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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主要探讨“风雨桥”作为侗族文化的物象化文化符号和承载公共建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具有鲜明的侗民族文化属性的彰显载体，是其侗民族分野的显著性标志。利用相应的民族文化去加以利用和改造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便捷、舒适、和谐，正是人类的文化在调适中作用的结果。文章拟从“风雨桥”作为理解和表达民族文化的彰显载体，既能够强烈彰显本民族的地域特征，又能够操纵起相应的民族文化达到利用与维护为己所用的和谐共荣目的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关键词：风雨桥;民族文化;彰显载体;利用与维护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一、侗族风雨桥从交通便行到资源环境效应的文化信仰及驱动机制演变
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利用因民族文化而异，世界各民族各自利用哪些生物资源以及如何加以利用均因各民族的文化而异，从笔者所走访观察的湖南怀化通道县坪坦乡阳烂村、高步村、高团村、坪坦村及广西三江高秀村，乃至贵州从江高增小黄村，黎平县双江乡黄岗村这一南侗沿岸地区，侗家人的居住环境多为溪河两岸的山谷坝区，这样的坝区海拔相对较低，地势平坦，从整个流域范围来看，有天然的河道相连，世居的侗族乡民各房族与房族之间均以鼓楼为中心沿河呈星图状分布，笔者走访南侗地区聚居在湘、黔、桂三省的交界处的百里侗寨，大多都是依山傍水而居的侗族，乡民大多把居住房屋选在溪河两岸的山谷坝区。在侗族地区，流传着“独木不成屋，单家不成寨”的谚语，侗族都是聚“族”而居，以“寨”为主要的居住方式，一个村寨多达成百上千户，以鼓楼为中心，聚族而居。就是在这样的“聚集性”生存环境中，侗家人为了护一方水土和出行的方便，便在村头寨尾修建多座风雨桥。
本文以“风雨桥”作为理解和表达民族文化的彰显载体，既能够强烈彰显本民族的地域特征，又能够操纵起相应的民族文化达到利用与维护为己所用的和谐共荣目的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侗族传统建筑主要均以穿斗式干阑木楼为主，它适应了西南复杂多变的地形和湿热多雨的气候，充分反映了侗族民居在建造和使用过程中的生态性原则。
笔者留心考察的十多个村子都建有数量不等的风雨桥，架设风雨桥的目的：一则是出于交通便利，方便小溪两岸村民的出行往来;二则是基于受乡村聚落的自然、人口、经济、民族文化、旅游业、政策导向等因素共同驱动所形成的总和，并能显示地域特征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公共建筑代表之一。侗民族因其自身对文化形态、宗教形态、观念形态以及伦理形态的不同信仰，所表现出的建筑外形、结构、材质和建址等物质上的观念和艺术等都有不同的反应，桥的选址和结构都是基于侗民族的文化信仰，建筑规模，工艺设计，交通便利，精神信仰等综合因素所需来创建其体现民族文化特色的标志性建筑--风雨桥。正如萨林斯所提出的多元文化并存是人类稳定延续的基本前提，文化的不同选择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事实，由此而构造出人类千姿百态的文化景观。建造风雨桥的旨意是趋于侗族人们渴望找到适宜于本民族生息繁衍的适宜生活场所，进而希望得到多方便利和实惠，这便是各民族因文化不同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资源利用其互动不是简单的数量多少和一一的对应关系，而是基于侗民族的文化信仰，形象反映了“建筑是民族心灵的物态化和结晶体”这一多重复合性。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相互牵制、相互作用的，最终达成了人与自然的制衡关系。又因为风雨桥作为侗族精神和信仰的桥，这种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是侗族民居集建筑与民族文化中具强烈显示地域特征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公共建筑代表的缩影，可以确保民族精神，文化信仰，利用与维护相统一。因此，在侗族村寨中，有寨必有鼓楼，有水必有桥成了侗族必不可少的社区组织和生活范式。
