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百年党史 文艺思想 中国舞蹈艺术 【中图分类号】J709.2 【文献标识码】A
从纵深宏阔的百年历史中寻找党的文艺思想，印证了“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由“简”到“巨”的过程。从确立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作为根本文艺方针，历经毛泽东等党中央几代领导人集体的文艺思想之光，直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系列重要论述，聚沙成塔，玉汝于成。作为推动中国文藝事业发展前行的理论津梁，党的文艺思想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于引领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熔铸转化、创新丰盈，以擎天架海之力烛照并铸就了“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
历史地看待党领导的百年中国文艺，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从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到方针政策，是一个融会贯通的深宏整体，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与政策体系的连绵脉络。其针对文艺的根本性质、基本规律、趋势方向，重大理论问题、实践问题，给出答案做出判断，提供了根本方向与遵循。作为中国文艺的有机组成部分，舞蹈艺术从发轫、发展到成熟，党的文艺思想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厚其栋”的根本性作用，更为后来的“任其重”扎牢了基础，成为现当代中国舞蹈艺术百年征程的压舱石。
置身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舞蹈艺术作为整个民族国家文化建构的一分子，按照创造新文化的理路，体现为前后接续的两种实践表达路径：先是在反思传统文化“师夷制夷”的启蒙主义道路上，面向西方，将西方舞蹈文化样式引入中国；继而又在中国传统舞蹈文化的厚土上创辟新途，如向武术、传统演唱体的中国戏曲，寻找舞蹈精神与样式；丰富的民间舞蹈文化亦是供养之源；此外，古代典籍中关于诗乐舞的记录成为汲取舞蹈律动法则和形态的重要依据……古今中外的舞蹈文化资源为即将开启的现当代中国舞蹈艺术征程做了历史性准备。
与此同时，也对党的文艺道路实践与探索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如何对待中外文化遗产？这一问题不仅仅是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文艺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的，更是关涉到中国文艺发展的长远大计，迫切需要科学解答的重大文艺实践问题，更是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其背后隐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文明不是一个绝缘体，自我封闭是无法孕育出伟大文明来的。
正是基于党的正确文艺思想理论的指引，对如何对待中西舞蹈文化资源作出了正确判断，这一判断为“新舞蹈”“红军舞蹈”等早期中国舞蹈艺术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依据，也促成中国古典舞“中西结合”的重大实践。从而促成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当代舞……中与西、古与今、精英与大众兼收并蓄、百花齐放，使当代中国舞蹈艺术从发轫伊始便具有了开放性、融通性、多样性的包容气度，生动演绎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文明的互鉴与文化多样性之间隐含着文明主体性的大问题。文化的差异性为互鉴提供可能，而互鉴的目的是进一步促进文明的繁荣与发展，彰显各美其美的差异性，良性的文明间的互鉴必然通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道路。正是牢牢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与本质，文艺的民族性才成为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根本属性。
如何守住民族之根，培铸民族之魂？这是现当代舞蹈艺术建构道路上攻坚克难的重大命题。在继承优秀民族传统舞蹈文化和世界舞蹈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当代中国舞蹈学科体系的全过程中，学科建设与艺术实践通过彼此引领、支撑、互补，彰显了独一无二的民族舞蹈艺术魅力。较之源于民族传统舞蹈文化的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西方舞蹈如芭蕾舞、现代舞等的民族化道路建设更是任重而道远。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用“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形象地阐明了观点。以《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为代表的中国芭蕾艺术可以说就是较好地运用矛盾分析法，抓住本质和现象、内容与形式几对关系范畴，完成芭蕾民族化的阶段性任务。其价值绝非局限于中国内部完成本土化实践，而是为世界芭蕾舞艺术体系注入来自中国的新鲜血液。但是芭蕾的民族化不是“半截子”工程，不能止步于风格范式的表层，更重要的是向世界宣告中国芭蕾学派的美学主张。这就进一步涉及到民族文化立场的根本问题，本土化不是停留在现象层面而是进入到本质属性的“民族化”。正如法国媒体所评价：“它的价值和内涵已经超越了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局限，这种与欧洲文化风格迥异的中国芭蕾，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论断：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可以说，“新”是党领导的中国文艺建设的“初心”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是文艺的生命”的重要论断，更是提出了具体要求，不是一般的创新，而是要“提高原创力”，强调贯穿于文艺创作全过程、全方位、全新的创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多样性、联系普遍性、发展无限性这一基本原理，决定了面对丰富多彩、千丝万缕、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生活，创新是艺术发展繁荣的必然选择。