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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孟子动物伦理思想，可得出其主要观点有：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是否经过道德教化是动物与人的区别所在；对待动物的态度是爱护，但无需上升到“仁”“德”和“亲”“爱”的高度；宰杀动物需要讲求不忍之心，而君子远庖厨是一种仁术；动物保护和管理对于环境具有经济、美学上的价值等。庄子和孟子的动物伦理思想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其中庄子借动物阐述自己的自由理想，可以看做是一种动物伦理的元哲学；而孟子借动物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可以看做是一种动物政治伦理学。
关键词：孟子；庄子；动物伦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2；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2）04-0077-05
《孟子》对动物颇有经典论述，以至于现代生态伦理学创始人之一的法国思想家阿·施韦兹（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说：“属于孔子学派的中国哲学家孟子，就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1]本文归纳总结孟子的动物伦理思想，并把它与庄子学派动物伦理思想做一比较。
一、孟子的动物伦理思想
《孟子》中涉及动物的文字不是很多，但在孟子的仁政理想世界中，动物还是得到了应有的关注，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形成了早期儒家动物伦理思想的大纲。
（一）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
动物之于人类，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孟子主要是通过两个貌似对立的观点来表达的。
一是“禽兽逼人”。孟子反复诉说上古时期动物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影响：“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孟子·滕文公上》）而人在政治上的作为甚至加剧了“禽兽逼人”的趋势，这一时期时间跨度也很大，从上古时期一直到殷商时代：“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乱。”（《孟子·滕文公下》）
二是“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一书中记载了孟子理想的儒家农业生态社会：“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中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的理想社会中，鱼鳖、鸡豚狗彘、桑蚕之类都是人民养生丧死不可少的物质，而七十岁的老人能吃上肉则是社会富足的一个标志。简而言之，施行王道的国家若以动物作为考察标准，那这一标准就是“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孟子·公孙丑上》）。
事实上，在孟子生活的年代，人类仍得和动物争夺生存空间，动物仍是人类征服的对象，“再作冯妇”①的寓言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后者说明孟子把动物看成是人民日常生活的极其重要的物质财富。动物在这里被分为两类，一是威胁人类生存的猛兽，一是影响社会发展的经济性动物，它们在人类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截然不同。对动物爱恨与否，一切均取决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
（二）是否经过道德教化是动物与人的区别所在
关于动物与人的区别，孟子的观点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 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极其微小，这种微小之处一般人抛弃了，唯有君子才保存下来。那么这点差别是什么呢？孟子认为，人如果“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衣食居住物质需求不是人与动物的区别点，但如果人仅仅满足于此，那和动物很相近。人与动物真正的区别在于人伦教化，“圣人……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也就是文化或者道德上的差异。
因此，孟子把动物和未经教化的人都排斥在道德主体之外，只有君子可言道德。但毕竟没经过道德教化的庶民并不是活生生的禽兽，所以不得不以“近于禽兽”来界定。由于孟子所谓的道德教化是专属儒家的，因此杨墨之徒也就被骂作禽兽了。孟子在论辩中常以“禽兽”之称攻击对手，“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离娄上》），不懂礼之权变，是禽兽；“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予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不行仁政，也是禽兽。
动物的存在对于人类可以是有益的，但孟子不会给予动物尤其是禽兽以道德上的地位。在孟子看来，有道德的人对于无道德的动物有着天然的优越性，而不受道德教化的人与动物无异。
