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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孙君梁先生是位律师，律师在当下是风生水起的职业，但近些年他却有点“不务正业”，跨界爱上了时下不被人们看好的写作，这自然是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了。然而人各有志，写作虽不被人看好，但他喜爱，他愿入瓮，你讲一百个理由，他一句话，我就好这一口，也就噎得你无话可说。
自然，这是我的臆说，以孙君梁先生的性格，决计是不会这样说的，即如是说，那话语也必定是很含蓄的，定然不会如此生硬。
其实，写作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职业的，没有一个人是凭着写诗、写散文养家糊口的。即便是文学大家，他们也都是以做官为生，写诗、写散文是他们做官中个人情感的一种宣泄，是智慧的一种体现。西方有人说，写作是智慧过剩的一种发散。这是有一定的道理。到了近现代，写作才成了一种独立的职业，利用写作养家糊口，成就立身的门面，如鲁迅者也。现今，真正依靠写作养家糊口的自由写作者在中国恐怕不会有百万分之一。这不是瞎猜，以我生活的这个地方而言，一千多万人，还没听说有一个专职写作者。大都是业余，是兼职，是在做完了本职工作之后的一种旁骛。
然而，在中国的古代无论是写诗、写散文的都有一个作文的原则，这就是作文要有一点使命意识，责任感，要承担一点为这社会服务的义务。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就有了“文以载道”“文以理为本”“文以意为主”的提法。如屈原、如杜甫、如范仲淹等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同样在西方，英国的乔治·奥威尔就说：“当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我并不对自己说：‘我要写一本艺术作品。’我写它，是因为有一个谎言需要我去揭穿，有一些事实需要我引起公众的注意。”被中国现代主义作者奉为神明的博尔赫斯也说，他要在作品里表现一个事实，必须通过某人表现出来，而这个人必须“恰巧是通过‘英雄的一代’中的某个人表现出来”。而不是像某些作者那样专一选取懦弱、猥琐、龌龊的人物去表现。这种把文学看做是经国之事，把文学当做人们的精神食粮，用文学培养铸造人们精神世界和人格品质无疑是抓住了文学的本质，体现了文学的功能。然而可惜得很，近些年，文学的这种经国功能被某些新派文人消解了，文学不仅失去了它的经国之职，也失去了它的精神意义，这就不免使我想起曾经读过的沈从文先生在1931年以甲辰的笔名写的一篇《文学无用论》的文章，沈从文在列举了当时对文学的种种看法后写到：
括而言之，就是说，文学不是别的，是一种仿佛人类精神的粮食，不，不是粮食，却是小吃，是补品。我就知道有许多文人学士把文学的意义，放在可口小吃，或鹿茸银耳某物品上去，打算那东西的好坏，估计那东西的价钱，固定那东西的形式，而说明到文学的效用的。
照他们看来，文学是不适宜当成一把刀，或一张斧，去削除我们这个民族一切的进步障碍的。因为文学若是一个达到实际问题的手段时，文学要求就到较近的生死存亡上面，就不免卑下，草率，终于随入泥沼，那是他们的理由。
历史惊人的相似。八十多年前的文学戏法又在今天回演，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的悲哀。可笑的是这些人在把自己玩到死胡同，自绝了读者之后，却又把这种不景气的责任推给社会和读者。我的老家有句俗语：驴不走，怨赶驴的。这就是我前文说的时下文学“不被人们看好”的现实原因。
然而，文学的良心并未泯灭，仍有文学的好事者秉持着文学的价值观在向前赴行。孙君梁就是这样一位孤独的赴行者。他凭着对文学的痴情，以“律师人”的身份走进文学的殿堂，他一只手拿着律师的笔，维护着法律的尊严，一只手拿着文学的笔，展示着文学的精神意义。换句话说，他是在依靠律师职业养家糊口的同时，兼做了文学的事业，写作是他律师职业之后的智慧剩余的一种发散。
写作仅是职业之后智慧剩余的一种发散？我看也不全然，我这样的话语是有些打脸，这我知道，因为我的立论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够周延，所以，这也是自然的。其实写作，还有比智慧重要的，那就是写作的激情。
写作需要激情，可能这在时下是有些悖论。但它却是文学发生学的基本存在法则。
激情是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是一种不说不快的强烈冲动，是一种用热情拥抱写作的喷薄情怀。激情是写作的原动力，是写作的力比多，是写作的荷尔蒙。有了激情才能发现生活的真善美，有了激情才有了表现这真善美的欲望、冲动和情怀。
孙君梁有此激情，因此他在以理智、推理、逻辑为主要思维模式的律师职业之后也就爱上了文学，用文学的形式思考生活，描写生活;用形象展示生活，阐释生活;用审美构建自己的心灵向标和精神世界。
这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律师，是一个心理有些柔软的律师。因为一个爱上文学的人差不多都有一个温柔而馨软的心（这话有点不符合相对理论）。他要用文学传递他温柔的心灵，用文学替代他对生活的新的思考。从法律的本质而言，这样的心是不适应刚性的法律，因为法律不相信眼泪。而对于写作者，眼泪却是打动人、感染人的有力武器，虽然不是作品成功的通行证，但它却因为人们的同情而留在了读者的心里，文学是相信眼泪的。
