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田汉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同时也是我国影剧革新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的先驱，一代文化巨匠、戏剧大师。今年，是他老人家诞生110周年暨逝世40周年。虽然伯父在文革中含冤去世，离开我们已40年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仿佛仍在眼前。回忆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伯父、奶奶等亲人在北京共同生活的情景，伯父对我们的教诲、关心和期盼是那么温馨，那么亲切，那么令人难忘啊！往事历历在目，情思绵绵不断。值伯父诞辰110周年之际，把我记忆中最难忘的几件事写下来，聊表对他老人家深深的怀念。
　　
　　母子情深
　　1950年春天，伯父来信要我们来北京。我陪奶奶从长沙来北京后，先住在北京饭店，不久就从北京饭店搬到了东四头条80号院内的5号屋。当时伯父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为了便于工作，他一般晚上都住在戏曲改进局的办公室内，不回家休息。
　　一个丝丝小雨的傍晚，晚饭过后，伯父沒有急着回办公室，而是陪着奶奶坐在家中仅有的一张枣红色布套旧沙发上聊天。
　　屋外，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滴拍打着爬在小院墙上的丝瓜叶，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这丝瓜是奶奶亲手种的。屋内，在柔和的灯光下，伯父温情地用左手抚摩着奶奶的后背，右手轻轻地拍着奶奶的左手，娘儿俩无限感慨地谈论着往事。这时的奶奶，脸上既幸福，又好像有点心事重重，她看着伯父的脸，细声地说：“寿昌，我不想再搬家啦，我搬家都搬怕了。记得在上海时三天两头老搬家，一天到晚总是提心吊胆的，既怕你们兄弟出事，又怕吃了上顿没下顿，那个日子真的很难过啊！”伯父一边耐心听着，一边安慰奶奶：“妈妈，您放心好了，现在解放了，日本鬼子和蒋介石都被我们打跑了，我们成立了新中国，日子安定下来了，再也不用东奔西跑地颠簸了。我现在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我都交给您老人家，您不用担心。今后，我也会一直守在您的身旁，不会为躲避敌人东躲西藏，您就不用再为我操心了，您可以享清福啰！”奶奶听了后笑眯眯地说：“那就好，那就好！”
　　那年夏天，有一次伯父陪外宾喝酒喝醉了。伯父对司机刘万元叔叔说：“小刘，我不去办公窒了，你送我到妈妈那儿去休息吧。”刘叔叔就把伯父送到了奶奶这儿，并扶着伯父躺在了靠墙的小床上。
　　奶奶谢过刘叔叔后，就叫我沏杯热茶给伯父喝了解酒。奶奶自己拿着热毛巾，先是细心地擦揩着伯父头上的汗珠，然后把伯伯穿的背心撩起来，轻轻地擦揩着伯父的前胸和后背，伯父则是非常听话地随着奶奶的手势转动着身躯。奶奶轻轻地一遍又一遍地擦揩着，伯父慢慢地睡着了。伯父睡着了后，奶奶轻声叫我：“邵阳，你拿把扇子来。”我找了把芭蕉扇递给奶奶，奶奶就坐在床边，轻轻地替伯父搧着扇子，伯父睡得很香甜，还喃喃地说着梦呓。这是一幅多么温馨的母子图啊！我看着安祥、幸福地睡在母亲身旁的伯父和悉心地照顾着心爱儿子的奶奶，心想世上能有几个五六十岁的老人，能够像伯父那样还能享受着伟大的母爱。伯父真有福气。此情此景，让我终身难忘。
　　“‘织女’，哪个是牛郎？”
　　1951年3月，时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伯父以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副团长的身份，与团长廖承志、副团长陈沂率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及所属的文工团赴朝鲜战地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北京的各个学校也都号召学生做慰问袋、写慰问信寄给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叔叔。我那时11岁，在北京读小学。我响应学校的号召，用平时攒下来的零用钱买了几条白毛巾，还有铅笔、笔记本和一些水果糖，连同写给伯父的一封信，装进我亲手缝制的慰问袋里，并在袋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送赴朝慰问团田汉伯伯收”。我在给伯父的信中这样写着：“请伯伯代我问候最可爱的志愿军叔叔、阿姨好！并请将我的慰问品送给最可爱的人。”
　　过了有两个月。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坐着小板凳看书，忽然听到一阵熟悉、有力而欢快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我心想：一定是伯父。一抬头，果然是伯父，他已经站在大门口了。我高兴地站起来，放开嗓门大喊：“娭毑（奶奶），伯父回来啦！”