例如，以《黄河》为题的舞蹈作品创作几乎贯穿于新中国不同时期，不同的艺术观念、手法，不同的形象创造（人的形象、水的形象、情感意象、精神意象），不同的舞种样式（古典舞、芭蕾舞、民间舞、街舞、国标舞）等等，体现了针对同一个对象创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一个经典的艺术作品自诞生之日起就宣告了其形式的“速朽”，由此可见，艺术创新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党的几代领导核心坚持贯彻文艺发展“双百”方针恰恰是抓住了艺术的本质规律，是艺术创新、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大繁荣大发展的科学法则也是根本的政策制度保障。 针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理论。中国古典舞、中国民间舞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均着力于解决传统舞蹈文化资源的当代转化问题，如破解运用有限的传统形态，即前现代文明语境下的舞蹈样式，实现当下的生活内容、审美理想、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丰富内涵的阐发。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正是基于党的文艺创新思想的引领，当代中国舞蹈艺术才不断开创中西融贯的古典舞、元素经典化的民族民间舞、民族化的芭蕾舞、形式非限定性的当代舞以及中国现代舞的新局。
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历数百年舞蹈作品印证着“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从早期红军舞蹈《分田歌》《送夫当红军》，新舞蹈《游击队之歌》《饥火》，到20世纪50年代《人民胜利万岁》《荷花舞》、60年代《东方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70年代《丝路花雨》、80年代《希望》《雀之灵》、新世纪前后《踏歌》《云南映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文艺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的繁荣态势下，创作激情空前高涨、创作空间更加宽广。“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涌现出诸如《永不消逝的电波》、《幻茶谜经》、陶身体数字系列和《俑》系列……这一切极大地丰富了当代舞蹈艺术的景观和样式，听得见时代的脉动。
从对百年舞蹈创作的简单勾勒发现，艺术不仅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去反映客观真实，它的实践轨迹亦是真实本身。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生产论维度看艺术活动即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决定了舞蹈作品的站位和高度，时代性不仅表现了舞蹈作品的时间特征，也展现出它所感应的历史方位与潮流。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寥寥数语蕴含着极强的内在逻辑：一是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根本要求——“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二是实现其的根本方法——“从群众中來，到群众中去”，即“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三是实现目标——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自觉拜人民为师”是当代中国舞蹈艺术坚持不懈贯彻党的文艺思想的自觉道路。1945年，舞蹈家戴爱莲、彭松深入川康边境，收集藏族、羌族等族的音乐舞蹈，并举办“边疆音乐舞蹈大会”；1947年，舞蹈家贾作光深入内蒙古自治区，向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和鄂伦春族人民学习舞蹈，树立了“采风学舞”从民间到舞台的实践范式，提供了舞蹈艺术创新的方法、经验与理论。可以说，在表演、教学、创作、研究等各领域，“向民间学习”成为当代中国舞蹈艺术发展进程中根深蒂固的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广大舞蹈工作者开启了加大舞蹈采风的力度与深度的新模式。《青稞》《阿嘎人》《老雁》《独树》等舞蹈作品，如果不是“到群众中去”，真实地感受藏族、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生产场景和喜怒悲欢，深深地为其所触动并有感而发，就不会达至“让人动心”的“艺术的最高境界”。
文艺作品不仅要“重真情”更要“尚大义”，真情能打动人，潜隐于真情背后的大义能 “化人”。有真情无大义或有大义无真情，都算不得“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难以 “培根铸魂”。何为“大义”？即“道”或价值观，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思想的凝练和升华。新时代文艺必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这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要求。当代中国舞蹈一直秉持价值追求的艺术自觉，如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精神遗产，“崇正义”“守诚信”的舞剧作品《关公》《精忠报国》《赵氏孤儿》；“尚和合”“求大同”的《文成公主》《昭君出塞》；“讲仁爱”“重民本”的《屈原》《孔子》。又如，弘扬红色革命文化中的精神价值的如舞剧《红梅赞》《铁道游击队》，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中的经典历史瞬间和英雄人物成为贯穿于每一个时代创作者不竭的动力源泉。此外，《红船》《井冈山》《长征》等作品，以党的精神谱系为内容，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的精神图景。还有像《草原英雄小姐妹》《天路》《红旗》这类镌刻着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舞剧创作，以塑造当代人的爱国主义情怀、英雄主义精神为人民画像、为时代放歌。
面对国际社会不断涌现的新挑战、新风险，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的传导须臾离不开中国文艺发挥巨大作用、贡献巨大力量，这也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时代性的责任和使命。
（作者为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 、《舞蹈》杂志常务副主编）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责编/谷漩 美编/陈媛媛
