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庶民百姓，过去的日子过得很是简单。只要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按时完税纳粮，便可一了百了。国家大事，自有“大老爷”张罗，小民无需也不得操心。孔老先生对此说得明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大老爷”操持国事，也需要了解国情，耳目闭塞难免坏事。因此，自周朝起，中国便有了邮驿制度，从各地到京城之要道，沿途接续设立驿站，负责接待来往官员，同时传递官方公文特别是军事报告。驿站既然专为治国安邦设置，小民若想在此歇个脚捎封信什么的，自然没门儿——虽然驿站的花销全是他们完的税纳的粮。
　　公家人借驿站办点私事倒是可以通融。当年唐玄宗李隆基便曾利用邮驿开办“特快专递”，为杨贵妃运送新鲜水果，留下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佳话。唐代的水陆邮驿共有一千六百多处，朝廷对公文传递有着严格要求，马每天要走七十里，驴五十里，车三十里。遇有紧急事情，驿马一天则要疾驰三百里以上，因此，倒腾点荔枝到京城不成问题。不过，待到唐玄宗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看到从范阳飞驰而来的驿马时，就有些麻烦了，因为安禄山已经起兵杀向长安。尽管这一消息仅用六天便从范阳（今天的北京）送到了玄宗驻跸的潼关，但老李头仍旧应对乏策，最后爱妃被缢不说，自己也光荣地当了太上皇。官家信息再灵通，碰上个风流老大，也难保国运昌隆。
　　宋代公文的传递速度也不低。据《梦溪笔谈》载：“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惟军兴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岳飞一天接到朝廷下令撤兵的十二道金牌，就是这种金字牌急脚递。
　　中国沿袭数千年的邮驿制度，到了清末终于式微，这主要是受到了电报的冲击。马腿再快，到底跑不过电波。1881年12月24日，全长3075华里的津沪电报线路全线竣工，收发公私电报。此后，官方公文传送便渐渐远离了邮驿。电报的开通和允许一般人等收发电报，更为媒体刊登新闻提供了条件。当时上海即有报纸在京城聘人搜集朝廷消息，然后坐火车到天津发至申城。由此，普通百姓也可及时知悉国家大事，未免违背圣人遗训。
　　此后，京沪之间也有了电报线路，传播时政大事更加便捷。据《钏影楼回忆录》中记载，清末上海诸报中，首创每天刊登北京专电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倡办的《时报》，此举还引起了一番轰动。当时的电报分为四等，一等二等是官电，具有优先权；三等四等才是民电。新闻专电大都为四等，要等到所有电报发完后才能发出，送抵报馆往往已是凌晨两三点钟了。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特意规定，新闻电报每字三分钱，较过去大为优惠。但优惠从来要有代价，新闻必须经过官方检查方可发出。因此，一些驻京记者撰写的敏感稿件，大都邮寄至沪作为特约通信发表，以避开检查。其时黄远庸、邵飘萍等人，就是以这类报道成名的。
　　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之后，新闻电报检查制度依然如故。不过其时记者也有应对之策。1930年春天，《大公报》记者徐铸成先生在太原采访时便用过一招。
　　当时西北军的领导人冯玉祥将军因反蒋战败，被阎锡山请到山西“作客”。蒋欲拉冯反阎，而阎又想联冯倒蒋，因而冯将军的一举一动，对时局影响甚大。一次，徐铸成获悉冯已悄悄离晋，赶赴潼关集结部队，不日将联阎反蒋。为了让报社了解这一动向，他发出了一份电报：“天津四面钟对过胡霖表兄鉴：二舅真晚西逝。但请勿告外祖，以免过悲。寿。”
　　这封讣闻，实则另有说道。“四面钟对面”，是《大公报》的地址，“胡霖”是报社负责人之一胡政之的姓名，外人一般很少知道；“二舅”则指冯玉祥，因他当时是第二集团军的头儿；“真”是十一日的韵目代号；“西逝”，也可作“西去”解；“勿告外祖”，是说此事不宜公开。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实在是绝，看过电报，在次日要闻版的突出位置刊登了一条短讯：“北京电话：据太原来人谈，冯玉祥于十一日起，不见客”。如此，既没有泄露冯玉祥的行踪，也为报纸预留了后路。当读者得悉冯阎联手反蒋的消息后，再去翻览前几天的报纸，自会明白《大公报》其实早已掌握内情，只是不便披露而已。
　　在今天的一些报纸的老总看来，《大公报》此举纯粹是“冒傻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