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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沿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直接影响到该国跨界民族的向心力，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缘地带，跨界民族为了获得区域经济的最大化利益或者获得所在国政府的经济援助，以缩小区域经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的经济差距，地缘认同成为跨界民族的政治诉求，地缘主义成为跨界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构成了边缘地带的地缘主义思潮，跨界民族以地缘民族文化和地缘民族宗教为认同，形成了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为诉求的跨界民族主义，本文主要考察地缘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增强我们对西南边疆跨界民族的认识。
关键词：地缘主义；跨界民族主义；中国西南边疆
中图分类号：D8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6-0025-06
从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视角来分析中国西南边疆跨界民族主义，是把国际关系中的地缘主义与民族学中的跨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探讨两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内在关系，并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当今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民族主义，中国西南边疆的跨界民族主义显示出较和睦跨居的特点，但是，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地缘经济环境，也使这里的跨界民族主义深陷地缘主义的影响，由此引发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背景下的跨界民族主义。
一、地缘主义的产生
近年来，许多学者将冷战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族主义称为新民族主义。张睿丽博士把冷战后世界发展仍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分为民族分离主义，种族主义、跨国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5种思潮类型和表现形式，刘靖华博士则把冷战后的民族主义分为三大类型，即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谢华则在刘靖华博士分类的基础上把当代世界民族主义的表现分为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和“大”“泛”民族主义。然而，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都遵循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義的分类逻辑，在中国西南边疆的沿边境地区，生活着16个跨界而居的少数民族。他们生活在特殊的地缘环境条件下，这些民族内部从未形成过整个族群的政治即行政统一实体。因此，这里的跨界民族以另一种方式对抗经济全球化，地缘常常是他们可以利用的手段。在地缘主义下的中国西南边疆跨界民族主义是弱化的跨国民族主义，或者说，中国西南边疆跨界民族主义是跨两国或三国而居的弱小民族以共同生存的地缘环境来诉求获得经济发展的地缘认同和弱小民族的生存现状认同，这是一种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边缘地带的跨界民族心理和自身生存环境弱化的抗争。跨界民族主义的目标不是追求建立单质化民族国家，也不是采取民族分离主义的极端手段来达到自治的目的，而是以地缘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来获得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补偿。因此，地缘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关系，它们对地缘安全构成何种威胁，是本文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二、地缘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的关系
在亚洲各地区极端主义势力盛行的背景下，中国西南边疆相邻的国家和地区似乎是个例外。这里跨界民族中的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特点并不明显，恐怖主义与跨界民族的结合也不突出，这里的跨界民族彼此和睦相处，但他们却深陷跨国犯罪、毒品走私、贩卖武器、非法移民等跨国犯罪的困扰。这一特点与地缘主义有直接关系。
21世纪初，人口、资源和技术因素——所谓的当前时代的全球问题——促使一些文献关注人口增长对资源稀缺的意义，资源稀缺对于潜在冲突的意义，还有资源和地理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对资源和地理的影响。在西南边疆沿边境地区，生活着16个跨界民族，他们大多数是靠山吃山的山地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几乎很少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但他们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却发生了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冷战的结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地缘环境因素。国际关系研究更注重在一个空间背景中对国家和其他相互作用的行为体进行研究。冲突发生在国家地理边界之内或是跨越边界。人们为了控制领土和资源而发动战争。因此，冷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冲突大多体现了这一特点，生活资源成为地缘政治学说演绎的逻辑原点。地缘主义是相互依存于特定地理环境下的民族所产生的地理生存方式和资源索取方式的思想，是以地缘建构来共享生存资源和对特定地缘环境的认同。
