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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谈判协议，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由北伐名将叶挺任军长，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高领导人项英任副军长。但新四军成立不到一个月，国民党江西瑞金当局就挑起了一起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端，史称“瑞金事件”。由于谭震林沉着应对，没有让事态扩大，经过多方努力，事端终于得到解决。
1938年1月9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挂牌办公，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也在南昌宣告成立，均以项英任书记，曾山任东南分局副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1月16日，中共闽粤赣省委派军事部长谭震林前来赣南向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汇报工作。谭震林带了随从人员7人，从福建永定出发，乘汽车路过龙岩、长汀，于当日下午到达瑞金县城，入住设在河背街的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行前，谭震林遵照闽粤赣省委指示，写了坚持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经过，以及抗日战争新形势下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情况的报告，概述了经过三年艰苦奋斗，闽西南以上杭、永定、龙岩为中心，建立了8个县委、五六十个区委，400多个支部，有3000多名党员，4000多名地方武装人员。谭震林在报告的结尾写了一个附言：“我这报告只写了一个大纲，详细情况由我口头报告。如果需要的话，以后我再分开一个一个的问题缓缓来写，如在我谈话的时候，最好备一张较详细的福建地图，以便对工作地区有充分的了解。”
谭震林到瑞金后，即叫张开荆通知瑞金党组织负责人和游击队领导同志到办事处开会。除杨洪才等留守在游击队驻地外，钟民、胡荣佳、张悌、张开荆等均参加了会议。谭震林向大家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说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意义，要求部队要做好北上抗日的准备。汀瑞中心县委和游击队负责人汇报了游击队的情况，研究部队整训、转移，以及地方党的工作。会议开到晚上11点多钟。不料，就在当天晚上，发生了“瑞金事件”。国民党军黄镇中部从办事处的后门冲了进来，进行突然袭击。黄镇中曾是红军的一个连级干部，后来叛变革命，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保安团头目，后被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收编为“别动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国民党军事当局封为“独立第三十三旅旅长”。他得知谭震林到达瑞金的消息后，立即调来一个营，包围了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开枪打死办事处负责人肖忠全。他们借口“这么多人开会，事先不通知，图谋不轨”，阴谋先把红军游击队负责人扣留，然后消灭红军游击队。与此同时，黄镇中还派兵袭击游击队驻地。由于地下党组织和交通员及时地将“瑞金事件”消息告知了游击队，游击队撤离了原驻地，占据有利地形，准备痛击敌人。黄部不敢贸然进犯，游击队也乘夜转移别处。
面对突如其来的紧张态势，谭震林镇定自若，沉着应对。为制止事态扩大，避免流血冲突，谭震林严肃地对在场的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和冲进来的敌兵说：“同志们，同胞们，我们不能打内战！党中央、毛主席有明确指示，所有中国人和抗日同胞，在这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都要联合起来，团结对敌，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要消灭一切汉奸卖国贼！”他又向敌兵反复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当时，红军游击队的干部、战士都很气愤，有的拔出枪来，准备开枪自卫。游击队负责人钟民立即警觉起来，一边拦住他的两个准备开枪的警卫员，一边说：“这是敌人的阴谋，不要开枪，不要上当受骗！”由于谭震林、钟民顾全大局，忍耐克制，没有让事态扩大。
但是，敌人蓄意挑起事端，不肯就此罢休。他们对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当场逐个搜身检查，把枪支、弹药、钱物收缴登记，扬言“暂时收留起来，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归还”。谭震林、张开荆、钟民和游击队的其他干部、战士，被非法扣留在办事处的不同房间里。第二天，温仰春及从延安派回南方的长征干部邓振询、李坚真、李桂英4人，从南昌新四军军部携带新四军第二支队的番号，关防，军费，张鼎丞、谭震林等人的委任状，电台，以及报务人员等，乘坐插着新四军旗帜的汽车前往龙岩途经瑞金时，也被黄镇中部拦截，连人带物被扣留在旅馆里面。他们与别动队交涉，指出他们这样做是破坏国共两党已经达成的协议，必须负起延误新四军集中开赴前线抗日的重大责任，并出示公文证件，要求释放谭震林和所有被押人员。至此，被扣押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共40多人。
