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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的歌舞片风靡一时，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类型片之一。当时，美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十分严格，歌舞片避开了“暴力”、“色情”，以歌舞作为迎合观众欣赏品味的商业元素，取得了成功。好莱坞的歌舞片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是巨大的。电影观众受到歌舞文化的影响，迷恋上了“舞厅”，导致城市文化生活的转变；与此同时，电影创作者们也注意到了“音乐”为影片带来的魅力和商业价值。
一、中国早期歌舞片的商业性
在世界音乐史上，音乐的娱乐性早已被人关注：基督教音乐的功利性与娱乐性曾经发生过冲突，音乐家和艺术家各执一词，反对音乐娱乐化的人们认为这样有悖于宗教信仰。然而文艺复兴时代，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潮自然影响到了音乐领域。这一时期，世俗复调音乐取得支配性地位。世俗复调音乐的特征是娱乐性，16世纪，这种音乐形式渐渐渗透进宗教音乐，为西方古典音乐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肯定了音乐固有的娱乐本质。
中国早期歌唱片将音乐的娱乐性表现到极致。方沛霖被称为中国早期歌舞片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他一生创作了许多歌舞片。方沛霖导演的歌唱片虚化了城市政治和社会背景，制造出欢乐愉悦的氛围，显示了电影音乐的娱乐性。《化身姑娘》是方沛霖作为导演拍摄的第一部歌舞片，这部影片以歌舞场面串联，变现富家女化身男子后经历的爱情。1936年，国内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化身姑娘》对于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的逃避使其获得了种种批判，这部影片也被称为是当时“软性电影”的代表。
虽然在思想上遭到批评，但是《化身姑娘》在票房上却获得巨大成功，“大大叫座”。当时，有文章报道了《化身姑娘》票房的火爆：
艺华最近拍完了《化身姑娘》一片，当局担忧着公映时不能赚钱，于是便想出了一个包租办法。首先把在在上海的开映权包给一个片商，代价是五千元，其后又以二千五百元的代价把江浙两省的开映权售给一家恒远洋行。不料该片在金城首映，连日便收回六七千金，包租的人只此一次，老本便已回来，而且还有盈余。[1]
于是，艺华公司决定拍摄《化身姑娘》的续集，并且完全掌握发行权。据资料显示，《化身姑娘》“一连拍了四集”，让艺华公司彻底扭亏为盈[2]，可谓是“挽救了当时的票房危局”。
事实上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艺华公司已经开始转摄“软性电影”，从1935年推出《花柱之夜》开始，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为止，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共拍摄19部影片，大多数都是喜剧片、爱情片和侦探片。《化身姑娘》的商业成功更加坚定了艺华公司走“娱乐路线”的决心。
40年代，方沛霖再次获得拍摄歌舞片的机会，其大多数的歌舞片都是在1942-1947年之间拍摄的，如《万紫千红》、《凤凰于飞》、《莺飞人间》、《假面女郎》、《青青河边草》、《花外流莺》、《歌女之歌》。
40年代的歌舞片作为一种“类型电影”而存在，通过不断复制影片创作模式，达到同样的商业效果。美国电影史学家蒂诺·帕利奥（Tino Balio）在研究好莱坞大电影公司时认为，为了获得最大利润，每个电影公司都必须拍摄适应“花钱观众的趣味”的类型电影，从而“在市场获得立足之地”。既然想要生产一部必然成为票房冠军的电影是不可预测的，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电影公司不断复制一部已经获得成功的电影，并尽量在观众市场形成一种稳定的趣味取向[3]。
无疑，歌舞片中的歌唱片段是吸引观众的最主要原因。固然，音乐具有娱乐化特性，但历史空间中观众的审美倾向也是决定影片成功的关键。蒂诺的观点可以被接受，但是所谓的“趣味倾向”的形成与其说是“创造出来”的，不如说是“观众内心渴望”与“电影类型模式”共同作用的产物。处于30、40年代的电影观众，在通过观看抗战电影抒发爱国热情的同时，也希望能够使自己的感官获得慰藉，暂时脱离压抑的情绪。歌舞片恰恰是迎合了这种观众的需求，以“心灵的沙发椅”的身份出现，凸显出强大的商业价值。
二、中国早期歌舞片的艺术性
早期的中国歌舞片不仅引起了商业的轰动，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性。音乐构成歌舞片重要的审美要素，增添了影片的藝术性。有学者指出：“在电影中，空灵境界和意境的推出，除了镜头、画面的调度将起重要作用外，音乐、音响的有机配合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4]