（三）对待动物的态度是爱护，但无需上升到“仁”“德”和“亲”“爱”的高度
在对动物、庶民和君子进行比较之后，孟子根据其德性的不同，区别对待。具体到动物上，孟子的态度是：对待动物要爱护，但无需上升到“仁德”和“亲”“爱”的高度。
孟子倡导“爱有等差”：“君子之于万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孟子·尽心上》）在此，孟子严格区分了“爱”、“仁”、“亲”三类德性，即对万物（尤其是动物）讲“爱”、对普通民众讲“仁”、对自己亲人讲“亲”，这体现了孟子仁爱有差等的思想，是对孔子开创的“泛爱众而亲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当时杨墨诸家主张的批判。按照孟子的说法，“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仁的实质是侍奉双亲，是一种孝道）。“仁”、“亲”二种德性在本质上差别不大，这和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政主张是一致的。所以，实际上孟子对待动物和人的态度才是有真正差别的。
孟子还主张“爱有顺序”：“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君子由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民众；由仁爱民众，进而爱护万物。这样一个等差排列也就是孟子的“推恩论”。孟子曾严厉诘问齐宣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孟子·梁惠王上》）因为齐宣王不按照“亲人—庶民—万物”这一爱的顺序进行推恩，所以孟子对他颇有微词。而孟子对齐宣王“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孟子· 梁惠王下》）的施政措施非常不满，其原因也在于此。至于“狗彘食人食”①之类的动物僭越人类的事情，孟子更不能容忍其发生。 （四）宰杀动物需要讲求不忍之心，君子远庖厨是一种仁术
孟子毫不掩饰自己对肉食的喜爱。“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孟子·尽心下》）因此，孟子不会反对宰杀动物供人食用的行为。
但是孟子主张宰杀动物需要讲求仁术。孟子曾讲过一个“牛羊何择”的故事。“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孟子把“牛羊何择”中的大小问题迅速转化为仁与不仁的问题：“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主要目的是借此向统治者兜售自己的仁政主张，故此处涉及了对待动物需不需要用仁这一问题。孟子一贯主张对待动物无需用仁，所以这里显示出了思想上的矛盾，因为“不忍见其死”、“不忍食其肉”分明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是一种人之固有、不由外铄的“仁”之端。因此，这也可以看作是孟子仁的思想的一种偶然的扩展。至于如何达成这种宰杀动物的不忍之心，孟子的具体操作办法是眼不见心不乱的“君子远庖厨”。虽然这多少有点虚伪，可也颇为贴近一般人的心理实际——事实上，至今也没有人想出更好的办法。
概而言之，孟子主张宰杀动物需要讲求不忍之心，而君子远庖厨是一种实不得已的仁术。
（五）动物保护和管理对于环境具有经济、美学上的价值
孟子认为动物保护和管理对于环境具有经济上的重大价值。孟子颇具环境经济学头脑，他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从其中“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的言论可以看出，孟子很看重动物的“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上》）的经济价值。很明显，孟子清醒地认识到了民众无不“乐其有麋鹿鱼鳖”（《孟子·梁惠王上》）这一实情。
孟子还认为动物保护和管理对于环境具有美学价值。《孟子·告子上》记载孟子的言论：“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这里孟子不但颇关注自然环境之美，而且敏锐地察觉到了牛羊过度放牧会破坏生态环境之美。
正是基于这种环境经济学和环境美学思想，孟子特别关注环境保护和管理，曾提出养护自然的重要观念。“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他把休养生息作为了环境管理的关键。而他提出的反对过度捕捞、过度放牧则是养护自然的具体办法。而且，孟子休养生息的目的则不像梁惠王（魏惠王）那样把对私家园林的经营用于满足一己之需，而是倡导与民同乐，体现了其浓厚的民本主义精神。②
二、庄子、孟子动物伦理思想的异同
《庄子》《孟子》是早期儒道二家同时代的代表性著作，其主要作者庄子（约公元前369至公元前286年）和孟子（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89年）同是战国中期人。其中《庄子》称得上中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动物伦理学著作，其格局之恢弘，可谓“大言炎炎”、“大知闲闲”（《齐物论》第二），是大言论、大智慧[2]；而《孟子》也勾勒出了儒家的动物伦理学大纲，他们在动物伦理思想上的异同值得我们去探究。
（一）道德地位的异同：“物无贵贱”与“率兽而食人”