由此，我在想，无论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还是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孙君梁的写作都是他对自己刚性职业的一种心理调和，是对于眼泪的唤醒，是在严密的法律推理之后的一次心灵的自由放逐。如果从生命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他的这种实践无疑符合生命学的生存规律：“一张一弛谓之道也”。虽然古有“武不言文，文不言武”的说法，而仍不乏“武者言文，文者从武”的典范。
二
然而，现实总是有吊诡的时候，孙君梁的写作亦然。他并没有以“律师人”的身份写他熟悉的律师题材，而是将写作的触角伸进自己的童年，描写自己的童年生活，伸进社会现实，描写现实生活中那激动人心的人物。无论是散文《老牛》《脊梁》《大嫂门前的那树梨花》和《奶奶和她的草屋》，或是小说《守望》《王国》等，都是在描写农村生活，描写农村的人物。他说，他忘不了童年，忘不了那曾经给他的人生产生过影响的农村人物。这，我相信，因为我们都是在农村泥土气息的熏染中长大，都是在农业文化的滋养中成熟，虽然今天都在享受着城市文明，但我们的情感之根依然扎在农村，所以也就依然惦記着那个“大掌鞭”的伯伯，依然回望着大嫂门前的梨花……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孙君梁的写作之路与所有爱好写作者一样，才开始是一位诗歌的痴迷者，继之由诗而散文而小说。诗是年轻人激情喷发的最快捷的出口，因此每位写作者在他年轻的时候，差不多都有写诗的经历，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就会从以抒情为主的诗转向散文和小说。因为在他看来，诗歌的容量终究没有小说和散文的容量大，所展示的生活空间也没有散文和小说提供的空间广阔。对于他的这种看法我虽不能苟同，但也没有理由反驳，归其原因也是他的小说《守望》所给予的佐证，还有小小说《王国》和散文《大嫂门前的那树梨花》《老牛》等，尽管在这之前，他已有《鸟巢》《虔诚》《清风》等几首写得不错的诗。
《守望》是孙君梁写的一篇现实生活题材的小说。小说的主人翁二娃是一个受了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人物影响的当代新型青年。对于二娃这个出生农村的青年，作者没有概念化地一开始就写一个忍受苦难而有着明确奋斗目标的有志青年，而是写了二娃在青少年时的种种劣迹：不好好学习，丢三落四，给老师起外号，偷东西，当兵不成，离家出走等等。当然这样的人也有聪明的一面，因为他的机灵，被煤老板看重，送去技校上学，目的是为矿上培养技术人才。二娃的转变也就是在他上技校的时间里，教育使他思考起自己的人生，思考起自己的未来，也与此同时收到既是同乡又是好朋友的谢红军的信，叫他到他那去，二娃去了。因为他们的特殊关系，他当了保安，他拿了比别人高的工资，自然也受到同职业人的揶揄。二娃毕竟是二娃，他有自己的理想，他并没有因为当保安清闲而心安，而是在清闲中又一次思考自己的未来。当保安虽清闲，但不是自己的人生理想。于是在同职业人的揶揄中，给谢红军留下一封辞职信，又去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转到服装学校学服装设计。这是二娃人生改变的一个支点，因为他的设计新颖，被深圳一家服装公司招聘去，因其业绩不凡，二娃被选为这家大陆子公司的经理，与谢红军在一次服装订货会上相见。这种相见不免有点尴尬，昔日的打工者成了同起同坐的竞争者，这是上天开的玩笑。二娃的努力，二娃的聪明，使他在这里不仅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爱情。公司总经理的女儿尼奥爱上了他。他正在被这种爱折磨的时候，接到谢红军的电话，他妈有病，快回家看看。他想来个金蝉脱壳，无奈尼奥爱的火热，爱的真挚，执意同二娃一起回去。自此二娃的人生序幕才真正拉开，他的人生舞台才真正构建起来，他的人生选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回家看到家乡教育的落后，在获取家乡政府同意后，投资建起了小学，二娃也不再回服装厂，而是当了小学校长，尼奥也不回香港，在学校当了一名教师。学校建好了，不安分的二娃又在思考修通走出大山的公路，改善乡民们的外出条件，修路虽然困难不少，但二娃凭着自己的坚韧，终于使修路顺利开工，小说的结尾是二娃在一次检查公路施工时，为救放牛孩子，被石头砸烂头部，被乡亲抬着向山外走去。这样的结尾无疑使故事突起波浪，给小说增加了悬念，符合小说结构组成的做法。