在《花外流莺》中，周璇扮演具备歌唱天赋的饭店老板周莺，周璇天真、活泼，她的歌声充满了快乐的气息。周莺与严化扮演的大学生到山上游玩，周莺唱起《桃李春风》，山上的景色春光明媚，给观众带来自由、洒脱之感，周莺与大学生边唱边舞，歌声、音乐与景色交织，体现出导演方沛霖情境交融、声画结合的功力。《桃李春风》在此片中多次出现，积极乐观的歌词唱出了年轻人心中的希望：“我们要奋发图强，做新中国的栋梁。合爱精诚，消除惆怅，并肩携手争取辉煌。”
歌曲《桃李春风》为影片带来的是“自然之美”。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钟嵘《诗品序》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物”是一个抽象程度极高的美学范畴，在美学领域，它指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自然事物的外显形象。自然的“律动”才是艺术创作的源头，刘勰称之为“物色”。所谓“物色”，是以宇宙自然的生命律动为基础形成的外显形象，在这一形象中，同时展现出美的形式。
《桃李春风》这首歌曲便具有自然的律动感，将春天之美表现的淋漓尽致。春天来了，青年们在山坡上踏青玩耍，共同抒发奋发图强的信念。“春风吹襟袖，桃李满门墙；负笈来四方，聚首在一堂···让温暖的春风，吹送着桃李芬芳，让弦歌的声浪，追随着春风飞扬。”影片中，自然与音乐合二为一，形成“优美”的视听感受。“弦歌的声浪”与自然的律动达成一致的节拍，使得影片《花外流莺》充满了美感，其间包含的艺术价值是不可否认的。
除了影片中的插曲，《花外流莺》这部影片几乎自始至终都伴随着音乐。当丁求实吃面条时，周莺向面条里放了很多辣椒，此时的音乐是紧张的弦乐，在紧张中又包含戏谑风格。当周莺与丁求实清晨隔窗聊天，饭店伙计偷看，音乐是调皮的。当周莺想要为求实交学费而遭到拒绝，跑步离开，此时的音乐是小提琴的追逐感。音乐与歌曲奠定了《花外流莺》的欢快氛围，虽然剧情中存在误会，但是音乐为影片打下了愉悦的基调，让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喜剧片。值得一提的是，《花外流莺》除了演员的精彩表现和导演的出色指导，作曲阵容也十分强大，包括姚敏、金钢、候湘、林枚等当时知名作曲家都参与了歌曲和音乐创作，为作品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与其他类型影片不同的是，在歌唱片中，作曲家的意义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提升。
注释：
[1]耶：《严春堂算盘打错化身姑娘看人赚钱》，《娱乐》1936年第二卷第36期，第476页。
[2]杜云之：《中国电影七十年》，台北：中华民国电影图书馆，中华民国七十五年，第210页。
[3]Tino Balio，“Columbia Picture： The Making of a Modern Motion Picture Major， 1930-1943”， David Bordwell，
[4] Carroll：Post-Theory： Reconstructing Film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419-426.
[5]周月亮，韓骏伟：《电影现象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一、中国早期歌舞片的商业性
在世界音乐史上，音乐的娱乐性早已被人关注：基督教音乐的功利性与娱乐性曾经发生过冲突，音乐家和艺术家各执一词，反对音乐娱乐化的人们认为这样有悖于宗教信仰。然而文艺复兴时代，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潮自然影响到了音乐领域。这一时期，世俗复调音乐取得支配性地位。世俗复调音乐的特征是娱乐性，16世纪，这种音乐形式渐渐渗透进宗教音乐，为西方古典音乐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肯定了音乐固有的娱乐本质。
中国早期歌唱片将音乐的娱乐性表现到极致。方沛霖被称为中国早期歌舞片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他一生创作了许多歌舞片。方沛霖导演的歌唱片虚化了城市政治和社会背景，制造出欢乐愉悦的氛围，显示了电影音乐的娱乐性。《化身姑娘》是方沛霖作为导演拍摄的第一部歌舞片，这部影片以歌舞场面串联，变现富家女化身男子后经历的爱情。1936年，国内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化身姑娘》对于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的逃避使其获得了种种批判，这部影片也被称为是当时“软性电影”的代表。
虽然在思想上遭到批评，但是《化身姑娘》在票房上却获得巨大成功，“大大叫座”。当时，有文章报道了《化身姑娘》票房的火爆：
艺华最近拍完了《化身姑娘》一片，当局担忧着公映时不能赚钱，于是便想出了一个包租办法。首先把在在上海的开映权包给一个片商，代价是五千元，其后又以二千五百元的代价把江浙两省的开映权售给一家恒远洋行。不料该片在金城首映，连日便收回六七千金，包租的人只此一次，老本便已回来，而且还有盈余。[1]
于是，艺华公司决定拍摄《化身姑娘》的续集，并且完全掌握发行权。据资料显示，《化身姑娘》“一连拍了四集”，让艺华公司彻底扭亏为盈[2]，可谓是“挽救了当时的票房危局”。