文章拟从“风雨桥”是集建筑与社区组织，精神信仰，护佑媒介，桥接功能等多方面的载体，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各民族会利用民族文化为己所用这一终极目标引导各民族的稳定延续和生存发展。20世纪初，在人类学界就开始着手对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任何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均要以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类通过文化认识到能源或资源，同时又通过文化来获取、利用能源或资源。这样，各民族均存在文化差异，继而导致相应的生计方式和文化事实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正是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特殊性适应过程所产生的。从这一特定关系结构中可以看出，一个民族在选择一种生计方式时，实则就是在选择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就是人们为了生存延续发展下去而适应自然界的一种机制，从自然界获得能量，使得该民族的社会集团能够生存下去并提高生存水平，这正是侗民族为何选择风雨桥作为侗族精神和信仰的桥。它不仅是代表侗族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更是切合乡民们在人、文、景、史、神、产、地等方方面面发挥了集桥与功能参与到社区组织和生活当中，风雨桥是侗族先祖留给后人的物质宝贵财富，也是其他民族人们认识侗族、感受侗族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
时过境迁，传承和保护风雨桥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在信息技术革新下，从民族文化保护的角度看，侗族风雨桥的传承、保护、继承所面临的问题值得人们引起重视，新技术、新功能的继承、升级和创新将冲击着古老、传统的对风雨桥的保护。一方面，随着新型交通工具和农机设备的更新换代，势必取代原有的人力设备和牲畜代劳工具，旧风雨桥的材料和形式已经不能承受现代农机设备的通行与交通运输，单从交通运输上就给村寨发展带来阻碍，运用新式材料和新的现代运输工具和新技术势必会改变风雨桥原有的保护和形式，其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等文化内涵会无意间受到大大的削弱;另一方面，由于桥本身功能性的衰退，由于年久失修所造成的桥梁损毁和无人管理等诸多的风雨桥逐渐被弃置，加之侗族乡民的外出务工和新技术、新功能的引入也冲击着传统的侗族生活方式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这些被弃置的传统风雨桥，看似横跨溪河之上的一座桥，其实是侗族乡民对不同区域和社会组织、信仰体系、价值观等多方面的新范式和社会组织生活观，继而延伸出更多的功用发挥、民族文化传承和信仰体系等系列都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在侗族社区，风雨桥作为一种大型的公共建筑，同时又作为侗族建筑文化体系的代表性建造符号，人民便将代表性建造符号的“风雨桥”赋予了精神信仰和神性，也就导致了侗族人民内心敬仰的心理和对周围自然物的尊重，人与自然也就处于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之中。一方面，扮演着祠堂的角色，参与到侗族乡民的社区构建，祠堂的角色既有自然对人的作用又有人对自然的移情投射。因而基于风雨桥的建筑形式所呈现的诸多文化事实作为文化因子主要服务于侗民族的精神生活。也正因为侗民族祈祷纳福的每一个文化因子在文化事实中的社会内涵包含多重性，而任何一个文化因子的社会功能都绝非唯一，乃是一种多功能的复合体。如在不同地理位置的风雨桥里进行祭祀，求拜的形式与信仰各异，有的则表现了人们对祖先崇拜和报恩观念，有的则体现了村民的精神信仰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风雨桥里祭祀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建房求风水，生子求平安健康，外出求平安、做生意求财富、农民求丰收等等都是人们对风雨桥作为神灵交合的精神庇护和寄托。另一方面，风雨桥在社区生活中有了远远超过其初始意义的桥接、交通、运输的功能作用，而是赋予了集功能、社区组织、祭祀、精神文化、工艺与技能等多种社会功能汇集一体。同时还如出一则的将居住房屋建立在依山傍水之溪河边缘，因为水在侗族人民心中彰显着万物之源，他们对万物之源的敬畏和守护，使得这个滨水民族在风雨桥选址和建造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承载了侗族人民对萬物之源的文化信仰，但文化信仰的终极还是侗族人们对整个侗民族文化的信仰与诠释。 二、风雨桥用作预测当地天气晴雨变化的风向标所发挥的社会功能