冷战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族主义，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跨国民族主义的泛滥。跨国民族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在地理空间上有本质的区别。跨国民族主义的地理空间范围要比跨界民族主义的地理空间范围大，按曹兴研究员的解释，狭义的跨界民族，是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居住的民族。广义的跨界民族既包括被国家分隔、消极被动跨界而居的民族，也包括主动积极移民跨界而居的民族。跨国民族泛指跨居别国的民族，中间可能相隔一个国家，也可能相隔两个或者数个国家。凡是地处两国或三国或更多国家交界地区的才是跨界民族，否则就是跨国民族或跨境民族。刘稚研究员进一步支持了曹兴研究员的观点。作为一种特殊的人们共同体，跨界民族或跨境民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跨国界并沿国境而居，它强调相关民族在地理分布上大体相连、而且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边境地区形成的。而跨国民族不强调边境的含义，只是在表达同一民族多国分布的一种状态，把分布更广泛的、居住在更多国家的同一民族或者同一来源的民族纳入到一个研究领域，跳出了陆地边疆的局限和居住区是否连成一片的局限，实际上更多探讨的是远距离、不连片的现代移民形成的一个民族多国分布及相关问题。跨界民族主义是跨界民族对生存环境的历史认同和地缘环境认同而形成的超越国家边界的跨界民族认同思想。跨国民族主义是更大概念下的泛民族主义范畴，而跨界民族主义仅指中国西南边疆弱小跨界民族的地缘认同和民族认同思想，它是泛民族主义背景下的一种民族主义另类，是以地缘环境和跨界生存环境为诉求的民族主义。本文研究的地理空间范围以中国西南边疆为对象，主要因素是中国西南边疆的跨界民族众多，接壤国家众多，而且，这里的跨界民族基本不存在某一国家的主体民族要把居住在他国(多为邻国)的本族居民及其区域纳入本国控制之下和主张居住着具有血缘关系的同一种族、语族或同一民族不同分支的若干国家联合组成一定范围的统一国家、联邦或其他形式的统一体等两种具体形态。但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十分落后的经济发展状态，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并没有改变这一地带的边缘化，反而使这一地带日益凸显另一类民族主义的情绪和行为即跨界民族主义。
地区主义作为较时髦的概念已逐渐占据了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我这里主要关注的焦点是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缘地带的民族国家面对当代经济力量时的生存能力。为什么要用主 义来阐释学术界早已习惯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概念，除受耿协峰博士在《“新地区主义”研究不同视角的评析》论文中提及一个新概念的影响外，即受经济地区主义浪潮的推动，国际关系中的地缘主义(Geo-ism)和块化(segmentation)思想以各种形式再现生机——地缘政治这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被重新加以阐发、引申和应用，而地缘经济学也开始有人予以重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地缘环境是由16个跨界民族构成，跨界民族以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形成不同的跨界民族宗教文化。正如陆俊元博士所言：民族分裂势力往往以民族关系为纽带，以宗教为手段，危害各民族和睦共处。中国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也是宗教势力相对集中的地区。一些敌对势力利用少数民族信奉宗教的传统习惯：有目的地宣传独立思想，制造分裂活动。不同的地缘环境，形成不同的地缘主义。地缘主义的核心是跨界民族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形成的地缘认同和地缘价值观。
客观讲，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心地带的民族对经济全球化造成的逆反心理远远低于边缘地带的民族逆反心理。造成这种地缘民族不平衡心理状态的因素来源于享受经济成果的不平等。这对处于边缘地带的跨界民族而言，边缘地带是他们唯于可以获得生存资源的来源地。为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缘地带获得最大收益，一部分边民和跨界民族往往利用边境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从事各种跨境犯罪，以获得经济全球化负效应的补偿。
从地缘经济角度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资源配置和空间配置，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内国家间的经济交流，但不利于国家间边缘地带的经济交流。山高路远，道路崎岖的中国西南边疆边缘地区，要获得区域内的经济成果和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成果，首先要获得本国的经济优待权。但是，中国西南边疆直接接壤的邻国中有两个为最不发达国家，一个为发展中国家，在东南亚次区域经济圈的国家中，缅甸、老挝也是最落后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与中国西南边疆接壤的边缘地带，地缘主义表现为强烈的地缘性和地缘认同。这种地緣认同淡化了国家边界，强化了跨界民族的认同感。在极端的落后条件下，边民和跨界民族对地缘的认同高于对国家核心区的认同。地缘主义超越了地区主义的空间观，把地缘位置、地缘资源以及地缘跨界民族作为地缘主义的核心。
从地理学讲，世界各国现有的疆界主要有三种类型，即自然疆界、文化疆界和几何疆界。所谓“自然疆界”，指边界依从疆界所处的自然状况(山脉、沙漠、沼泽、森林、河川等等)而定；文化疆界系指边界按民族、部落、种族的区别隔离带而定的情形；几何疆界说的是边界划分根据纬度线、子午线、与地球圆弧平行的直线得出。目前，由于传统的霸权约束消失，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三种边界都出现了更动的趋势，其变化曲线主要依宗教、民族、种族、传统、心理的各种差异而波动。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世界形成了按地区结构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缘，出现了不同的经济附属地区。按王逸舟教授的解释：附属地区是指那些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际分工不合理所决定的依附于上述一体化区域的各国和地区，以及一些一体化程度较低的经济集团和合作组织。它们又可分出若干层次：紧靠发达区域边缘的、次外围的、最外围的等等。
