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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兴衰历来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国内政治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推出的《大国》学术丛刊，旨在求索中国作为古老的文明大国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自处及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大国之道。4月27日，多位学者与新闻媒体在上海召开学术座谈会，就大国崛起、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文化认同和当前中国的学术研究等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下是会议的部分内容，本刊选载以飨读者。
高全喜(《大国》主编)：
作为《大国》丛刊的主编，我先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大国》是一份学术季刊，每期30万字，自2004年9月创刊至今已经出版了3期。
关于《大国》的编辑宗旨，我分别在三期的“编者手记”中有所陈述。对于使用“大国”一词，参与创刊的同仁们曾经产生意见分歧，特别是对应的英文翻译，更是令我们颇费踌躇，显然Great Power、Nation、State、Empire等似乎都不妥，即便是现在的National Interest也难以准确表达我们的意思。但无论怎么说，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华政治共同体正开始以一个大国的姿态步人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社会，尽管我们曾经有过辉煌的大国历史，尽管我们正经受着转型时期的巨大阵痛，面临着体制内外的诸多难题，但毕竟我们迎来了千年难逢之变局的历史机遇。所谓的“大国”，是中华政治共同体目前的一种动态的描述，其所蕴涵的多层意义有待开放性的辨析来厘定，正像王焱在封底文字所指出的，它求索的“是中国作为古老的文明大国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自处及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道理”，即“大国之道”。基于上述共识，我们认为《大国》属于一个基于中国现实国情之上的有关国家建设的学术刊物，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制度、观念等多个领域，追求富有内容的宏大叙事，重视战略性的思考、分析与意见。在众多学术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大国》一路走来，在第1期集中讨论了和平崛起问题，第2期聚焦于国家利益，第3期是国家战略，第4期和第5期将着重研究民生问题。
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建设问题，这一点在时下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彰显之下更为突出和尖锐，应该引起学术界的深思。现代民族国家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存在，还是一种法律拟制，总有一个利益问题以及利益的制度机制问题。《大国》中的数篇文章着重探讨了国家利益的一般理论、“现代化”成长机制、宪政、自由与民主政治，以及国家安全、发展战略以及民族主义等诸多问题。例如，李强教授在文章中提出的在中国如何建设共和民主政体就是一个国家制度问题，吴稼祥先生论证的“现实的自由主义”理论，则在国际政治中指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战略框架，张文木先生提出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观”则开辟了思考国家问题的地缘政治的新视野。至于其他各个栏目中的文章，或者讨论当今中国在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捕捉一些建设性的观念因素，或者从学理上梳理国家战略的经纬脉络，为构建我国未来的大战略提供理论基础，或者汲取古今中外传统理论的资源，重读前人的高论，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原理，或者就中国目前面临的外交和内政、政治与经济等诸多问题，高屋建瓴，多有论述。我们知道，理论从来就不是抽象的，特别是对于正在经历着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中国来说，如何把握“正确理解的利益”，这一点尤为重要。早在二百多年前，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曾精辟地阐释过“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当时他关注的是有关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但在我们看来，这一原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国家问题重大而复杂，在编辑中我们试图从不同的侧面展示这个曾被视为自由主义的“隐蔽的主题”之症结，特别是其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相关联的诸多问题。对此我认为，时下所谓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没有多少建设性意义的。前一派某些人的观点过于拘泥于个人权利和国家内政建设，而忽视了国家利益问题，特别是无视当今国际秩序中的国家问题，因此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就显得幼稚和荒谬。后一派相反，由于忽视了国家制度的宪政民主价值，因此对于国家问题不是解构就是附庸，实际上也是误读了中国现时代的根本问题之所在。我认为，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我们当今的时代主题，也是现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因为从新旧两个政治传统来看，有关现代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都远没有完成，甚至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现代国家涉及国家的主权、政体、公民权利与义务、法制、民主与宪政，以及公共德性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在我国都很缺乏，甚至需要从零开始建设。一个强大的宪政国家，加上公民自由权利的充分保障，再加上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些是现时代的中国国家建设的主题，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内政目标。从历史上看，它们也是西方发达的民族国家在三五百年大致走过的历程。因此，如何从民主政治与世界政治的双重角度考察中国所面临的国内与国际的问题，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两难困境，审慎、周密地提出一个构建现代国家的内政外交的国家哲学，是我们的头等大事。我认为，在内政方面，我们需要一种“自由的国家主义”哲学，而在外交方面，我们则需要一种“现实的自由主义”哲学。前者是我们克服片面的个人主义和同样片面的极权主义的有效途径，后者是我们摆脱有关中国威胁论和对抗国际霸权主义的有效途径。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已经尽可能地使用了已有的制度资源，宪政民主的现代国家建设是今后的必由之路。
说实在的，编辑《大国》，如履薄冰。何谓大国?是否大国?大国与强国，大国与政制，大国的道路，立宪的困境，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决断，千百年来未有之变局，和平崛起的一厢情愿，新帝国主义的强权，等等，等等，诸多问题纷至沓来，小小的《大国》何以承载得了?李泽厚早就指出，现时代是一个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这个判断背后隐含有三种预设：一是学术与思想的两厢对立，其中思想比学术高明；二是学术与思想的两厢对立，学术比思想高明；此外，还有一种预设，即学术与思想的相互融会贯通，脱离思想的学术只是些雕虫小技，无学术累积的思想无异于浮夸干瘪之论。我想《大国》的立意在于第三种预设，它不拘泥于末枝细节、学科分类，旨在瞄准中国现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战略性、历史性与人文性为基调，为言说者提供一个多元开放的公共平台，建设性地勾勒他们的所谓宏大叙事。
我们历来以“泱泱大国”自视，但那是王朝帝制下的心态，离现代民族国家成熟的公民意识相去甚远。我们既要看到中国还很贫弱，真正地步人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大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也要看到中国块头很大，已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开始发挥作用并承担责任。《大国》愿为培育公共的现代国民意识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喜欢中国的，还是讨厌中国的，都无法无视中国的存在。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中，中国开始渐渐地从边缘走向中心。
不过，要断言中国已经成为真正的大国，尚为时过早。何谓大国?按照什么来衡量?CDP总量?世界工厂?安理会中有否决权?——假如按照这些标准衡量，中国应该可以算大国。不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我看来，是否称得上大国，要放在人类文明的长时段中来衡量，也就是说，是否在人类文明史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中国理所当然是大国，一个占据世界中心的文明大国。不过，这已经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从十八世纪开始，世界的中心逐渐移向欧洲，特别是西欧，然后转移向美国。以古希腊和基督教文明为历史传统的西方文明如今成为全球最强势的文明，而代表了这些文明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大国。这些大国，不仅在经济、科技、军事和国际政治上举足轻重，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成为当代文明的主流典范和主流话语，影响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角落。也就是说，真正的大国，是能够以自己的制度典范和文化典范辐射到全世界的那些国家。 从这个标准来衡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经是一个革命的大国，毛泽东的红色典范在全世界刮起了一股毛旋风，大大颠覆了资本主义的国内秩序和全球秩序。不过，这股革命的文化旋风很快偃旗息鼓。虽然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以世界工厂的姿态重新崛起，不过，直到今天为止，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还多集中在经济和贸易层面，政治方面的影响基本没有超出东亚。而在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对世界的影响，更是微弱，我们自己还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多种悖论之中，无所定型。
中国过去是这样的世界大国，现在离这个目标尚远，未来有希望吗?
一切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大国的涵义。一切取决于我们的明智选择。一切取决于我们不懈的努力。
韦 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都处在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和发展期。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体系中的市场机制的生成和扩展，已把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提到学界和全社会各界人士面前，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中国显露的许多现实问题要求我们学术各界从经济学理性推理之外的研究视角来反思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深层制度结构、我们的政府体制安排、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我们的经济与社会改革走向和具体路径选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面对这些重大社会选择和历史际遇问题，就经济学界来说，在学科的研究视角、分析工具和知识积累诸方面均力不从心，甚至有些茫然(那些浅薄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除外)。因此，最近在一些场合，如在与北京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汪丁丁和姚洋的思想对话中，我一再呼吁，经济学人要积极主动地与其他学界的朋友对话，尤其是要与政治哲学界、伦理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历史学界、人类学界的朋友对话。因为，改革、发展、经济增长、宪政民主、法治社会、人民福祉、国家安全、民族复兴，等等，都是当今学界和社会各界所共同面临的极具挑战性的现实问题。面对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实挑战和历史机遇，相信任何一个学科的学人，都不敢妄称把握了全局，理清了大势，看准了路径。因此，我们需要沟通，需要对话，需要相互学习，需要共同探索。在这个方面，《大国》丛刊显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高全喜刚才谈到李泽厚先生提出的现时代是一个“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的断言。我不了解李泽厚先生是在什么语境下说这句话的，如果仅是说出这一判断，我觉得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首先，李泽厚先生的这一“学术—思想”二分法本身，就值得进一步推敲。没有扎实的学术研究，在现代社会中，能会产生真正有卓见的思想?反过来，没有思想的学术，又会是真正的学术?即使我们勉强同意李泽厚先生的这个二分法，也会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这个二分法是就当代中国所说的，还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的?如果是就当代中国而言的，情形可能正与李泽厚先生的判断相反。在当今中国，我们似乎太缺少严格扎实的学术，而太多人在那里天马行空和闭门自我揣摩地“思想”了。如果是就世界范围来说的，则如果不是对当代思想发展的脉络和理论进展视而不见，就是情感上还与之格格不入。即使我们同处在康德和马克思这样历史上的思想巨人的思想阴影中，读读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奎因、斯特劳森的语言哲学，布劳威尔、歌德尔、普特南的数学哲学，黑尔和帕菲特的伦理学，阿罗、哈森伊和森的福利经济学，哈耶克、罗尔斯、诺齐克、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以及读读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格尔茨的人类学，德沃金的法学，巴特尔和蒂利希的宗教神学，你说人类社会的思想在当代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他们这些人，是缺少学术，还是缺少思想?
