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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分别从权力冲突、相互依赖和文化建构三方面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范式，这三大理论范式各有所长，相互补充，比较完整地解释了国际政治的运动轨迹。中美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是依托上述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发现两国之间其实存在着政治上的竞争、经济上的合作、理解上的融通三大方面的关系。因此，深入理解分析这三方面的状况能更好地了解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走向。为我国制定正确的对美政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中美关系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8)06－0085－05
当代國际关系理论界存在着三大理论范式，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大理论分别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对世界政治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并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认可。三大理论各有自己的专长，同时也各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取其长，弃其短，综合三大理论可以对日益复杂的中美关系进行较圆满的解读。
一、现实主义与中美的战略对立
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以来，现实主义总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古典现实主义占统治地位的阶段，80年代以来新现实主义开始兴起。现实主义的发展和转变主要体现在其所关注的重要核心主题上。传统现实主义关注的是权力，新现实主义关注的则是利益(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权力其实也是一种利益，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应该是最重要的利益)。但无论关注哪一方面，现实主义都有几个基本的核心概念：那就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论、国家中心论和国家自私论。
具体来说：第一，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这决定了在国家间关系上不存在公共权力、不存在法律、不存在道德规范，这必然会导致国家间相互猜疑和对对方意图进行最坏的分析；第二，在这个以无政府为特征的体系中，主要的行为体是作为整体单位的主权国家；第三，权力是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第四，国家是理性的行为者。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系统中，理性的国家行为体要争取的是自身处境的最优和自身利益与权力的最大化。因此，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竞争关系，国家为了保障生存，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而不可能将其安全建立在别国善意的基础上，即国家主要依靠本国的各种资源和能力参与国际间的权力角逐或生存竞争，自助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唯一途径。
现实的政治家们无论承认与否都在不自觉地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基本主张，都竭力为自己的国家谋取各方面的利益。在国际关系领域，新崛起的强国必然要求重新瓜分势力范围，必然要向旧的国际秩序挑战，必然要向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大国挑战，这正符合现实主义的观点：“在国际力量发生重组的情况下，新崛起的国家必然会提出领土要求，获取地区霸权，提高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并将国际规则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从冷战结束后的亚太大国关系来看，由于苏联的解体，世界上已没有哪个国家的力量能够与美国抗衡，因此，它的最重大的战略利益就是确保该地区不出现像前苏联那样足以挑战美国全球地位和利益的国家，并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而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发展潜力看好的中国就理所当然地被美国视作“最大威胁”，遏制、防范中国的强大也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中国要发展、要强大就必须突破美国的“遏制”，中美之间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竞争状态。无论是以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时期提出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还是目前布什总统对中美关系“竞争性战略伙伴关系”、“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的定性，都摆脱不了中美之间这种实际上的政治对立。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希卡·马修斯曾经指出：恐怖主义和反恐需要并没有改变中美最基础性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根源，它只是暂时地搁置了其中的一些根源。在台湾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人权、反导、美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作用等问题上两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互不信任。即使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增加，这些分歧也仍将存在。