在动物的道德地位上，由于庄孟二人的哲学理念不同，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庄子宣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建立的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对万物持有道德上的普遍关怀，持的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庄子·秋水》）理念。这种道德普遍性的观念建立在“齐物”的基础上。虽然孟子的动物伦理思想很难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具有君子人格的人才是其关注的焦点。正因如此，庄子赋予动物平等的道德地位，孟子认为动物在道德上低人一等，直呼为“禽兽”，毫无道德地位可言。据此，在“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孟子·梁惠王上》）的世道，动物和他们的主人一样要承担道德上的谴责①。
（二）动物在理想社会中作用的异同：“同与禽兽居”与“可以食肉矣”
庄子理想的治世是远在三代之前的“至德之世”和“建德之国”：“至德之世……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庄子》之《祛箧》、《马蹄》）“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庄子理想社会可以说就是原始社会，动物是可与人类并居的朋友，他们共同成为这一社会的成员。而孟子的理想社会是农业社会。“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其中孟子更注重动物的经济价值。也就是说，在庄子的理想社会中，动物是用来做邻居的，而孟子的理想社会中，动物是用来食用的。
（三）保护动物态度的异同：“不失其性命之情”与“爱之而弗仁”
庄子把动物的本性看作是动物最为重要的东西，具有至上的正当性，“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庄子·骈拇》）。虽然动物本身不能主张自己的利益，但作为人类不能不关注和重视动物的这种本质性利益。基于对动物性的认识，庄子强烈批判了人类两种错误之举。第一是使动物“失性”的行为。“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庄子·庚桑楚》）在庄子看来，动物之性不能随意改变，如果胡来就有失性之虞，失性对于动物意味着失去自身的存在。其次是“削性”行为。“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庄子·骈拇》）削性是对动物本性的戕害。孟子也关爱动物，但是“爱之而弗仁”，他既没有像庄子那样从根本上关心，更没有上升到平等对待的态度。 （四）对待经济性动物态度的异同：“食豕如食人”与“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
庄子通过列子“食豕如食人”②的寓言故事，主张淡忘人与动物之间的贵贱，体现了无亲疏等差的道德普遍主义情怀。这种情怀，“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庄子·应帝王》），看似无情，却有复归朴素之道的大性情。孟子对于“狗彘食人食”之类的动物僭越人类的事情，绝对不能容忍其发生。相较而言，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庄子有大性情，而孟子则绝情得多。
（五）宰杀动物态度的异同：“庖丁解牛”与“君子远庖厨”
庄子虽然主张平等地考量动物利益，但并非一个素食主义者。著名寓言“庖丁解牛”，内容涉及屠宰动物：“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可以看出，庄子并没有把维护动物的自然本性与宰杀动物满足人的食用需求对立起来，反而把屠宰过程写得颇有艺术感，一点都没涉及屠宰动物的残忍性，确有一种“进乎技矣”的审美追求。而孟子也是食肉之徒，不过多有“不忍人”之心，因而提出“君子远庖厨”的观点。关于宰杀动物态度，相较而言，庄子有一种审美上的超越，而孟子则体现道德上的关照。
（六）动物在生态系统中作用的异同：“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与“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庄子惯于寻根究底，努力探索事物之间尤其是生物之间的利益关联性。①他认为万物都在流转迁化之中，“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庄子·至乐》）。物化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无为而万物化”（《庄子·天地》）的自化。事物运动的神秘机制，称之为“机缄”。同时，物化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称之为“天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庄子·寓言》）“机缄”与“天均”观念的出现，显示出庄子敏锐地察觉到了大自然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会形成一种紧密联系、无限循环的机制或系统。孟子也觉察到了动物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出了“苟得其养，无物不长”的生态养护观。相较而言，庄子的思想更加深刻，理论性更强。
概而言之，庄孟二家的动物伦理思想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其中庄子借动物阐述自己的自由理想，可以看做是一种动物伦理的元哲学；而孟子借动物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可以看做是动物政治伦理学。但不管怎样，他们在动物伦理方面提出的观点和留下的难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1]阿·施韦兹.敬畏生命[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72.
