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柴静的《看见》引发热议。与其他名人图书不尽相同，《看见》不只是知名电视节目衍生的副产品，也不只是把名气做为卖点吸引粉丝，或鼓吹“成功”样板而已，它是让人以阅读的方式突破直观的“看”——视觉元素，和平面化的“见”——即时性理解，从而向更深处开掘。从电视新闻时评到文学性自叙，思考它提供的种种现象，可以深化人们对消费文化环境中社会事件和自身处境的理解。面对现象，我们不能止步于西哲的现成观点，例如技术理性对精神世界的戕害，而是切身地回到思索的进程中去，体验其中温热的人文关怀和理念探索。
　　《看见》逸出了电视新闻节目“看见”，借助于两种转向：一是将电视节目所代表的公共立场絮入个人体验的针脚，从“人”的立场扩展事件的维度，把呈现式的“看见”逐渐深化为一种精神完成；二是把看电视变为读书，把镜头飞速掠过的“信息”重新还原为可读、可深究、可以延宕意义空间的“事件”。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精神向度和意义追求，表达了柴静身为电视人却试图批判“娱乐至死”的努力，借以反思电视文化对人的精神塑型，反抗从“娱乐”到“愚乐”的宿命。
　　《看见》的内容属于柴静的电视生涯，即镜头中万人可见的公共事件，但叙述姿态又是个人化的。这既形成《看见》内在的矛盾，也成就了其特色。
　　譬如，《看见》有独特的语体，自述成长的语调夹带情感色彩，这是电视新闻节目避忌的，也是其他同类写作者从未用过的。刚刚从事电视新闻主持工作时，柴静在镜头前常带出不够冷静的情绪和残余的文学腔，那是新闻实录的坚硬石板边缘冒出的个人心绪的小小花朵，而整本《看见》则干脆就是徐徐铺展在女文青的喃喃自语中。基于新闻客观中立一类理念的平实语调与沾染了个人心绪的成长叙事，不妨视为刘小枫曾经谈论的两种伦理的关系：普遍的伦理理性与叙事伦理学的差别。前者关心应该如此的外在群体性法则，而后者只记述单个生命的状况，即道德的特殊状况。打动读者，与读者产生情感互动的则是后一种自述。这两种维度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地交融、交织、相互完善而浑然一体，而是以一种角力形态出现。对于柴静这样的新闻人，理性认识和观念传达至为重要，因此这本书似乎是有意过滤掉了自我成长的情节，余留的全是与工作有关联的、职业精神和理念的领悟。女学生气和文艺腔，柴静在书中时时自我批评，是她成长中必须铲除的障碍。但另一方面，文字自述却无法彻底滤除个人性情，内心中盛开的浪漫主义花朵被摁在水下，却始终不会沉落。在群体要求的角色演绎和个体的生命欲求之间腾挪躲闪，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十分意外地受人喜爱。固然，文体只是“腔调”，更重要的刘小枫提及的个人叙事伦理，即叙事本身的“义理”在于捍卫个体。柴静从进入CCTV就强调“我关注的是新闻中的人”，她说的“人”是个体的人，记者柴静的说法恰好与作家莫言获诺奖之后的“我一直在写人”完全一致。这个个体“人”也是刘小枫所说叙事的基点。理解群体的出发点，也是这个“人”。书中，柴静回溯如何在情感和生命立场的驱动下一次次突破着电视主播的行为边界，例如在双城为少年伸手擦眼泪的镜头：当她伸出手去，止于“看见”的理念已被打破，观众看见的不再是无色彩呈现，而是情感的交流。一部分人批评她煽情或出示了主观立场，指责其与新闻精神相悖，另一部分人开解为“她有她的方式”，而她始终无法回答自己这一做法是错还是对。当她请教前辈“这么做对么？不，先别回答，你要像苏联作家说的那样，‘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后咱们再来讨论。”这十年间她建构了自己的行动理念，其实也就是基于对人同情式的理解，贴着人去“看见”，对个体痛苦的根源做多角度的考察和多层次的追问，以心怀悲悯的方式化解，绝不仅仅是引导观众到达观看为止。某种程度上，“看见新闻中的人”对“看见”是一种弥补和完成。或许是这样的解说更接近柴静的本意：“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看待他人是为了了解自己，不轻易给他人做道德宣判，相信人性中总有值得尊重之处，并带着这种尊重去“看”去呈现。
　　《看见》重述的虐猫事件、药家鑫事件都是这一类的例子。虐猫视频固然宣示了暴力和血腥的存在，但是虐猫女背后至少还有两重原委，值得进一步追问：其一是网络视频点击率表达了对罪恶的需求，这才有专门网站导演了虐猫一类事件以牟利，那么，暴力视频的制作和观赏根源何在？再进一步，普通人对暴力为何有需求？其二是虐猫女展示的强悍和暴戾背后是不堪一击的底层人生，是软弱人性压抑扭曲的果实，那么导致其压抑和扭曲的罪责又归于谁？柴静的调查对千夫所指的恶行做了一个立体的诠释，她的本意不是为某人脱责，而是怀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在清白中拷打出罪恶，在罪恶中看到清白”的悲悯引导读者更深地探究罪恶的渊薮，而不希望简单地声讨并最后遗忘。追问和反思才是受罪和愤怒过后唯一的补偿，单一的仇恨只能导致新的罪恶。“遥远的罪恶与你我有关”，只有到抵这里，才能说是完成了对人性恶的超越和升华，否则，不管是罪恶的施行者还是蒙受者，“看见”都只是生命和情感的浪费而已。这就表达出对“深度”的一种追寻。在电视镜头和节目解说中，鲜有可能传达出这些“深层”的“个人叙事伦理”，而图书《看见》则由于纸质媒体促人主动思考的特性，成功追加了伦理价值和存在意蕴。