为了阻止中国的发展以维护自己的独特地位，美国从战略上基本是采取了围追堵截的政策，加紧构筑围堵中国的安全体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其主要措施如下：第一，针对中国军力增长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增强西太平洋的军事战斗能力。美国2006年2月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声称，“在世界主要的新兴国家中，中国具有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最大潜力”，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大国的崛起“将成为决定美国21世纪安全环境的关键因素”。基于此，美国增加了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投放能力，增强了针对中国的军事遏制。近年来，美国加紧调整在第二岛链的军事部署，将B－2隐形轰炸机、大型两栖攻击舰和核动力潜艇调驻关岛，试图把关岛改造成亚洲边缘的“军事力量投送中心”，以加强在亚洲的“前沿部署”。美国此举着眼于对付未来可能在台湾海峡或朝鲜半岛发生的“危机局势”，同时有助于阻止中国海军突破第二岛链向太平洋深处发展。第二，美国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安全合作，加紧编织针对中国的围堵网。除了传统的盟友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外，美国还加强了与印度的政治军事合作，提升了印度在亚洲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从而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尽管美国在亚洲开展安全合作有包括反恐、防核扩散等因素在内的多重动因，但其战略目标是构建一个阻止中国在其周边地区通过开展强制性外交来行使自己权力的安全结构。一方面加强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另一方面增强其盟友或伙伴抵制来自中国的所谓强制行为的能力和信心，防止这些国家未来成为逐渐强大的中国的跟随者。
针对美国的围追堵截，中国从战略上并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而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自身的发展。中国的这种政策在过去的较长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远没有完成，但是中国为实现国家的最终统一和维护国家安全所作出的努力，将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美很难摆脱战略上的政治对立状况。
二、自由主义与中美的相互合作
按照一般的划分方式，自由主义可以分为两个分支，以出现时间为序可以分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尽管二者有明显的区别，但是我们从中依然可以找出其共同的核心思想，包括世界政府理论、集体安全理论、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和制度和平论。其中，对我们的研究最重要的是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和制度和平理论。
相互依赖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最基本的概念。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是指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互动的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敏感性”和“脆弱性”是相互依赖的根本特征。所谓的敏感性指的是行为者在试图改变局面而作政策调整之前所具有的承受外部强加代价影响的程度；而脆弱性则指行为体因外部事件所强加的代价而受损失的程 度，甚至包括政策变化后的情况。前者假定现存的政策框架保持不变，外部影响对一国造成的直接结果，指的是一国的承受力；后者则指该国采取对策抵消或减轻上述结果的能力，指的是一国的应变力。行为体之间互动的影响和相互的制约程度取决于各方对外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大小。在国际政治中，脆弱性的重要性明显大于敏感性。所以在相互依赖中，由于一国存在对他国依赖上的脆弱性，使得两国在面临冲突时采取理性的自制倾向，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
相互依赖理论中，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占据着中心位置。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早在17世纪初，艾默里克·克略西就指出：“在获得启蒙之后，经济人之间的互动会导向国家的相互依赖与和平”。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等也在不同程度上论述了“贸易的天然效应将导向和平”的观点。其后，亚当·斯密、杰里米·边沁、理查德·科布登、诺曼·安吉尔等人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自由贸易主义的代表科布登认为贸易和繁荣比战争要好，“如果我们希望国家越来越富裕和公民的福利不断得到改善，那么我们最好保持和平的状态”；“我们可以使世界摆脱战争，我相信贸易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安吉尔声称由于国际经济相互依赖，战争变得不可想象了，“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随着贸易的发展，各国变得更加富裕，需要各国在政治上大力合作”。各国变得越繁荣，它们之间进行进一步政治合作的动机就越强烈，在政治合作和经济繁荣之间就会形成良性循环。由于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内贸易的增长和相互依赖的加深，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战争相应地变成一种昂贵的方式，国家就更愿意选择和平的国际体系。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和人力资源，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上拥有明显的互补优势。因此，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两国关系恶化影响到双方的经济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对立，但两国自建交以来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的双边关系，并没有出现不可修复的分裂。每当中美关系遇到挫折时，两国领导人就从两国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通过经济互动达到稳定两国政治关系的目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加强和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能量和作用还将进一步增强。中美两国由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的格局，因此在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中谁也不敢贸然采取挑战对方底线的措施而使双边关系跌入深渊。
