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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认真的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展中的经验教训，十分重视机遇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观。《邓小平文选》中有二十多处谈到机遇问题，在南方谈话中更是重点强调抓住机遇的重要性，这种用历史机遇思想观察和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角度和思维对于我们在现阶段的发展阶段是有重要意义的。
【关键词】南方谈话 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观
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专门强调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除去南方谈话，在《邓小平文选》中，它曾有二十多次谈到了机遇问题。他在用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观观察解决改革开放到92年时的发展问题中，对机遇与挑战、机遇与发展、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等辩证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和阐释。这些内容不断的丰富着马克思主义机遇观，也不断提供源源不断的新时期的共产党人的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论。
一、哲学发展史上的机遇观
在哲学发展史上，机遇的作用的研究最早源于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在古希腊时期，原子论的创始者德谟克利特曾经主张一种严格的决定论，他认为原子只能沿着垂直方向作直线运动，因此他把一切归结为必然性而否认任何偶然性。伊壁鸠鲁虽然承袭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但却认为原子可以脱离直线而偏斜。他认为原子的偏斜是一种偶然性的机遇造成的，因此他对德谟克利特索主张的严格决定论进行了修改。他主张：“一些事物归因于必然性，一些事物归因于机遇”。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机遇在哲学史上历来被认为是偶然性的一種特殊表现形式。马克思曾经对伊壁鸠鲁的有关思想给予了肯定，并称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
在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开始了由经典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变。由于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把机遇问题推向了哲学研究的前沿。1954年，玻恩出版了《关于因果与机遇的自然哲学》一书，书中指出：机遇是一个极为基本的哲学范畴，“自然界同时受到因果律和机遇律的某种混合方式的支配”。从此，机遇问题开始引起了国际哲学界、科学界的广泛关注。世界著名的系统哲学家拉兹洛指出：自然界和历史进程有很大程度的随机性和偶然性，进化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充满了一系列的机遇。另一位世界著名的系统哲学家邦格则提出：“那种认为存在客观的机遇或偶然性的论点，是一种较为现代的观点”，“无论如何，过去通常被认为只是掩饰人们无知的机遇，现在作为一种发生的模式已经获得了相当重要的本体论地位。”
二、南方谈话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观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贯重视机遇问题，我们党也一再强调“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稳定，促进发展”的方针。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经过我们的思考，我们可以从南方谈话和《邓小平文选》中看到关于机遇观的种种痕迹：
（一）机遇是指对某一特定事物的发展而言并非必定出现但一经出现就可能改变事物现存状态的事件和条件。机遇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具有不确定性，机遇是否出现，机遇在何时何地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都是不确定的。二，机遇具有非常驻性，机遇对特定事物而言并不是总是存在和不变的，即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正是由于机遇具有不确定性和非常驻性的特点，所以机遇往往表现为偶然性、或然性。但机遇背后又隐藏着必然性，机遇的出现又不是神秘莫测的，而是有规律可寻，有原因可察的。因而机遇的出现又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二）机遇具有客观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一特殊阶段。这一特殊阶段的产生与形成依赖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认识和活动 要顺应机遇这个特殊阶段的特殊运动方式，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抛弃。抓住机遇有赖于掌握客观规律，有赖于对时代特征的正确分析。因此，人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机遇，掌握机遇中特殊的矛盾运动。
（三）抓住机遇必须解放思想。既然机遇产生于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运动，那么就是一种超常规的运动，具有一种让人们不易发觉不易把握的特征。如果人们受 旧的思维模式束缚，因循守旧，就会与机遇失之交臂。邓小平曾经还说过： “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邓小平 文选》第三卷，第737页）因此，人们要从旧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积极地去探索新事物，研究新问题，尽早地抓住机遇，充分利用这一特别过程给人们带来的有 利条件。
三、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观在我党的发展
机遇作为一个反映现代科学精神的哲学范畴，在当代哲学研究中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须以现代科学精神武装自己。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南方谈话以来，我国的哲学研究对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观开始予以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除了已经提到的《邓小平文选》外，
我们党在多个文件中多次强调树立和增强机遇意识。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号召全党要“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增强机遇意识，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期，极大推进了我国的科学发展。2003年，胡锦涛同志就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关系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现在，我们正处在又一个难得的有利发展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只争朝夕地工作，根本目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确保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这次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了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四、如何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观看待当前我们发展问题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时，国际形势上，东欧突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国内的形势也不乐观，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闯关”失败，经济基础差，改革遇到了困难，人们的思想分歧很大，矛盾最后爆发，演变成了政治风波。然而，邓小平就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机遇观看到了中国发展的机遇，使得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以看出，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观在现阶段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用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观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国际形势上，总的来说，和平、发展、合作依然是时代的潮流，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依然在提供发展的动力。而且，中国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已经从世界的边缘走上了世界中心舞台。当年即使我们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我们仍然没有话语权，但在对外开放后，我们走出去、引进来，逐步形成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个新格局，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提升了。这是前30年改革开放打下的非常好的基础。在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G20出现了。其最大的意义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进入G20，不仅可以在世界中心舞台发挥更大作用，而且有充分的话语权可以参与制定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了。