维护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关键就在于各民族操纵起本民族的文化所作出的能动选择。当然，在民族文化选择的过程中，各民族的活动首先要在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基础之上做出能动的调适和选择，符合所处自然生境的前提所做的能动选择。风雨桥作为侗族文化的一个承载和物象化文化符号的彰显载体，在制作风雨桥过程中，蒙上了侗民族特色和智慧的奥妙。笔者调查过程中，仔细观察到德高风雨桥在中间鼓楼式建筑的每个翘角上都悬挂着一只风铃，风吹铃铛叮当作响，初看上去与普通古建筑上的风铃没有什么异样，以为这只风铃也是用作装饰所用。然而，在与当地侗族村民访谈后得知，其实不然，奇妙之处在于这只风铃竟能预测当地天气的晴雨变化。这只风铃奥秘在于它的铃铛不是普通的小圆锤，而是依据当地的地理环境，设计成一片巴掌大小的薄铁片，设计这些薄铁片其目的是有效增加它的受力面，以提高它预测风向、风力、受力面等作用变化的灵敏度。同时，风铃分别悬挂在风雨桥的东、西两侧，处在溪流河谷风向、气流变化的敏感带上，因而能起到预测天气变化的作用。看似简单的一只风铃，实则体现物理学中受力面与作用力的相关知识，这正是侗族乡民们掌握当地的人与自然的环境之所以能够能动的做出适应的民族文化加以选择。同时也反映出了侗家人的聪明才智和古代桥梁建筑力学与技艺的精深高明所在。这一显著例证恰好说明了侗家人在翘角上都悬挂着一只风铃，除了装饰以外，主要是能够作为预测当地天气晴雨变化的风向标，依据侗家人对地理自然知识的了解，能动适宜生活环境和对生活经验的总结，在人与自然良好关系的建立和维护过程当中，能够操纵起侗民族的文化作能动性调适与选择，把风铃作为侗族文化的一个承载物象化的符号载体，实质上是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问题。因此，在表面看来，侗族人们擅长建筑结构精巧、形式多样的侗寨风雨桥、鼓楼和吊脚楼，这些建筑在侗民族建筑中的艺术体现也都具有代表性。同时还如出一则的将居住房屋建立在依山傍水之溪河边缘，因为水在侗族人民心中彰显着万物之源，他们对万物之源的敬畏和守护，使得这个滨水民族在风雨桥选址和建造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承载了侗族人民对万物之源的文化信仰。可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以人、文、景、史、神、产、地七个方面逐一展开讨论和研究。基于篇幅和笔者学识所限，本文仅着手从风雨桥的侗族文化是如何参与和渗透到侗族人民的内心世界，丰富了民族精神，从而规范着侗族人民的生存方式作上述阐述，不全之处恳请各位海内外贤士批评指正，盼切分享。
三、风雨桥在侗民族文化建构中的价值实现及探讨
本文选取风雨桥作为田野调查研究对象，是基于仰仗相关侗民族文化与物资资源制衡格局的并行存在，文章中的风雨桥自然成了传承侗族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历史侗民族记忆共享和传承侗民族文化的载体。在社会生态环境千差万别和民族文化类型多样性的并存格局中，人类要利用所处的生活环境生存、发展和延续下去，就要达成各民族的文化与生活环境的能动性调适与文化制衡，达成民族文化与所处生活环境关系的协调来提高利用与精心维护相适宜的宜居环境。
文章主要探讨“风雨桥”作为侗族文化的物象化文化符号和承载公共建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具有鲜明的侗民族文化属性的彰显载体，是其侗民族分野的显著性标志。利用相应的民族文化去加以利用和改造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便捷、舒适、和谐，正是人类的文化在调适中作用的结果。对小黄人而言，最大的启示莫过于为人做事都应当修缮礼让，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适可而止，有节有度，且有能够容得下天地万物的胸怀。这是笔者在访谈过程中，吴荣德队长对小黄历史记忆中的风雨桥文化的表达。他们并不希望宗族在延续中无限膨胀，他们会自己适度调控，我们整个小黄人都托身在龙的脊梁，如果我们这里住的人口增长太多太快了，飞龙就会乱摆尾巴，村子就会发洪水，那我们的村寨也就不可能这样平安和辉煌腾达了，村寨的人口规模一直得到了有节制的调控，人口数一直平稳，从来没有大起大落。然而到了解放时期，革命的政策导向是要有多口人，人多力量大，人多才能有壮丁去打仗，不允许灭掉人口。