国际制度是自由主义关注的又一个核心概念。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他们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一书中以相互依赖的理论范式为基点，率先运用国际机制的概念阐述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该书因此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同时亦成为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论的开创性著作，为国际机制的理论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84年，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基欧汉以国际机制为研究基点，详细阐述了霸权后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并对国际机制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全面的论述，标志着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纲领的确立。基欧汉认为霸权后的合作能够在国际机制的作用下顺利实现。他认为，像一个不完善的市场一样，世界政治本质上也存在很大的制度缺陷，这些制度缺陷妨碍了相互有利的合作的出现。要想通过国家间的协商来克服国际政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就必须满足“科斯定律”三条件。而国际机制的功能恰恰就体现于此：第一，它能够建立起基本的法律责任模式。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能够提供一整套的国家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并不具有国内法那样的强制效力，但它能使参与国际机制的行为体建立起一种对他人行为模式的稳定期待，并由此发展出一种合作关系。第二，它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信息，从而增加国际社会的确定性。在没有合适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一些相互有利的谈判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造成这种结果的三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不对称信息、道德风险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国际机制正好可以减少这三方面的负面作用，增加当事双方的信任度。第三，降低交易成本。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能把各国政府聚集起来，这样一起谈判拟定协议的成本就更加低廉，达成协议就会变得更加方便。正因为如此，在国际机制的框架内，国际合作是可以实现的。另一方面，尽管国际机制是由霸权国家主导建立的，体现的是霸权国家的利益，是维持霸权的有效工具并且可以延缓霸权的衰落，但国际机制一经建立就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变量，对霸权可以起到某种程度的制约作用。同时，国际机制的维持并不一定需要霸权国家的支撑，霸权之后的国际合作仍然是可以实现的。
现存的国际制度是在二战后美国的主导下形成的，明显地反映了当时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的利益。因此，美国是现在国际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维护现在的国际制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相对于现存的国际社会来说是一個新的参与者。但是中国也需要现存的国际制度来减少国际社会的不稳定性，减少与其他国家的交易成本。现在的国际制度如果发生巨大的变化肯定会影响到国际社会的稳定，分散中国发展经济的精力。所以，中国目前的首选政策是维护现存的国家制度，充分利用这个制度来为自己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既然现存制度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如此重要，那么美国就不很担心中国对国际制度进行挑战，而中国也不会从根本上破坏该制度。现存国际制度既有利于美国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也有利于中国保持正常的经济发展，因而成为中美两国合作的促进因素。
三、建构主义与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学术思想是认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不是预先给定的因素，而是在国家之间的互动中得以建构的；主权、无政府状态等国际制度同样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第一，社会世界是施动者在客观环境中建构的世界。这一假定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因素：客观事实和社会意义。主流建构主义不否定客观事实，但是在承认客观存在的物质因素的同时，主流建构主义也十分突出地强调了社会意义的概念。第二，施动者和结构是互构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本体优先性。主体间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施动者——结构理论，施动者和结构是互构的，也就是说结构和施动者同时产生、相依相存，没有本体上的先后。第三，观念的力量是巨大的。建构主义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观念的作用：首先，建构主义认为观念确实可以起到因果作用，在一个行为体身份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观念起到引导行为体选择何种政策、采取何种行动的作用。也就是说，观念与物质性因素并列作为行为的原因。其次，观念不仅是指导 行动的路线图，还具有建构功能，可以建构行为体的身份，从而确定行为体的利益，实际上这就将观念视为国际关系中的首要因素。
国家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处于什么状况取决于信任能否建立。国家间的信任程度决定着它们的合作程度：信任程度高，国家间合作程度就高，反之亦然。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里，猜疑和误解比比皆是，培育信任是一个充满挫折、需要善意和坚韧的过程。尤其是大国之间建立信任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如何建立信任，建构主义依据观念的作用对此作出了令人折服的解释。
建构主义强调指出，信任的建立需要形成“集体安全共同体”。亚历山大·温特曾明确提出，影响安全共同体集体身份形成的变量有四个：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与自我约束。从这四个角度来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会发现中美两国各自的角色身份缺乏同质性。中美之间在经济上有一定的相互依存度，但中国处于比美国更敏感和脆弱的地位，因为中国商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在分享共同命运方面，中美之间在某些特定领域具有共同利益，比如在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方面，在反恐怖主义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等。但即使在这些方面，中美之间在实施的手段与方法上、关注的重点上、对特定问题的解决目标等问题上，都不太一致。在同质性方面，中美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美政治哲学迥异，文化历史传统相去甚远，政权组成方式也完全不同。文化的多样性原本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但由于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增加了两国政治文化上的敌意成分。再加上美国文化传统中的优越感和“天定命运”学说，致使美国输出自身价值观的使命感和按照自己的理念改造世界的愿望十分突出，对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理解相对简单，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严重不足。因此，冷战结束后美国始终把中国看成是异己力量，对中国的猜疑和敌视没有减少。尽管如此，中美为了不使两国关系太过僵化，仍然采取了小心翼翼的多方接触，以增进理解和相互信任。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像中美这样的国家如果相互之间没有信任和接触措施，将很难避免当年美苏两极争霸的历史。那将不仅是两国人民的悲哀，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悲哀。