如此笨拙地在评论中叙述小说故事，在我过去的评论中是少有的。然而为了使读者了解孙君梁《守望》所描写的内容，展开我的评论，却又不得不如此。应该说，孙君梁的这篇小说属于主旋律的题材，描写的是一位具有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当代青年。对于这样的一位艺术形象在近一个时期的文坛上有些凤毛麟角，有些久违了。我以为，孙君梁选择塑造这样一位具有时代奋发精神的人物，是对我们的现实生活缺乏具有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的人物的呼唤。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敢为社会承担责任，敢为这个社会进步奋发拼搏的人，那么这个社会就必定是世俗的、没落的、没有生机的，最后的结果是很可怕的。其实，在我们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并非缺乏这样的人物，而是我们作家中的狭隘意识使他们无视了这些代表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失去了为社会输送阳刚精神的勇气，陷在狭隘的自我中，以“我要写一部艺术品”为幌子，胡编乱造，歪曲生活，发泄自己对于社会的“私愤”。孙君梁的这篇小说的意义就是写了当下农村青年的典型，以此展示了二娃这个农村青年的无私品质和牺牲精神。一位作者只有在有了社会责任之后，他才有为社会描写能代表这个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为社会送上真善美，塑造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的时代精英。二娃在少年乃至青年时期，虽然犯过错误，但他的本质是纯朴的，心底是善良的，在他的心里始终都在思考到底什么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什么才是自己的未来？他一直都在努力，都在探索，都在搭建这个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一旦这个舞台搭建起来之后，有了足以施展自己才华和精神的空间，他就毫不犹豫地去拼搏，去实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诚然，孙君梁是一位初涉文坛的作者，他在处理题材时，在描写中还有些欠火候。对于《守望》，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篇中篇小说的题材，中间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展开详细描写的，因为作者用笔不够，给人一种过于简单的遗憾，觉得人物有点脸谱化，让读者感到有点速写的意味。关于小说写作，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提出了两种主要的不同的小说类型，一是主人翁心灵比外部世界狭隘;二是主人翁心灵比外部世界广阔。在他看来这两种类型有不同的写作方法和表达形式，即前者是重在细致描写主人翁的动作行为，重视细节描写，缺乏心理描写;后者是重在主人翁的心理活动描写，心理刻画，相对人物的动作描写明显不足。由此，卢卡奇把塞万提斯的《唐吉可德》归为第一类小说，把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归为第二类小说。尽管这两部小说都因其所描写的人物和揭示的思想的独特性而成为世界经典性的名著，但卢卡奇还是认为，假设使二者能够统一起来，互为弥补，作品就会产生更为完美的艺术审美。孙君梁的《守望》显然属于前者，人物动作描写重于心理描写，虽然二娃在每次的人生抉择上也有心理活动的驱动，但整个是动作描写掩盖了心灵刻画，是作品缺乏阅读的共通性。尤其是到了后半部分，二娃的事业写得太顺风顺水，缺乏人物主体意识的拼搏和抗争。虽然作品结尾二娃受伤，给平静的叙述增添了些曲折，造成了故事的悬念，但因为前边的描写缺乏矛盾冲突，既是结尾留了悬念，这样的悬念也只能使人惋惜，而不具有文学的冲击力。从美学的角度上讲，悲剧的感人之处就在于人物的反抗精神，反抗使人们获得快感，获得精神的震撼，在震撼中生发出生命的冲动和力量。我一直在想，中国的古典哲学和传统文化为什么感人，这与中国认识世界、创造世界的理念不同。中国对世界的创造是走出来的，是干出来，是拼搏出来的，如盘古开天地，如女娲抟土造人，如后羿射日，每一个创世神话传说都要用气力，都要用智慧，都充满着苦难和拼搏。由是相比较，西方和印度的创世文化就没有中国的创世文化生动感人，能给后人以启迪。考察今天中国人的实干和吃苦精神毫无疑问也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认识和创造世界的精神，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可贵的品质，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比拟的。作为展示民族精神的文学作品当然要承担起它的责任，描写能代表中国精神的行为和品质。我相信在孙君梁以后的作品里还会有二娃这样的人物形象出现，到那时的二娃已经不是現在的速写，而是一位从心灵的内部到外部的世界都非常广阔的人物。 三