于是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人口大规模增长，那个时候对我们小黄来说，不是我们宗族的希望，人口在繁衍和生息中无限制的膨胀曾造成我们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日子也曾有过。但再后来到了80年代初期，我们这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情况就有好转了，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再没有大起大落的乱现象了，村子里的人口也一直得到了有节制有度的调控，一直保持平衡，到现在都是只按政策最多生育两个娃，即使国家给政策生育都不会再生育多个孩子了，多了我们的田地不够，山林不够，医疗、教育也都跟不上，这就会带来很多大麻烦，有节有度的生活铭记在每一个小黄人的心中，这正是小黄村吴荣德队长对我们所说的事件，各民族利用相应的民族文化去加以利用和改造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便捷、舒适、和谐，正是人类的文化在调适中适应的结果。
从这样的文化全面了解出发，原本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出现的特定建筑物，在其存在和发展过程中，却使内在的初始因果关系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风雨桥也是一样，解读其建桥背后的人文景观和社会文化功能必将成为笔者调查的初衷。文章通过“风雨桥”这样的一个物质载体作为窗口，它是侗族先民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和民族文化通过不断交流、发展融合的产物，也是其他民族的人民通过这样的载体来认识侗族以及感受侗族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正是印证了任何建筑类型都是由于民族文化适应的某些方面需要而产生。笔者希望借“风雨桥”这样的一个沟通交流纽带，与各位海内外贤士朝着各民族文化的融合统一目标一并商讨和贡献计策，并桥接着族际文化制衡格局长期稳定运行的社区枢纽作用和文化整合的结果共同努力，能够为延续发展和生息繁荣做出贡献和努力。这样，使得民族文化有针对性的适应所处环境，并能不断提高和推动文化适应的水平，同时彰显本民族的地域特征，又能够操纵起相应的民族文化达到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为己所用的和谐共荣的生态建设目的。文章通过追随侗族人民建立“风雨桥”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的关系脉络研究发现，寻找风雨桥的文化功能，是全面了解风雨桥和传承侗族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突破风雨桥这样一个具体的文化事项来获得集桥本身的功用性与多元文化的渗透来构筑人类心中的桥，以实现人类社会的生态安全，各民族利用相应的民族文化去加以利用和改造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便捷、舒适、和谐，正是人类的文化在调适中适应的结果，从而为人类社会赢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汪兴.侗族风雨桥的文化内涵.中共铜仁地委党校学报，2011（4）.67～69.
[2].吴能夫.浅谈侗乡福桥（风雨桥）的名称含义及其特殊功能[J].贵州民族研究，1993（1）：133.
[3].王玲.侗族风雨桥的文化特性[J].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3）：75.
[4].石开忠.侗族风雨桥成因的人类学探析[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39
[5].赵巧艳.中国侗族传统建筑研究综述[J].贵州民族研究，2011（04）：56～ 57.
[6].祝家顺.黔东南地区侗族村寨空间形态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1（08）：67～68.
[7].唐国安.风雨桥建筑与侗族传统文化初探[J].华中建筑，1990（2）：70.
[8].杨文英.基于南岭走廊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生态”观思考[J].社会科学，2020（04）：187～189.
[9].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06～212.
