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从古至今一直非常珍贵，不仅是因为其质地洁白细腻，更多的是象牙制品随着封建王朝的兴替，逐步成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且由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作为普贤菩萨坐骑的象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因此象牙制品一直为达官贵人所钟爱。直至明清，由于海上贸易的繁荣以及雕刻技艺的发展，象牙制品作为艺术品于民间亦逐步兴盛。
　　我国以象牙制作器物的历史悠久，济南市博物馆就藏有一件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象牙琮，此物于1959年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26号墓出土，重97克，口径10.07厘米，底径14.4厘米，厚1.3厘米，存在多处修复痕迹，应为先民礼天或作图腾崇拜所用。自新石器时代经商周至唐宋，象牙制品一直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如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发掘的兽面纹嵌松石象牙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唐鸟兽花卉纹镂牙尺，都显示象牙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只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中国境内的大象逐步减少，汉代以后象牙材料只有附属国进贡才可获得，因此，象牙制品一直为达官贵人所钟爱，直至明清，由于海上贸易的繁荣以及雕刻技艺的发展，象牙制品作为艺术品于民间亦逐步兴盛。
　　象牙雕刻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从先民的崇拜图腾到明清商贾富豪的收藏品，象牙雕刻经历了由“形似”至“形象”，再至“以形写神”“形神并重”的发展历程，尤以明清最为繁荣，出现了以北京、扬州、广州为中心的各具特色的牙雕工艺流派，成就了象牙雕刻的鼎盛时期。济南市博物馆所藏牙雕数量较多，上起大汶口时期下至民国，尤以明清时期的牙雕人物造像最具特色，明清两朝年代相近，因此在风格上有传承，也有所不同。
　　明圆雕立身象牙寿星，寿星笑容可掬，额头突出，头部比例明显偏大，慈眉善目，双耳垂肩，须髦及胸，一手执竹质拐杖，一手执芭蕉扇，身披长衫，背负饰物。刀法古朴简洁，对衣饰、胡须并未做过多处理，寥寥数刀，将寿星之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反映了当时艺术家的艺术手法，颇具代表性。
　　明晚期象牙寿星，明代中晚期牙雕艺术逐步进入了繁荣期。牙雕直接继承了宋元时期的技法。这件象牙雕寿星作站相，身着宽袖长袍，衣着的线条简洁而流畅。并充分运用了艺术夸张的手法，着力刻画了寿星的头部，额头高耸，上有三道深深的皱纹，寿星的眼鼻嘴宽大，笑容可掬，作者对胡须、衣饰略加修饰，腰间丝绦无风自动。作品具有明代雕刻的典型风格。
　　清圆雕象牙观音，象牙材质，圆雕手法，观音面浮微笑，双目微垂，体现出清净端庄、慈悲的风范;头披长巾，颈戴璎珞，身着宽袖长衫，双手自然垂腹前，身体微向左曲，右手持佛珠，左手残缺;此牙雕通体色调淡黄，包浆润泽，透出柔和细腻之感，整体有较重裂痕，底部有修复痕迹，突出部位牙质表面显现出宝石光泽;整体刀法流畅且较注重衣饰的刻画，只是略显繁琐，清代技法较为明显。
　　清末圆雕立身女将像头戴武将头盔，盔插翎羽，身着盔甲，左手抚剑，剑配流苏，右手握长柄大刀。盔甲、内衬、剑鞘、云肩、刀身皆雕刻云纹装饰，精美细致。
　　明清两朝牙雕人物造像均有较高的重艺术性，只是随着时间变化，清代向细处发展，导致做工、神韵出现较大变化。细看以上四件文物，自明至清末，两朝牙雕人物造像发饰、衣着发生了较大变化，明代讲究雕刻以简练、古朴为主，大开大合，细处并未过多修饰，张扬并不媚俗，到清后期牙雕风格追求刻意的精雕细刻，发饰、衣着修饰过多，因此形成了一种华丽、纤繁的美。
　　除做工繁簡外，明清两朝牙雕造像的比例也有所不同，明代造像大都遵循“五短”的原则，即脖子短，上身短，胳膊短，下身短，腿短，唯独头大，跟现实人物相比，比例失调，将人物形体的比例关系主观化处理，这样就深化了人物的脸部，突出表现脸部表情，一切为脸部的刻画服务。与现代人推崇的“九头身”、古希腊人的黄金分割都有不同，中国古代因“五行”学说盛行，潜移默化中“5：1”成为美的基准，头大、身短的现象经常出现中国出现在古代绘画、 雕刻中，越至近代，因西方文化的影响，头所占比例逐渐被减少，因此清代造像就很少出现头大的感觉了。
　　最后是开脸不同，对于各类造像，最重要的莫过于开脸的环节，所谓开脸即对人物脸部的细致刻画，以主观创造为主，五官结构完全依靠工匠的想象，不像衣帽、配饰，整个中国都区别不大，因此造像的开脸最能体现那个时代主观流行的美。细看以上四件文物，明代的开脸，受中国古代绘画的影响较重，强调物象内在神韵的把握，对脸部主要特征加以强调、夸张，其他细微末节皆一笔带过，反观清代造像面部刻画，更加细致，五官构造日趋像近代人，更加写实。
　　整体来说，明代牙雕造像以简练、古朴为主，张扬并不媚俗，越至近代，雕刻技艺愈加成熟，细节刻画愈加繁琐。从审美上看，明代的牙雕造像整体比较“尚古”，神、形、气俱到，看似简练，却极重神韵。清代则是正统的古典美学与求异的新型美学并盛，已经比较偏近于现代人的审美了。
　　作者单位：济南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