[2]邓永芳.庄子动物伦理思想探微[M].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1）：32-35.
关键词：孟子；庄子；动物伦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2；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2）04-0077-05
《孟子》对动物颇有经典论述，以至于现代生态伦理学创始人之一的法国思想家阿·施韦兹（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说：“属于孔子学派的中国哲学家孟子，就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1]本文归纳总结孟子的动物伦理思想，并把它与庄子学派动物伦理思想做一比较。
一、孟子的动物伦理思想
《孟子》中涉及动物的文字不是很多，但在孟子的仁政理想世界中，动物还是得到了应有的关注，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形成了早期儒家动物伦理思想的大纲。
（一）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
动物之于人类，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孟子主要是通过两个貌似对立的观点来表达的。
一是“禽兽逼人”。孟子反复诉说上古时期动物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影响：“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孟子·滕文公上》）而人在政治上的作为甚至加剧了“禽兽逼人”的趋势，这一时期时间跨度也很大，从上古时期一直到殷商时代：“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乱。”（《孟子·滕文公下》）
二是“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一书中记载了孟子理想的儒家农业生态社会：“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中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的理想社会中，鱼鳖、鸡豚狗彘、桑蚕之类都是人民养生丧死不可少的物质，而七十岁的老人能吃上肉则是社会富足的一个标志。简而言之，施行王道的国家若以动物作为考察标准，那这一标准就是“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孟子·公孙丑上》）。
事实上，在孟子生活的年代，人类仍得和动物争夺生存空间，动物仍是人类征服的对象，“再作冯妇”①的寓言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后者说明孟子把动物看成是人民日常生活的极其重要的物质财富。动物在这里被分为两类，一是威胁人类生存的猛兽，一是影响社会发展的经济性动物，它们在人类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截然不同。对动物爱恨与否，一切均取决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
（二）是否经过道德教化是动物与人的区别所在
关于动物与人的区别，孟子的观点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 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极其微小，这种微小之处一般人抛弃了，唯有君子才保存下来。那么这点差别是什么呢？孟子认为，人如果“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衣食居住物质需求不是人与动物的区别点，但如果人仅仅满足于此，那和动物很相近。人与动物真正的区别在于人伦教化，“圣人……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也就是文化或者道德上的差异。
因此，孟子把动物和未经教化的人都排斥在道德主体之外，只有君子可言道德。但毕竟没经过道德教化的庶民并不是活生生的禽兽，所以不得不以“近于禽兽”来界定。由于孟子所谓的道德教化是专属儒家的，因此杨墨之徒也就被骂作禽兽了。孟子在论辩中常以“禽兽”之称攻击对手，“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离娄上》），不懂礼之权变，是禽兽；“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予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不行仁政，也是禽兽。
动物的存在对于人类可以是有益的，但孟子不会给予动物尤其是禽兽以道德上的地位。在孟子看来，有道德的人对于无道德的动物有着天然的优越性，而不受道德教化的人与动物无异。
（三）对待动物的态度是爱护，但无需上升到“仁”“德”和“亲”“爱”的高度
在对动物、庶民和君子进行比较之后，孟子根据其德性的不同，区别对待。具体到动物上，孟子的态度是：对待动物要爱护，但无需上升到“仁德”和“亲”“爱”的高度。
