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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有大学学历的是9830万人，翻一番就是2亿人，大家想一想，2亿人口具有大学学历，在全球将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2月28日，酝酿已久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纲要》)终于揭开面纱，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两万多字的《纲要》面向的是未来10年(至2020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总体战略组成员、中央教科所副所长田慧生介绍说，这次的“改革”不是喊口号，而是有具体举措，而且“改革的关键指向了体制”。
从《纲要》中可以看到，此次教育改革涉及诸多方面，被列入改革对象的有诸如人才培养机制、考试招生制度、办学体制等。《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甚至要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高校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矛头直指大学行政化。
《纲要》提出，要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更加确定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纲要》的最大亮点。”全程参与《纲要》制定的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告诉本刊记者。
这样一份事关中国未来的《纲要》是如何出台的?《纲要》的目标如何设定?它们对于未来的中国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本刊记者约请田慧生、顾明远以及同样为《纲要》献计献策的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做了详细解读。
40轮大修改
此次《纲要》的制定由来已久。田慧生介绍，2008年8月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召开了关于规划纲要制定的第一次会议，标志着规划纲要制定工作的全面开始。
为此，国务院成立了以温家宝为组长、刘延东为副组长、国家科教领导小组成员组成的规划纲要领导小组。同时成立由14个部门组成的纲要工作小组，其办公室设在教育部。“这次《纲要》制定不是教育部自己的事情，而是国家战略，在落实上比如财政资金等方面会得到其他部门的有力保障。”田慧生说。
接下来是成立了由5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2000人参与的11个重大战略专题组。
顾明远告诉记者，相关调研小组已提前开始调研。他所在的“推进素质教育研究”小组动员了将近50人深入到各省市区。
与调研同时进行的，是《纲要》工作小组开展的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田慧生领导的团队负责意见建议的收集整理。他告诉本刊记者，从2009年1月上旬到2月底，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发表意见建议210多万条，发来信件1.4万余封。
接下来是进入文本起草。起草小组由200多位专家、有关部委司局长、地方教育部门负责人、大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组成。文本初稿形成后，先后三次大范围征求意见，共收到4340多条。
2010年1月11日至2月6日，温家宝总理先后主持召开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教育管理体制、群众代表等五次座谈，听取各界对于纲要初稿的意见。“文本前后进行了40轮大的修改。”田慧生说。
“争议是必然的。”他告诉本刊记者，在制定过程中，全社会对很多问题都存在不同看法。“比如考试招生制度，有的说应当扩大自主招生，有的认为应该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那样，由国家统一实施。”
《纲要》的最终产生是各种争议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4％：梦想接近
长期以来，使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GDP达到4％是教育界的一个共同心愿。《纲要》对此提出了明确时间表——2012年。
“这一点非常坚决，是刚性的约束。”田慧生说，这也是在认真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2008年是3.48％，从2009年算起，每年年均提高0.13个百分点，是完全可以达成的。”
“4％”在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过，当时的时间表是“本世纪末”。在延迟多年后，这个目标终于有望实现。
日前，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的2010年年度工作要点中提到“今年要促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目标的实现”。
周洪宇表示，无论是2010年还是2012年，这样一个困扰中国教育多年的目标，只要能实实在在、不掺水分地顺利实现，就是最好的。
另外，他建议，要完善教育财政预算决策程序，在各级人大下设教育经费拨款委员会。“教育财政的实施，不仅取决于社会制度、国家教育发展政策，而且取决于利益集团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博弈。因此，必须以法律形式明确各级政府间教育投入责任，明确各自承担比例。”
40％的高校毛入学率如何实现
《纲要》在“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这一战略目标时提出了这样一组数据：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高水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