“瑞金事件”发生后，项英正在江西赣州。他亲自向国民党赣州专员马葆珩交涉，并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发出急电，抗议独立第三十三旅黄镇中部破坏国共合作协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扣留的全体人员，发还饷物。新四军驻池江办事处和驻龙岩办事处也向国民党瑞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被关押的谭震林与国民党瑞金当局交涉，通过电台向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告。南昌新四军军部接到谭震林的电报后，再次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交涉。迫于形势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国民党瑞金县县长也主张和平解决。最后由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发电报给瑞金当局，下令释放被扣留人员。
1月19日，国民党瑞金当局释放了谭震林、温仰春、邓振询、李坚真以及随从人员，归还了电台、枪支、弹药、钱物和印信符号。对汀瑞游击队的干部、战士，除张开荆先被释放外，也在事后陆续释放。钟民回忆道：“经过一周后的交涉，先放八路军全部人员，继而再放瑞金人。我和胡荣佳，则先押解到南昌，再经军部直接交涉后才释放。”钟民和胡荣佳被押解到南昌后，关押在江西省保安处看守所。他们打听到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设在三眼井，便写信到三眼井新四军军部和办事处，要求回到新四军。办事处接信后，立即派负责人到看守所看望和慰问，并积极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交涉。至3月底，国民党方面才用黄包车将他们送到新四军军部。
敌人先放张开荆，也是一个阴谋。黄镇中派了独立第三十三旅一个营长找张开荆谈话，提出要和张开荆“结拜兄弟”，要张开荆回游击队驻地去，把山上的汀瑞边红军游击队带下山来，到瑞金县城实行整编，实际上就是图谋要汀瑞游击队编入黄镇中的部队。为了挽救红军游击队，并把“瑞金事件”的情况通报给游击队其他领导人，将游击队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张开荆打算运用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将计就计，并向谭震林作了汇报，得到了谭震林的同意。谭震林指示张开荆在与对方营长“拜把子”以后，“迅即返回游击队去。归队以后，要先向游击队领导人把情况说清楚，然后动员全体人员做好出发准备，力争在归队后第二天晚上，就率领全部游击队离开原地，转移到龙岩整编”。谭震林还交代张开荆：“你告诉大家，这些话是我说的。”计议妥当以后，张开荆与对方营长搞了个“喝鸡血酒，结拜兄弟”的仪式。果然，5天以后，张开荆先被放了出来。张开荆归队以后，向游击队其他领导人说明在瑞金被扣押的情况，传达了谭震林的指示，火速进行动员准备，率领游击队干部、战士脱离险境，保证了部队的安全。根据项英指示，汀瑞边游击队先向安远转移，然后到大余池江集中。黄镇中得悉后，又派兵阻拦。为避免正面冲突，保存抗日力量，经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研究，汀瑞边游击队360余人改向龙岩白土集中，编入由张鼎丞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的新四军第二支队。
在处置“瑞金事件”中，由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努力，社会各界的支持，解决得还算比较及时、稳妥，善后处置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其中，作为当事人的谭震林，沉着应对，镇定自若，起了重要的作用。○
题图 谭震林
责任编辑 马永义
1938年1月9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挂牌办公，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也在南昌宣告成立，均以项英任书记，曾山任东南分局副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1月16日，中共闽粤赣省委派军事部长谭震林前来赣南向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汇报工作。谭震林带了随从人员7人，从福建永定出发，乘汽车路过龙岩、长汀，于当日下午到达瑞金县城，入住设在河背街的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行前，谭震林遵照闽粤赣省委指示，写了坚持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经过，以及抗日战争新形势下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情况的报告，概述了经过三年艰苦奋斗，闽西南以上杭、永定、龙岩为中心，建立了8个县委、五六十个区委，400多个支部，有3000多名党员，4000多名地方武装人员。谭震林在报告的结尾写了一个附言：“我这报告只写了一个大纲，详细情况由我口头报告。如果需要的话，以后我再分开一个一个的问题缓缓来写，如在我谈话的时候，最好备一张较详细的福建地图，以便对工作地区有充分的了解。”
谭震林到瑞金后，即叫张开荆通知瑞金党组织负责人和游击队领导同志到办事处开会。除杨洪才等留守在游击队驻地外，钟民、胡荣佳、张悌、张开荆等均参加了会议。谭震林向大家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说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意义，要求部队要做好北上抗日的准备。汀瑞中心县委和游击队负责人汇报了游击队的情况，研究部队整训、转移，以及地方党的工作。会议开到晚上11点多钟。不料，就在当天晚上，发生了“瑞金事件”。国民党军黄镇中部从办事处的后门冲了进来，进行突然袭击。黄镇中曾是红军的一个连级干部，后来叛变革命，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保安团头目，后被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收编为“别动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国民党军事当局封为“独立第三十三旅旅长”。他得知谭震林到达瑞金的消息后，立即调来一个营，包围了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开枪打死办事处负责人肖忠全。他们借口“这么多人开会，事先不通知，图谋不轨”，阴谋先把红军游击队负责人扣留，然后消灭红军游击队。与此同时，黄镇中还派兵袭击游击队驻地。由于地下党组织和交通员及时地将“瑞金事件”消息告知了游击队，游击队撤离了原驻地，占据有利地形，准备痛击敌人。黄部不敢贸然进犯，游击队也乘夜转移别处。