国内形势上，尽管我们遇到许多问题，包括现在许多人不满的物价上涨、干部腐败等问题，但是我们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不仅驾驭复杂局面的执政能力大大提高了，而且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了。国内货币存量70多万亿元，外汇储备2.6万亿美元（去年9月数据），就凭着这条跟过去相比就很不一样。应该讲，我们现在发展的条件，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
（二）要深刻认识挑战背后的机遇。肯定机遇大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看到挑战。从世界的变革来讲，从国内的环境来讲，我们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有一大堆，但是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极大的机遇。比如当年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可以说有多大就有多大，但是这些困难的背后是什么？就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条件成熟了，改革开放的条件成熟了，邓小平看到了挑战背后的机遇，领导中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三）要善于化挑战为机遇。我们不仅仅要看到挑战背后是机遇，还要看到挑战本身就是机遇。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把国际金融危机转变成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党中央看明白了一点，这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不是简单的对我们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而是对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而我们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问题，是党中央早就发现的。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党中央就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党的十七大上还旗帜鲜明地讲了“三个转变”。但是正在我们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候，国际金融危机降临了，把我们在发展方式上存在的问题也进一步暴露了。因此，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把国际金融危机转变成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问题，其实质是把挑战变成了机遇。
（四）敢于抢占下一轮竞争的先机。经过这轮全球经济大洗牌，洗完以后我们从新的起点出发，同步开始竞争，如果中国在后危机时代能够制定一个切合实际和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的发展战略，这样我们就可以抢占下一轮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掌握主动权。这也是抓机遇的問题。这个思想，也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领会。
南方谈话给我们的启示很多，在南方谈话二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理应重温这次经典的南方谈话，从中汲取充足的力量看清现阶段我们发展的方向，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金民卿；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价值和当代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2期.
[3]刘江平；邓小平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延安大学.2011.
[4]李正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理论贡献、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
【关键词】南方谈话 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观
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专门强调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除去南方谈话，在《邓小平文选》中，它曾有二十多次谈到了机遇问题。他在用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观观察解决改革开放到92年时的发展问题中，对机遇与挑战、机遇与发展、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等辩证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和阐释。这些内容不断的丰富着马克思主义机遇观，也不断提供源源不断的新时期的共产党人的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论。
一、哲学发展史上的机遇观
在哲学发展史上，机遇的作用的研究最早源于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在古希腊时期，原子论的创始者德谟克利特曾经主张一种严格的决定论，他认为原子只能沿着垂直方向作直线运动，因此他把一切归结为必然性而否认任何偶然性。伊壁鸠鲁虽然承袭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但却认为原子可以脱离直线而偏斜。他认为原子的偏斜是一种偶然性的机遇造成的，因此他对德谟克利特索主张的严格决定论进行了修改。他主张：“一些事物归因于必然性，一些事物归因于机遇”。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机遇在哲学史上历来被认为是偶然性的一種特殊表现形式。马克思曾经对伊壁鸠鲁的有关思想给予了肯定，并称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
在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开始了由经典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变。由于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把机遇问题推向了哲学研究的前沿。1954年，玻恩出版了《关于因果与机遇的自然哲学》一书，书中指出：机遇是一个极为基本的哲学范畴，“自然界同时受到因果律和机遇律的某种混合方式的支配”。从此，机遇问题开始引起了国际哲学界、科学界的广泛关注。世界著名的系统哲学家拉兹洛指出：自然界和历史进程有很大程度的随机性和偶然性，进化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充满了一系列的机遇。另一位世界著名的系统哲学家邦格则提出：“那种认为存在客观的机遇或偶然性的论点，是一种较为现代的观点”，“无论如何，过去通常被认为只是掩饰人们无知的机遇，现在作为一种发生的模式已经获得了相当重要的本体论地位。”
二、南方谈话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观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贯重视机遇问题，我们党也一再强调“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稳定，促进发展”的方针。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经过我们的思考，我们可以从南方谈话和《邓小平文选》中看到关于机遇观的种种痕迹：
（一）机遇是指对某一特定事物的发展而言并非必定出现但一经出现就可能改变事物现存状态的事件和条件。机遇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具有不确定性，机遇是否出现，机遇在何时何地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都是不确定的。二，机遇具有非常驻性，机遇对特定事物而言并不是总是存在和不变的，即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正是由于机遇具有不确定性和非常驻性的特点，所以机遇往往表现为偶然性、或然性。但机遇背后又隐藏着必然性，机遇的出现又不是神秘莫测的，而是有规律可寻，有原因可察的。因而机遇的出现又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二）机遇具有客观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一特殊阶段。这一特殊阶段的产生与形成依赖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认识和活动 要顺应机遇这个特殊阶段的特殊运动方式，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抛弃。抓住机遇有赖于掌握客观规律，有赖于对时代特征的正确分析。因此，人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机遇，掌握机遇中特殊的矛盾运动。
