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尽管罗伯特·希勒、努里尔·鲁比尼等著名学者已经多次发出警告，尽管美联储手中早就掌握了次贷问题极其严重的证据，但是美国政界和金融界的决策者们却一再强调：“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
　　为什么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政府未能有效地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为什么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非常迟缓无力？诺兰·麦卡蒂、基思·普尔和霍华德·罗森塔尔认为，关键在于金融泡沫背后的政治泡沫。政治泡沫是僵化的意识形态、反应迟钝且低效的政府机构和特殊利益的产物。当政治泡沫滋生之时，各种政治因素会使监管者对金融问题视而不见，让各种隐含着巨大道德风险的市场行为大行其道，从而为金融泡沫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政治泡沫》一书中，他们阐述了政治泡沫催生以房地产业泡沫为起点的金融泡沫，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的机制和过程；他们还指出，这种模式已经在美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了多次。
　　根据该书，政治泡沫是指一系列政策偏差，它们催生、培育并放大了那些导致金融危机的市场行为。政治泡沫是顺周期的，当市场上出现了追求风险的行为倾向时，政治泡沫不但不会反对之、抑制之，反而只会扶植之、教唆之。例如，在金融泡沫产生、发展时，本应加强监管，但是政治泡沫却放松监管；当投资者本应去杠杆化时，政治泡沫却鼓励他们继续举债；当货币政策本应收紧时，政治泡沫却促成了更宽松的信贷环境。
　　麦卡蒂、普尔和罗森塔尔对“政治泡沫”的生成机制的分析启人深思。他们提出了一个“三I一体”框架。第一个“I”是“意识形态”（Ideology）。意识形态就是某种“思想体系”，它通常与“某个阶层或群体采取的或想要采取的行动有关，因此往往被用来为特定的行为提供正当性理由”；而且这种“思想体系”是“不问原因毫无保留地被作为一个整体全盘地接受，并且被不顾事实真相、不顾事件的实际发展过程而顽固地坚持”的。第二个“I”是“制度”（Institution）。一方面，制度就是“游戏规则”，决定了对于社会行动来说至关重要的激励机制，而坏的激励机制会诱导破坏性的行为；另一方面，制度也型构着政治决策过程，例如，政治家支持什么政策，肯定会受到选举制度的影响；联邦政府的结构（两院制、总统否决权、国会内部的委员会制）也可能会阻碍政府灵活地做出政策反应。第三个“I”是“利益”（Interest）。自利和贪婪是政治泡沫的催化剂。
　　金融泡沫和政治泡沫密不可分。机会主义的金融家经常与机会主义的政治家及气味相投的意识形态死硬派结成同盟，利用一切可能的政治机会去谋取利益。（例如，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存在着一道“旋转门”，今天的监管者可能就是明天的企业家；反之亦然。）不难想象，政治泡沫甚至比金融泡沫更加顽固。意识形态的死硬派是不会修正自己的世界观的；在出现了危机的时候，他们只会想方设法地去找替罪羊，责怪它们偏离了正统，而不愿意承认需要责怪的或许正是原来的正统观念，这就使得政策无法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另外，由于意识形态刚性，决策过程将会被拖迟、被扭曲，当政策得以通过时，原先的逆周期政策可能已经变成顺周期的了，从而为下一次危机埋下了种子。
　　自由市场保守主义并不是唯一促进政治泡沫发展的意识形态。作者们正确地指出，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那些位于政治光谱左翼、秉持以经济平等和种族平等为基石的再分配平等主义信念的政治家们，为加剧住房泡沫的政策提供了关键的支持；而房地产企业和金融企业的高管们则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政治意愿。
　　作者们承认，如果说金融泡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流行症候的话，那么政治泡沫就可能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一个永久性的特征。只要不愿意完全放弃资本主义可以带来的好处，那么这两个特征就都是无法彻底清除干净的。但是他们也坚信，某些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确实比其他政策更加可取。为此，他们的建议是推进“政治改革”，以便建立一些简单的、稳定的、直指问题核心的规则，预防金融危机的再次爆发。例如，他们强调，只有37页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通过）就比3000多页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2010年通过）好得多。这不禁让人想起哈耶克对国会立法权的质疑。哈耶克认为国会应当只立法规定“游戏规则”，而不能试图去满足具体的社会目标。当今时代，美国的民主制度之所以显得“低效”，无疑与国会的绝大多数立法活动都涉及再分配有关。
　　虽然作者们强调，该书只针对美国，但是他们总结的经验教训，显然对其他国家也有借鉴意义，包括中国，尤其是当改进经济效率的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而政治风险则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至少，书中给出的分析框架应该仍然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