[10].杨庭硕.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基金项目： 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岭走廊族群文化研究基地基金资助“基于南岭走廊多族群区域生态文明的建设” （2015kf12 ）;湖南省民委项目资助：湖南民族地区全面脱贫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以武陵山区特色木本油料产业研究为例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杨佳林（1971-），男，土家族，湖南吉首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學教师，199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方向：生态民族学、历史民族学。
关键词：风雨桥;民族文化;彰显载体;利用与维护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一、侗族风雨桥从交通便行到资源环境效应的文化信仰及驱动机制演变
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利用因民族文化而异，世界各民族各自利用哪些生物资源以及如何加以利用均因各民族的文化而异，从笔者所走访观察的湖南怀化通道县坪坦乡阳烂村、高步村、高团村、坪坦村及广西三江高秀村，乃至贵州从江高增小黄村，黎平县双江乡黄岗村这一南侗沿岸地区，侗家人的居住环境多为溪河两岸的山谷坝区，这样的坝区海拔相对较低，地势平坦，从整个流域范围来看，有天然的河道相连，世居的侗族乡民各房族与房族之间均以鼓楼为中心沿河呈星图状分布，笔者走访南侗地区聚居在湘、黔、桂三省的交界处的百里侗寨，大多都是依山傍水而居的侗族，乡民大多把居住房屋选在溪河两岸的山谷坝区。在侗族地区，流传着“独木不成屋，单家不成寨”的谚语，侗族都是聚“族”而居，以“寨”为主要的居住方式，一个村寨多达成百上千户，以鼓楼为中心，聚族而居。就是在这样的“聚集性”生存环境中，侗家人为了护一方水土和出行的方便，便在村头寨尾修建多座风雨桥。
本文以“风雨桥”作为理解和表达民族文化的彰显载体，既能够强烈彰显本民族的地域特征，又能够操纵起相应的民族文化达到利用与维护为己所用的和谐共荣目的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侗族传统建筑主要均以穿斗式干阑木楼为主，它适应了西南复杂多变的地形和湿热多雨的气候，充分反映了侗族民居在建造和使用过程中的生态性原则。
笔者留心考察的十多个村子都建有数量不等的风雨桥，架设风雨桥的目的：一则是出于交通便利，方便小溪两岸村民的出行往来;二则是基于受乡村聚落的自然、人口、经济、民族文化、旅游业、政策导向等因素共同驱动所形成的总和，并能显示地域特征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公共建筑代表之一。侗民族因其自身对文化形态、宗教形态、观念形态以及伦理形态的不同信仰，所表现出的建筑外形、结构、材质和建址等物质上的观念和艺术等都有不同的反应，桥的选址和结构都是基于侗民族的文化信仰，建筑规模，工艺设计，交通便利，精神信仰等综合因素所需来创建其体现民族文化特色的标志性建筑--风雨桥。正如萨林斯所提出的多元文化并存是人类稳定延续的基本前提，文化的不同选择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事实，由此而构造出人类千姿百态的文化景观。建造风雨桥的旨意是趋于侗族人们渴望找到适宜于本民族生息繁衍的适宜生活场所，进而希望得到多方便利和实惠，这便是各民族因文化不同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资源利用其互动不是简单的数量多少和一一的对应关系，而是基于侗民族的文化信仰，形象反映了“建筑是民族心灵的物态化和结晶体”这一多重复合性。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相互牵制、相互作用的，最终达成了人与自然的制衡关系。又因为风雨桥作为侗族精神和信仰的桥，这种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是侗族民居集建筑与民族文化中具强烈显示地域特征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公共建筑代表的缩影，可以确保民族精神，文化信仰，利用与维护相统一。因此，在侗族村寨中，有寨必有鼓楼，有水必有桥成了侗族必不可少的社区组织和生活范式。