当然，不管李泽厚先生的这一判断是否确当，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好问题，提醒我们要认真反思一下当今中国思想界的现状，并促使我们思考处于社会渐进且实为巨变的转型期中，未来中国思想界的学术之路将如何走。现代——或精确地说当代一哲学、社会科学讲分工，讲专业化，但也讲沟通和对话。从经济学上来讲，只有分工，才有专业化，才有市场扩展和知识进步。思想和学术“市场”，何尝不是如此？
未来我们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探索之路将如何走?高全喜刚才提出的主张显然有道理；要在思想中做学术，在学术研究中蕴生和滋养思想。我们要以一种敬重的态度去重读古典，更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当代。在学术上的急功近利思想，要不得；在思想上和学术上的妄自菲薄，也没必要。
刘 擎(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阅读《大国》之后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大国》具有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一方面，我们的时代被理解为一个“关键时刻”，需要一种果决的“政治决断力”；一方面，又将这种重大的决断诉诸于审慎的政治判断力。这两者之间既互为紧张、又相互依存。也许，这正是我们时代意识的特质。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思想状况似乎又回到了1980年代的争论局面。但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经过九十年代的思想讨论，当代政治话语已经颠覆了1980年代颇为流行的“国家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浅薄观念。二十年之后，我们不仅历经了激进左翼以及后现代思潮的洗礼，同时也将保守主义的思想纳入了公共论争的视野(Leo Strauss和Carl Schmitt的论述在一些思想最为锐利的青年学人中获得了强有力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张“大国”的抱负，直言“National Interest”不再是一个被污名化的、“反动的”理念，而是标志了某种“政治成熟”，并在某种阐释中可以完全契合中国“和平崛起”、“政治文明”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国家论述。许多为“自由派”论者所不齿的政治理念，在今天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以更为深刻也更为正当的形态重新出现在思想论域的中心。这或许是二十多年来中国思想界成熟的某种标志。
我们如何把握这个时代的“重大时刻”，如何做出“政治决断”?《大国》讨论的许多国际与国内的现实问题远不只是停留在“技术主义”的维度上，不是在“理性选择”或者“国际关系”的方向上展开讨论，而是极为注重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层面上把握这些问题。《大国》提供了一种具有现实相关性的理论讨论方式；同时，与当下许多“派别性”出版物不同，它没有一味宣扬某种固定的价值教条，而是保持了理论和价值的多样取向。在这个意义上，它既是“适时”的又是审慎的，编者似乎很自觉地意识到，所有理论论述，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反新自由主义”到“敌我政治论”，一旦被“口号化”都可能变成浅薄而可怕的教条，都可能使我们走火人魔，在“未成熟”的时刻就做出贸然的、自以为果敢的“决断”。以政治决断的紧迫性压倒判断力所需要的审慎，以一种幼稚代替另一种幼稚，仍然是一种危险。
不久前听到一个流传的笑话，说是一个小学教师对同学讲国际政治，她说“等将来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强国，我们也不会欺负别人”，这时候一个小朋友提问，“老师，如果我们不欺负别人，怎么知道自己是第一强大呢?”这个段子很让人玩味，在当下的各种互相竞争的观点中，我们甚至不能判断教师和提问的小朋友相比谁更为幼稚。
在我看来，“大国”是一个政治文明共同体，需要一种深刻的政治价值认同。现代世界的价值多元性不仅局限在私人生活领域，而且表现为政治多元论。这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政治自由主义试图在个人对“善”的信奉与公共的政治价值之间划出一条界线，这是十分费力的，而且在不具有像美国这样特殊的文化政治传统的文明体中很可能是徒劳的。中国目前多元价值的冲突和分裂，不仅是私人性的，也是政治性的。我们在几乎所有重要公共问题上，都可以看到相当对立的意见与立场。一个大国必须做出决断，而国家在塑造集体政治价值认同中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我们面对的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而是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当下的潮流与1980年代出现一个巨大的反差，自由主义论述不再具有光环，而经常被看作是一种幼稚的理论幻觉，或者一种虚伪的道义蛊惑。现在许多学术功力深厚的学者都羞于与自由主义为伍，自由主义的污名化正在青年学人中成为一种时尚的潮流。但是我在这里发表一点反潮流的一家之言。我认为，对自由主义的污名化，以及这种污名化造成的政治后果将成为我们时代最严重的幼稚病。中国知识界追逐新鲜理论的恶习有时会达到穷凶极恶的程度。在1980年代自由主义新鲜可人，于是成为时尚；而今天已经是隔夜凉菜，于是被人轻易的唾弃。我们似乎不用搞清楚，这个三百多年以来最具有扩张力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时又是至少十几位欧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所开创和发展的思想传统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好像就因为有一些浅薄的自由主义辞藻，因为某种似是而非的自由主义与政治压迫的相关性，因为某些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义的论述将自由主义判定为罪魁祸首，我们就可以将这个伟大的思想传统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这在我看来不是深刻，而是时尚的蛊惑。
我以为，对自由与平等的价值确认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这根本不用谎称自身的“价值中立性”才能获得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将自由与平等作为政治集体认同的核心价值当然不是客观中立的，不是非历史性的，它当然是一种历史的建构，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实践结果。但自由主义实践中的普适效力以及历史必要性真的已经破产了吗?在我看来，对它的反驳远远没有完成，至少没有像现在许多人自以为是的那样确定了。对此需要更为复杂的论证，而这个论证现在并没有认真地层开，或者说只是以相当浅薄的方式在展开。对我来说，与民族主义的问题一样，不是我们要不要自由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自由主义的问题。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从来不是一个单纯同质化的东西，而是复杂变化的。现在论及建造一个伟大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如果以民族传统为名而轻易剔除了自由主义这个选项，很可能会是在时尚的沙漠之上建造的“大国”。在这个意义上，反自由主义者与浅薄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患有“政治不成熟”的幼稚病。
洪 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大国”这个名字非常好。这一术语至少表明了一种志向，表明了对国家的一种期许。高全喜刚才说，要从英文中找一个“大国”的对应词，很费踌躇。我想，原因大概就在于中文词“大”的涵义，在西方语言里(或者说西方精神里)或许不见得有。目前所采纳的英文刊名(Nation Interest)反映了西方思想所认识的国家之最“大”者：interest一词今天常狭义理解为“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权力利益”，这个词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涵义。《大国》第2期的“论国家利益”一文探讨了这一复杂概念。
从现有3期看，《大国》研究现实问题，但没有拘泥于某一具体问题、具体立场、具体事件，而是研究现实中的大问题、重大问题及其意义。这一做法值得推崇。“大国”指的是中华政治共同体，因此，大国研究，就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而且是中国的大问题、根本问题的研究。所谓当今“学术凸显、思想淡出”，在目前的学院中表现为一种倾向，就是研究愈来愈专业化、分科化，愈来愈所谓“价值中立”。在某些大学里，院、系、专业、方向之间，彼此篱笆扎得很牢，若延伸到别的领域，对那边而言有“入侵”的嫌疑，对这边而言有“背叛”的嫌疑。这种画地为牢的做法不利于对真问题的真正的学术研究。“大国”研究要求有对人自身的关怀，要求有宏大的视野，要求有历史感，要求将人的生活视为一个整体，因此，它必然会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历史乃至地理的诸多学科。这一研究必然应以问题为主，追随问题而进入各个领域，而非在研究之先已预制藩篱，预定领域。
我认为，大国研究要求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更严格地说，这一研究要求以问题主导，摒弃已有的学科前见。大国研究原本不应出于某种学科的利益与兴趣，而是出于对现在的尤其是未来的中国人应该如何生活的关怀，它的基本主题当然是何谓善之生活这一核心问题。这是一个整全性的问题，对它的研究必然也是整全性的。今日之学院，往往过度追求校、科、专业之利益，学科之狭隘视野大大限制了提出大问题、把握大问题、理解大问题的能力，甚至于使大问题、真问题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尤其是，学院内部的利益与权力之争夺导致眼界壅塞、目光狭窄，学院中人常为一己之生存而斗争，遑能有对国计民生的关怀。
学科、专业细分固然体现了学术向精致方向的发展，而流弊在于，整全之学问被人为切割成碎片，学问成为恒订之学。我想，大国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对宏大的、整全性问题之学术兴趣，有助于打通学科限制，复兴整全性学术研究。
学以载“道”已有很久不大听得到了。《大国》之宗旨出于对所谓“大国之道”的关切，出于对“国家利益”的关切，令人赞许。一段时间以来，有种倾向，认为一讲“道”、一讲“国家利益”，就是在主张某某“价值”，就不“学术”不“中立”了。需要对这种来自实证社会科学倾向的方法论基础有所反思。也有人认为，要讲“道”，要讲“利益”，要讲“价值”，就要讲所谓“人类利益”、“普遍价值”，以显示不偏不倚。反对只注重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不顾他国的乃至人类整体的利益，是“大国”概念中的应有之义，反对他国的只顾一己之私利而不顾公义的行动，也不能算作“狭隘”。人皆当首先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人将自己的民族、国家、传统置于首位，合乎人之自然，乃天理人情，无所非议。一味地空泛地谈论人类之爱、世界之爱，一味玄谈抽象的普遍价值、世界规则，也有凌虚蹈空的偏颇，这种抽象的“普遍价值”从来是不能落实的。一国的学术首先是为了这一国人民的，为学术者首先要爱自己的这片土地，爱生活于这片土地之上的人民，学术首先要为他们做出贡献。只有这样，才谈得上为人类为世界做贡献。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我想把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决定来大陆访问的决策过程作为例子来谈。连战访问大陆，是两岸政治家们在理性选择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共识的结果。连战过去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一个不成功者，台湾传媒有一句挖苦话，说他是“连战连败”，很能说明他的困境。我在台湾访问过一个月，各派人士都对连战没有很高的评价。他本人也已经决定在八月份前要退出主席职位了。在所有人看来，连战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过气的边缘化的政治人物。然而，历史却出现了转机，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一位下属在一次与朋友的餐叙中，听到一位民间友人提出了一个新见解，这位民间友人建议，由于连战与卢武铉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连战不妨学学南韩卢武铉访问北朝鲜的办法，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这位下属餐叙结束后立即把这一建议告诉了连战，连战立刻意识到这一建议的重要性，他第二天就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这位民间友人，并与他共进午餐。此后的一切就这样定下来了。另一方面，我们大陆在两岸关系上出现新势头，也同样与中央领导人在听取了北京与上海的许多专家学者提供了不同思路与设想之后，通过集思广益形成的新思路有关。两岸关系上出现的这一新发展、新格局，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决策的理性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岸都在一定程度上，在民间层面上，存在着多元选择的机制。