孟子倡导“爱有等差”：“君子之于万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孟子·尽心上》）在此，孟子严格区分了“爱”、“仁”、“亲”三类德性，即对万物（尤其是动物）讲“爱”、对普通民众讲“仁”、对自己亲人讲“亲”，这体现了孟子仁爱有差等的思想，是对孔子开创的“泛爱众而亲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当时杨墨诸家主张的批判。按照孟子的说法，“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仁的实质是侍奉双亲，是一种孝道）。“仁”、“亲”二种德性在本质上差别不大，这和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政主张是一致的。所以，实际上孟子对待动物和人的态度才是有真正差别的。
孟子还主张“爱有顺序”：“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君子由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民众；由仁爱民众，进而爱护万物。这样一个等差排列也就是孟子的“推恩论”。孟子曾严厉诘问齐宣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孟子·梁惠王上》）因为齐宣王不按照“亲人—庶民—万物”这一爱的顺序进行推恩，所以孟子对他颇有微词。而孟子对齐宣王“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孟子· 梁惠王下》）的施政措施非常不满，其原因也在于此。至于“狗彘食人食”①之类的动物僭越人类的事情，孟子更不能容忍其发生。 （四）宰杀动物需要讲求不忍之心，君子远庖厨是一种仁术
孟子毫不掩饰自己对肉食的喜爱。“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孟子·尽心下》）因此，孟子不会反对宰杀动物供人食用的行为。
但是孟子主张宰杀动物需要讲求仁术。孟子曾讲过一个“牛羊何择”的故事。“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孟子把“牛羊何择”中的大小问题迅速转化为仁与不仁的问题：“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主要目的是借此向统治者兜售自己的仁政主张，故此处涉及了对待动物需不需要用仁这一问题。孟子一贯主张对待动物无需用仁，所以这里显示出了思想上的矛盾，因为“不忍见其死”、“不忍食其肉”分明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是一种人之固有、不由外铄的“仁”之端。因此，这也可以看作是孟子仁的思想的一种偶然的扩展。至于如何达成这种宰杀动物的不忍之心，孟子的具体操作办法是眼不见心不乱的“君子远庖厨”。虽然这多少有点虚伪，可也颇为贴近一般人的心理实际——事实上，至今也没有人想出更好的办法。
概而言之，孟子主张宰杀动物需要讲求不忍之心，而君子远庖厨是一种实不得已的仁术。
（五）动物保护和管理对于环境具有经济、美学上的价值
孟子认为动物保护和管理对于环境具有经济上的重大价值。孟子颇具环境经济学头脑，他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从其中“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的言论可以看出，孟子很看重动物的“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上》）的经济价值。很明显，孟子清醒地认识到了民众无不“乐其有麋鹿鱼鳖”（《孟子·梁惠王上》）这一实情。
孟子还认为动物保护和管理对于环境具有美学价值。《孟子·告子上》记载孟子的言论：“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这里孟子不但颇关注自然环境之美，而且敏锐地察觉到了牛羊过度放牧会破坏生态环境之美。
正是基于这种环境经济学和环境美学思想，孟子特别关注环境保护和管理，曾提出养护自然的重要观念。“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他把休养生息作为了环境管理的关键。而他提出的反对过度捕捞、过度放牧则是养护自然的具体办法。而且，孟子休养生息的目的则不像梁惠王（魏惠王）那样把对私家园林的经营用于满足一己之需，而是倡导与民同乐，体现了其浓厚的民本主义精神。②
二、庄子、孟子动物伦理思想的异同
《庄子》《孟子》是早期儒道二家同时代的代表性著作，其主要作者庄子（约公元前369至公元前286年）和孟子（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89年）同是战国中期人。其中《庄子》称得上中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动物伦理学著作，其格局之恢弘，可谓“大言炎炎”、“大知闲闲”（《齐物论》第二），是大言论、大智慧[2]；而《孟子》也勾勒出了儒家的动物伦理学大纲，他们在动物伦理思想上的异同值得我们去探究。
（一）道德地位的异同：“物无贵贱”与“率兽而食人”
在动物的道德地位上，由于庄孟二人的哲学理念不同，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庄子宣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建立的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对万物持有道德上的普遍关怀，持的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庄子·秋水》）理念。这种道德普遍性的观念建立在“齐物”的基础上。虽然孟子的动物伦理思想很难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具有君子人格的人才是其关注的焦点。正因如此，庄子赋予动物平等的道德地位，孟子认为动物在道德上低人一等，直呼为“禽兽”，毫无道德地位可言。据此，在“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孟子·梁惠王上》）的世道，动物和他们的主人一样要承担道德上的谴责①。