从纵深宏阔的百年历史中寻找党的文艺思想，印证了“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由“简”到“巨”的过程。从确立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作为根本文艺方针，历经毛泽东等党中央几代领导人集体的文艺思想之光，直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系列重要论述，聚沙成塔，玉汝于成。作为推动中国文藝事业发展前行的理论津梁，党的文艺思想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于引领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熔铸转化、创新丰盈，以擎天架海之力烛照并铸就了“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
历史地看待党领导的百年中国文艺，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从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到方针政策，是一个融会贯通的深宏整体，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与政策体系的连绵脉络。其针对文艺的根本性质、基本规律、趋势方向，重大理论问题、实践问题，给出答案做出判断，提供了根本方向与遵循。作为中国文艺的有机组成部分，舞蹈艺术从发轫、发展到成熟，党的文艺思想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厚其栋”的根本性作用，更为后来的“任其重”扎牢了基础，成为现当代中国舞蹈艺术百年征程的压舱石。
当代中国舞蹈艺术的包容性思想
置身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舞蹈艺术作为整个民族国家文化建构的一分子，按照创造新文化的理路，体现为前后接续的两种实践表达路径：先是在反思传统文化“师夷制夷”的启蒙主义道路上，面向西方，将西方舞蹈文化样式引入中国；继而又在中国传统舞蹈文化的厚土上创辟新途，如向武术、传统演唱体的中国戏曲，寻找舞蹈精神与样式；丰富的民间舞蹈文化亦是供养之源；此外，古代典籍中关于诗乐舞的记录成为汲取舞蹈律动法则和形态的重要依据……古今中外的舞蹈文化资源为即将开启的现当代中国舞蹈艺术征程做了历史性准备。
与此同时，也对党的文艺道路实践与探索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如何对待中外文化遗产？这一问题不仅仅是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文艺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的，更是关涉到中国文艺发展的长远大计，迫切需要科学解答的重大文艺实践问题，更是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其背后隐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文明不是一个绝缘体，自我封闭是无法孕育出伟大文明来的。
正是基于党的正确文艺思想理论的指引，对如何对待中西舞蹈文化资源作出了正确判断，这一判断为“新舞蹈”“红军舞蹈”等早期中国舞蹈艺术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依据，也促成中国古典舞“中西结合”的重大实践。从而促成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当代舞……中与西、古与今、精英与大众兼收并蓄、百花齐放，使当代中国舞蹈艺术从发轫伊始便具有了开放性、融通性、多样性的包容气度，生动演绎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当代中国舞蹈艺术的民族性品格
文明的互鉴与文化多样性之间隐含着文明主体性的大问题。文化的差异性为互鉴提供可能，而互鉴的目的是进一步促进文明的繁荣与发展，彰显各美其美的差异性，良性的文明间的互鉴必然通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道路。正是牢牢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与本质，文艺的民族性才成为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根本属性。
如何守住民族之根，培铸民族之魂？这是现当代舞蹈艺术建构道路上攻坚克难的重大命题。在继承优秀民族传统舞蹈文化和世界舞蹈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当代中国舞蹈学科体系的全过程中，学科建设与艺术实践通过彼此引领、支撑、互补，彰显了独一无二的民族舞蹈艺术魅力。较之源于民族传统舞蹈文化的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西方舞蹈如芭蕾舞、现代舞等的民族化道路建设更是任重而道远。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用“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形象地阐明了观点。以《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为代表的中国芭蕾艺术可以说就是较好地运用矛盾分析法，抓住本质和现象、内容与形式几对关系范畴，完成芭蕾民族化的阶段性任务。其价值绝非局限于中国内部完成本土化实践，而是为世界芭蕾舞艺术体系注入来自中国的新鲜血液。但是芭蕾的民族化不是“半截子”工程，不能止步于风格范式的表层，更重要的是向世界宣告中国芭蕾学派的美学主张。这就进一步涉及到民族文化立场的根本问题，本土化不是停留在现象层面而是进入到本质属性的“民族化”。正如法国媒体所评价：“它的价值和内涵已经超越了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局限，这种与欧洲文化风格迥异的中国芭蕾，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当代中国舞蹈艺术的创新性思维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论断：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可以说，“新”是党领导的中国文艺建设的“初心”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是文艺的生命”的重要论断，更是提出了具体要求，不是一般的创新，而是要“提高原创力”，强调贯穿于文艺创作全过程、全方位、全新的创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多样性、联系普遍性、发展无限性这一基本原理，决定了面对丰富多彩、千丝万缕、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生活，创新是艺术发展繁荣的必然选择。