中国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在这一特殊阶段，每时每刻，都会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政治各领域中的问题、困难、矛盾、障碍。我们无法通过先验的理性来应对这些矛盾与困难，也无法根据前人的经验来安排我们的转型战略设计。更何况，这种从全能体制多元化的新型社会体制的转型，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大国的成功软着陆先例。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解决中国转型过程中这些困难与障碍的办法只能根据一个现实主义的原则，即根据我们的世俗理性，通过试错反弹的方式，寻找出尽可能的低成本、高效益的办法与路径来。“摸着石头过河”，曾经被不少人认为是缺乏理性计划的被迫的经验主义，实际上，这句格言却相当形象而准确地表达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现实客观条件。我们在信息相对不全、理性判断能力相当有限的条件下，只能通过投石问路的方式，通过试错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前进路径。 如何成功地实现试错反弹?这里就需要一种多元的选择可能机制。更具体地说，需要有一种在众多可能提供的办法与方案中进行择优的制度安排与社会机制。而只有存在着相对自由的思想空间，存在着小规模的、多元化的思想个人，一种可以表达不同意见的精神氛围和一定的自由竞争的环境，才有可能形成这种多元选择的机制。众所周知，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的体制是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各级决策者是根据意识形态的信仰原则来作为决策依据的，遇到具体问题，无须通过试错反弹，政治原则提供了演绎出具体决策方案的方案与办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前阶段最迫切需要建设的，就是这种能为决策选择提供多元选择的组织、机制与制度。
要形成健康的、有效的、对社会发展具有不可缺少的功能的民间思想库，要使一个社会中多元思想能生存、竞争、在思想碰撞中发展，需要的正是《大国》这样的思想战略型民间刊物，这样的刊物不同于那些学报、研究所所刊、院刊之类的学院派纯学术刊物。《大国》的意义在于，它可以通过在充分利用我们的环境可能提供的自由讨论的限度的范围内，集思广益，从不同角度涉及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大国所面临的问题、矛盾，让作者自由地提出自己的独特的看法与建议。在文化层面、思想层面以及具体操作层面，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中国人提供不同的选择思路。正如人们面对日常生活中各种困境与矛盾时总会希望从更多的办法中进行选择，从当中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主意一样，国家为了避免决策失误，为了使转型能更加顺利，也决不能缺少在多元的方案中进行选择的条件，而民间思想的存在实际上就提供了一个机会。思想百花齐放，对于现代化成功所必须的多元选择机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端赖于此。
谭再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国际关系就是研究大国如何追求国家利益的。从国际关系的理论上来讲，也是解释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的。为什么现在国际上经常会出现一阵阵的中国热，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其发展的速度又是如此之快，这也是“中国威胁论”经常出现的一个基本原因。从《大国》编者的设计来看，它有一个比国际关系更开阔的视野。我赞成这样一个观点：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一门科学，实际上人是一个整体，社会也是一个整体。但因为社会科学越来越分化了，研究的越来越细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人和一个不完整的社会。被许多社会学科看作是权威的、不可证伪的观念，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因此，社会科学的整合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是不是一个大国的问题早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解决了，中国被美国罗斯福总统看作是未来四个维持世界和平的大国，后来又成了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因此，现在的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不是一般性的大国问题，而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问题。我们国家的成长和现在民族的复兴，需要一个进行准备的过程，不是说崛起了就崛起了。中国的崛起需要两个方面的准备，首先是国内的问题，我们国家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中国将以一个什么面目来崛起，中国的崛起将带给世界什么等等。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硬权力”的问题，还需要一个国家的“软权力”的发展。实际上，在现在的国际社会，软权力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们将为未来的中国提供什么样的软权力，这个课题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感。另一个问题是国际社会的问题，对待中国的问题不像对待一个小国家那么容易。国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将对国际社会的规制、结构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因此，国际社会如何容纳中国和中国如何进入国际社会并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也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我希望《大国》为中国的未来崛起起到理论预言的作用，为中国民族复兴提供战略、策略和时政评述。
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谈一谈大国问题。我们很容易指出某些国家是大国，某些国家不是。这说明国际社会中的大国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而且这种标准具有时代性。不伺的时代，大国的标准会有所变化。就在上个世纪，大国的概念就遭遇了三次大的挑战。
第一次挑战是1944年“超级大国”概念的引入。自从二战以后，超级大国就取代了大国成了人们论述国际政治的最常用的概念。超级大国意味着它们具有全球性的影响，与大国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超级大国这一概念的出现，表明大国的定义发生了分化，大国不再是单一的，同一水平的，而是相互之间力量悬殊的。这也与现实的权力分配相对应。
第二次挑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超级大国”的出现。过去人们经常以具有多大的军事能力来衡量一个大国，但是随着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人们在衡量一个大国时越来越看重经济因素。自此，大国标准进一步分解，人们将仅在某种独特资源中具有强大权力的国家也称为大国。如能源大国、贸易大国、农业大国等。这种思维也在影响政治家的行为。大国标准的这种变化意味着世界权力的分化更为深入和进入专业领域，大国将不再由军事权力独自决定。我国学者经常以“综合国力”来衡量大国，就是受到了这一观念的影响。
第三次挑战就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帝国”概念的引入。它由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顾问罗伯特·库珀(Roben Cooper)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顾问菲利浦·波比茨(Philp Bobbitt)将其理论化，并使得美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中都带有这种理论的痕迹。库珀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后现代国家，也称市场国家，即北美、欧洲国家和日本；第二类是现代国家，也被称作民族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还有一类是前现代国家，如非洲国家、阿富汗、中东国家。在此基础上，库珀提出了他的“新帝国主义”政策，即后现代国家首先要动用它们的国家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来控制现代国家，同时也制止前现代国家那些诸如屠杀之类的行为。
我有一个不一定成熟的观点就是：未来很可能是中国和美国共治世界的局面。这个观点的支撑是中国和美国文化的某种共性，即把世界作为一种终极指向。在中国文化中，一个人的成长从格物致知开始，最后的目标就是治国、平天下。中国人至少是知识分子骨子里都有一个治国平天下的想法。其理想越大越好，并具有世界指向。并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美国也恰恰是这样一个民族，即希望把自己认为的理想制度贯穿于全世界。中国与美国的不同主要在于如何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中国喜欢采用和平的方式，而美国则更喜欢最有效达到目标的方式。
叶 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我个人以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与大国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应该引起学术界的充分注意。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似乎就在寻找一个“新”的能够整合国内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我个人的感觉是，现在所说的爱国主义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或者至少与民族主义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作为对大国以及国家利益有特殊关怀的《大国》应该从学术层面注意对民族主义的讨论。
民族主义与近现代的大国崛起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就是说，当民族主义作为争取民族利益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运动，在走上历史舞台之后，曾经直接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大国的崛起。回头看一下历史，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全世界此起彼伏的大国崛起和称雄争霸几乎无一不与民族主义有关联，不仅如此，近代以降的各大国的现代化又有哪个能够脱离民族主义而实现?更引人注意的是，现代国家的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都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着民族主义的推动，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因为推动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是完全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正如法国大革命时西哀士神甫(Abbe Sieyes)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存在于所有的事物之前并且是所有事物之源。它的意志永远合法，它就是法本身……无论民族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志，只需要表达即可；所有的形式都可以用而民族的意志永远是最高的法律。”
正是在上述强调民族意志永远是最高法律的民族主义理念将民族与国家、民族与主权相互结合在一起，从而建立起现代的民族国家。就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著名《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所提出的那样：“整个主权的本源在根本上属于民族：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于是民族的利益也就与国家的利益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西语中民族利益national inter- ests与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在写法上没有区别)。从法国大革命之后，民族主义迅速地向全世界扩散，而各大国的崛起无不与民族主义相关，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中的第一“民”即是民族主义。 高全喜在他的发言中提到：中国正在经历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这应该说是不错的，因此，强调民族主义在构建大国中的作用，运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甚至通过民族主义的运动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树立大国的形象也就自然在情理之中了。但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虽然现代大国的崛起离不开民族主义，但是民族主义恰恰也是不少崛起的大国惨遭灭顶之灾的原因，更是国际战争乃至世界大战的根源。今年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近年来，国内对法西斯问题的研究如法西斯兴起的原因、法西斯主义与战争起源之间的关系等，还是比较深入的。但我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没有十分强调，同时也没有加强对学生进行全面教育的是：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不论表现为意大利的国家主义的法西斯，还是德国种族主义色彩极为强烈的纳粹法西斯，或日本的天皇制军部法西斯，实际上都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这也就是说，当民族主义作为争取民族利益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运动，在走上历史舞台之后，虽然曾经直接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大国的崛起，并为各国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其本身却从一开始就暗含着许多负面成分，如民族沙文主义、民族偏见和排外、乃至走向极端的专制独裁、公开的恐怖统治、民族屠杀、种族清洗等等。而法西斯主义就是将民族主义的这一系列负面成分不断扩大并将民族主义推向极端的具体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二战是这种将民族主义推向极端的法西斯主义挑起的，而极端的民族主义同时也促使战争的挑起国最终走向灭亡。