地区主义与地缘主义有许多相同点。区域主义的一个基本着眼点是相邻或地缘相近的国家更有可能进行合作，并更有可能从合作中获取利益。地理位置相邻或相近是国家对外交往无可回避的事实，无论是冲突、结盟、还是经济的相互依存和频繁的国家间互动，都更容易在邻近的国家间发生。因地缘联系而形成的国际关系中的自然区域不但意味着一系列自然组合的国家，而且也构成了自然的国家簇生体。区域主义中的地缘，顾名思义就是强调区域和区域性的安排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区域主要指地理位置毗邻、人文传统相近和历史上交往密切的国家所构成的自然地区，但也可以指由某一地理界线划定的地区，如亚太区是指环太平洋国家，西欧、中欧和东欧是以地理位置来划分；有时，政治或军事结盟也可以造成国家的区域观念。地缘即地理，在地理学中，地表是其研究对象中最大的空间结合体，因而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往往特指地表，并被转换为区域的概念。地缘政治的空间性既来源于地理，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地理空间。地理的空间如区域，通常以一些重大的地理事物如山脉、河流、海岸线等为边界，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地缘政治的空间或区域以地理区域为基础，但比它要灵活得多，发展变化较快。地缘政治的空间性来源于地理属性，但同时受到特定空间内政治力量的运动等其他诸要素的影响。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活动的内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不管在何种历史条件下，生存和发展是最根本的和永恒的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最基本的目标，而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拥有最基本的空间、资源等地理条件，地理环境决定了国家安全利益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基本方面。民族的分布特征对国家内外安全环境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特别是跨国界而居的同一民族，国界两侧居民血缘、文化等方面的吸引力常常使对所在国不满的居民产生离心倾向，而使另一侧居民富有同情心，因而这种民族分布特征往往使国内的民族问题国际化、复杂化。宗教既具有聚合力，也具有离心作用。对于多民族、多宗教组成的国家，宗教构成对国家凝聚力的影响十分明显。如一个国家内拥有几种不同的宗教，那么其中排它性强、宽容性差的宗教很可能形成很强的区域性的凝聚力，对整个国家产生离心作用，滋长分裂主义思潮。宗教分布对国家内外安全环境也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在不同宗教势力范围的结合部，往往是几种宗教同时共存，教派林立，给处于结合部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同国外具有宗教联系的地区，容易受外部强大的宗教势力的影响，诱使这些地区产生离心倾向，这种离心力也是分裂主义的温床。
三、跨界民族主义的经济诉求
民族作为一种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有自然方面的血缘、地缘、语言、经济联系等“客体”因素，还有社会历史范畴的宗教、文化、传统、自我认同等“主体”意识的因素。因而，民族是客观和主观双重因素结合的产物，其中宗教与民族尤其联系紧密。
跨界民族是指跨两国乃至多国边界而居的历史上的同一民族。它基本限定于那些因传统聚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割而居于毗邻国家的民族。由于共同的民族情感、文化特征、宗教信仰、地缘联系、历史渊源等因素，跨界民族极易产生在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宗教上的相互影响或主观上即人为的渗透以及边界领土纠纷等问题，因而成为国际社会非常敏感的民族问题之一。特别是泛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和扩张，包括泛突厥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大 哈萨克主义、大蒙古主义等等，对当今国际社会秩序无疑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民族主义的母体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衍生出文化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语言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跨国民族主义的多面孔，它们在不同的地点侵蚀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宗教的和谐。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不顾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各国的具体情况，刻意曲解民族自决权原则，鼓吹每个民族都有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权力，试图通过分裂多民族国家以达到完成民族分离的目的，他们往往以本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原则，直接冲击国际关系的许多基本准则，如国家主权原则、非战原则、领土和边界不可侵犯原则等等。
中国与东南亚的跨界民族均为历史上形成的前资本主义形态的民族。由于历史的和地缘的条件限制，这些民族内部从未形成过整个族群的政治——行政统一实体。
由于民族主义强调个人和集体对民族的忠诚，因而在多民族国家里，主体民族往往会以民族主义为借口，要求其他非主体民族认同于主体民族。客观上，主体民族也较非主体民族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所谓“民族利益”。这必然要损害其他民族的民族自尊和民族利益，激起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轻则损害民族团结，恶化民族关系，重则导致民族冲突与民族分离与戰争。
由于国内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往往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要求更多的自主权，而较落后的地区则抱怨中央政府(实际是当政的民族)对自己投资过少，民族间的对立、抵触情绪由此滋长，长期积累下来便很自然地导致民族矛盾的加深和民族矛盾的扩大。虽然经济全球化对边缘地带的民族或跨界民族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但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影响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抑制和制约了民族主义发挥作用的空间，全球化在制约和挑战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同时，也在产生、发展出大量的民族主义。
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这些可以成为孕育极端主义的催生剂。世界不同地区在资源总量和生活水平上的不平等为恐怖主义的邪恶和猖獗提供了理由。虽然当前对贫穷与极端势力的产生之间的关系不乏争议，确切证明两者的关联也面临着一些切实的困难，但是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两者之间是有着一定的联系的。在诸多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中，现代化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激烈的矛盾冲突。现代化的进程打断了传统的链条，人们面临着失业、认同危机、抉择困境、社会失序和群体的心理脆弱等种种问题。贫穷、落后、边缘的地位、失去自我的迷惘，催生的是疏离感、挫折感和愤怒，狂热的认同求索使许多人走上歧途，大规模地在现代世界游荡，有时候给这个世界带来毁灭。地缘经济成为地缘主义和跨界民族主义结合的粘合剂。