40％的高校毛入学率意味着什么?田慧生解释说，这意味着十年后高等教育在学规模达到3550万人，比2008年增加600多万人，其中全日制学生要增加550万人。“只要在2008年招生规模基础上，年递增1.5％就可以达到。1999年到2008年，年均递增数据是18.8％。”
田慧生说，经过测算，从办学条件来看，达到这样的目标也是可行的。“比如说学生的生均占地面积，按照这样的规模，适当增加后都可以达到；按照现有的高等教育师资基数来看，生师比16:1，2020年需要新增教师35万人，加上在此期间因年龄因素减员25万人，合计需要增补教师60万人。按照现在的后备培养力量，平均每年需要增加5万多教师，也是可以达到的。”
不过，周洪宇对这个40％的目标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办高等教育的制约因素更复杂、投入更大，因此在规模和质量的统筹方面需要作出更多努力。
“高校新建容易，学生扩招容易，但优秀师资力量的配备并不容易。”周洪宇说，快速扩张的中国教育累积下许多严重问题。据保守估计，目前中国高校有2500亿至3000亿的债务还没有化解。
文理分科争议
是否取消文理分科?对这一引发全社会大讨论的教育议题，《纲要》并没有给出明确结论，而是表述为“深入推进课程改革，全面落实课程方案，保证学校全面完成国家规定的文理等各门课程的学习”。
其实这也是《纲要》制定过程中的一个争议焦点。田慧生说，就文理分科这个问题他们做过统计，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是百分之四十八九对五十一二，势均力敌。
顾明远告诉本刊记者，“文理分科和高考制度改革是在同一链条上的，我们小组给出的意见是，高考科目要少，基本上不要文理分科，但学校自主招生考试的权力要扩大，比如高考只考语数外三门，学校再根据自己的招生标准进行考试。”
周洪宇认为，国家可以在一些地方进行文理不分科的试点探索，但不宜马上取消文理分科。
在相关的招考制度改革方面，《纲要》规定：要克服“一考定终身”，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
顾明远这样解释分类考试：专科学校招生基本以中学成绩为主实行注册入学，学校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专门入学考试；一般本科院校进行全国统考；而部分研究型大学，则在统考的基础上进行自主招生考试。
周洪宇将此归纳为：“扩大考生的选择权，落实高校招生的自主权。”
破解“去行政化”难题
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破解高校“行政化”，是本次《纲要》的一大亮点。与此议题相关，《纲要》中出现了一些新名词。
《纲要》还具体提出要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
周洪宇认为，这些都是有益的制度尝试，“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将变学校同教育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之间的垂直关系为间接关系，委员会负责对高校的经费申请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估，在高校与政府之间扮演‘缓冲器’的角色。而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如果能在校长遴选时发挥巨大的作用，也将有助于去行政化的实现。”
教育问题是长期形成的，要改革必然会产生阻力，一蹴而就似乎并不现实。“高校去行政化，需要稳步推进。”田慧生说。
2月28日，酝酿已久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纲要》)终于揭开面纱，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两万多字的《纲要》面向的是未来10年(至2020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总体战略组成员、中央教科所副所长田慧生介绍说，这次的“改革”不是喊口号，而是有具体举措，而且“改革的关键指向了体制”。
从《纲要》中可以看到，此次教育改革涉及诸多方面，被列入改革对象的有诸如人才培养机制、考试招生制度、办学体制等。《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甚至要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高校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矛头直指大学行政化。
《纲要》提出，要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更加确定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纲要》的最大亮点。”全程参与《纲要》制定的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告诉本刊记者。
这样一份事关中国未来的《纲要》是如何出台的?《纲要》的目标如何设定?它们对于未来的中国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本刊记者约请田慧生、顾明远以及同样为《纲要》献计献策的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做了详细解读。
40轮大修改
此次《纲要》的制定由来已久。田慧生介绍，2008年8月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召开了关于规划纲要制定的第一次会议，标志着规划纲要制定工作的全面开始。
为此，国务院成立了以温家宝为组长、刘延东为副组长、国家科教领导小组成员组成的规划纲要领导小组。同时成立由14个部门组成的纲要工作小组，其办公室设在教育部。“这次《纲要》制定不是教育部自己的事情，而是国家战略，在落实上比如财政资金等方面会得到其他部门的有力保障。”田慧生说。
接下来是成立了由5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2000人参与的11个重大战略专题组。
顾明远告诉记者，相关调研小组已提前开始调研。他所在的“推进素质教育研究”小组动员了将近50人深入到各省市区。
与调研同时进行的，是《纲要》工作小组开展的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田慧生领导的团队负责意见建议的收集整理。他告诉本刊记者，从2009年1月上旬到2月底，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发表意见建议210多万条，发来信件1.4万余封。