由此观之，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正是由于民族主义有着其明显的两面性，而其负面的影响在二战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因此二战后，随着法西斯主义的灭亡，一些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怀着对民族主义的厌恶之情，曾经一厢情愿地乐观预测民族主义也将逐渐走向式微。但是，战后一浪高过一浪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却使得这样的预言完全失效。然而，也许是因为对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充分肯定，以及近年来寻找新的可能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或者也可能因为民族主义依然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的社会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们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对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于是问题似乎产生了，正在崛起的潜在大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早已崛起的大国——美国，还有日本的民族主义迎头相撞，而所有这一切对大国——不论潜在的还是现存的，正在崛起的还是已经崛起的——可能导致的结果目前很难判断。
鉴于民族主义对大国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大国》似乎可以开辟专栏来谈论这个问题，从学理上对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对大国崛起能起到的正面作用和反面的作用等问题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上对全球化环境中的大国应该如何对待民族主义，目前正在崛起的大国是不是能够跳过民族主义这样的阶段等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郭树勇(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我今天谈的问题是中华崛起的历史与空间。这是一个中华崛起的世纪，但中华崛起的原点不是二十一世纪，至少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初。二十一世纪的中华崛起与二十世纪不同。两者虽然方向一样，但对于世界秩序的影响有着较大的不同。从时空定位的角度观之，二十世纪的中华，就崛起而言，主要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华民国的成立到二次大战的爆发。这一时期，中华的崛起是中国通过革命(辛亥革命)获得了现代性，通过战争(一次大战)获得了独立与主权。中华帝国从U形曲线跌入谷底之后的回升，其意义在于中华帝国在避免了土耳其帝国式的分裂之后，加入了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到了“国际社会大家庭”。但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巨人来到刚刚从强权政治母体中脱胎而来的“国际社会”，其艰难之处可以设想。就这一阶段而言，中华崛起虽然也是当时中国人的梦想与实践口号，但毕竟“东亚病夫”与当时的东亚强国日本有较大距离；在国际事务中无甚发言权，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就是中国人了“世”(国际联盟可算其最新的象征)却无力改变“世”之格局。在世界舞台上，代表东亚发言的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中国拳头所及之处就是自己的国界线以及国界线以内，中日关系是这个时期的重中之重，良好的中美关系成为中国改变自身困境的基本国际依托，解决满洲问题、山东问题、关税问题、租界问题成为中华崛起的前沿问题。这一个阶段，日本崛起压过了中华崛起。中华崛起的地理范围主要是东亚一隅。
第二阶段的中华崛起，可以视为二战到冷战结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中国人民通过抗日战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成为世界秩序的标志性组织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成为“大国一致原则”的执法者，成为了新的世界秩序的主要成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成为能够改变格局的国家行为体。但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对于世界格局，只是被委任的成分多一些，决定世界事务的首先是美国这个“村长”，其次，才是美苏共管体制，最后才数得上中国代表的第三世界力量。因此，中华崛起虽然推动了世界多极化，但这种多极化首先是美苏各自阵营中的分裂形成的，而不是第三世界做工作的结果。中国的本意并不在于分裂这个两元权力体制。从软权力的维度上讲，中国不像第一阶段那样融人性地改善世界秩序，而是挑战现行不合理的世界秩序。中华崛起的标志性事件除了战时的开罗会议以及战后的台湾经济成功之外，就是朝鲜战争、亚非会议、27届联大、对越自卫反击战。后四大事件都推动了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的是力量上的，有的是制度上的，有的是观念认同上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代表东亚的力量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中国不仅代表了东亚，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亚非拉以及整个第三世界。中国的远征军到过印度、缅甸，中国军队跨过“三八”线，中国的援助到过阿尔巴尼亚，中国的反侵略力量直指越南首府，中国外交官活跃在日内瓦。因此，中华崛起的空间基本上在东亚(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但具备了一定的全球性。
中华崛起的第三阶段，始于冷战的结束。它与新世界的到来连成了一体，具有相对意义上的“新世纪”概念。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及整个二十一世纪是中华崛起的主体时段。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中国在继续维持“大国一致原则”的主要执法者身份的同时，成为了世界秩序建构方面仅次于美国的主要力量，进入了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外交折冲的前沿。未来的亚洲秩序是什么，未来的世界秩序什么样，美国首先要想到中国，而不是过去的日本或者苏联。中华崛起的手段不再是前两个阶段的革命与战争，而是和平发展，因为，这个阶段世界再也经不起大国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世界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大国和平共处的时代。和平发展主要是指中国通过提升经济实力而发展自身综合国力，最后不战而屈人之兵，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的经济力量已经进入世界主要大国之列，虽然就人均收入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来说中国与美欧尚有很大的差距，但就世界政治心理而言，就中国外贸发展速度、外汇储备、国民生产总值总量以及巨大的国内市场而言，中国是一个名剧其实的经济大国了。中国考察船的南极游弋，中国海军的首次访美，中国第一代宇航员杨利伟的太空遨游，中国石油公司在中东、非洲与拉美的运营，无不昭示中国人的崭新形象。目前，中国立足于东亚，稳定在周边，其眼光与影响已强烈地具有世界性的特征，中华崛起的空间较以前两个时段大大拓展了。 中华崛起的世界性，可以从下述角度观之：第一，全球化时代，国家和地区问题逐步全球化了，全球问题渗人地区事务乃至国家事务，任何大国的行为包括大国的成长都具有全球性。第二，本来中国就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性大国，中国在联合国与WTO等全球性国际组织中的重要地位赋予了中华崛起的世界性。第三，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亚洲地区唯一合法的核大国、经济实力占世界前几位的大国、军队数量与领土面积也居世界前列。中国的正常发展或者说和平发展，本身代表了世界格局潜在的、微妙的变化。第四，中国的消费取向与市场扩展都具有全球性，中国的问题也具有全球性，因此，中国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离不开国际社会的良好环境，也必然涉及国际事务的变化。比如中国石油消费问题，中国要解决这个生存与发展问题，要求中国开拓世界市场，也会影响到各石油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而中国市场通道的畅通无阻，意味着中国国家利益早已超出了传统的边界，进入了全球任何与中国利益有关的地区。因此，中华崛起第三时期的空间不限于东亚，具有了世界性。
然而，忘记了中华崛起的区域性，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中华崛起的前两个时段都与区域性有关。中华崛起的关键不在于世界性，而在于地区性。世界性的矛盾与美国有关，地区性的矛盾与美国、日本有关。看似是中美的问题，实质上是中日关系。刚才谈到，中华崛起第一期的重要问题在于满洲问题与山东问题，根本在于中日问题，当时日本崛起压倒了中华崛起；第二期的重要问题在于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根本也在于日本问题，但中华崛起压倒了日本崛起；目前的第三期崛起中，朝鲜问题、台湾问题还是重要问题，又加上了南海冲突问题与东盟合作问题，其实还主要是中日关系。处理中日关系，仍然是中华崛起的关键性问题。中华崛起的主要注意力在于东亚(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而不在于世界，尽管它的任何实质性变化都在影响着世界，影响着世界秩序。
关于当下的中华崛起模式，笔者认为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和平发展是中国崛起大战略的基本原则，它对中国外交具有指导性。第二，目前是地区崛起与大国崛起共时进行的时代。“中崛日落”或者“中落日崛”的零和局面，尽可作为一种政治愿望，但在全球以地区为单位对抗的新时代，加之美国因素的影响，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国的崛起只有依托地区崛起，才能真正解决自身崛起问题。但是，中日的合作不是五条件的。日本要充分尊重中国“五大国共治”体制的创始地位，充分尊重中国祖国统一的主权愿望，充分尊重中国人民的历史感情，始能共同携手未来，在缔建“东亚共同体”的地区崛起中实现共同崛起。第三，中华崛起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而是全体华人的事情。中国的统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华人经济圈的建设、华语的普及、中国文化的世界化，都是全体华人的事业。在这方面，海峡两岸关系的跨越式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同样道理，任何分裂祖国或者支持分裂的举动均不利于中华的崛起，因此，“台独”成了全球华人的敌人，也是中华崛起的罪人。
高全喜(《大国》主编)：
作为《大国》丛刊的主编，我先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大国》是一份学术季刊，每期30万字，自2004年9月创刊至今已经出版了3期。