文章拟从“风雨桥”是集建筑与社区组织，精神信仰，护佑媒介，桥接功能等多方面的载体，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各民族会利用民族文化为己所用这一终极目标引导各民族的稳定延续和生存发展。20世纪初，在人类学界就开始着手对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任何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均要以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类通过文化认识到能源或资源，同时又通过文化来获取、利用能源或资源。这样，各民族均存在文化差异，继而导致相应的生计方式和文化事实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正是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特殊性适应过程所产生的。从这一特定关系结构中可以看出，一个民族在选择一种生计方式时，实则就是在选择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就是人们为了生存延续发展下去而适应自然界的一种机制，从自然界获得能量，使得该民族的社会集团能够生存下去并提高生存水平，这正是侗民族为何选择风雨桥作为侗族精神和信仰的桥。它不仅是代表侗族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更是切合乡民们在人、文、景、史、神、产、地等方方面面发挥了集桥与功能参与到社区组织和生活当中，风雨桥是侗族先祖留给后人的物质宝贵财富，也是其他民族人们认识侗族、感受侗族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
时过境迁，传承和保护风雨桥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在信息技术革新下，从民族文化保护的角度看，侗族风雨桥的传承、保护、继承所面临的问题值得人们引起重视，新技术、新功能的继承、升级和创新将冲击着古老、传统的对风雨桥的保护。一方面，随着新型交通工具和农机设备的更新换代，势必取代原有的人力设备和牲畜代劳工具，旧风雨桥的材料和形式已经不能承受现代农机设备的通行与交通运输，单从交通运输上就给村寨发展带来阻碍，运用新式材料和新的现代运输工具和新技术势必会改变风雨桥原有的保护和形式，其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等文化内涵会无意间受到大大的削弱;另一方面，由于桥本身功能性的衰退，由于年久失修所造成的桥梁损毁和无人管理等诸多的风雨桥逐渐被弃置，加之侗族乡民的外出务工和新技术、新功能的引入也冲击着传统的侗族生活方式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这些被弃置的传统风雨桥，看似横跨溪河之上的一座桥，其实是侗族乡民对不同区域和社会组织、信仰体系、价值观等多方面的新范式和社会组织生活观，继而延伸出更多的功用发挥、民族文化传承和信仰体系等系列都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在侗族社区，风雨桥作为一种大型的公共建筑，同时又作为侗族建筑文化体系的代表性建造符号，人民便将代表性建造符号的“风雨桥”赋予了精神信仰和神性，也就导致了侗族人民内心敬仰的心理和对周围自然物的尊重，人与自然也就处于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之中。一方面，扮演着祠堂的角色，参与到侗族乡民的社区构建，祠堂的角色既有自然对人的作用又有人对自然的移情投射。因而基于风雨桥的建筑形式所呈现的诸多文化事实作为文化因子主要服务于侗民族的精神生活。也正因为侗民族祈祷纳福的每一个文化因子在文化事实中的社会内涵包含多重性，而任何一个文化因子的社会功能都绝非唯一，乃是一种多功能的复合体。如在不同地理位置的风雨桥里进行祭祀，求拜的形式与信仰各异，有的则表现了人们对祖先崇拜和报恩观念，有的则体现了村民的精神信仰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风雨桥里祭祀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建房求风水，生子求平安健康，外出求平安、做生意求财富、农民求丰收等等都是人们对风雨桥作为神灵交合的精神庇护和寄托。另一方面，风雨桥在社区生活中有了远远超过其初始意义的桥接、交通、运输的功能作用，而是赋予了集功能、社区组织、祭祀、精神文化、工艺与技能等多种社会功能汇集一体。同时还如出一则的将居住房屋建立在依山傍水之溪河边缘，因为水在侗族人民心中彰显着万物之源，他们对万物之源的敬畏和守护，使得这个滨水民族在风雨桥选址和建造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承载了侗族人民对萬物之源的文化信仰，但文化信仰的终极还是侗族人们对整个侗民族文化的信仰与诠释。 二、风雨桥用作预测当地天气晴雨变化的风向标所发挥的社会功能