纵观中美之间的交往史，可以看到中美之间曾经有过两次密切合作的时期。一是在二战时期，中美作为同盟军在远东战区的主要作战力量互相配合，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中美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是在新中国同美国建交至冷战结束的一段时期。该时期两国有共同的战略目标(共同抵制苏联扩张)，在共同的利益推动下，两国的政策也大多考虑对方的感受，尽量取得对方的支持，所以两国一度形成准盟友关系。然而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之间的上述合作目标大多消失，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受到美国潜意识的敌对，而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对美国超级大国的潜在威胁也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现实因素。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中美两国极易陷入激烈对抗中。但是当前的时代毕竟不同于美苏争霸时期，中美两国谁也不愿意重复历史的残忍，因而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两国也在努力建立一种最低程度的互信，试图使对方了解自己的政策不是敌意的。
对于国家间的关系状况，建构主义论证了友谊和集体身份认同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是可以实现的。具体而言，国际体系中存在着三种无政府文化结构，即霍布斯式文化结构、洛克式文化结构和康德式文化结构。如果国家以相互为敌的方式思维，就会创造出霍布斯式国际体系；如果以相互竞争的方式思维，就会创造出洛克式国际体系；如果以相互理解帮助的朋友式方式思维，就会创造出康德式国际体系。因而，国家之间关系的状况取决于国家以何种文化指导自身实践的活动。从理论上讲，国家可以从一种文化结构转化为另一种文化结构，即洛克式文化结构可以转化为康德式文化结构。但这取决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努力，增加彼此的相互认同及信任度。否则，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停留在洛克式文化结构上而难以自拔。基于此，建构主义为国与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提供了乐观积极的战略选择，即通过外交政策的行为选择，建立一种基于国家之间友谊的身份认同，促使洛克式无政府文化结构向康德式文化结构转化。当然，目前中美之间的脆弱的国际关系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身份认同，但建构主义外交战略可以使双边友好关系不断得到加强。若中美双方本着“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精神，在各个领域展开对话，必然会开创和平友好的外交新局面。也就是说，如果中美两国彼此都将对方塑造成敌人，那么中美彼此就会成为敌人；如果双方都积极将对方认同为朋友，那么双方就会是朋友。
其实，中美之间是存在着许多战略合作面的。首先，从安全领域来看，中美之间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任何国家应对国际问题都摆脱不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与配合。即使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在反恐问题上也需要中国等国家的支持。目前凸现的朝鲜、伊朗核问题更是吸引了世界大国的注意力，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缺少中美之间的合作而能使问题得到解决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在军控、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中美间的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其次，从经济领域来看，一方面，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合作空间；另一方面，中国还远构不成对美国的威胁，中国并不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再次，现存国际体制符合两国的利益，在维护该体制方面两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关系如何不仅会对中美两国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整个亚太地区和世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自苏东剧变以来，中美关系发展起起伏伏，极大影响了两国的发展和相关地区的稳定。这其中的责任主要在美国身上，原因是美国抱着冷战思想不放，试图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已经提出“和平发展”的概念，最近又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这实际上就是向世界人民表态：中国的发展绝不会以邻为壑，而是要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赢。本着对世界负责任的态度，美国也应该彻底调整自己的外交思路，改变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一次演讲中提出美国需要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这是美国向中国发出的一个积极信号，可以理解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同美国利益相关，应该共担责任，反映了美国承认中国的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006年9月13日，美国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曾说：“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中国将赶上美国，而是中国没能继续进行维持增长和解决该国面临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所必需的改革”，同时称，“鉴于其规模和在世界市场中的角色，中国无疑已经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领导国家，并且值得作为一个领袖来对待”。上述两个重要的发言和随后中美之间的频繁接触，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由以前遏制中国的政策转变成试图引导并规范中国扮演起維护全球体系的责任，并希望和中国一道创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避免中国另起炉灶、挑战美国霸权，实现中美关系的秩序化发展。