关于《大国》的编辑宗旨，我分别在三期的“编者手记”中有所陈述。对于使用“大国”一词，参与创刊的同仁们曾经产生意见分歧，特别是对应的英文翻译，更是令我们颇费踌躇，显然Great Power、Nation、State、Empire等似乎都不妥，即便是现在的National Interest也难以准确表达我们的意思。但无论怎么说，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华政治共同体正开始以一个大国的姿态步人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社会，尽管我们曾经有过辉煌的大国历史，尽管我们正经受着转型时期的巨大阵痛，面临着体制内外的诸多难题，但毕竟我们迎来了千年难逢之变局的历史机遇。所谓的“大国”，是中华政治共同体目前的一种动态的描述，其所蕴涵的多层意义有待开放性的辨析来厘定，正像王焱在封底文字所指出的，它求索的“是中国作为古老的文明大国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自处及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道理”，即“大国之道”。基于上述共识，我们认为《大国》属于一个基于中国现实国情之上的有关国家建设的学术刊物，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制度、观念等多个领域，追求富有内容的宏大叙事，重视战略性的思考、分析与意见。在众多学术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大国》一路走来，在第1期集中讨论了和平崛起问题，第2期聚焦于国家利益，第3期是国家战略，第4期和第5期将着重研究民生问题。
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建设问题，这一点在时下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彰显之下更为突出和尖锐，应该引起学术界的深思。现代民族国家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存在，还是一种法律拟制，总有一个利益问题以及利益的制度机制问题。《大国》中的数篇文章着重探讨了国家利益的一般理论、“现代化”成长机制、宪政、自由与民主政治，以及国家安全、发展战略以及民族主义等诸多问题。例如，李强教授在文章中提出的在中国如何建设共和民主政体就是一个国家制度问题，吴稼祥先生论证的“现实的自由主义”理论，则在国际政治中指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战略框架，张文木先生提出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观”则开辟了思考国家问题的地缘政治的新视野。至于其他各个栏目中的文章，或者讨论当今中国在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捕捉一些建设性的观念因素，或者从学理上梳理国家战略的经纬脉络，为构建我国未来的大战略提供理论基础，或者汲取古今中外传统理论的资源，重读前人的高论，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原理，或者就中国目前面临的外交和内政、政治与经济等诸多问题，高屋建瓴，多有论述。我们知道，理论从来就不是抽象的，特别是对于正在经历着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中国来说，如何把握“正确理解的利益”，这一点尤为重要。早在二百多年前，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曾精辟地阐释过“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当时他关注的是有关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但在我们看来，这一原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国家问题重大而复杂，在编辑中我们试图从不同的侧面展示这个曾被视为自由主义的“隐蔽的主题”之症结，特别是其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相关联的诸多问题。对此我认为，时下所谓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没有多少建设性意义的。前一派某些人的观点过于拘泥于个人权利和国家内政建设，而忽视了国家利益问题，特别是无视当今国际秩序中的国家问题，因此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就显得幼稚和荒谬。后一派相反，由于忽视了国家制度的宪政民主价值，因此对于国家问题不是解构就是附庸，实际上也是误读了中国现时代的根本问题之所在。我认为，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我们当今的时代主题，也是现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因为从新旧两个政治传统来看，有关现代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都远没有完成，甚至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现代国家涉及国家的主权、政体、公民权利与义务、法制、民主与宪政，以及公共德性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在我国都很缺乏，甚至需要从零开始建设。一个强大的宪政国家，加上公民自由权利的充分保障，再加上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些是现时代的中国国家建设的主题，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内政目标。从历史上看，它们也是西方发达的民族国家在三五百年大致走过的历程。因此，如何从民主政治与世界政治的双重角度考察中国所面临的国内与国际的问题，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两难困境，审慎、周密地提出一个构建现代国家的内政外交的国家哲学，是我们的头等大事。我认为，在内政方面，我们需要一种“自由的国家主义”哲学，而在外交方面，我们则需要一种“现实的自由主义”哲学。前者是我们克服片面的个人主义和同样片面的极权主义的有效途径，后者是我们摆脱有关中国威胁论和对抗国际霸权主义的有效途径。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已经尽可能地使用了已有的制度资源，宪政民主的现代国家建设是今后的必由之路。
说实在的，编辑《大国》，如履薄冰。何谓大国?是否大国?大国与强国，大国与政制，大国的道路，立宪的困境，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决断，千百年来未有之变局，和平崛起的一厢情愿，新帝国主义的强权，等等，等等，诸多问题纷至沓来，小小的《大国》何以承载得了?李泽厚早就指出，现时代是一个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这个判断背后隐含有三种预设：一是学术与思想的两厢对立，其中思想比学术高明；二是学术与思想的两厢对立，学术比思想高明；此外，还有一种预设，即学术与思想的相互融会贯通，脱离思想的学术只是些雕虫小技，无学术累积的思想无异于浮夸干瘪之论。我想《大国》的立意在于第三种预设，它不拘泥于末枝细节、学科分类，旨在瞄准中国现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战略性、历史性与人文性为基调，为言说者提供一个多元开放的公共平台，建设性地勾勒他们的所谓宏大叙事。
我们历来以“泱泱大国”自视，但那是王朝帝制下的心态，离现代民族国家成熟的公民意识相去甚远。我们既要看到中国还很贫弱，真正地步人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大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也要看到中国块头很大，已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开始发挥作用并承担责任。《大国》愿为培育公共的现代国民意识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喜欢中国的，还是讨厌中国的，都无法无视中国的存在。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中，中国开始渐渐地从边缘走向中心。
不过，要断言中国已经成为真正的大国，尚为时过早。何谓大国?按照什么来衡量?CDP总量?世界工厂?安理会中有否决权?——假如按照这些标准衡量，中国应该可以算大国。不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我看来，是否称得上大国，要放在人类文明的长时段中来衡量，也就是说，是否在人类文明史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中国理所当然是大国，一个占据世界中心的文明大国。不过，这已经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从十八世纪开始，世界的中心逐渐移向欧洲，特别是西欧，然后转移向美国。以古希腊和基督教文明为历史传统的西方文明如今成为全球最强势的文明，而代表了这些文明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大国。这些大国，不仅在经济、科技、军事和国际政治上举足轻重，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成为当代文明的主流典范和主流话语，影响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角落。也就是说，真正的大国，是能够以自己的制度典范和文化典范辐射到全世界的那些国家。 从这个标准来衡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经是一个革命的大国，毛泽东的红色典范在全世界刮起了一股毛旋风，大大颠覆了资本主义的国内秩序和全球秩序。不过，这股革命的文化旋风很快偃旗息鼓。虽然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以世界工厂的姿态重新崛起，不过，直到今天为止，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还多集中在经济和贸易层面，政治方面的影响基本没有超出东亚。而在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对世界的影响，更是微弱，我们自己还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多种悖论之中，无所定型。
中国过去是这样的世界大国，现在离这个目标尚远，未来有希望吗?
一切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大国的涵义。一切取决于我们的明智选择。一切取决于我们不懈的努力。
韦 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都处在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和发展期。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体系中的市场机制的生成和扩展，已把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提到学界和全社会各界人士面前，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中国显露的许多现实问题要求我们学术各界从经济学理性推理之外的研究视角来反思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深层制度结构、我们的政府体制安排、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我们的经济与社会改革走向和具体路径选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面对这些重大社会选择和历史际遇问题，就经济学界来说，在学科的研究视角、分析工具和知识积累诸方面均力不从心，甚至有些茫然(那些浅薄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除外)。因此，最近在一些场合，如在与北京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汪丁丁和姚洋的思想对话中，我一再呼吁，经济学人要积极主动地与其他学界的朋友对话，尤其是要与政治哲学界、伦理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历史学界、人类学界的朋友对话。因为，改革、发展、经济增长、宪政民主、法治社会、人民福祉、国家安全、民族复兴，等等，都是当今学界和社会各界所共同面临的极具挑战性的现实问题。面对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实挑战和历史机遇，相信任何一个学科的学人，都不敢妄称把握了全局，理清了大势，看准了路径。因此，我们需要沟通，需要对话，需要相互学习，需要共同探索。在这个方面，《大国》丛刊显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高全喜刚才谈到李泽厚先生提出的现时代是一个“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的断言。我不了解李泽厚先生是在什么语境下说这句话的，如果仅是说出这一判断，我觉得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首先，李泽厚先生的这一“学术—思想”二分法本身，就值得进一步推敲。没有扎实的学术研究，在现代社会中，能会产生真正有卓见的思想?反过来，没有思想的学术，又会是真正的学术?即使我们勉强同意李泽厚先生的这个二分法，也会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这个二分法是就当代中国所说的，还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的?如果是就当代中国而言的，情形可能正与李泽厚先生的判断相反。在当今中国，我们似乎太缺少严格扎实的学术，而太多人在那里天马行空和闭门自我揣摩地“思想”了。如果是就世界范围来说的，则如果不是对当代思想发展的脉络和理论进展视而不见，就是情感上还与之格格不入。即使我们同处在康德和马克思这样历史上的思想巨人的思想阴影中，读读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奎因、斯特劳森的语言哲学，布劳威尔、歌德尔、普特南的数学哲学，黑尔和帕菲特的伦理学，阿罗、哈森伊和森的福利经济学，哈耶克、罗尔斯、诺齐克、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以及读读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格尔茨的人类学，德沃金的法学，巴特尔和蒂利希的宗教神学，你说人类社会的思想在当代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他们这些人，是缺少学术，还是缺少思想?