英国著名学者克里斯托弗·希尔认为：现在，地理的重要性体现在资源的位置和再生性，以及污染的生态影响等方面。由于国家在地理位置、领土规模和边界等方面存在差别，地理因素仍然影响政治行动，只不过产生影响的方式比以前更为微妙。我们现在使用覆盖了合法边界的“边界地区”，以取代“自然边界”这个古典概念(只适用于少数地方)。在这种长达数百公里的边界上，经济和文化生活(不是政治安排)方面发生的变化十分缓慢。这种边界概念与社会认同感相关，所以十分重要，其复杂性也在所难免：通常情况下，相互畏惧的邻国在边界地区共处于相同的地理环境中，这使它们感到不适。如果拥有地区认同，或者相同的气候和地形，差别可能会不那么显著。如果一国政府试图忽视边界的脆弱性，或者凭借难以确保的收益来冒险，就可能遭受严重的惩罚。近年来，中国西南边疆沿边境地区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充分证明了跨界民族地区安全环境的脆弱性。
四、跨界民族主义对国家地缘安全的影响
虽然跨界民族主义对国家和地区的危害低于跨国民族主义的危害烈度，但是，跨界民族主义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地缘安全仍然形成潜在威胁。许多跨界民族凭借其地缘气候条件和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事实，利用特殊的地理环境来对抗国家法律和经济全球化，跨界民族主义使中国西南边疆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变得十分严峻。
首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国际贩毒组织和毒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缅、泰、老三国接壤的金三角地带大量引进先进的毒品加工设备和化学药剂，这一毒品基地又进一步向“金三角”的东北部和西北部伸展，在中南半岛北部的中国西南境外形成了一个“大金三角”的毒品种植和加工带，这一毒品带呈新月型在中国西南国境线外，包括缅甸东北部、泰国北部、老挝北部和越南西北部。这一带种植罂粟最多的地区，已不在“金三角”的核心部位，但是“金三角”地区罂粟的种植面积仍然高达67000公顷。“大金三角”地带基本上是16个跨界民族的居住地。这为跨界民族的生存与致富带来难以选择的诱惑。许多不法分子利用这一地理位置偏僻、灌木丛生、交通不便的地理环境，不断向“大金三角”地带渗透，跨界民族地区已成为各种犯罪分子贩毒走私的天堂，也使跨界民族的社会关系复杂化。因此，我国西南各省成为了贩毒集团过境转运毒品的必经之路，其中，云南省成为犯罪集团的主要突破口。20世纪90年代以来，境外贩毒集团已在云南省内形成了固定的贩毒通道。近年来，老挝、越南贩毒集团也步入跨境贩毒的行列，云南仍是他们贩运毒品的通道。在毒品暴利的驱动下，贩毒集团“打开云南”，建立“中国通道”的企图愈加迫切。在中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下，贩毒集团采用的手段更加智慧化、集团化、资讯化、零星化。云南周边地区跨国贩毒集团将利用地理毗邻优势，在毒品走私方面对云南实施“多头入境”和“全线渗透”战略。
其次，特殊的地缘政治加剧了边疆安全防御的难度。虽然云南不具有与大国接壤所构成的地缘优势和大国利益冲突。但与云南直接接壤的越南、老挝、缅甸三国中，就有两个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即使已经走上革新开放的越南，经济发展也相当落后。如果与文莱、新加坡的经济比较，越、老、缅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差71到87倍。如此巨大的经济悬殊，必然带来跨界民族对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而边界一侧的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越、老、缅三国。即便如此，与云南接壤的越、老、缅的北部地区，更是这三个国家经济最贫困、民族关系最为复杂、民族武装众多的地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云南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与内地经济发展也形成极大落差。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跨界民族往往把经济落后归结为各自政府。但中国政府已加大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资金投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中包括对云南一侧的跨界民族地区的资金投入。这与越、老、缅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极大反差，也是形成云南边境地区“三非”外国人员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再次，种族、宗教、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等因素相互交织，使中国西南边疆安全环境变得极其复杂，使边疆安全的防御难度加大。云南与周边国家的种族、宗教关系、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关系极其复杂。在边疆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弱化，沿边境地区民族极容易对民族和本民族的宗教产生认同和诉求，也由此容易滋生过激行为和犯罪行为。据有关部门统计，普洱市共发现并查处境外宗教渗透活动，1999年7起、2000年5起、2001年8起，2006年在保山、2007年在德宏也发现数起。有的跨国犯罪分子就充分利用跨界民族主义，实施跨国犯罪。他们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假借贸易之名，到云南边陲城市从事卖淫嫖娼活动和贩卖人口。境外流动人口的卖淫嫖娼已不再是个别现象，已像瘟疫一样不断蔓延，对人民健康构成威胁；有的境外跨界民族与境内跨界民族相互勾结，开设地下赌场，拉帮结伙、聚众斗殴；有的非法移民，走私武器，为携巨款出逃者庇护；有的民族受境外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影响，在民族利益受到侵害或得不到满足时，往往效仿周边国家民族的做法，采取恐怖主义手段来达到目的；有的境外人员借以旅游或从事贸易之名，收集我边防、国防、经济发展机密情报等等。这些说明，境外流动人口问题已经成为非传统安全问题。总之，境外流动人口问题加剧了贩毒、跨国走私、跨国性人口拐卖等跨国性犯罪。近10多年来，中国西南边疆各种跨国犯罪非常猖獗，跨界民族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总之，虽然中国西南边疆的跨界民族主义与西北跨界民族主义相比，显得较为理性，或者说较为温和，但是，跨界民族与西南边疆的地缘主义结合起来，跨界民族用跨国犯罪来诉求其经济发展，对中国西南边疆非传统安全将形成新的威胁，因此，加快对西南边疆跨界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改善跨界民族的生存条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多关注和改善跨界民族的生存条件和生产条件，这有助于构建中国西南边疆跨界民族的和谐发展。