在新时期，中美关系体现出的将是很明显的大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中美双方之间将存在复杂的对立与竞争，这种对立有可能是战略性的和长期性的。但是自由主义告诉我们，在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的规范制约下，中美关系又是可以调和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可以实现互利双赢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美双方谨慎善意的互动下，两国可以建立起信任。
责任编辑 文 心
关键词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中美关系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8)06－0085－05
当代國际关系理论界存在着三大理论范式，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大理论分别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对世界政治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并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认可。三大理论各有自己的专长，同时也各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取其长，弃其短，综合三大理论可以对日益复杂的中美关系进行较圆满的解读。
一、现实主义与中美的战略对立
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以来，现实主义总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古典现实主义占统治地位的阶段，80年代以来新现实主义开始兴起。现实主义的发展和转变主要体现在其所关注的重要核心主题上。传统现实主义关注的是权力，新现实主义关注的则是利益(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权力其实也是一种利益，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应该是最重要的利益)。但无论关注哪一方面，现实主义都有几个基本的核心概念：那就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论、国家中心论和国家自私论。
具体来说：第一，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这决定了在国家间关系上不存在公共权力、不存在法律、不存在道德规范，这必然会导致国家间相互猜疑和对对方意图进行最坏的分析；第二，在这个以无政府为特征的体系中，主要的行为体是作为整体单位的主权国家；第三，权力是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第四，国家是理性的行为者。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系统中，理性的国家行为体要争取的是自身处境的最优和自身利益与权力的最大化。因此，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竞争关系，国家为了保障生存，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而不可能将其安全建立在别国善意的基础上，即国家主要依靠本国的各种资源和能力参与国际间的权力角逐或生存竞争，自助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唯一途径。
现实的政治家们无论承认与否都在不自觉地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基本主张，都竭力为自己的国家谋取各方面的利益。在国际关系领域，新崛起的强国必然要求重新瓜分势力范围，必然要向旧的国际秩序挑战，必然要向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大国挑战，这正符合现实主义的观点：“在国际力量发生重组的情况下，新崛起的国家必然会提出领土要求，获取地区霸权，提高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并将国际规则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从冷战结束后的亚太大国关系来看，由于苏联的解体，世界上已没有哪个国家的力量能够与美国抗衡，因此，它的最重大的战略利益就是确保该地区不出现像前苏联那样足以挑战美国全球地位和利益的国家，并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而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发展潜力看好的中国就理所当然地被美国视作“最大威胁”，遏制、防范中国的强大也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中国要发展、要强大就必须突破美国的“遏制”，中美之间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竞争状态。无论是以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时期提出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还是目前布什总统对中美关系“竞争性战略伙伴关系”、“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的定性，都摆脱不了中美之间这种实际上的政治对立。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希卡·马修斯曾经指出：恐怖主义和反恐需要并没有改变中美最基础性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根源，它只是暂时地搁置了其中的一些根源。在台湾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人权、反导、美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作用等问题上两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互不信任。即使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增加，这些分歧也仍将存在。
为了阻止中国的发展以维护自己的独特地位，美国从战略上基本是采取了围追堵截的政策，加紧构筑围堵中国的安全体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其主要措施如下：第一，针对中国军力增长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增强西太平洋的军事战斗能力。美国2006年2月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声称，“在世界主要的新兴国家中，中国具有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最大潜力”，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大国的崛起“将成为决定美国21世纪安全环境的关键因素”。基于此，美国增加了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投放能力，增强了针对中国的军事遏制。近年来，美国加紧调整在第二岛链的军事部署，将B－2隐形轰炸机、大型两栖攻击舰和核动力潜艇调驻关岛，试图把关岛改造成亚洲边缘的“军事力量投送中心”，以加强在亚洲的“前沿部署”。美国此举着眼于对付未来可能在台湾海峡或朝鲜半岛发生的“危机局势”，同时有助于阻止中国海军突破第二岛链向太平洋深处发展。第二，美国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安全合作，加紧编织针对中国的围堵网。除了传统的盟友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外，美国还加强了与印度的政治军事合作，提升了印度在亚洲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从而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尽管美国在亚洲开展安全合作有包括反恐、防核扩散等因素在内的多重动因，但其战略目标是构建一个阻止中国在其周边地区通过开展强制性外交来行使自己权力的安全结构。一方面加强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另一方面增强其盟友或伙伴抵制来自中国的所谓强制行为的能力和信心，防止这些国家未来成为逐渐强大的中国的跟随者。