相对于小说，无论是故事、结构、语言和写作手法，散文都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文体。这原因不只是它篇幅短，来得快，重要的是它要直白得多，直接得多，它不需要复杂的故事情节，也不需要刻意的人物形象描写，它只需要写作者有一个真挚的情感，真实地展示出所描写的事件和人物，真实地表达出他们的思想情愫，表现出他们的心理世界和精神追求。尽管它也是写生活，写人物命运，写人的七情六欲，但在结构框架上不需要缜密的编织和苦心经营。然而，话还要说回来，一个作者真要把散文写好也还真不容易，这主要是表现在散文的语言和所寓含的意蕴及情感上，如语言要精炼，要优美，要有韵味，要有喻指，要有视野境界等。因此，一个作者真要想把散文写好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要看你在网络上发两篇，在小报小刊上露过面，而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散文家距离还遥远着呢。孙君梁的散文是那种不事雕琢的本真的散文，是那种生活味很浓的有着生活真功夫的散文，也即他把人物放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层面，写人物的生活状态，写人物的生存环境，写人物的人生命运，写人物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干货”，因此作者写起来驾轻就熟，颇具散文韵致。《老牛》中的大伯就是如此，他是现实生活中数以万计的农民形象的缩影，大伯的人生经历是数以万计农民的人生经历，大伯的命运是数以万计的农民所共有的命运。作者借助对大伯个案的描写，展示了一个时代的农民的人生经历和心灵世界：
他们的生活曾经充实过，心灵曾经富有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那曾有过的充实和富有随之消失了，那曾经有过的“大掌鞭”的美誉没有了，那个家家请他犁地，喝二两小酒的荣耀不复存在了，于是他失落，于是他心灵空虚，于是他对自己的存在意义产生怀疑。是的，還有什么比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无所事事的时候，不再被人们关注，不再能为这个世界做事的时候，当他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成了多余的人的时候，感到活着没有意义的时候更悲哀，更凄凉呢？没有，绝对没有。于是大伯在孤独中失去了往日的风采，而落寞孤寂。这是大伯这一代人最后的命运悲剧，而这个悲剧却又是现实生活绕不过去的一种必然，因此，孙君梁的这篇散文也就有了挽歌式的价值，是唱给一个时代的农业文明的挽歌。
在散文中写人物的悲剧命运，似乎是孙君梁先生的所长，《大嫂门前的那树梨花》中的大嫂是另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大嫂这个人的心灵是善良的，是美好的，即如是小孩子们偷摘了门前的梨子，她也不会发脾气，只是一句“小心，别摔下来了。”这与别的人家严厉惩罚形成鲜明的对比，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善良的女人，命运竟是悲哀的。按照散文提供给我们的背景，大嫂与大哥的婚姻大概应是旧社会的末期，也即是一九四几年，估计离新中国成立不远，大哥是一位接受新思想的人，在外边自由恋爱，有了自己的心上人，可是他的爷爷竟然不管不顾，又一手操办了他的婚事，将大哥本不爱的大嫂接进了家门。大哥在新婚之夜弹了一夜的古筝，第二天离开了家，从此人各一方，大哥再也没进这个家，大嫂成了有名无实的大嫂。大嫂后来领养了一双儿女，抚育成人，又替大哥行孝，为其抚养了爷爷和父母。虽然期间，大哥多次提出离婚，无奈大嫂思想传统守旧，这婚都没离成，大哥却始终同他爱着的女人同居。直到有一天，大嫂的儿女们长大了，都外出工作了，结婚了，大哥才回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大嫂同意与大哥离婚，离了婚的大哥同小三十多岁的女人结婚，自此的大嫂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没有了维系的希望，在郁郁寡欢中走向了人生的末路，门前空留一树梨花。读这篇散文，我的心一直都非常沉重，为大嫂的善良，为大嫂的无辜，为大嫂的愚昧，为大嫂的无奈。在人类社会，女人始终都是一个弱者，遭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不公却还要背负着人生的苦难在社会上艰难地挣扎着，把苦难的泪水流向心里，给社会挤出一副笑脸。由是让我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大嫂与祥林嫂相隔差不多半个多世纪了，已是换了人间，可是大嫂依然活在祥林嫂的阴影中，自斟自饮着人生的苦酒。诚然奶奶（《奶奶和她的草屋》）要比大嫂幸运得多，虽然没有遭到爷爷的抛弃，但奶奶在爷爷这位知识分子的面前不仅没有享多少福，却还受到爷爷的捉弄，而一直住在她的草屋里直至生命的最后。难道女人是弱者的代名词，孙君梁以后的散文还会继续挖掘这方面的题材？窃以为，依着作者的人本情怀，是有这个可能的。
散文的艺术是语言的艺术，无论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或是第三人称叙述，亦无论是抒情散文或是记述散文，体现在文本上的就是要讲究语言的艺术，要运用巧妙的语言，准确地叙述和描写所要表现的人物和事件，无论是朴实的叙述风格或空灵的表现技巧，都是通过语言的载体予以表现出来。孙君梁的语言是有个性的，他的叙述充满张力，让读者在阅读时有一种人物和事件的迫压感，感受到作品里有一股气流在导引着你走向事件的结局和人物的命运，直击散文所要表现的内在机理。这一点，对于孙君梁是非常可贵的。但是也因为他初事散文，表达的欲望过于强烈，所以在叙述上缺乏节制，不注重叙述的节奏，而影响到作品的整体艺术，随着他写作的不断成熟，我相信他的散文会呈现出一片更加亮丽的天空。