责任编辑：左安嵩
关键词：地缘主义；跨界民族主义；中国西南边疆
中图分类号：D8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6-0025-06
从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视角来分析中国西南边疆跨界民族主义，是把国际关系中的地缘主义与民族学中的跨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探讨两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内在关系，并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当今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民族主义，中国西南边疆的跨界民族主义显示出较和睦跨居的特点，但是，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地缘经济环境，也使这里的跨界民族主义深陷地缘主义的影响，由此引发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背景下的跨界民族主义。
一、地缘主义的产生
近年来，许多学者将冷战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族主义称为新民族主义。张睿丽博士把冷战后世界发展仍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分为民族分离主义，种族主义、跨国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5种思潮类型和表现形式，刘靖华博士则把冷战后的民族主义分为三大类型，即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谢华则在刘靖华博士分类的基础上把当代世界民族主义的表现分为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和“大”“泛”民族主义。然而，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都遵循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義的分类逻辑，在中国西南边疆的沿边境地区，生活着16个跨界而居的少数民族。他们生活在特殊的地缘环境条件下，这些民族内部从未形成过整个族群的政治即行政统一实体。因此，这里的跨界民族以另一种方式对抗经济全球化，地缘常常是他们可以利用的手段。在地缘主义下的中国西南边疆跨界民族主义是弱化的跨国民族主义，或者说，中国西南边疆跨界民族主义是跨两国或三国而居的弱小民族以共同生存的地缘环境来诉求获得经济发展的地缘认同和弱小民族的生存现状认同，这是一种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边缘地带的跨界民族心理和自身生存环境弱化的抗争。跨界民族主义的目标不是追求建立单质化民族国家，也不是采取民族分离主义的极端手段来达到自治的目的，而是以地缘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来获得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补偿。因此，地缘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关系，它们对地缘安全构成何种威胁，是本文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二、地缘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的关系
在亚洲各地区极端主义势力盛行的背景下，中国西南边疆相邻的国家和地区似乎是个例外。这里跨界民族中的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特点并不明显，恐怖主义与跨界民族的结合也不突出，这里的跨界民族彼此和睦相处，但他们却深陷跨国犯罪、毒品走私、贩卖武器、非法移民等跨国犯罪的困扰。这一特点与地缘主义有直接关系。
21世纪初，人口、资源和技术因素——所谓的当前时代的全球问题——促使一些文献关注人口增长对资源稀缺的意义，资源稀缺对于潜在冲突的意义，还有资源和地理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对资源和地理的影响。在西南边疆沿边境地区，生活着16个跨界民族，他们大多数是靠山吃山的山地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几乎很少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但他们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却发生了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冷战的结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地缘环境因素。国际关系研究更注重在一个空间背景中对国家和其他相互作用的行为体进行研究。冲突发生在国家地理边界之内或是跨越边界。人们为了控制领土和资源而发动战争。因此，冷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冲突大多体现了这一特点，生活资源成为地缘政治学说演绎的逻辑原点。地缘主义是相互依存于特定地理环境下的民族所产生的地理生存方式和资源索取方式的思想，是以地缘建构来共享生存资源和对特定地缘环境的认同。
冷战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族主义，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跨国民族主义的泛滥。跨国民族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在地理空间上有本质的区别。跨国民族主义的地理空间范围要比跨界民族主义的地理空间范围大，按曹兴研究员的解释，狭义的跨界民族，是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居住的民族。广义的跨界民族既包括被国家分隔、消极被动跨界而居的民族，也包括主动积极移民跨界而居的民族。跨国民族泛指跨居别国的民族，中间可能相隔一个国家，也可能相隔两个或者数个国家。凡是地处两国或三国或更多国家交界地区的才是跨界民族，否则就是跨国民族或跨境民族。刘稚研究员进一步支持了曹兴研究员的观点。作为一种特殊的人们共同体，跨界民族或跨境民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跨国界并沿国境而居，它强调相关民族在地理分布上大体相连、而且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边境地区形成的。