针对美国的围追堵截，中国从战略上并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而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自身的发展。中国的这种政策在过去的较长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远没有完成，但是中国为实现国家的最终统一和维护国家安全所作出的努力，将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美很难摆脱战略上的政治对立状况。
二、自由主义与中美的相互合作
按照一般的划分方式，自由主义可以分为两个分支，以出现时间为序可以分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尽管二者有明显的区别，但是我们从中依然可以找出其共同的核心思想，包括世界政府理论、集体安全理论、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和制度和平论。其中，对我们的研究最重要的是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和制度和平理论。
相互依赖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最基本的概念。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是指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互动的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敏感性”和“脆弱性”是相互依赖的根本特征。所谓的敏感性指的是行为者在试图改变局面而作政策调整之前所具有的承受外部强加代价影响的程度；而脆弱性则指行为体因外部事件所强加的代价而受损失的程 度，甚至包括政策变化后的情况。前者假定现存的政策框架保持不变，外部影响对一国造成的直接结果，指的是一国的承受力；后者则指该国采取对策抵消或减轻上述结果的能力，指的是一国的应变力。行为体之间互动的影响和相互的制约程度取决于各方对外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大小。在国际政治中，脆弱性的重要性明显大于敏感性。所以在相互依赖中，由于一国存在对他国依赖上的脆弱性，使得两国在面临冲突时采取理性的自制倾向，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
相互依赖理论中，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占据着中心位置。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早在17世纪初，艾默里克·克略西就指出：“在获得启蒙之后，经济人之间的互动会导向国家的相互依赖与和平”。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等也在不同程度上论述了“贸易的天然效应将导向和平”的观点。其后，亚当·斯密、杰里米·边沁、理查德·科布登、诺曼·安吉尔等人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自由贸易主义的代表科布登认为贸易和繁荣比战争要好，“如果我们希望国家越来越富裕和公民的福利不断得到改善，那么我们最好保持和平的状态”；“我们可以使世界摆脱战争，我相信贸易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安吉尔声称由于国际经济相互依赖，战争变得不可想象了，“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随着贸易的发展，各国变得更加富裕，需要各国在政治上大力合作”。各国变得越繁荣，它们之间进行进一步政治合作的动机就越强烈，在政治合作和经济繁荣之间就会形成良性循环。由于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内贸易的增长和相互依赖的加深，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战争相应地变成一种昂贵的方式，国家就更愿意选择和平的国际体系。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和人力资源，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上拥有明显的互补优势。因此，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两国关系恶化影响到双方的经济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对立，但两国自建交以来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的双边关系，并没有出现不可修复的分裂。每当中美关系遇到挫折时，两国领导人就从两国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通过经济互动达到稳定两国政治关系的目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加强和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能量和作用还将进一步增强。中美两国由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的格局，因此在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中谁也不敢贸然采取挑战对方底线的措施而使双边关系跌入深渊。
国际制度是自由主义关注的又一个核心概念。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他们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一书中以相互依赖的理论范式为基点，率先运用国际机制的概念阐述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该书因此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同时亦成为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论的开创性著作，为国际机制的理论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84年，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基欧汉以国际机制为研究基点，详细阐述了霸权后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并对国际机制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全面的论述，标志着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纲领的确立。基欧汉认为霸权后的合作能够在国际机制的作用下顺利实现。他认为，像一个不完善的市场一样，世界政治本质上也存在很大的制度缺陷，这些制度缺陷妨碍了相互有利的合作的出现。要想通过国家间的协商来克服国际政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就必须满足“科斯定律”三条件。而国际机制的功能恰恰就体现于此：第一，它能够建立起基本的法律责任模式。