孙君梁先生是位律师，律师在当下是风生水起的职业，但近些年他却有点“不务正业”，跨界爱上了时下不被人们看好的写作，这自然是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了。然而人各有志，写作虽不被人看好，但他喜爱，他愿入瓮，你讲一百个理由，他一句话，我就好这一口，也就噎得你无话可说。
自然，这是我的臆说，以孙君梁先生的性格，决计是不会这样说的，即如是说，那话语也必定是很含蓄的，定然不会如此生硬。
其实，写作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职业的，没有一个人是凭着写诗、写散文养家糊口的。即便是文学大家，他们也都是以做官为生，写诗、写散文是他们做官中个人情感的一种宣泄，是智慧的一种体现。西方有人说，写作是智慧过剩的一种发散。这是有一定的道理。到了近现代，写作才成了一种独立的职业，利用写作养家糊口，成就立身的门面，如鲁迅者也。现今，真正依靠写作养家糊口的自由写作者在中国恐怕不会有百万分之一。这不是瞎猜，以我生活的这个地方而言，一千多万人，还没听说有一个专职写作者。大都是业余，是兼职，是在做完了本职工作之后的一种旁骛。
然而，在中国的古代无论是写诗、写散文的都有一个作文的原则，这就是作文要有一点使命意识，责任感，要承担一点为这社会服务的义务。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就有了“文以载道”“文以理为本”“文以意为主”的提法。如屈原、如杜甫、如范仲淹等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同样在西方，英国的乔治·奥威尔就说：“当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我并不对自己说：‘我要写一本艺术作品。’我写它，是因为有一个谎言需要我去揭穿，有一些事实需要我引起公众的注意。”被中国现代主义作者奉为神明的博尔赫斯也说，他要在作品里表现一个事实，必须通过某人表现出来，而这个人必须“恰巧是通过‘英雄的一代’中的某个人表现出来”。而不是像某些作者那样专一选取懦弱、猥琐、龌龊的人物去表现。这种把文学看做是经国之事，把文学当做人们的精神食粮，用文学培养铸造人们精神世界和人格品质无疑是抓住了文学的本质，体现了文学的功能。然而可惜得很，近些年，文学的这种经国功能被某些新派文人消解了，文学不仅失去了它的经国之职，也失去了它的精神意义，这就不免使我想起曾经读过的沈从文先生在1931年以甲辰的笔名写的一篇《文学无用论》的文章，沈从文在列举了当时对文学的种种看法后写到：
括而言之，就是说，文学不是别的，是一种仿佛人类精神的粮食，不，不是粮食，却是小吃，是补品。我就知道有许多文人学士把文学的意义，放在可口小吃，或鹿茸银耳某物品上去，打算那东西的好坏，估计那东西的价钱，固定那东西的形式，而说明到文学的效用的。
照他们看来，文学是不适宜当成一把刀，或一张斧，去削除我们这个民族一切的进步障碍的。因为文学若是一个达到实际问题的手段时，文学要求就到较近的生死存亡上面，就不免卑下，草率，终于随入泥沼，那是他们的理由。
历史惊人的相似。八十多年前的文学戏法又在今天回演，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的悲哀。可笑的是这些人在把自己玩到死胡同，自绝了读者之后，却又把这种不景气的责任推给社会和读者。我的老家有句俗语：驴不走，怨赶驴的。这就是我前文说的时下文学“不被人们看好”的现实原因。
然而，文学的良心并未泯灭，仍有文学的好事者秉持着文学的价值观在向前赴行。孙君梁就是这样一位孤独的赴行者。他凭着对文学的痴情，以“律师人”的身份走进文学的殿堂，他一只手拿着律师的笔，维护着法律的尊严，一只手拿着文学的笔，展示着文学的精神意义。换句话说，他是在依靠律师职业养家糊口的同时，兼做了文学的事业，写作是他律师职业之后的智慧剩余的一种发散。
写作仅是职业之后智慧剩余的一种发散？我看也不全然，我这样的话语是有些打脸，这我知道，因为我的立论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够周延，所以，这也是自然的。其实写作，还有比智慧重要的，那就是写作的激情。
写作需要激情，可能这在时下是有些悖论。但它却是文学发生学的基本存在法则。
激情是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是一种不说不快的强烈冲动，是一种用热情拥抱写作的喷薄情怀。激情是写作的原动力，是写作的力比多，是写作的荷尔蒙。有了激情才能发现生活的真善美，有了激情才有了表现这真善美的欲望、冲动和情怀。
孙君梁有此激情，因此他在以理智、推理、逻辑为主要思维模式的律师职业之后也就爱上了文学，用文学的形式思考生活，描写生活;用形象展示生活，阐释生活;用审美构建自己的心灵向标和精神世界。
这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律师，是一个心理有些柔软的律师。因为一个爱上文学的人差不多都有一个温柔而馨软的心（这话有点不符合相对理论）。他要用文学传递他温柔的心灵，用文学替代他对生活的新的思考。从法律的本质而言，这样的心是不适应刚性的法律，因为法律不相信眼泪。而对于写作者，眼泪却是打动人、感染人的有力武器，虽然不是作品成功的通行证，但它却因为人们的同情而留在了读者的心里，文学是相信眼泪的。