当然，不管李泽厚先生的这一判断是否确当，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好问题，提醒我们要认真反思一下当今中国思想界的现状，并促使我们思考处于社会渐进且实为巨变的转型期中，未来中国思想界的学术之路将如何走。现代——或精确地说当代一哲学、社会科学讲分工，讲专业化，但也讲沟通和对话。从经济学上来讲，只有分工，才有专业化，才有市场扩展和知识进步。思想和学术“市场”，何尝不是如此？
未来我们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探索之路将如何走?高全喜刚才提出的主张显然有道理；要在思想中做学术，在学术研究中蕴生和滋养思想。我们要以一种敬重的态度去重读古典，更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当代。在学术上的急功近利思想，要不得；在思想上和学术上的妄自菲薄，也没必要。
刘 擎(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阅读《大国》之后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大国》具有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一方面，我们的时代被理解为一个“关键时刻”，需要一种果决的“政治决断力”；一方面，又将这种重大的决断诉诸于审慎的政治判断力。这两者之间既互为紧张、又相互依存。也许，这正是我们时代意识的特质。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思想状况似乎又回到了1980年代的争论局面。但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经过九十年代的思想讨论，当代政治话语已经颠覆了1980年代颇为流行的“国家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浅薄观念。二十年之后，我们不仅历经了激进左翼以及后现代思潮的洗礼，同时也将保守主义的思想纳入了公共论争的视野(Leo Strauss和Carl Schmitt的论述在一些思想最为锐利的青年学人中获得了强有力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张“大国”的抱负，直言“National Interest”不再是一个被污名化的、“反动的”理念，而是标志了某种“政治成熟”，并在某种阐释中可以完全契合中国“和平崛起”、“政治文明”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国家论述。许多为“自由派”论者所不齿的政治理念，在今天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以更为深刻也更为正当的形态重新出现在思想论域的中心。这或许是二十多年来中国思想界成熟的某种标志。
我们如何把握这个时代的“重大时刻”，如何做出“政治决断”?《大国》讨论的许多国际与国内的现实问题远不只是停留在“技术主义”的维度上，不是在“理性选择”或者“国际关系”的方向上展开讨论，而是极为注重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层面上把握这些问题。《大国》提供了一种具有现实相关性的理论讨论方式；同时，与当下许多“派别性”出版物不同，它没有一味宣扬某种固定的价值教条，而是保持了理论和价值的多样取向。在这个意义上，它既是“适时”的又是审慎的，编者似乎很自觉地意识到，所有理论论述，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反新自由主义”到“敌我政治论”，一旦被“口号化”都可能变成浅薄而可怕的教条，都可能使我们走火人魔，在“未成熟”的时刻就做出贸然的、自以为果敢的“决断”。以政治决断的紧迫性压倒判断力所需要的审慎，以一种幼稚代替另一种幼稚，仍然是一种危险。
不久前听到一个流传的笑话，说是一个小学教师对同学讲国际政治，她说“等将来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强国，我们也不会欺负别人”，这时候一个小朋友提问，“老师，如果我们不欺负别人，怎么知道自己是第一强大呢?”这个段子很让人玩味，在当下的各种互相竞争的观点中，我们甚至不能判断教师和提问的小朋友相比谁更为幼稚。
在我看来，“大国”是一个政治文明共同体，需要一种深刻的政治价值认同。现代世界的价值多元性不仅局限在私人生活领域，而且表现为政治多元论。这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政治自由主义试图在个人对“善”的信奉与公共的政治价值之间划出一条界线，这是十分费力的，而且在不具有像美国这样特殊的文化政治传统的文明体中很可能是徒劳的。中国目前多元价值的冲突和分裂，不仅是私人性的，也是政治性的。我们在几乎所有重要公共问题上，都可以看到相当对立的意见与立场。一个大国必须做出决断，而国家在塑造集体政治价值认同中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我们面对的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而是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当下的潮流与1980年代出现一个巨大的反差，自由主义论述不再具有光环，而经常被看作是一种幼稚的理论幻觉，或者一种虚伪的道义蛊惑。现在许多学术功力深厚的学者都羞于与自由主义为伍，自由主义的污名化正在青年学人中成为一种时尚的潮流。但是我在这里发表一点反潮流的一家之言。我认为，对自由主义的污名化，以及这种污名化造成的政治后果将成为我们时代最严重的幼稚病。中国知识界追逐新鲜理论的恶习有时会达到穷凶极恶的程度。在1980年代自由主义新鲜可人，于是成为时尚；而今天已经是隔夜凉菜，于是被人轻易的唾弃。我们似乎不用搞清楚，这个三百多年以来最具有扩张力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时又是至少十几位欧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所开创和发展的思想传统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好像就因为有一些浅薄的自由主义辞藻，因为某种似是而非的自由主义与政治压迫的相关性，因为某些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义的论述将自由主义判定为罪魁祸首，我们就可以将这个伟大的思想传统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这在我看来不是深刻，而是时尚的蛊惑。
我以为，对自由与平等的价值确认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这根本不用谎称自身的“价值中立性”才能获得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将自由与平等作为政治集体认同的核心价值当然不是客观中立的，不是非历史性的，它当然是一种历史的建构，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实践结果。但自由主义实践中的普适效力以及历史必要性真的已经破产了吗?在我看来，对它的反驳远远没有完成，至少没有像现在许多人自以为是的那样确定了。对此需要更为复杂的论证，而这个论证现在并没有认真地层开，或者说只是以相当浅薄的方式在展开。对我来说，与民族主义的问题一样，不是我们要不要自由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自由主义的问题。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从来不是一个单纯同质化的东西，而是复杂变化的。现在论及建造一个伟大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如果以民族传统为名而轻易剔除了自由主义这个选项，很可能会是在时尚的沙漠之上建造的“大国”。在这个意义上，反自由主义者与浅薄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患有“政治不成熟”的幼稚病。
洪 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大国”这个名字非常好。这一术语至少表明了一种志向，表明了对国家的一种期许。高全喜刚才说，要从英文中找一个“大国”的对应词，很费踌躇。我想，原因大概就在于中文词“大”的涵义，在西方语言里(或者说西方精神里)或许不见得有。目前所采纳的英文刊名(Nation Interest)反映了西方思想所认识的国家之最“大”者：interest一词今天常狭义理解为“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权力利益”，这个词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涵义。《大国》第2期的“论国家利益”一文探讨了这一复杂概念。
从现有3期看，《大国》研究现实问题，但没有拘泥于某一具体问题、具体立场、具体事件，而是研究现实中的大问题、重大问题及其意义。这一做法值得推崇。“大国”指的是中华政治共同体，因此，大国研究，就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而且是中国的大问题、根本问题的研究。所谓当今“学术凸显、思想淡出”，在目前的学院中表现为一种倾向，就是研究愈来愈专业化、分科化，愈来愈所谓“价值中立”。在某些大学里，院、系、专业、方向之间，彼此篱笆扎得很牢，若延伸到别的领域，对那边而言有“入侵”的嫌疑，对这边而言有“背叛”的嫌疑。这种画地为牢的做法不利于对真问题的真正的学术研究。“大国”研究要求有对人自身的关怀，要求有宏大的视野，要求有历史感，要求将人的生活视为一个整体，因此，它必然会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历史乃至地理的诸多学科。这一研究必然应以问题为主，追随问题而进入各个领域，而非在研究之先已预制藩篱，预定领域。
我认为，大国研究要求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更严格地说，这一研究要求以问题主导，摒弃已有的学科前见。大国研究原本不应出于某种学科的利益与兴趣，而是出于对现在的尤其是未来的中国人应该如何生活的关怀，它的基本主题当然是何谓善之生活这一核心问题。这是一个整全性的问题，对它的研究必然也是整全性的。今日之学院，往往过度追求校、科、专业之利益，学科之狭隘视野大大限制了提出大问题、把握大问题、理解大问题的能力，甚至于使大问题、真问题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尤其是，学院内部的利益与权力之争夺导致眼界壅塞、目光狭窄，学院中人常为一己之生存而斗争，遑能有对国计民生的关怀。
学科、专业细分固然体现了学术向精致方向的发展，而流弊在于，整全之学问被人为切割成碎片，学问成为恒订之学。我想，大国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对宏大的、整全性问题之学术兴趣，有助于打通学科限制，复兴整全性学术研究。
学以载“道”已有很久不大听得到了。《大国》之宗旨出于对所谓“大国之道”的关切，出于对“国家利益”的关切，令人赞许。一段时间以来，有种倾向，认为一讲“道”、一讲“国家利益”，就是在主张某某“价值”，就不“学术”不“中立”了。需要对这种来自实证社会科学倾向的方法论基础有所反思。也有人认为，要讲“道”，要讲“利益”，要讲“价值”，就要讲所谓“人类利益”、“普遍价值”，以显示不偏不倚。反对只注重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不顾他国的乃至人类整体的利益，是“大国”概念中的应有之义，反对他国的只顾一己之私利而不顾公义的行动，也不能算作“狭隘”。人皆当首先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人将自己的民族、国家、传统置于首位，合乎人之自然，乃天理人情，无所非议。一味地空泛地谈论人类之爱、世界之爱，一味玄谈抽象的普遍价值、世界规则，也有凌虚蹈空的偏颇，这种抽象的“普遍价值”从来是不能落实的。一国的学术首先是为了这一国人民的，为学术者首先要爱自己的这片土地，爱生活于这片土地之上的人民，学术首先要为他们做出贡献。只有这样，才谈得上为人类为世界做贡献。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我想把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决定来大陆访问的决策过程作为例子来谈。连战访问大陆，是两岸政治家们在理性选择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共识的结果。连战过去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一个不成功者，台湾传媒有一句挖苦话，说他是“连战连败”，很能说明他的困境。我在台湾访问过一个月，各派人士都对连战没有很高的评价。他本人也已经决定在八月份前要退出主席职位了。在所有人看来，连战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过气的边缘化的政治人物。然而，历史却出现了转机，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一位下属在一次与朋友的餐叙中，听到一位民间友人提出了一个新见解，这位民间友人建议，由于连战与卢武铉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连战不妨学学南韩卢武铉访问北朝鲜的办法，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这位下属餐叙结束后立即把这一建议告诉了连战，连战立刻意识到这一建议的重要性，他第二天就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这位民间友人，并与他共进午餐。此后的一切就这样定下来了。另一方面，我们大陆在两岸关系上出现新势头，也同样与中央领导人在听取了北京与上海的许多专家学者提供了不同思路与设想之后，通过集思广益形成的新思路有关。两岸关系上出现的这一新发展、新格局，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决策的理性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岸都在一定程度上，在民间层面上，存在着多元选择的机制。