事实上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艺华公司已经开始转摄“软性电影”，从1935年推出《花柱之夜》开始，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为止，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共拍摄19部影片，大多数都是喜剧片、爱情片和侦探片。《化身姑娘》的商业成功更加坚定了艺华公司走“娱乐路线”的决心。
40年代，方沛霖再次获得拍摄歌舞片的机会，其大多数的歌舞片都是在1942-1947年之间拍摄的，如《万紫千红》、《凤凰于飞》、《莺飞人间》、《假面女郎》、《青青河边草》、《花外流莺》、《歌女之歌》。
40年代的歌舞片作为一种“类型电影”而存在，通过不断复制影片创作模式，达到同样的商业效果。美国电影史学家蒂诺·帕利奥（Tino Balio）在研究好莱坞大电影公司时认为，为了获得最大利润，每个电影公司都必须拍摄适应“花钱观众的趣味”的类型电影，从而“在市场获得立足之地”。既然想要生产一部必然成为票房冠军的电影是不可预测的，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电影公司不断复制一部已经获得成功的电影，并尽量在观众市场形成一种稳定的趣味取向[3]。
无疑，歌舞片中的歌唱片段是吸引观众的最主要原因。固然，音乐具有娱乐化特性，但历史空间中观众的审美倾向也是决定影片成功的关键。蒂诺的观点可以被接受，但是所谓的“趣味倾向”的形成与其说是“创造出来”的，不如说是“观众内心渴望”与“电影类型模式”共同作用的产物。处于30、40年代的电影观众，在通过观看抗战电影抒发爱国热情的同时，也希望能够使自己的感官获得慰藉，暂时脱离压抑的情绪。歌舞片恰恰是迎合了这种观众的需求，以“心灵的沙发椅”的身份出现，凸显出强大的商业价值。
二、中国早期歌舞片的艺术性
早期的中国歌舞片不仅引起了商业的轰动，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性。音乐构成歌舞片重要的审美要素，增添了影片的藝术性。有学者指出：“在电影中，空灵境界和意境的推出，除了镜头、画面的调度将起重要作用外，音乐、音响的有机配合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4]
在《花外流莺》中，周璇扮演具备歌唱天赋的饭店老板周莺，周璇天真、活泼，她的歌声充满了快乐的气息。周莺与严化扮演的大学生到山上游玩，周莺唱起《桃李春风》，山上的景色春光明媚，给观众带来自由、洒脱之感，周莺与大学生边唱边舞，歌声、音乐与景色交织，体现出导演方沛霖情境交融、声画结合的功力。《桃李春风》在此片中多次出现，积极乐观的歌词唱出了年轻人心中的希望：“我们要奋发图强，做新中国的栋梁。合爱精诚，消除惆怅，并肩携手争取辉煌。”
歌曲《桃李春风》为影片带来的是“自然之美”。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钟嵘《诗品序》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物”是一个抽象程度极高的美学范畴，在美学领域，它指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自然事物的外显形象。自然的“律动”才是艺术创作的源头，刘勰称之为“物色”。所谓“物色”，是以宇宙自然的生命律动为基础形成的外显形象，在这一形象中，同时展现出美的形式。
《桃李春风》这首歌曲便具有自然的律动感，将春天之美表现的淋漓尽致。春天来了，青年们在山坡上踏青玩耍，共同抒发奋发图强的信念。“春风吹襟袖，桃李满门墙；负笈来四方，聚首在一堂···让温暖的春风，吹送着桃李芬芳，让弦歌的声浪，追随着春风飞扬。”影片中，自然与音乐合二为一，形成“优美”的视听感受。“弦歌的声浪”与自然的律动达成一致的节拍，使得影片《花外流莺》充满了美感，其间包含的艺术价值是不可否认的。
除了影片中的插曲，《花外流莺》这部影片几乎自始至终都伴随着音乐。当丁求实吃面条时，周莺向面条里放了很多辣椒，此时的音乐是紧张的弦乐，在紧张中又包含戏谑风格。当周莺与丁求实清晨隔窗聊天，饭店伙计偷看，音乐是调皮的。当周莺想要为求实交学费而遭到拒绝，跑步离开，此时的音乐是小提琴的追逐感。音乐与歌曲奠定了《花外流莺》的欢快氛围，虽然剧情中存在误会，但是音乐为影片打下了愉悦的基调，让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喜剧片。值得一提的是，《花外流莺》除了演员的精彩表现和导演的出色指导，作曲阵容也十分强大，包括姚敏、金钢、候湘、林枚等当时知名作曲家都参与了歌曲和音乐创作，为作品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与其他类型影片不同的是，在歌唱片中，作曲家的意义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提升。
注释：
[1]耶：《严春堂算盘打错化身姑娘看人赚钱》，《娱乐》1936年第二卷第36期，第476页。
[2]杜云之：《中国电影七十年》，台北：中华民国电影图书馆，中华民国七十五年，第210页。
[3]Tino Balio，“Columbia Picture： The Making of a Modern Motion Picture Major， 1930-1943”， David Bordwell，
[4] Carroll：Post-Theory： Reconstructing Film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419-426.
[5]周月亮，韓骏伟：《电影现象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