　　如果退后一步，从文化研究者的立场来看，那就不妨试问，为何电视新闻对上镜记者有“不许流露情感”之类严苛的戒律呢？其实这与电视媒体的“视觉系”角色有关。“工业社会使其公民患上影像瘾；这是最难以抗拒的精神污染形式。”（苏珊·桑塔格）正因为电视媒体本身是充分娱乐化的，即便是新闻，人们的注意力也会轻易被任何具有感染性的事物俘获，譬如主持人的一颦一笑，造成对事件的熟视无睹。如果有人认为电视的娱乐至死功能是因为电视一直在播放娱乐节目，而新闻、探索、纪实等等“深度观察”一类的节目，则天然地具备意义向度和精神维度，就忽略了电视媒介本身的特性。决定了看电视就是“找乐”的，并非电视内容，甚至也不是电视制片人，而是电视这种传播媒介本身的特质。注视着电视屏幕，视觉不断接受刺激，人的头脑是无法展开深层思考的，因此，即便是最严肃的东西出现在电视媒体上，也被视作“景观”，人也被抽空丰富的可能性，只留下一张“脸”。所以，原罪并非出在电视新闻记者是否有表情和导向性上，而是电视本身对“深度”的消解。闾丘露薇等人“砍柴”的言论，与其说是针对柴静，倒不如说是放大了电视本身的缺陷，而在这一点上，闾丘和柴静，其实是站在同一阵线，因为她们都在抵制娱乐至死的电视传媒命运。图书的出版、阅读和流传，可以视为是对电视这一天然缺陷的弥补，对“影像瘾”的一种克服。 　　某种程度上，电视人，即便是最有权力的电视人，处境也像尼尔·波兹曼所描述的那样：“如果你是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制片人，那么，你根本无法忽视电视提出的要求。他要求你为最大的观众群奋斗……”这种局面，不能归罪于电视人本身，随着它的发展和进步，娱乐的效用却愈演愈烈，拒绝走向知识分子所期待的反思。“我想说的是，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我们前面说过，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逐渐丧失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是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尼尔·波兹曼）依靠电视填充时间的人，精神世界日益萎缩，精神能力逐步退化，而不是和电视工业一起同步发育。
　　意识不到无知，彼时是一个悲观的预言，但是目前看来却正在慢慢实现。越来越习惯于电视洗脑，不仅使人丧失“判断信息的能力”，而且也丧失了对“知”的欲望，丧失作出判断的主动立场，丧失作为“个体”的人的立场，日益从人民成为“受众”，最后成为缺少理性判断的“群氓”。阅读或许会挽回这种颓势。电视人出书，例如《看见》，对已经不那么新鲜的新闻旧事重提，并非对电视的重复，而是在尽力讲出镜头背后的故事，即拉开适当距离的时间、视点、舆论环境，追溯事件成为新闻的经过，形成反思和回顾。这当中，之前看似坚定的价值立场或许会发生游移和疏离，从而改变已经板结一块的定论，使得事件的丰富性得以呈现。马尔克斯说：“从真正的事实中去发现可能性，是记者和小说家的工作，也是先知的工作”。从纸面上阅读“真正的事实”，而不满足于“食用”镜头处理过的安全、中性的新闻报道，意味着对事件的“可能性”也就是开放性，做不定向的思索，这种思索是人们仍旧具备灵性维度和自由头脑的表征，失去这个，人们就只能成为单向度的人。 与此同时，电视人通过写作表达对深度的追求，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个社会对公众表达自由的追求，它的意义深远。柴静《看见》对一系列轰动一时的事件的追溯，意在提醒人不要遗忘，这些事件不仅与柴静有关，与亲历者有关，而且与那个时间节点走来的每个人有关，这些事件应该成为所有人的精神资源，柴静在用写作和阅读的方式，邀请人以精神行走的方式参与到追溯中来，分享这种公共的精神资源。
　　不过，与任何流行事物相同，柴静受到的追捧也渐成“错爱”：譬如有人说，2013年电视新闻年度人物非柴静莫属；还有作家在微博中说出大白话，“柴静平台好，文笔好，长得漂亮，不红天理难容啊”。此语似褒实贬，一个红字取消了柴静作为电视新闻人向公知身份靠拢的种种努力，并再次凸显了电视时代全社会的泛娱乐化地倾向以及消费本性。柴静的形象进入这一消费链条之后，她对于思想价值的坚守会迅速淹没在符号化的偶像解读当中。当这本书顺畅的阅读“口感”和文艺姿态成为一种新的流行，柴静为抵制流行和坚持独立性所做的努力，也许终究会淹没无声。一片喧嚣中的孤独，大概是这类图书在传播中的宿命。
　　（苏妮娜，《艺术广角》杂志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