面对突如其来的紧张态势，谭震林镇定自若，沉着应对。为制止事态扩大，避免流血冲突，谭震林严肃地对在场的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和冲进来的敌兵说：“同志们，同胞们，我们不能打内战！党中央、毛主席有明确指示，所有中国人和抗日同胞，在这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都要联合起来，团结对敌，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要消灭一切汉奸卖国贼！”他又向敌兵反复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当时，红军游击队的干部、战士都很气愤，有的拔出枪来，准备开枪自卫。游击队负责人钟民立即警觉起来，一边拦住他的两个准备开枪的警卫员，一边说：“这是敌人的阴谋，不要开枪，不要上当受骗！”由于谭震林、钟民顾全大局，忍耐克制，没有让事态扩大。
但是，敌人蓄意挑起事端，不肯就此罢休。他们对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当场逐个搜身检查，把枪支、弹药、钱物收缴登记，扬言“暂时收留起来，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归还”。谭震林、张开荆、钟民和游击队的其他干部、战士，被非法扣留在办事处的不同房间里。第二天，温仰春及从延安派回南方的长征干部邓振询、李坚真、李桂英4人，从南昌新四军军部携带新四军第二支队的番号，关防，军费，张鼎丞、谭震林等人的委任状，电台，以及报务人员等，乘坐插着新四军旗帜的汽车前往龙岩途经瑞金时，也被黄镇中部拦截，连人带物被扣留在旅馆里面。他们与别动队交涉，指出他们这样做是破坏国共两党已经达成的协议，必须负起延误新四军集中开赴前线抗日的重大责任，并出示公文证件，要求释放谭震林和所有被押人员。至此，被扣押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共40多人。
“瑞金事件”发生后，项英正在江西赣州。他亲自向国民党赣州专员马葆珩交涉，并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发出急电，抗议独立第三十三旅黄镇中部破坏国共合作协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扣留的全体人员，发还饷物。新四军驻池江办事处和驻龙岩办事处也向国民党瑞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被关押的谭震林与国民党瑞金当局交涉，通过电台向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告。南昌新四军军部接到谭震林的电报后，再次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交涉。迫于形势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国民党瑞金县县长也主张和平解决。最后由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发电报给瑞金当局，下令释放被扣留人员。
1月19日，国民党瑞金当局释放了谭震林、温仰春、邓振询、李坚真以及随从人员，归还了电台、枪支、弹药、钱物和印信符号。对汀瑞游击队的干部、战士，除张开荆先被释放外，也在事后陆续释放。钟民回忆道：“经过一周后的交涉，先放八路军全部人员，继而再放瑞金人。我和胡荣佳，则先押解到南昌，再经军部直接交涉后才释放。”钟民和胡荣佳被押解到南昌后，关押在江西省保安处看守所。他们打听到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设在三眼井，便写信到三眼井新四军军部和办事处，要求回到新四军。办事处接信后，立即派负责人到看守所看望和慰问，并积极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交涉。至3月底，国民党方面才用黄包车将他们送到新四军军部。
敌人先放张开荆，也是一个阴谋。黄镇中派了独立第三十三旅一个营长找张开荆谈话，提出要和张开荆“结拜兄弟”，要张开荆回游击队驻地去，把山上的汀瑞边红军游击队带下山来，到瑞金县城实行整编，实际上就是图谋要汀瑞游击队编入黄镇中的部队。为了挽救红军游击队，并把“瑞金事件”的情况通报给游击队其他领导人，将游击队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张开荆打算运用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将计就计，并向谭震林作了汇报，得到了谭震林的同意。谭震林指示张开荆在与对方营长“拜把子”以后，“迅即返回游击队去。归队以后，要先向游击队领导人把情况说清楚，然后动员全体人员做好出发准备，力争在归队后第二天晚上，就率领全部游击队离开原地，转移到龙岩整编”。谭震林还交代张开荆：“你告诉大家，这些话是我说的。”计议妥当以后，张开荆与对方营长搞了个“喝鸡血酒，结拜兄弟”的仪式。果然，5天以后，张开荆先被放了出来。张开荆归队以后，向游击队其他领导人说明在瑞金被扣押的情况，传达了谭震林的指示，火速进行动员准备，率领游击队干部、战士脱离险境，保证了部队的安全。根据项英指示，汀瑞边游击队先向安远转移，然后到大余池江集中。黄镇中得悉后，又派兵阻拦。为避免正面冲突，保存抗日力量，经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研究，汀瑞边游击队360余人改向龙岩白土集中，编入由张鼎丞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的新四军第二支队。
在处置“瑞金事件”中，由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努力，社会各界的支持，解决得还算比较及时、稳妥，善后处置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其中，作为当事人的谭震林，沉着应对，镇定自若，起了重要的作用。○
题图 谭震林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