而跨国民族不强调边境的含义，只是在表达同一民族多国分布的一种状态，把分布更广泛的、居住在更多国家的同一民族或者同一来源的民族纳入到一个研究领域，跳出了陆地边疆的局限和居住区是否连成一片的局限，实际上更多探讨的是远距离、不连片的现代移民形成的一个民族多国分布及相关问题。跨界民族主义是跨界民族对生存环境的历史认同和地缘环境认同而形成的超越国家边界的跨界民族认同思想。跨国民族主义是更大概念下的泛民族主义范畴，而跨界民族主义仅指中国西南边疆弱小跨界民族的地缘认同和民族认同思想，它是泛民族主义背景下的一种民族主义另类，是以地缘环境和跨界生存环境为诉求的民族主义。本文研究的地理空间范围以中国西南边疆为对象，主要因素是中国西南边疆的跨界民族众多，接壤国家众多，而且，这里的跨界民族基本不存在某一国家的主体民族要把居住在他国(多为邻国)的本族居民及其区域纳入本国控制之下和主张居住着具有血缘关系的同一种族、语族或同一民族不同分支的若干国家联合组成一定范围的统一国家、联邦或其他形式的统一体等两种具体形态。但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十分落后的经济发展状态，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并没有改变这一地带的边缘化，反而使这一地带日益凸显另一类民族主义的情绪和行为即跨界民族主义。
地区主义作为较时髦的概念已逐渐占据了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我这里主要关注的焦点是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缘地带的民族国家面对当代经济力量时的生存能力。为什么要用主 义来阐释学术界早已习惯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概念，除受耿协峰博士在《“新地区主义”研究不同视角的评析》论文中提及一个新概念的影响外，即受经济地区主义浪潮的推动，国际关系中的地缘主义(Geo-ism)和块化(segmentation)思想以各种形式再现生机——地缘政治这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被重新加以阐发、引申和应用，而地缘经济学也开始有人予以重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地缘环境是由16个跨界民族构成，跨界民族以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形成不同的跨界民族宗教文化。正如陆俊元博士所言：民族分裂势力往往以民族关系为纽带，以宗教为手段，危害各民族和睦共处。中国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也是宗教势力相对集中的地区。一些敌对势力利用少数民族信奉宗教的传统习惯：有目的地宣传独立思想，制造分裂活动。不同的地缘环境，形成不同的地缘主义。地缘主义的核心是跨界民族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形成的地缘认同和地缘价值观。
客观讲，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心地带的民族对经济全球化造成的逆反心理远远低于边缘地带的民族逆反心理。造成这种地缘民族不平衡心理状态的因素来源于享受经济成果的不平等。这对处于边缘地带的跨界民族而言，边缘地带是他们唯于可以获得生存资源的来源地。为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缘地带获得最大收益，一部分边民和跨界民族往往利用边境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从事各种跨境犯罪，以获得经济全球化负效应的补偿。
从地缘经济角度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资源配置和空间配置，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内国家间的经济交流，但不利于国家间边缘地带的经济交流。山高路远，道路崎岖的中国西南边疆边缘地区，要获得区域内的经济成果和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成果，首先要获得本国的经济优待权。但是，中国西南边疆直接接壤的邻国中有两个为最不发达国家，一个为发展中国家，在东南亚次区域经济圈的国家中，缅甸、老挝也是最落后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与中国西南边疆接壤的边缘地带，地缘主义表现为强烈的地缘性和地缘认同。这种地緣认同淡化了国家边界，强化了跨界民族的认同感。在极端的落后条件下，边民和跨界民族对地缘的认同高于对国家核心区的认同。地缘主义超越了地区主义的空间观，把地缘位置、地缘资源以及地缘跨界民族作为地缘主义的核心。
从地理学讲，世界各国现有的疆界主要有三种类型，即自然疆界、文化疆界和几何疆界。所谓“自然疆界”，指边界依从疆界所处的自然状况(山脉、沙漠、沼泽、森林、河川等等)而定；文化疆界系指边界按民族、部落、种族的区别隔离带而定的情形；几何疆界说的是边界划分根据纬度线、子午线、与地球圆弧平行的直线得出。目前，由于传统的霸权约束消失，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三种边界都出现了更动的趋势，其变化曲线主要依宗教、民族、种族、传统、心理的各种差异而波动。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世界形成了按地区结构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缘，出现了不同的经济附属地区。按王逸舟教授的解释：附属地区是指那些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际分工不合理所决定的依附于上述一体化区域的各国和地区，以及一些一体化程度较低的经济集团和合作组织。它们又可分出若干层次：紧靠发达区域边缘的、次外围的、最外围的等等。
地区主义与地缘主义有许多相同点。区域主义的一个基本着眼点是相邻或地缘相近的国家更有可能进行合作，并更有可能从合作中获取利益。地理位置相邻或相近是国家对外交往无可回避的事实，无论是冲突、结盟、还是经济的相互依存和频繁的国家间互动，都更容易在邻近的国家间发生。因地缘联系而形成的国际关系中的自然区域不但意味着一系列自然组合的国家，而且也构成了自然的国家簇生体。区域主义中的地缘，顾名思义就是强调区域和区域性的安排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区域主要指地理位置毗邻、人文传统相近和历史上交往密切的国家所构成的自然地区，但也可以指由某一地理界线划定的地区，如亚太区是指环太平洋国家，西欧、中欧和东欧是以地理位置来划分；有时，政治或军事结盟也可以造成国家的区域观念。地缘即地理，在地理学中，地表是其研究对象中最大的空间结合体，因而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往往特指地表，并被转换为区域的概念。地缘政治的空间性既来源于地理，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地理空间。地理的空间如区域，通常以一些重大的地理事物如山脉、河流、海岸线等为边界，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地缘政治的空间或区域以地理区域为基础，但比它要灵活得多，发展变化较快。