中国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在这一特殊阶段，每时每刻，都会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政治各领域中的问题、困难、矛盾、障碍。我们无法通过先验的理性来应对这些矛盾与困难，也无法根据前人的经验来安排我们的转型战略设计。更何况，这种从全能体制多元化的新型社会体制的转型，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大国的成功软着陆先例。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解决中国转型过程中这些困难与障碍的办法只能根据一个现实主义的原则，即根据我们的世俗理性，通过试错反弹的方式，寻找出尽可能的低成本、高效益的办法与路径来。“摸着石头过河”，曾经被不少人认为是缺乏理性计划的被迫的经验主义，实际上，这句格言却相当形象而准确地表达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现实客观条件。我们在信息相对不全、理性判断能力相当有限的条件下，只能通过投石问路的方式，通过试错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前进路径。 如何成功地实现试错反弹?这里就需要一种多元的选择可能机制。更具体地说，需要有一种在众多可能提供的办法与方案中进行择优的制度安排与社会机制。而只有存在着相对自由的思想空间，存在着小规模的、多元化的思想个人，一种可以表达不同意见的精神氛围和一定的自由竞争的环境，才有可能形成这种多元选择的机制。众所周知，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的体制是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各级决策者是根据意识形态的信仰原则来作为决策依据的，遇到具体问题，无须通过试错反弹，政治原则提供了演绎出具体决策方案的方案与办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前阶段最迫切需要建设的，就是这种能为决策选择提供多元选择的组织、机制与制度。
要形成健康的、有效的、对社会发展具有不可缺少的功能的民间思想库，要使一个社会中多元思想能生存、竞争、在思想碰撞中发展，需要的正是《大国》这样的思想战略型民间刊物，这样的刊物不同于那些学报、研究所所刊、院刊之类的学院派纯学术刊物。《大国》的意义在于，它可以通过在充分利用我们的环境可能提供的自由讨论的限度的范围内，集思广益，从不同角度涉及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大国所面临的问题、矛盾，让作者自由地提出自己的独特的看法与建议。在文化层面、思想层面以及具体操作层面，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中国人提供不同的选择思路。正如人们面对日常生活中各种困境与矛盾时总会希望从更多的办法中进行选择，从当中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主意一样，国家为了避免决策失误，为了使转型能更加顺利，也决不能缺少在多元的方案中进行选择的条件，而民间思想的存在实际上就提供了一个机会。思想百花齐放，对于现代化成功所必须的多元选择机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端赖于此。
谭再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国际关系就是研究大国如何追求国家利益的。从国际关系的理论上来讲，也是解释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的。为什么现在国际上经常会出现一阵阵的中国热，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其发展的速度又是如此之快，这也是“中国威胁论”经常出现的一个基本原因。从《大国》编者的设计来看，它有一个比国际关系更开阔的视野。我赞成这样一个观点：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一门科学，实际上人是一个整体，社会也是一个整体。但因为社会科学越来越分化了，研究的越来越细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人和一个不完整的社会。被许多社会学科看作是权威的、不可证伪的观念，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因此，社会科学的整合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是不是一个大国的问题早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解决了，中国被美国罗斯福总统看作是未来四个维持世界和平的大国，后来又成了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因此，现在的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不是一般性的大国问题，而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问题。我们国家的成长和现在民族的复兴，需要一个进行准备的过程，不是说崛起了就崛起了。中国的崛起需要两个方面的准备，首先是国内的问题，我们国家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中国将以一个什么面目来崛起，中国的崛起将带给世界什么等等。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硬权力”的问题，还需要一个国家的“软权力”的发展。实际上，在现在的国际社会，软权力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们将为未来的中国提供什么样的软权力，这个课题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感。另一个问题是国际社会的问题，对待中国的问题不像对待一个小国家那么容易。国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将对国际社会的规制、结构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因此，国际社会如何容纳中国和中国如何进入国际社会并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也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我希望《大国》为中国的未来崛起起到理论预言的作用，为中国民族复兴提供战略、策略和时政评述。
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谈一谈大国问题。我们很容易指出某些国家是大国，某些国家不是。这说明国际社会中的大国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而且这种标准具有时代性。不伺的时代，大国的标准会有所变化。就在上个世纪，大国的概念就遭遇了三次大的挑战。
第一次挑战是1944年“超级大国”概念的引入。自从二战以后，超级大国就取代了大国成了人们论述国际政治的最常用的概念。超级大国意味着它们具有全球性的影响，与大国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超级大国这一概念的出现，表明大国的定义发生了分化，大国不再是单一的，同一水平的，而是相互之间力量悬殊的。这也与现实的权力分配相对应。
第二次挑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超级大国”的出现。过去人们经常以具有多大的军事能力来衡量一个大国，但是随着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人们在衡量一个大国时越来越看重经济因素。自此，大国标准进一步分解，人们将仅在某种独特资源中具有强大权力的国家也称为大国。如能源大国、贸易大国、农业大国等。这种思维也在影响政治家的行为。大国标准的这种变化意味着世界权力的分化更为深入和进入专业领域，大国将不再由军事权力独自决定。我国学者经常以“综合国力”来衡量大国，就是受到了这一观念的影响。
第三次挑战就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帝国”概念的引入。它由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顾问罗伯特·库珀(Roben Cooper)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顾问菲利浦·波比茨(Philp Bobbitt)将其理论化，并使得美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中都带有这种理论的痕迹。库珀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后现代国家，也称市场国家，即北美、欧洲国家和日本；第二类是现代国家，也被称作民族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还有一类是前现代国家，如非洲国家、阿富汗、中东国家。在此基础上，库珀提出了他的“新帝国主义”政策，即后现代国家首先要动用它们的国家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来控制现代国家，同时也制止前现代国家那些诸如屠杀之类的行为。
我有一个不一定成熟的观点就是：未来很可能是中国和美国共治世界的局面。这个观点的支撑是中国和美国文化的某种共性，即把世界作为一种终极指向。在中国文化中，一个人的成长从格物致知开始，最后的目标就是治国、平天下。中国人至少是知识分子骨子里都有一个治国平天下的想法。其理想越大越好，并具有世界指向。并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美国也恰恰是这样一个民族，即希望把自己认为的理想制度贯穿于全世界。中国与美国的不同主要在于如何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中国喜欢采用和平的方式，而美国则更喜欢最有效达到目标的方式。
叶 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我个人以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与大国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应该引起学术界的充分注意。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似乎就在寻找一个“新”的能够整合国内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我个人的感觉是，现在所说的爱国主义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或者至少与民族主义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作为对大国以及国家利益有特殊关怀的《大国》应该从学术层面注意对民族主义的讨论。
民族主义与近现代的大国崛起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就是说，当民族主义作为争取民族利益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运动，在走上历史舞台之后，曾经直接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大国的崛起。回头看一下历史，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全世界此起彼伏的大国崛起和称雄争霸几乎无一不与民族主义有关联，不仅如此，近代以降的各大国的现代化又有哪个能够脱离民族主义而实现?更引人注意的是，现代国家的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都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着民族主义的推动，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因为推动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是完全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正如法国大革命时西哀士神甫(Abbe Sieyes)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存在于所有的事物之前并且是所有事物之源。它的意志永远合法，它就是法本身……无论民族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志，只需要表达即可；所有的形式都可以用而民族的意志永远是最高的法律。”