　　伯父一看见我，脚还没有跨进大门就对着我大笑说：“啊，‘織女’……哈—哈—哈—哈—你是‘织女’，哪个是‘牛郎’？”
　　伯父一边说笑着，一边快步跨进大门，走到奶奶住的屋门口，扶住站在门口急切地等侍着他归来的奶奶，像个小孩似的“妈妈，妈妈”叫个不停。
　　我乍一听伯父冲我说“织女”、“牛郎”什么的，脑子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仔细一想，恍然大悟，准是我在写给伯父的慰问信中，把“侄女邵阳”写成“织女邵阳”了。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真不好意思。暗地里直埋怨自己：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写错别字呢？以后在学习上不能再毛毛草草，粗心大意了。
　　伯父拿出许多在朝鲜拍摄的照片给奶奶和我们看，还一个劲地给我们讲：志愿军战士是如何热情欢迎他们，他们慰问团的文工团是如何给志愿军演出。伯父还拿起一张志愿军战士把他抛起来的照片对奶奶说：“妈妈，您看，志愿军战士就是这样热情欢迎祖国派来的慰问团的，好感人啊！”
　　伯父还讲了慰问团在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演出时是如何不怕苦，不怕牺牲，在敌机的扫射下仍坚持演出的英勇事迹。在回国途中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演员被美国的飞机炸死了：一位是相声演员常宝堃，一位是大鼓琴师程树棠，令人痛惜。
　　末了，伯父拿出四条红绸带，对我说：“我在朝鲜买了四条红绸带，是给你和双桂的，你们拿去扎小辫吧。”双桂是我妹妹。伯父在百忙之中还沒忘了给我们带礼物，我接过红绸带，心中好感动！
　　
　　国歌唱起来了
　　1961年，伯父改编了为民请命的京剧《谢瑶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但极左的卫道士们却攻击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从1964年春天开始，对伯父进行了一连串的批判；伯父大部分的作品也受到了江青、康生的批点非议，甚至连国歌，在多数场合也是只奏曲，不唱词了。在那些日子里，伯父精神上备受摧残，心情极度郁闷。
　　1966年1月30日，星期天，是个难得的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和男朋友蔡锦兴回家看奶奶和伯父。近两年来一向心情沉寂，脸上很少有笑容的伯父，这一天也和天气一样，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灿烂。他对我和锦兴说：“吃完午饭我们去看电影吧。”但什么片子，伯父没说，我们也没问。
　　午饭后，我和锦兴搀扶着94岁高龄的奶奶，一家老老少少兴致勃勃来到东四工人俱乐部。电影开映了，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开始我就被那壮观美丽的动人场面吸引住了，当银幕上出现了工农大众手挽手，高唱着使人热血沸腾的《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时，我们的心情都难以抑制地激动起来。这时，锦兴轻轻地推了推我，我顺着锦兴指的方向，从透过窗帘的微弱光线中，看到坐在锦兴旁边的伯父正聚精会神地凝神听着，嘴里低声吟唱，手指轻轻打着节拍，脸上绽放着笑容。此时的伯父，外表是那样安祥，但他内心是异常的兴奋和激动的！
　　寂静了多时的国歌又唱起来了！
　　啊，我懂了，我懂得今天伯父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我们全家来看电影《东方红》的心情了，他是要我们全家与他共享这快乐和幸福。尽管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点名批评伯父的作品是大毒草，但他献给全中华民族的《义勇军进行曲》，仍在激励着中华民族拼搏、奋斗，仍在人民中间传颂、传颂……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国歌的歌词被改了，《东方红》中《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也被抹掉了，但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发自中华民族内心的声音，这热血沸腾、铿锵有力、鼓舞着中华儿女与侵略者进时殊死斗争而最终取得了胜利的声音，是永远也抹不掉的。
　　拨乱反正以后，《义勇军进行曲》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又唱起来了！这雄壮的歌声，响彻中华大地，响彻全世界！伯父有知，定然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