地缘政治的空间性来源于地理属性，但同时受到特定空间内政治力量的运动等其他诸要素的影响。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活动的内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不管在何种历史条件下，生存和发展是最根本的和永恒的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最基本的目标，而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拥有最基本的空间、资源等地理条件，地理环境决定了国家安全利益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基本方面。民族的分布特征对国家内外安全环境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特别是跨国界而居的同一民族，国界两侧居民血缘、文化等方面的吸引力常常使对所在国不满的居民产生离心倾向，而使另一侧居民富有同情心，因而这种民族分布特征往往使国内的民族问题国际化、复杂化。宗教既具有聚合力，也具有离心作用。对于多民族、多宗教组成的国家，宗教构成对国家凝聚力的影响十分明显。如一个国家内拥有几种不同的宗教，那么其中排它性强、宽容性差的宗教很可能形成很强的区域性的凝聚力，对整个国家产生离心作用，滋长分裂主义思潮。宗教分布对国家内外安全环境也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在不同宗教势力范围的结合部，往往是几种宗教同时共存，教派林立，给处于结合部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同国外具有宗教联系的地区，容易受外部强大的宗教势力的影响，诱使这些地区产生离心倾向，这种离心力也是分裂主义的温床。
三、跨界民族主义的经济诉求
民族作为一种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有自然方面的血缘、地缘、语言、经济联系等“客体”因素，还有社会历史范畴的宗教、文化、传统、自我认同等“主体”意识的因素。因而，民族是客观和主观双重因素结合的产物，其中宗教与民族尤其联系紧密。
跨界民族是指跨两国乃至多国边界而居的历史上的同一民族。它基本限定于那些因传统聚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割而居于毗邻国家的民族。由于共同的民族情感、文化特征、宗教信仰、地缘联系、历史渊源等因素，跨界民族极易产生在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宗教上的相互影响或主观上即人为的渗透以及边界领土纠纷等问题，因而成为国际社会非常敏感的民族问题之一。特别是泛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和扩张，包括泛突厥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大 哈萨克主义、大蒙古主义等等，对当今国际社会秩序无疑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民族主义的母体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衍生出文化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语言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跨国民族主义的多面孔，它们在不同的地点侵蚀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宗教的和谐。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不顾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各国的具体情况，刻意曲解民族自决权原则，鼓吹每个民族都有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权力，试图通过分裂多民族国家以达到完成民族分离的目的，他们往往以本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原则，直接冲击国际关系的许多基本准则，如国家主权原则、非战原则、领土和边界不可侵犯原则等等。
中国与东南亚的跨界民族均为历史上形成的前资本主义形态的民族。由于历史的和地缘的条件限制，这些民族内部从未形成过整个族群的政治——行政统一实体。
由于民族主义强调个人和集体对民族的忠诚，因而在多民族国家里，主体民族往往会以民族主义为借口，要求其他非主体民族认同于主体民族。客观上，主体民族也较非主体民族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所谓“民族利益”。这必然要损害其他民族的民族自尊和民族利益，激起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轻则损害民族团结，恶化民族关系，重则导致民族冲突与民族分离与戰争。
由于国内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往往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要求更多的自主权，而较落后的地区则抱怨中央政府(实际是当政的民族)对自己投资过少，民族间的对立、抵触情绪由此滋长，长期积累下来便很自然地导致民族矛盾的加深和民族矛盾的扩大。虽然经济全球化对边缘地带的民族或跨界民族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但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影响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抑制和制约了民族主义发挥作用的空间，全球化在制约和挑战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同时，也在产生、发展出大量的民族主义。
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这些可以成为孕育极端主义的催生剂。世界不同地区在资源总量和生活水平上的不平等为恐怖主义的邪恶和猖獗提供了理由。虽然当前对贫穷与极端势力的产生之间的关系不乏争议，确切证明两者的关联也面临着一些切实的困难，但是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两者之间是有着一定的联系的。在诸多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中，现代化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激烈的矛盾冲突。现代化的进程打断了传统的链条，人们面临着失业、认同危机、抉择困境、社会失序和群体的心理脆弱等种种问题。贫穷、落后、边缘的地位、失去自我的迷惘，催生的是疏离感、挫折感和愤怒，狂热的认同求索使许多人走上歧途，大规模地在现代世界游荡，有时候给这个世界带来毁灭。地缘经济成为地缘主义和跨界民族主义结合的粘合剂。