维护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关键就在于各民族操纵起本民族的文化所作出的能动选择。当然，在民族文化选择的过程中，各民族的活动首先要在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基础之上做出能动的调适和选择，符合所处自然生境的前提所做的能动选择。风雨桥作为侗族文化的一个承载和物象化文化符号的彰显载体，在制作风雨桥过程中，蒙上了侗民族特色和智慧的奥妙。笔者调查过程中，仔细观察到德高风雨桥在中间鼓楼式建筑的每个翘角上都悬挂着一只风铃，风吹铃铛叮当作响，初看上去与普通古建筑上的风铃没有什么异样，以为这只风铃也是用作装饰所用。然而，在与当地侗族村民访谈后得知，其实不然，奇妙之处在于这只风铃竟能预测当地天气的晴雨变化。这只风铃奥秘在于它的铃铛不是普通的小圆锤，而是依据当地的地理环境，设计成一片巴掌大小的薄铁片，设计这些薄铁片其目的是有效增加它的受力面，以提高它预测风向、风力、受力面等作用变化的灵敏度。同时，风铃分别悬挂在风雨桥的东、西两侧，处在溪流河谷风向、气流变化的敏感带上，因而能起到预测天气变化的作用。看似简单的一只风铃，实则体现物理学中受力面与作用力的相关知识，这正是侗族乡民们掌握当地的人与自然的环境之所以能够能动的做出适应的民族文化加以选择。同时也反映出了侗家人的聪明才智和古代桥梁建筑力学与技艺的精深高明所在。这一显著例证恰好说明了侗家人在翘角上都悬挂着一只风铃，除了装饰以外，主要是能够作为预测当地天气晴雨变化的风向标，依据侗家人对地理自然知识的了解，能动适宜生活环境和对生活经验的总结，在人与自然良好关系的建立和维护过程当中，能够操纵起侗民族的文化作能动性调适与选择，把风铃作为侗族文化的一个承载物象化的符号载体，实质上是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问题。因此，在表面看来，侗族人们擅长建筑结构精巧、形式多样的侗寨风雨桥、鼓楼和吊脚楼，这些建筑在侗民族建筑中的艺术体现也都具有代表性。同时还如出一则的将居住房屋建立在依山傍水之溪河边缘，因为水在侗族人民心中彰显着万物之源，他们对万物之源的敬畏和守护，使得这个滨水民族在风雨桥选址和建造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承载了侗族人民对万物之源的文化信仰。可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以人、文、景、史、神、产、地七个方面逐一展开讨论和研究。基于篇幅和笔者学识所限，本文仅着手从风雨桥的侗族文化是如何参与和渗透到侗族人民的内心世界，丰富了民族精神，从而规范着侗族人民的生存方式作上述阐述，不全之处恳请各位海内外贤士批评指正，盼切分享。
三、风雨桥在侗民族文化建构中的价值实现及探讨
本文选取风雨桥作为田野调查研究对象，是基于仰仗相关侗民族文化与物资资源制衡格局的并行存在，文章中的风雨桥自然成了传承侗族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历史侗民族记忆共享和传承侗民族文化的载体。在社会生态环境千差万别和民族文化类型多样性的并存格局中，人类要利用所处的生活环境生存、发展和延续下去，就要达成各民族的文化与生活环境的能动性调适与文化制衡，达成民族文化与所处生活环境关系的协调来提高利用与精心维护相适宜的宜居环境。
文章主要探讨“风雨桥”作为侗族文化的物象化文化符号和承载公共建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具有鲜明的侗民族文化属性的彰显载体，是其侗民族分野的显著性标志。利用相应的民族文化去加以利用和改造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便捷、舒适、和谐，正是人类的文化在调适中作用的结果。对小黄人而言，最大的启示莫过于为人做事都应当修缮礼让，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适可而止，有节有度，且有能够容得下天地万物的胸怀。这是笔者在访谈过程中，吴荣德队长对小黄历史记忆中的风雨桥文化的表达。他们并不希望宗族在延续中无限膨胀，他们会自己适度调控，我们整个小黄人都托身在龙的脊梁，如果我们这里住的人口增长太多太快了，飞龙就会乱摆尾巴，村子就会发洪水，那我们的村寨也就不可能这样平安和辉煌腾达了，村寨的人口规模一直得到了有节制的调控，人口数一直平稳，从来没有大起大落。然而到了解放时期，革命的政策导向是要有多口人，人多力量大，人多才能有壮丁去打仗，不允许灭掉人口。于是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人口大规模增长，那个时候对我们小黄来说，不是我们宗族的希望，人口在繁衍和生息中无限制的膨胀曾造成我们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日子也曾有过。但再后来到了80年代初期，我们这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情况就有好转了，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再没有大起大落的乱现象了，村子里的人口也一直得到了有节制有度的调控，一直保持平衡，到现在都是只按政策最多生育两个娃，即使国家给政策生育都不会再生育多个孩子了，多了我们的田地不够，山林不够，医疗、教育也都跟不上，这就会带来很多大麻烦，有节有度的生活铭记在每一个小黄人的心中，这正是小黄村吴荣德队长对我们所说的事件，各民族利用相应的民族文化去加以利用和改造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便捷、舒适、和谐，正是人类的文化在调适中适应的结果。