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能够提供一整套的国家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并不具有国内法那样的强制效力，但它能使参与国际机制的行为体建立起一种对他人行为模式的稳定期待，并由此发展出一种合作关系。第二，它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信息，从而增加国际社会的确定性。在没有合适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一些相互有利的谈判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造成这种结果的三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不对称信息、道德风险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国际机制正好可以减少这三方面的负面作用，增加当事双方的信任度。第三，降低交易成本。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能把各国政府聚集起来，这样一起谈判拟定协议的成本就更加低廉，达成协议就会变得更加方便。正因为如此，在国际机制的框架内，国际合作是可以实现的。另一方面，尽管国际机制是由霸权国家主导建立的，体现的是霸权国家的利益，是维持霸权的有效工具并且可以延缓霸权的衰落，但国际机制一经建立就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变量，对霸权可以起到某种程度的制约作用。同时，国际机制的维持并不一定需要霸权国家的支撑，霸权之后的国际合作仍然是可以实现的。
现存的国际制度是在二战后美国的主导下形成的，明显地反映了当时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的利益。因此，美国是现在国际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维护现在的国际制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相对于现存的国际社会来说是一個新的参与者。但是中国也需要现存的国际制度来减少国际社会的不稳定性，减少与其他国家的交易成本。现在的国际制度如果发生巨大的变化肯定会影响到国际社会的稳定，分散中国发展经济的精力。所以，中国目前的首选政策是维护现存的国家制度，充分利用这个制度来为自己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既然现存制度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如此重要，那么美国就不很担心中国对国际制度进行挑战，而中国也不会从根本上破坏该制度。现存国际制度既有利于美国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也有利于中国保持正常的经济发展，因而成为中美两国合作的促进因素。
三、建构主义与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学术思想是认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不是预先给定的因素，而是在国家之间的互动中得以建构的；主权、无政府状态等国际制度同样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第一，社会世界是施动者在客观环境中建构的世界。这一假定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因素：客观事实和社会意义。主流建构主义不否定客观事实，但是在承认客观存在的物质因素的同时，主流建构主义也十分突出地强调了社会意义的概念。第二，施动者和结构是互构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本体优先性。主体间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施动者——结构理论，施动者和结构是互构的，也就是说结构和施动者同时产生、相依相存，没有本体上的先后。第三，观念的力量是巨大的。建构主义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观念的作用：首先，建构主义认为观念确实可以起到因果作用，在一个行为体身份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观念起到引导行为体选择何种政策、采取何种行动的作用。也就是说，观念与物质性因素并列作为行为的原因。其次，观念不仅是指导 行动的路线图，还具有建构功能，可以建构行为体的身份，从而确定行为体的利益，实际上这就将观念视为国际关系中的首要因素。
国家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处于什么状况取决于信任能否建立。国家间的信任程度决定着它们的合作程度：信任程度高，国家间合作程度就高，反之亦然。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里，猜疑和误解比比皆是，培育信任是一个充满挫折、需要善意和坚韧的过程。尤其是大国之间建立信任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如何建立信任，建构主义依据观念的作用对此作出了令人折服的解释。
建构主义强调指出，信任的建立需要形成“集体安全共同体”。亚历山大·温特曾明确提出，影响安全共同体集体身份形成的变量有四个：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与自我约束。从这四个角度来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会发现中美两国各自的角色身份缺乏同质性。中美之间在经济上有一定的相互依存度，但中国处于比美国更敏感和脆弱的地位，因为中国商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在分享共同命运方面，中美之间在某些特定领域具有共同利益，比如在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方面，在反恐怖主义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等。但即使在这些方面，中美之间在实施的手段与方法上、关注的重点上、对特定问题的解决目标等问题上，都不太一致。在同质性方面，中美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美政治哲学迥异，文化历史传统相去甚远，政权组成方式也完全不同。文化的多样性原本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但由于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增加了两国政治文化上的敌意成分。再加上美国文化传统中的优越感和“天定命运”学说，致使美国输出自身价值观的使命感和按照自己的理念改造世界的愿望十分突出，对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理解相对简单，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严重不足。因此，冷战结束后美国始终把中国看成是异己力量，对中国的猜疑和敌视没有减少。尽管如此，中美为了不使两国关系太过僵化，仍然采取了小心翼翼的多方接触，以增进理解和相互信任。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像中美这样的国家如果相互之间没有信任和接触措施，将很难避免当年美苏两极争霸的历史。那将不仅是两国人民的悲哀，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悲哀。