英国著名学者克里斯托弗·希尔认为：现在，地理的重要性体现在资源的位置和再生性，以及污染的生态影响等方面。由于国家在地理位置、领土规模和边界等方面存在差别，地理因素仍然影响政治行动，只不过产生影响的方式比以前更为微妙。我们现在使用覆盖了合法边界的“边界地区”，以取代“自然边界”这个古典概念(只适用于少数地方)。在这种长达数百公里的边界上，经济和文化生活(不是政治安排)方面发生的变化十分缓慢。这种边界概念与社会认同感相关，所以十分重要，其复杂性也在所难免：通常情况下，相互畏惧的邻国在边界地区共处于相同的地理环境中，这使它们感到不适。如果拥有地区认同，或者相同的气候和地形，差别可能会不那么显著。如果一国政府试图忽视边界的脆弱性，或者凭借难以确保的收益来冒险，就可能遭受严重的惩罚。近年来，中国西南边疆沿边境地区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充分证明了跨界民族地区安全环境的脆弱性。
四、跨界民族主义对国家地缘安全的影响
虽然跨界民族主义对国家和地区的危害低于跨国民族主义的危害烈度，但是，跨界民族主义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地缘安全仍然形成潜在威胁。许多跨界民族凭借其地缘气候条件和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事实，利用特殊的地理环境来对抗国家法律和经济全球化，跨界民族主义使中国西南边疆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变得十分严峻。
首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国际贩毒组织和毒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缅、泰、老三国接壤的金三角地带大量引进先进的毒品加工设备和化学药剂，这一毒品基地又进一步向“金三角”的东北部和西北部伸展，在中南半岛北部的中国西南境外形成了一个“大金三角”的毒品种植和加工带，这一毒品带呈新月型在中国西南国境线外，包括缅甸东北部、泰国北部、老挝北部和越南西北部。这一带种植罂粟最多的地区，已不在“金三角”的核心部位，但是“金三角”地区罂粟的种植面积仍然高达67000公顷。“大金三角”地带基本上是16个跨界民族的居住地。这为跨界民族的生存与致富带来难以选择的诱惑。许多不法分子利用这一地理位置偏僻、灌木丛生、交通不便的地理环境，不断向“大金三角”地带渗透，跨界民族地区已成为各种犯罪分子贩毒走私的天堂，也使跨界民族的社会关系复杂化。因此，我国西南各省成为了贩毒集团过境转运毒品的必经之路，其中，云南省成为犯罪集团的主要突破口。20世纪90年代以来，境外贩毒集团已在云南省内形成了固定的贩毒通道。近年来，老挝、越南贩毒集团也步入跨境贩毒的行列，云南仍是他们贩运毒品的通道。在毒品暴利的驱动下，贩毒集团“打开云南”，建立“中国通道”的企图愈加迫切。在中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下，贩毒集团采用的手段更加智慧化、集团化、资讯化、零星化。云南周边地区跨国贩毒集团将利用地理毗邻优势，在毒品走私方面对云南实施“多头入境”和“全线渗透”战略。
其次，特殊的地缘政治加剧了边疆安全防御的难度。虽然云南不具有与大国接壤所构成的地缘优势和大国利益冲突。但与云南直接接壤的越南、老挝、缅甸三国中，就有两个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即使已经走上革新开放的越南，经济发展也相当落后。如果与文莱、新加坡的经济比较，越、老、缅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差71到87倍。如此巨大的经济悬殊，必然带来跨界民族对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而边界一侧的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越、老、缅三国。即便如此，与云南接壤的越、老、缅的北部地区，更是这三个国家经济最贫困、民族关系最为复杂、民族武装众多的地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云南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与内地经济发展也形成极大落差。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跨界民族往往把经济落后归结为各自政府。但中国政府已加大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资金投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中包括对云南一侧的跨界民族地区的资金投入。这与越、老、缅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极大反差，也是形成云南边境地区“三非”外国人员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再次，种族、宗教、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等因素相互交织，使中国西南边疆安全环境变得极其复杂，使边疆安全的防御难度加大。云南与周边国家的种族、宗教关系、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关系极其复杂。在边疆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弱化，沿边境地区民族极容易对民族和本民族的宗教产生认同和诉求，也由此容易滋生过激行为和犯罪行为。据有关部门统计，普洱市共发现并查处境外宗教渗透活动，1999年7起、2000年5起、2001年8起，2006年在保山、2007年在德宏也发现数起。有的跨国犯罪分子就充分利用跨界民族主义，实施跨国犯罪。他们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假借贸易之名，到云南边陲城市从事卖淫嫖娼活动和贩卖人口。境外流动人口的卖淫嫖娼已不再是个别现象，已像瘟疫一样不断蔓延，对人民健康构成威胁；有的境外跨界民族与境内跨界民族相互勾结，开设地下赌场，拉帮结伙、聚众斗殴；有的非法移民，走私武器，为携巨款出逃者庇护；有的民族受境外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影响，在民族利益受到侵害或得不到满足时，往往效仿周边国家民族的做法，采取恐怖主义手段来达到目的；有的境外人员借以旅游或从事贸易之名，收集我边防、国防、经济发展机密情报等等。这些说明，境外流动人口问题已经成为非传统安全问题。总之，境外流动人口问题加剧了贩毒、跨国走私、跨国性人口拐卖等跨国性犯罪。近10多年来，中国西南边疆各种跨国犯罪非常猖獗，跨界民族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总之，虽然中国西南边疆的跨界民族主义与西北跨界民族主义相比，显得较为理性，或者说较为温和，但是，跨界民族与西南边疆的地缘主义结合起来，跨界民族用跨国犯罪来诉求其经济发展，对中国西南边疆非传统安全将形成新的威胁，因此，加快对西南边疆跨界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改善跨界民族的生存条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多关注和改善跨界民族的生存条件和生产条件，这有助于构建中国西南边疆跨界民族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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