由此，我在想，无论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还是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孙君梁的写作都是他对自己刚性职业的一种心理调和，是对于眼泪的唤醒，是在严密的法律推理之后的一次心灵的自由放逐。如果从生命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他的这种实践无疑符合生命学的生存规律：“一张一弛谓之道也”。虽然古有“武不言文，文不言武”的说法，而仍不乏“武者言文，文者从武”的典范。
二
然而，现实总是有吊诡的时候，孙君梁的写作亦然。他并没有以“律师人”的身份写他熟悉的律师题材，而是将写作的触角伸进自己的童年，描写自己的童年生活，伸进社会现实，描写现实生活中那激动人心的人物。无论是散文《老牛》《脊梁》《大嫂门前的那树梨花》和《奶奶和她的草屋》，或是小说《守望》《王国》等，都是在描写农村生活，描写农村的人物。他说，他忘不了童年，忘不了那曾经给他的人生产生过影响的农村人物。这，我相信，因为我们都是在农村泥土气息的熏染中长大，都是在农业文化的滋养中成熟，虽然今天都在享受着城市文明，但我们的情感之根依然扎在农村，所以也就依然惦記着那个“大掌鞭”的伯伯，依然回望着大嫂门前的梨花……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孙君梁的写作之路与所有爱好写作者一样，才开始是一位诗歌的痴迷者，继之由诗而散文而小说。诗是年轻人激情喷发的最快捷的出口，因此每位写作者在他年轻的时候，差不多都有写诗的经历，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就会从以抒情为主的诗转向散文和小说。因为在他看来，诗歌的容量终究没有小说和散文的容量大，所展示的生活空间也没有散文和小说提供的空间广阔。对于他的这种看法我虽不能苟同，但也没有理由反驳，归其原因也是他的小说《守望》所给予的佐证，还有小小说《王国》和散文《大嫂门前的那树梨花》《老牛》等，尽管在这之前，他已有《鸟巢》《虔诚》《清风》等几首写得不错的诗。
《守望》是孙君梁写的一篇现实生活题材的小说。小说的主人翁二娃是一个受了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人物影响的当代新型青年。对于二娃这个出生农村的青年，作者没有概念化地一开始就写一个忍受苦难而有着明确奋斗目标的有志青年，而是写了二娃在青少年时的种种劣迹：不好好学习，丢三落四，给老师起外号，偷东西，当兵不成，离家出走等等。当然这样的人也有聪明的一面，因为他的机灵，被煤老板看重，送去技校上学，目的是为矿上培养技术人才。二娃的转变也就是在他上技校的时间里，教育使他思考起自己的人生，思考起自己的未来，也与此同时收到既是同乡又是好朋友的谢红军的信，叫他到他那去，二娃去了。因为他们的特殊关系，他当了保安，他拿了比别人高的工资，自然也受到同职业人的揶揄。二娃毕竟是二娃，他有自己的理想，他并没有因为当保安清闲而心安，而是在清闲中又一次思考自己的未来。当保安虽清闲，但不是自己的人生理想。于是在同职业人的揶揄中，给谢红军留下一封辞职信，又去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转到服装学校学服装设计。这是二娃人生改变的一个支点，因为他的设计新颖，被深圳一家服装公司招聘去，因其业绩不凡，二娃被选为这家大陆子公司的经理，与谢红军在一次服装订货会上相见。这种相见不免有点尴尬，昔日的打工者成了同起同坐的竞争者，这是上天开的玩笑。二娃的努力，二娃的聪明，使他在这里不仅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爱情。公司总经理的女儿尼奥爱上了他。他正在被这种爱折磨的时候，接到谢红军的电话，他妈有病，快回家看看。他想来个金蝉脱壳，无奈尼奥爱的火热，爱的真挚，执意同二娃一起回去。自此二娃的人生序幕才真正拉开，他的人生舞台才真正构建起来，他的人生选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回家看到家乡教育的落后，在获取家乡政府同意后，投资建起了小学，二娃也不再回服装厂，而是当了小学校长，尼奥也不回香港，在学校当了一名教师。学校建好了，不安分的二娃又在思考修通走出大山的公路，改善乡民们的外出条件，修路虽然困难不少，但二娃凭着自己的坚韧，终于使修路顺利开工，小说的结尾是二娃在一次检查公路施工时，为救放牛孩子，被石头砸烂头部，被乡亲抬着向山外走去。这样的结尾无疑使故事突起波浪，给小说增加了悬念，符合小说结构组成的做法。