纵观中美之间的交往史，可以看到中美之间曾经有过两次密切合作的时期。一是在二战时期，中美作为同盟军在远东战区的主要作战力量互相配合，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中美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是在新中国同美国建交至冷战结束的一段时期。该时期两国有共同的战略目标(共同抵制苏联扩张)，在共同的利益推动下，两国的政策也大多考虑对方的感受，尽量取得对方的支持，所以两国一度形成准盟友关系。然而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之间的上述合作目标大多消失，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受到美国潜意识的敌对，而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对美国超级大国的潜在威胁也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现实因素。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中美两国极易陷入激烈对抗中。但是当前的时代毕竟不同于美苏争霸时期，中美两国谁也不愿意重复历史的残忍，因而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两国也在努力建立一种最低程度的互信，试图使对方了解自己的政策不是敌意的。
对于国家间的关系状况，建构主义论证了友谊和集体身份认同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是可以实现的。具体而言，国际体系中存在着三种无政府文化结构，即霍布斯式文化结构、洛克式文化结构和康德式文化结构。如果国家以相互为敌的方式思维，就会创造出霍布斯式国际体系；如果以相互竞争的方式思维，就会创造出洛克式国际体系；如果以相互理解帮助的朋友式方式思维，就会创造出康德式国际体系。因而，国家之间关系的状况取决于国家以何种文化指导自身实践的活动。从理论上讲，国家可以从一种文化结构转化为另一种文化结构，即洛克式文化结构可以转化为康德式文化结构。但这取决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努力，增加彼此的相互认同及信任度。否则，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停留在洛克式文化结构上而难以自拔。基于此，建构主义为国与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提供了乐观积极的战略选择，即通过外交政策的行为选择，建立一种基于国家之间友谊的身份认同，促使洛克式无政府文化结构向康德式文化结构转化。当然，目前中美之间的脆弱的国际关系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身份认同，但建构主义外交战略可以使双边友好关系不断得到加强。若中美双方本着“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精神，在各个领域展开对话，必然会开创和平友好的外交新局面。也就是说，如果中美两国彼此都将对方塑造成敌人，那么中美彼此就会成为敌人；如果双方都积极将对方认同为朋友，那么双方就会是朋友。
其实，中美之间是存在着许多战略合作面的。首先，从安全领域来看，中美之间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任何国家应对国际问题都摆脱不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与配合。即使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在反恐问题上也需要中国等国家的支持。目前凸现的朝鲜、伊朗核问题更是吸引了世界大国的注意力，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缺少中美之间的合作而能使问题得到解决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在军控、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中美间的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其次，从经济领域来看，一方面，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合作空间；另一方面，中国还远构不成对美国的威胁，中国并不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再次，现存国际体制符合两国的利益，在维护该体制方面两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关系如何不仅会对中美两国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整个亚太地区和世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自苏东剧变以来，中美关系发展起起伏伏，极大影响了两国的发展和相关地区的稳定。这其中的责任主要在美国身上，原因是美国抱着冷战思想不放，试图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已经提出“和平发展”的概念，最近又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这实际上就是向世界人民表态：中国的发展绝不会以邻为壑，而是要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赢。本着对世界负责任的态度，美国也应该彻底调整自己的外交思路，改变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一次演讲中提出美国需要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这是美国向中国发出的一个积极信号，可以理解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同美国利益相关，应该共担责任，反映了美国承认中国的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006年9月13日，美国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曾说：“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中国将赶上美国，而是中国没能继续进行维持增长和解决该国面临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所必需的改革”，同时称，“鉴于其规模和在世界市场中的角色，中国无疑已经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领导国家，并且值得作为一个领袖来对待”。上述两个重要的发言和随后中美之间的频繁接触，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由以前遏制中国的政策转变成试图引导并规范中国扮演起維护全球体系的责任，并希望和中国一道创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避免中国另起炉灶、挑战美国霸权，实现中美关系的秩序化发展。
在新时期，中美关系体现出的将是很明显的大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中美双方之间将存在复杂的对立与竞争，这种对立有可能是战略性的和长期性的。但是自由主义告诉我们，在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的规范制约下，中美关系又是可以调和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可以实现互利双赢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美双方谨慎善意的互动下，两国可以建立起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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