（二）动物在理想社会中作用的异同：“同与禽兽居”与“可以食肉矣”
庄子理想的治世是远在三代之前的“至德之世”和“建德之国”：“至德之世……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庄子》之《祛箧》、《马蹄》）“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庄子理想社会可以说就是原始社会，动物是可与人类并居的朋友，他们共同成为这一社会的成员。而孟子的理想社会是农业社会。“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其中孟子更注重动物的经济价值。也就是说，在庄子的理想社会中，动物是用来做邻居的，而孟子的理想社会中，动物是用来食用的。
（三）保护动物态度的异同：“不失其性命之情”与“爱之而弗仁”
庄子把动物的本性看作是动物最为重要的东西，具有至上的正当性，“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庄子·骈拇》）。虽然动物本身不能主张自己的利益，但作为人类不能不关注和重视动物的这种本质性利益。基于对动物性的认识，庄子强烈批判了人类两种错误之举。第一是使动物“失性”的行为。“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庄子·庚桑楚》）在庄子看来，动物之性不能随意改变，如果胡来就有失性之虞，失性对于动物意味着失去自身的存在。其次是“削性”行为。“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庄子·骈拇》）削性是对动物本性的戕害。孟子也关爱动物，但是“爱之而弗仁”，他既没有像庄子那样从根本上关心，更没有上升到平等对待的态度。 （四）对待经济性动物态度的异同：“食豕如食人”与“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
庄子通过列子“食豕如食人”②的寓言故事，主张淡忘人与动物之间的贵贱，体现了无亲疏等差的道德普遍主义情怀。这种情怀，“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庄子·应帝王》），看似无情，却有复归朴素之道的大性情。孟子对于“狗彘食人食”之类的动物僭越人类的事情，绝对不能容忍其发生。相较而言，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庄子有大性情，而孟子则绝情得多。
（五）宰杀动物态度的异同：“庖丁解牛”与“君子远庖厨”
庄子虽然主张平等地考量动物利益，但并非一个素食主义者。著名寓言“庖丁解牛”，内容涉及屠宰动物：“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可以看出，庄子并没有把维护动物的自然本性与宰杀动物满足人的食用需求对立起来，反而把屠宰过程写得颇有艺术感，一点都没涉及屠宰动物的残忍性，确有一种“进乎技矣”的审美追求。而孟子也是食肉之徒，不过多有“不忍人”之心，因而提出“君子远庖厨”的观点。关于宰杀动物态度，相较而言，庄子有一种审美上的超越，而孟子则体现道德上的关照。
（六）动物在生态系统中作用的异同：“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与“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庄子惯于寻根究底，努力探索事物之间尤其是生物之间的利益关联性。①他认为万物都在流转迁化之中，“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庄子·至乐》）。物化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无为而万物化”（《庄子·天地》）的自化。事物运动的神秘机制，称之为“机缄”。同时，物化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称之为“天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庄子·寓言》）“机缄”与“天均”观念的出现，显示出庄子敏锐地察觉到了大自然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会形成一种紧密联系、无限循环的机制或系统。孟子也觉察到了动物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出了“苟得其养，无物不长”的生态养护观。相较而言，庄子的思想更加深刻，理论性更强。
概而言之，庄孟二家的动物伦理思想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其中庄子借动物阐述自己的自由理想，可以看做是一种动物伦理的元哲学；而孟子借动物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可以看做是动物政治伦理学。但不管怎样，他们在动物伦理方面提出的观点和留下的难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1]阿·施韦兹.敬畏生命[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72.
[2]邓永芳.庄子动物伦理思想探微[M].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1）：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