如此笨拙地在评论中叙述小说故事，在我过去的评论中是少有的。然而为了使读者了解孙君梁《守望》所描写的内容，展开我的评论，却又不得不如此。应该说，孙君梁的这篇小说属于主旋律的题材，描写的是一位具有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当代青年。对于这样的一位艺术形象在近一个时期的文坛上有些凤毛麟角，有些久违了。我以为，孙君梁选择塑造这样一位具有时代奋发精神的人物，是对我们的现实生活缺乏具有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的人物的呼唤。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敢为社会承担责任，敢为这个社会进步奋发拼搏的人，那么这个社会就必定是世俗的、没落的、没有生机的，最后的结果是很可怕的。其实，在我们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并非缺乏这样的人物，而是我们作家中的狭隘意识使他们无视了这些代表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失去了为社会输送阳刚精神的勇气，陷在狭隘的自我中，以“我要写一部艺术品”为幌子，胡编乱造，歪曲生活，发泄自己对于社会的“私愤”。孙君梁的这篇小说的意义就是写了当下农村青年的典型，以此展示了二娃这个农村青年的无私品质和牺牲精神。一位作者只有在有了社会责任之后，他才有为社会描写能代表这个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为社会送上真善美，塑造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的时代精英。二娃在少年乃至青年时期，虽然犯过错误，但他的本质是纯朴的，心底是善良的，在他的心里始终都在思考到底什么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什么才是自己的未来？他一直都在努力，都在探索，都在搭建这个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一旦这个舞台搭建起来之后，有了足以施展自己才华和精神的空间，他就毫不犹豫地去拼搏，去实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诚然，孙君梁是一位初涉文坛的作者，他在处理题材时，在描写中还有些欠火候。对于《守望》，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篇中篇小说的题材，中间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展开详细描写的，因为作者用笔不够，给人一种过于简单的遗憾，觉得人物有点脸谱化，让读者感到有点速写的意味。关于小说写作，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提出了两种主要的不同的小说类型，一是主人翁心灵比外部世界狭隘;二是主人翁心灵比外部世界广阔。在他看来这两种类型有不同的写作方法和表达形式，即前者是重在细致描写主人翁的动作行为，重视细节描写，缺乏心理描写;后者是重在主人翁的心理活动描写，心理刻画，相对人物的动作描写明显不足。由此，卢卡奇把塞万提斯的《唐吉可德》归为第一类小说，把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归为第二类小说。尽管这两部小说都因其所描写的人物和揭示的思想的独特性而成为世界经典性的名著，但卢卡奇还是认为，假设使二者能够统一起来，互为弥补，作品就会产生更为完美的艺术审美。孙君梁的《守望》显然属于前者，人物动作描写重于心理描写，虽然二娃在每次的人生抉择上也有心理活动的驱动，但整个是动作描写掩盖了心灵刻画，是作品缺乏阅读的共通性。尤其是到了后半部分，二娃的事业写得太顺风顺水，缺乏人物主体意识的拼搏和抗争。虽然作品结尾二娃受伤，给平静的叙述增添了些曲折，造成了故事的悬念，但因为前边的描写缺乏矛盾冲突，既是结尾留了悬念，这样的悬念也只能使人惋惜，而不具有文学的冲击力。从美学的角度上讲，悲剧的感人之处就在于人物的反抗精神，反抗使人们获得快感，获得精神的震撼，在震撼中生发出生命的冲动和力量。我一直在想，中国的古典哲学和传统文化为什么感人，这与中国认识世界、创造世界的理念不同。中国对世界的创造是走出来的，是干出来，是拼搏出来的，如盘古开天地，如女娲抟土造人，如后羿射日，每一个创世神话传说都要用气力，都要用智慧，都充满着苦难和拼搏。由是相比较，西方和印度的创世文化就没有中国的创世文化生动感人，能给后人以启迪。考察今天中国人的实干和吃苦精神毫无疑问也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认识和创造世界的精神，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可贵的品质，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比拟的。作为展示民族精神的文学作品当然要承担起它的责任，描写能代表中国精神的行为和品质。我相信在孙君梁以后的作品里还会有二娃这样的人物形象出现，到那时的二娃已经不是現在的速写，而是一位从心灵的内部到外部的世界都非常广阔的人物。 三