从这样的文化全面了解出发，原本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出现的特定建筑物，在其存在和发展过程中，却使内在的初始因果关系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风雨桥也是一样，解读其建桥背后的人文景观和社会文化功能必将成为笔者调查的初衷。文章通过“风雨桥”这样的一个物质载体作为窗口，它是侗族先民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和民族文化通过不断交流、发展融合的产物，也是其他民族的人民通过这样的载体来认识侗族以及感受侗族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正是印证了任何建筑类型都是由于民族文化适应的某些方面需要而产生。笔者希望借“风雨桥”这样的一个沟通交流纽带，与各位海内外贤士朝着各民族文化的融合统一目标一并商讨和贡献计策，并桥接着族际文化制衡格局长期稳定运行的社区枢纽作用和文化整合的结果共同努力，能够为延续发展和生息繁荣做出贡献和努力。这样，使得民族文化有针对性的适应所处环境，并能不断提高和推动文化适应的水平，同时彰显本民族的地域特征，又能够操纵起相应的民族文化达到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为己所用的和谐共荣的生态建设目的。文章通过追随侗族人民建立“风雨桥”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的关系脉络研究发现，寻找风雨桥的文化功能，是全面了解风雨桥和传承侗族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突破风雨桥这样一个具体的文化事项来获得集桥本身的功用性与多元文化的渗透来构筑人类心中的桥，以实现人类社会的生态安全，各民族利用相应的民族文化去加以利用和改造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便捷、舒适、和谐，正是人类的文化在调适中适应的结果，从而为人类社会赢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汪兴.侗族风雨桥的文化内涵.中共铜仁地委党校学报，2011（4）.67～69.
[2].吴能夫.浅谈侗乡福桥（风雨桥）的名称含义及其特殊功能[J].贵州民族研究，1993（1）：133.
[3].王玲.侗族风雨桥的文化特性[J].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3）：75.
[4].石开忠.侗族风雨桥成因的人类学探析[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39
[5].赵巧艳.中国侗族传统建筑研究综述[J].贵州民族研究，2011（04）：56～ 57.
[6].祝家顺.黔东南地区侗族村寨空间形态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1（08）：67～68.
[7].唐国安.风雨桥建筑与侗族传统文化初探[J].华中建筑，1990（2）：70.
[8].杨文英.基于南岭走廊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生态”观思考[J].社会科学，2020（04）：187～189.
[9].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06～212.
[10].杨庭硕.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基金项目： 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岭走廊族群文化研究基地基金资助“基于南岭走廊多族群区域生态文明的建设” （2015kf12 ）;湖南省民委项目资助：湖南民族地区全面脱贫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以武陵山区特色木本油料产业研究为例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杨佳林（1971-），男，土家族，湖南吉首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學教师，199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方向：生态民族学、历史民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