例如，以《黄河》为题的舞蹈作品创作几乎贯穿于新中国不同时期，不同的艺术观念、手法，不同的形象创造（人的形象、水的形象、情感意象、精神意象），不同的舞种样式（古典舞、芭蕾舞、民间舞、街舞、国标舞）等等，体现了针对同一个对象创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一个经典的艺术作品自诞生之日起就宣告了其形式的“速朽”，由此可见，艺术创新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党的几代领导核心坚持贯彻文艺发展“双百”方针恰恰是抓住了艺术的本质规律，是艺术创新、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大繁荣大发展的科学法则也是根本的政策制度保障。 针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理论。中国古典舞、中国民间舞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均着力于解决传统舞蹈文化资源的当代转化问题，如破解运用有限的传统形态，即前现代文明语境下的舞蹈样式，实现当下的生活内容、审美理想、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丰富内涵的阐发。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正是基于党的文艺创新思想的引领，当代中国舞蹈艺术才不断开创中西融贯的古典舞、元素经典化的民族民间舞、民族化的芭蕾舞、形式非限定性的当代舞以及中国现代舞的新局。
当代中国舞蹈艺术的时代性选择
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历数百年舞蹈作品印证着“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从早期红军舞蹈《分田歌》《送夫当红军》，新舞蹈《游击队之歌》《饥火》，到20世纪50年代《人民胜利万岁》《荷花舞》、60年代《东方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70年代《丝路花雨》、80年代《希望》《雀之灵》、新世纪前后《踏歌》《云南映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文艺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的繁荣态势下，创作激情空前高涨、创作空间更加宽广。“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涌现出诸如《永不消逝的电波》、《幻茶谜经》、陶身体数字系列和《俑》系列……这一切极大地丰富了当代舞蹈艺术的景观和样式，听得见时代的脉动。
从对百年舞蹈创作的简单勾勒发现，艺术不仅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去反映客观真实，它的实践轨迹亦是真实本身。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生产论维度看艺术活动即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决定了舞蹈作品的站位和高度，时代性不仅表现了舞蹈作品的时间特征，也展现出它所感应的历史方位与潮流。
当代中国舞蹈艺术的人民性立场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寥寥数语蕴含着极强的内在逻辑：一是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根本要求——“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二是实现其的根本方法——“从群众中來，到群众中去”，即“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三是实现目标——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自觉拜人民为师”是当代中国舞蹈艺术坚持不懈贯彻党的文艺思想的自觉道路。1945年，舞蹈家戴爱莲、彭松深入川康边境，收集藏族、羌族等族的音乐舞蹈，并举办“边疆音乐舞蹈大会”；1947年，舞蹈家贾作光深入内蒙古自治区，向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和鄂伦春族人民学习舞蹈，树立了“采风学舞”从民间到舞台的实践范式，提供了舞蹈艺术创新的方法、经验与理论。可以说，在表演、教学、创作、研究等各领域，“向民间学习”成为当代中国舞蹈艺术发展进程中根深蒂固的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广大舞蹈工作者开启了加大舞蹈采风的力度与深度的新模式。《青稞》《阿嘎人》《老雁》《独树》等舞蹈作品，如果不是“到群众中去”，真实地感受藏族、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生产场景和喜怒悲欢，深深地为其所触动并有感而发，就不会达至“让人动心”的“艺术的最高境界”。
当代中国舞蹈艺术的价值追求
文艺作品不仅要“重真情”更要“尚大义”，真情能打动人，潜隐于真情背后的大义能 “化人”。有真情无大义或有大义无真情，都算不得“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难以 “培根铸魂”。何为“大义”？即“道”或价值观，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思想的凝练和升华。新时代文艺必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这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要求。当代中国舞蹈一直秉持价值追求的艺术自觉，如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精神遗产，“崇正义”“守诚信”的舞剧作品《关公》《精忠报国》《赵氏孤儿》；“尚和合”“求大同”的《文成公主》《昭君出塞》；“讲仁爱”“重民本”的《屈原》《孔子》。又如，弘扬红色革命文化中的精神价值的如舞剧《红梅赞》《铁道游击队》，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中的经典历史瞬间和英雄人物成为贯穿于每一个时代创作者不竭的动力源泉。此外，《红船》《井冈山》《长征》等作品，以党的精神谱系为内容，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的精神图景。还有像《草原英雄小姐妹》《天路》《红旗》这类镌刻着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舞剧创作，以塑造当代人的爱国主义情怀、英雄主义精神为人民画像、为时代放歌。
面对国际社会不断涌现的新挑战、新风险，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的传导须臾离不开中国文艺发挥巨大作用、贡献巨大力量，这也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时代性的责任和使命。
（作者为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 、《舞蹈》杂志常务副主编）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责编/谷漩 美编/陈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