（三）抓住机遇必须解放思想。既然机遇产生于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运动，那么就是一种超常规的运动，具有一种让人们不易发觉不易把握的特征。如果人们受 旧的思维模式束缚，因循守旧，就会与机遇失之交臂。邓小平曾经还说过： “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邓小平 文选》第三卷，第737页）因此，人们要从旧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积极地去探索新事物，研究新问题，尽早地抓住机遇，充分利用这一特别过程给人们带来的有 利条件。
三、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观在我党的发展
机遇作为一个反映现代科学精神的哲学范畴，在当代哲学研究中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须以现代科学精神武装自己。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南方谈话以来，我国的哲学研究对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观开始予以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除了已经提到的《邓小平文选》外，
我们党在多个文件中多次强调树立和增强机遇意识。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号召全党要“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增强机遇意识，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期，极大推进了我国的科学发展。2003年，胡锦涛同志就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关系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现在，我们正处在又一个难得的有利发展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只争朝夕地工作，根本目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确保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这次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了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四、如何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观看待当前我们发展问题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时，国际形势上，东欧突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国内的形势也不乐观，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闯关”失败，经济基础差，改革遇到了困难，人们的思想分歧很大，矛盾最后爆发，演变成了政治风波。然而，邓小平就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机遇观看到了中国发展的机遇，使得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以看出，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观在现阶段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用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观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国际形势上，总的来说，和平、发展、合作依然是时代的潮流，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依然在提供发展的动力。而且，中国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已经从世界的边缘走上了世界中心舞台。当年即使我们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我们仍然没有话语权，但在对外开放后，我们走出去、引进来，逐步形成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个新格局，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提升了。这是前30年改革开放打下的非常好的基础。在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G20出现了。其最大的意义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进入G20，不仅可以在世界中心舞台发挥更大作用，而且有充分的话语权可以参与制定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了。
国内形势上，尽管我们遇到许多问题，包括现在许多人不满的物价上涨、干部腐败等问题，但是我们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不仅驾驭复杂局面的执政能力大大提高了，而且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了。国内货币存量70多万亿元，外汇储备2.6万亿美元（去年9月数据），就凭着这条跟过去相比就很不一样。应该讲，我们现在发展的条件，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
（二）要深刻认识挑战背后的机遇。肯定机遇大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看到挑战。从世界的变革来讲，从国内的环境来讲，我们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有一大堆，但是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极大的机遇。比如当年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可以说有多大就有多大，但是这些困难的背后是什么？就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条件成熟了，改革开放的条件成熟了，邓小平看到了挑战背后的机遇，领导中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三）要善于化挑战为机遇。我们不仅仅要看到挑战背后是机遇，还要看到挑战本身就是机遇。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把国际金融危机转变成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党中央看明白了一点，这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不是简单的对我们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而是对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而我们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问题，是党中央早就发现的。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党中央就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党的十七大上还旗帜鲜明地讲了“三个转变”。但是正在我们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候，国际金融危机降临了，把我们在发展方式上存在的问题也进一步暴露了。因此，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把国际金融危机转变成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问题，其实质是把挑战变成了机遇。
（四）敢于抢占下一轮竞争的先机。经过这轮全球经济大洗牌，洗完以后我们从新的起点出发，同步开始竞争，如果中国在后危机时代能够制定一个切合实际和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的发展战略，这样我们就可以抢占下一轮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掌握主动权。这也是抓机遇的問题。这个思想，也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领会。
南方谈话给我们的启示很多，在南方谈话二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理应重温这次经典的南方谈话，从中汲取充足的力量看清现阶段我们发展的方向，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金民卿；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价值和当代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2期.
[3]刘江平；邓小平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延安大学.2011.
[4]李正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理论贡献、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