接下来是进入文本起草。起草小组由200多位专家、有关部委司局长、地方教育部门负责人、大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组成。文本初稿形成后，先后三次大范围征求意见，共收到4340多条。
2010年1月11日至2月6日，温家宝总理先后主持召开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教育管理体制、群众代表等五次座谈，听取各界对于纲要初稿的意见。“文本前后进行了40轮大的修改。”田慧生说。
“争议是必然的。”他告诉本刊记者，在制定过程中，全社会对很多问题都存在不同看法。“比如考试招生制度，有的说应当扩大自主招生，有的认为应该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那样，由国家统一实施。”
《纲要》的最终产生是各种争议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4％：梦想接近
长期以来，使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GDP达到4％是教育界的一个共同心愿。《纲要》对此提出了明确时间表——2012年。
“这一点非常坚决，是刚性的约束。”田慧生说，这也是在认真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2008年是3.48％，从2009年算起，每年年均提高0.13个百分点，是完全可以达成的。”
“4％”在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过，当时的时间表是“本世纪末”。在延迟多年后，这个目标终于有望实现。
日前，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的2010年年度工作要点中提到“今年要促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目标的实现”。
周洪宇表示，无论是2010年还是2012年，这样一个困扰中国教育多年的目标，只要能实实在在、不掺水分地顺利实现，就是最好的。
另外，他建议，要完善教育财政预算决策程序，在各级人大下设教育经费拨款委员会。“教育财政的实施，不仅取决于社会制度、国家教育发展政策，而且取决于利益集团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博弈。因此，必须以法律形式明确各级政府间教育投入责任，明确各自承担比例。”
40％的高校毛入学率如何实现
《纲要》在“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这一战略目标时提出了这样一组数据：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高水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
40％的高校毛入学率意味着什么?田慧生解释说，这意味着十年后高等教育在学规模达到3550万人，比2008年增加600多万人，其中全日制学生要增加550万人。“只要在2008年招生规模基础上，年递增1.5％就可以达到。1999年到2008年，年均递增数据是18.8％。”
田慧生说，经过测算，从办学条件来看，达到这样的目标也是可行的。“比如说学生的生均占地面积，按照这样的规模，适当增加后都可以达到；按照现有的高等教育师资基数来看，生师比16:1，2020年需要新增教师35万人，加上在此期间因年龄因素减员25万人，合计需要增补教师60万人。按照现在的后备培养力量，平均每年需要增加5万多教师，也是可以达到的。”
不过，周洪宇对这个40％的目标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办高等教育的制约因素更复杂、投入更大，因此在规模和质量的统筹方面需要作出更多努力。
“高校新建容易，学生扩招容易，但优秀师资力量的配备并不容易。”周洪宇说，快速扩张的中国教育累积下许多严重问题。据保守估计，目前中国高校有2500亿至3000亿的债务还没有化解。
文理分科争议
是否取消文理分科?对这一引发全社会大讨论的教育议题，《纲要》并没有给出明确结论，而是表述为“深入推进课程改革，全面落实课程方案，保证学校全面完成国家规定的文理等各门课程的学习”。
其实这也是《纲要》制定过程中的一个争议焦点。田慧生说，就文理分科这个问题他们做过统计，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是百分之四十八九对五十一二，势均力敌。
顾明远告诉本刊记者，“文理分科和高考制度改革是在同一链条上的，我们小组给出的意见是，高考科目要少，基本上不要文理分科，但学校自主招生考试的权力要扩大，比如高考只考语数外三门，学校再根据自己的招生标准进行考试。”
周洪宇认为，国家可以在一些地方进行文理不分科的试点探索，但不宜马上取消文理分科。
在相关的招考制度改革方面，《纲要》规定：要克服“一考定终身”，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
顾明远这样解释分类考试：专科学校招生基本以中学成绩为主实行注册入学，学校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专门入学考试；一般本科院校进行全国统考；而部分研究型大学，则在统考的基础上进行自主招生考试。
周洪宇将此归纳为：“扩大考生的选择权，落实高校招生的自主权。”
破解“去行政化”难题
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破解高校“行政化”，是本次《纲要》的一大亮点。与此议题相关，《纲要》中出现了一些新名词。
《纲要》还具体提出要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
周洪宇认为，这些都是有益的制度尝试，“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将变学校同教育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之间的垂直关系为间接关系，委员会负责对高校的经费申请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估，在高校与政府之间扮演‘缓冲器’的角色。而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如果能在校长遴选时发挥巨大的作用，也将有助于去行政化的实现。”
教育问题是长期形成的，要改革必然会产生阻力，一蹴而就似乎并不现实。“高校去行政化，需要稳步推进。”田慧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