正是在上述强调民族意志永远是最高法律的民族主义理念将民族与国家、民族与主权相互结合在一起，从而建立起现代的民族国家。就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著名《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所提出的那样：“整个主权的本源在根本上属于民族：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于是民族的利益也就与国家的利益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西语中民族利益national inter- ests与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在写法上没有区别)。从法国大革命之后，民族主义迅速地向全世界扩散，而各大国的崛起无不与民族主义相关，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中的第一“民”即是民族主义。 高全喜在他的发言中提到：中国正在经历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这应该说是不错的，因此，强调民族主义在构建大国中的作用，运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甚至通过民族主义的运动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树立大国的形象也就自然在情理之中了。但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虽然现代大国的崛起离不开民族主义，但是民族主义恰恰也是不少崛起的大国惨遭灭顶之灾的原因，更是国际战争乃至世界大战的根源。今年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近年来，国内对法西斯问题的研究如法西斯兴起的原因、法西斯主义与战争起源之间的关系等，还是比较深入的。但我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没有十分强调，同时也没有加强对学生进行全面教育的是：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不论表现为意大利的国家主义的法西斯，还是德国种族主义色彩极为强烈的纳粹法西斯，或日本的天皇制军部法西斯，实际上都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这也就是说，当民族主义作为争取民族利益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运动，在走上历史舞台之后，虽然曾经直接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大国的崛起，并为各国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其本身却从一开始就暗含着许多负面成分，如民族沙文主义、民族偏见和排外、乃至走向极端的专制独裁、公开的恐怖统治、民族屠杀、种族清洗等等。而法西斯主义就是将民族主义的这一系列负面成分不断扩大并将民族主义推向极端的具体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二战是这种将民族主义推向极端的法西斯主义挑起的，而极端的民族主义同时也促使战争的挑起国最终走向灭亡。
由此观之，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正是由于民族主义有着其明显的两面性，而其负面的影响在二战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因此二战后，随着法西斯主义的灭亡，一些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怀着对民族主义的厌恶之情，曾经一厢情愿地乐观预测民族主义也将逐渐走向式微。但是，战后一浪高过一浪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却使得这样的预言完全失效。然而，也许是因为对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充分肯定，以及近年来寻找新的可能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或者也可能因为民族主义依然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的社会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们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对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于是问题似乎产生了，正在崛起的潜在大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早已崛起的大国——美国，还有日本的民族主义迎头相撞，而所有这一切对大国——不论潜在的还是现存的，正在崛起的还是已经崛起的——可能导致的结果目前很难判断。
鉴于民族主义对大国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大国》似乎可以开辟专栏来谈论这个问题，从学理上对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对大国崛起能起到的正面作用和反面的作用等问题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上对全球化环境中的大国应该如何对待民族主义，目前正在崛起的大国是不是能够跳过民族主义这样的阶段等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郭树勇(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我今天谈的问题是中华崛起的历史与空间。这是一个中华崛起的世纪，但中华崛起的原点不是二十一世纪，至少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初。二十一世纪的中华崛起与二十世纪不同。两者虽然方向一样，但对于世界秩序的影响有着较大的不同。从时空定位的角度观之，二十世纪的中华，就崛起而言，主要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华民国的成立到二次大战的爆发。这一时期，中华的崛起是中国通过革命(辛亥革命)获得了现代性，通过战争(一次大战)获得了独立与主权。中华帝国从U形曲线跌入谷底之后的回升，其意义在于中华帝国在避免了土耳其帝国式的分裂之后，加入了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到了“国际社会大家庭”。但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巨人来到刚刚从强权政治母体中脱胎而来的“国际社会”，其艰难之处可以设想。就这一阶段而言，中华崛起虽然也是当时中国人的梦想与实践口号，但毕竟“东亚病夫”与当时的东亚强国日本有较大距离；在国际事务中无甚发言权，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就是中国人了“世”(国际联盟可算其最新的象征)却无力改变“世”之格局。在世界舞台上，代表东亚发言的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中国拳头所及之处就是自己的国界线以及国界线以内，中日关系是这个时期的重中之重，良好的中美关系成为中国改变自身困境的基本国际依托，解决满洲问题、山东问题、关税问题、租界问题成为中华崛起的前沿问题。这一个阶段，日本崛起压过了中华崛起。中华崛起的地理范围主要是东亚一隅。
第二阶段的中华崛起，可以视为二战到冷战结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中国人民通过抗日战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成为世界秩序的标志性组织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成为“大国一致原则”的执法者，成为了新的世界秩序的主要成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成为能够改变格局的国家行为体。但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对于世界格局，只是被委任的成分多一些，决定世界事务的首先是美国这个“村长”，其次，才是美苏共管体制，最后才数得上中国代表的第三世界力量。因此，中华崛起虽然推动了世界多极化，但这种多极化首先是美苏各自阵营中的分裂形成的，而不是第三世界做工作的结果。中国的本意并不在于分裂这个两元权力体制。从软权力的维度上讲，中国不像第一阶段那样融人性地改善世界秩序，而是挑战现行不合理的世界秩序。中华崛起的标志性事件除了战时的开罗会议以及战后的台湾经济成功之外，就是朝鲜战争、亚非会议、27届联大、对越自卫反击战。后四大事件都推动了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的是力量上的，有的是制度上的，有的是观念认同上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代表东亚的力量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中国不仅代表了东亚，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亚非拉以及整个第三世界。中国的远征军到过印度、缅甸，中国军队跨过“三八”线，中国的援助到过阿尔巴尼亚，中国的反侵略力量直指越南首府，中国外交官活跃在日内瓦。因此，中华崛起的空间基本上在东亚(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但具备了一定的全球性。
中华崛起的第三阶段，始于冷战的结束。它与新世界的到来连成了一体，具有相对意义上的“新世纪”概念。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及整个二十一世纪是中华崛起的主体时段。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中国在继续维持“大国一致原则”的主要执法者身份的同时，成为了世界秩序建构方面仅次于美国的主要力量，进入了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外交折冲的前沿。未来的亚洲秩序是什么，未来的世界秩序什么样，美国首先要想到中国，而不是过去的日本或者苏联。中华崛起的手段不再是前两个阶段的革命与战争，而是和平发展，因为，这个阶段世界再也经不起大国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世界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大国和平共处的时代。和平发展主要是指中国通过提升经济实力而发展自身综合国力，最后不战而屈人之兵，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的经济力量已经进入世界主要大国之列，虽然就人均收入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来说中国与美欧尚有很大的差距，但就世界政治心理而言，就中国外贸发展速度、外汇储备、国民生产总值总量以及巨大的国内市场而言，中国是一个名剧其实的经济大国了。中国考察船的南极游弋，中国海军的首次访美，中国第一代宇航员杨利伟的太空遨游，中国石油公司在中东、非洲与拉美的运营，无不昭示中国人的崭新形象。目前，中国立足于东亚，稳定在周边，其眼光与影响已强烈地具有世界性的特征，中华崛起的空间较以前两个时段大大拓展了。 中华崛起的世界性，可以从下述角度观之：第一，全球化时代，国家和地区问题逐步全球化了，全球问题渗人地区事务乃至国家事务，任何大国的行为包括大国的成长都具有全球性。第二，本来中国就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性大国，中国在联合国与WTO等全球性国际组织中的重要地位赋予了中华崛起的世界性。第三，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亚洲地区唯一合法的核大国、经济实力占世界前几位的大国、军队数量与领土面积也居世界前列。中国的正常发展或者说和平发展，本身代表了世界格局潜在的、微妙的变化。第四，中国的消费取向与市场扩展都具有全球性，中国的问题也具有全球性，因此，中国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离不开国际社会的良好环境，也必然涉及国际事务的变化。比如中国石油消费问题，中国要解决这个生存与发展问题，要求中国开拓世界市场，也会影响到各石油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而中国市场通道的畅通无阻，意味着中国国家利益早已超出了传统的边界，进入了全球任何与中国利益有关的地区。因此，中华崛起第三时期的空间不限于东亚，具有了世界性。
然而，忘记了中华崛起的区域性，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中华崛起的前两个时段都与区域性有关。中华崛起的关键不在于世界性，而在于地区性。世界性的矛盾与美国有关，地区性的矛盾与美国、日本有关。看似是中美的问题，实质上是中日关系。刚才谈到，中华崛起第一期的重要问题在于满洲问题与山东问题，根本在于中日问题，当时日本崛起压倒了中华崛起；第二期的重要问题在于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根本也在于日本问题，但中华崛起压倒了日本崛起；目前的第三期崛起中，朝鲜问题、台湾问题还是重要问题，又加上了南海冲突问题与东盟合作问题，其实还主要是中日关系。处理中日关系，仍然是中华崛起的关键性问题。中华崛起的主要注意力在于东亚(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而不在于世界，尽管它的任何实质性变化都在影响着世界，影响着世界秩序。
关于当下的中华崛起模式，笔者认为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和平发展是中国崛起大战略的基本原则，它对中国外交具有指导性。第二，目前是地区崛起与大国崛起共时进行的时代。“中崛日落”或者“中落日崛”的零和局面，尽可作为一种政治愿望，但在全球以地区为单位对抗的新时代，加之美国因素的影响，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国的崛起只有依托地区崛起，才能真正解决自身崛起问题。但是，中日的合作不是五条件的。日本要充分尊重中国“五大国共治”体制的创始地位，充分尊重中国祖国统一的主权愿望，充分尊重中国人民的历史感情，始能共同携手未来，在缔建“东亚共同体”的地区崛起中实现共同崛起。第三，中华崛起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而是全体华人的事情。中国的统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华人经济圈的建设、华语的普及、中国文化的世界化，都是全体华人的事业。在这方面，海峡两岸关系的跨越式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同样道理，任何分裂祖国或者支持分裂的举动均不利于中华的崛起，因此，“台独”成了全球华人的敌人，也是中华崛起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