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请你们先公开。”
　　事实上，吴委员这句话本身并不严谨。须知，我国目前尚没有一套成文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那么何谈推不推行？但无论如何，他直率的“叫板”，仍获得网友一片赞声。这是因为，官员财产公开一直都是一件被舆论不断呼吁，也凝结着无数关于反腐希冀的民意所向，但与此同时，这一制度的建构并未真正呼应这种民意。在这种情势下，与其说委员是在“叫板”，倒不妨视为一种制度性焦虑。
　　广州的书记、市长并不是第一个被问及财产公开的官员，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书记张春贤曾被问及“如何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张春贤也表示，只要有这个制度设计，我会率先公布我所有财产。他的表态让人感佩，同时也表明了一个事实，官员的行为，总需要有制度作为前提。
　　虽然我们可以说，不论制度有无，也不影响官员公开财产的个人选择。但即便是有人愿意选择公开，那么除了表明其是一名“另类官员”之外，也未必能推行至整个官场。更重要的是，在没有制度规范的情形下，我们将如何去考评官员个人所选择的公开是真公开？
　　官员财产公开之必要，已毋庸置疑。但正像自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首开先河至今，接近40个进行官员财产公开试点的地区，结果要么人走政息，要么无疾而终一样，我们同样无法寄希望于几个“另类官员”的个性化选择。在财产公开的事情上，如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尽全力而为之，其效果不得不让人存疑。
　　广州吴委员的“叫板”，若能获得回应，自是求之不得，而一个地方“试水”、“破冰”的勇气也不该被否认。它们在客观上形成了对这一制度建构的呼吁，体现了对于制度改良的需求。但无论如何，最核心的问题仍在于，怎样才能真正让官员财产公开成为顶层制度设计，并早日推行。在这方面，委员们除了“叫板”之外，不妨更加深入地就此命题去建言献策。
　　（摘自《新京报》 本文作者：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