相对于小说，无论是故事、结构、语言和写作手法，散文都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文体。这原因不只是它篇幅短，来得快，重要的是它要直白得多，直接得多，它不需要复杂的故事情节，也不需要刻意的人物形象描写，它只需要写作者有一个真挚的情感，真实地展示出所描写的事件和人物，真实地表达出他们的思想情愫，表现出他们的心理世界和精神追求。尽管它也是写生活，写人物命运，写人的七情六欲，但在结构框架上不需要缜密的编织和苦心经营。然而，话还要说回来，一个作者真要把散文写好也还真不容易，这主要是表现在散文的语言和所寓含的意蕴及情感上，如语言要精炼，要优美，要有韵味，要有喻指，要有视野境界等。因此，一个作者真要想把散文写好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要看你在网络上发两篇，在小报小刊上露过面，而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散文家距离还遥远着呢。孙君梁的散文是那种不事雕琢的本真的散文，是那种生活味很浓的有着生活真功夫的散文，也即他把人物放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层面，写人物的生活状态，写人物的生存环境，写人物的人生命运，写人物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干货”，因此作者写起来驾轻就熟，颇具散文韵致。《老牛》中的大伯就是如此，他是现实生活中数以万计的农民形象的缩影，大伯的人生经历是数以万计农民的人生经历，大伯的命运是数以万计的农民所共有的命运。作者借助对大伯个案的描写，展示了一个时代的农民的人生经历和心灵世界：
他们的生活曾经充实过，心灵曾经富有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那曾有过的充实和富有随之消失了，那曾经有过的“大掌鞭”的美誉没有了，那个家家请他犁地，喝二两小酒的荣耀不复存在了，于是他失落，于是他心灵空虚，于是他对自己的存在意义产生怀疑。是的，還有什么比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无所事事的时候，不再被人们关注，不再能为这个世界做事的时候，当他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成了多余的人的时候，感到活着没有意义的时候更悲哀，更凄凉呢？没有，绝对没有。于是大伯在孤独中失去了往日的风采，而落寞孤寂。这是大伯这一代人最后的命运悲剧，而这个悲剧却又是现实生活绕不过去的一种必然，因此，孙君梁的这篇散文也就有了挽歌式的价值，是唱给一个时代的农业文明的挽歌。
在散文中写人物的悲剧命运，似乎是孙君梁先生的所长，《大嫂门前的那树梨花》中的大嫂是另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大嫂这个人的心灵是善良的，是美好的，即如是小孩子们偷摘了门前的梨子，她也不会发脾气，只是一句“小心，别摔下来了。”这与别的人家严厉惩罚形成鲜明的对比，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善良的女人，命运竟是悲哀的。按照散文提供给我们的背景，大嫂与大哥的婚姻大概应是旧社会的末期，也即是一九四几年，估计离新中国成立不远，大哥是一位接受新思想的人，在外边自由恋爱，有了自己的心上人，可是他的爷爷竟然不管不顾，又一手操办了他的婚事，将大哥本不爱的大嫂接进了家门。大哥在新婚之夜弹了一夜的古筝，第二天离开了家，从此人各一方，大哥再也没进这个家，大嫂成了有名无实的大嫂。大嫂后来领养了一双儿女，抚育成人，又替大哥行孝，为其抚养了爷爷和父母。虽然期间，大哥多次提出离婚，无奈大嫂思想传统守旧，这婚都没离成，大哥却始终同他爱着的女人同居。直到有一天，大嫂的儿女们长大了，都外出工作了，结婚了，大哥才回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大嫂同意与大哥离婚，离了婚的大哥同小三十多岁的女人结婚，自此的大嫂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没有了维系的希望，在郁郁寡欢中走向了人生的末路，门前空留一树梨花。读这篇散文，我的心一直都非常沉重，为大嫂的善良，为大嫂的无辜，为大嫂的愚昧，为大嫂的无奈。在人类社会，女人始终都是一个弱者，遭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不公却还要背负着人生的苦难在社会上艰难地挣扎着，把苦难的泪水流向心里，给社会挤出一副笑脸。由是让我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大嫂与祥林嫂相隔差不多半个多世纪了，已是换了人间，可是大嫂依然活在祥林嫂的阴影中，自斟自饮着人生的苦酒。诚然奶奶（《奶奶和她的草屋》）要比大嫂幸运得多，虽然没有遭到爷爷的抛弃，但奶奶在爷爷这位知识分子的面前不仅没有享多少福，却还受到爷爷的捉弄，而一直住在她的草屋里直至生命的最后。难道女人是弱者的代名词，孙君梁以后的散文还会继续挖掘这方面的题材？窃以为，依着作者的人本情怀，是有这个可能的。
散文的艺术是语言的艺术，无论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或是第三人称叙述，亦无论是抒情散文或是记述散文，体现在文本上的就是要讲究语言的艺术，要运用巧妙的语言，准确地叙述和描写所要表现的人物和事件，无论是朴实的叙述风格或空灵的表现技巧，都是通过语言的载体予以表现出来。孙君梁的语言是有个性的，他的叙述充满张力，让读者在阅读时有一种人物和事件的迫压感，感受到作品里有一股气流在导引着你走向事件的结局和人物的命运，直击散文所要表现的内在机理。这一点，对于孙君梁是非常可贵的。但是也因为他初事散文，表达的欲望过于强烈，所以在叙述上缺乏节制，不注重叙述的节奏，而影响到作品的整体艺术，随着他写作的不断成熟，我相信他的散文会呈现出一片更加亮丽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