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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生死场》的主题和艺术成就方面的研究目前较为深入。八十年代以后，研究者结合新时期的思潮热点提出了对《生死场》的女性意识、人物、解读、比较、悲剧意识、国民性批判等方面的研究。其中有些研究点可以以新时期前后作为区分;有些则需要知人论世，将文本与萧红的个人生平结合，更加利于扩展研究点的研究深度。
【关键词】：生死场;萧红;女性;艺术
一、女性意识
鲁迅为《生死场》[1]所做的《序文》指出“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2]，胡风在《读后记》指出“女性的纤细的感觉”[3]说明鲁、胡二人已经意识到了萧红渗透在文本中的女性意识。《生死场》的女性意识研究分为作家的女性意识研究和文本的女性意识研究。前者始于八十年代，孟悦、戴锦华认为其通过“女性的眼睛”阐释“对历史的思索，对国民灵魂的批判”[4]，她们的研究所采取的角度有别于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连的视角，在女性生命体验的研究上则显得不够深度;杜琦慧认为“后七章中重新塑造了男性形象，写他们的伟大、无畏、崇高;而且描写视角也发生了变化：由前十章的俯视视角而变为仰视视角”[5]，指出作者的性別意识处于矛盾斗争状态;文本的女性意识研究比较深入的是林幸谦从性别论述的角度，认为《生死场》“特别注重这群农乡女性和土地与地理环境空间的关系”[6]，提供了别开一面的视角;刘翔飞在《<生死场>与<人间问题>中认为“萧红从女性视角出发，表现出对女性生命悲剧进行独立探寻和反思的强烈性别意识”。李玲、张晓丽则探讨了女性的苦难意识，她们指出：金枝在“无爱的痛苦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生育的女人“有的只是犹如刑罚般的痛苦和灾难”、麻面婆“习惯于被当作社会、丈夫的附属品”[7]。女性意识的研究自新时期以来即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女性主义的视角、现代主义的视角、乡土视角、文本比较的视角、类型论述的视角纷杂其上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文本比较的视角和类型论述的视角比较薄弱。
二、主题
首先，三四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使研究者趋向于从政治时事的角度来阐释文本的主题。新时期以前，对于其主题的探究几乎局限于鲁迅的《序文》和胡风的《读后记》，对于作品主题的研究的广度不够。鲁迅认为《生死场》写出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时于死的挣扎”，胡风则指出“蚁子似的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的为生而死了。”，二者突现了东北人民的生与死的主题并侧重农民的反抗精神。不过，周扬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光明》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的《现阶段的文学》则是将《生死场》的主题重重打上抗日文学烙印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以描写东北失地和民族革命战争而在最近文坛上卷起了很大注意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以及旁的同类性质的题材的短篇都是国防文学的提出之作为现实的基础和根据。”[8]。他的这一论调对于深化文本的主题的一致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影响了其他研究者的研究。建国以后，《生死场》的主题研究呈现单一化的特征。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指出“于是一切善良朴实的人都站起来了，走上了民族战争的前线。”[9]、铁峰认为“它真实地形象地反映出‘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农村社会的黑暗和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错综杂”[10]，这些都是在抗日文学的范畴内研究《生死场》的主题的。其次，1982年，钱理群在《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与萧红诞辰七十周年》中，认为萧红的创作属于“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对于作品主题的单一性的消解起到了启示的作用。80年代初，葛浩文的《萧红评传》打破了文本研究的单一而固定的局面。“贯穿《生死场》全书的唯一最有力的主题就是生’‘ 死的相走相亲，相生相克的哲学。”[11]，这一观点确实为文本主题的单一化研究提供了新鲜的研究方向，为萧红作品的研究增添了热度，葛氏的研究出发点使得国内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作品本身。随着研究的深入，主题的单一化被逐渐消解，多元化的主题阐释并行不悖。皇甫晓涛指出《生死场》“揭示了普通中国人的麻木精神状态，及其空寂无聊、几于被一种本能的自虐行为和心理促动而形成的毫无价值的人生过程，不仅有着一个古寂民族生命意识苏生中的文明自赎，而且它还在‘生’与‘死’的哲理深度上把现代文化意识开掘到一个新的厉史层次。”[12];陈思和认为“萧红则在坚持启蒙立场，揭发民间的愚昧、落后、野蛮的深刻性与展示中国民间生的坚强、 死的挣扎这两方面都达到极至”[13]。第三，继抗战主题说，“生”与“死相生相克说形成一股研究热之后，90年底的主题研究最为明显的是女性视角的介入。孟悦、戴锦华的专著《浮出历史地表》将女性主义和启蒙主义相结合为《生死场》的主题研究通过了新的视野。刘禾在《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语：<生死场>》中更全面的解读了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成为女性主义研究方面的经典。但是，她的视角被女性主义遮蔽而忽视了抗日的时代背景，把萧红对家观念的质疑折射为萧红对于国家的反抗，没有提升《生死场》的历史价值。此后，从女性视角解读《生死场》的主题逐渐成为一种风尚。但是，它仍然是一种单一的解读。
三、艺术手法
鲁迅先生在《序言》中说：“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这是对《生死场》艺术的最早评价。胡风更加明确的阐明了这一文本的艺术：“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 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第二，在人物的描写里面，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个别地看来，她底人物都是活的，但每个人物的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 不能够明确地跳跃在读者的前面。 第三，语法句法太特别了，有的是由于作者所要表现的新鲜的意境，有的是由于被采用的方言，但多数却只是因为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14]。胡风敏锐的发现了《生死场》结构、人物塑造、语言方面的缺点，对于文本艺术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视点。 （一）、“越轨的笔致”。这一方面，当代研究比较早的是姚淑英的《<生死场 >“越轨”笔致浅见》。她认为“越轨的笔致”表现为“结构的散文化”、“对男女性愛和女人生产的描写的大胆与直露”、“男性手笔的粗犷与豪放”，文章涉及到了文本的结构、手法的评价，也是较早的注意到男女性爱的描写文章;而苗若素指出“越轨的笔致”体现在“全景式的摄取好几户人家的众多人物”、“少解剖人物的心理流程，更没有冗长的内心独白”、“不大注意肖象描写，偏偏又不去画眼睛而去写头发”、“没有使用‘自我’的叙述角度，但在客观写实中作者更是把激情熔铸于情节和形象之中”[15];杜玲则阐述了“叙述者并不是作品中的行动者，而是一个比较次要、比较旁观的观察者”的“越轨的笔致”[16]。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来看，后来的研究者对于“越轨的笔致”的理解集中在人物的塑造、小说叙事两方面。
（二）、散文化结构。徐艺红认为《生死场》结构上的成功在于“首先，她从色彩斑烂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了这样的“ 生活碎块”、“其次，用鲜明的主题思想把这些“生活碎块”有机地串联起来，让它们构成一幅完整的生活图景”[17]，表现对文本中的生活内容的关注;罗琼， 沈醒东则提出了《生死场》的“花瓣式结构”，认为“小说所描述的主题环境 ，在叙述上没有前因与后果关系 ，时间顺序以一种适度的方式被隐匿起来 ，给本文带来了一层象征色彩”[18]，他们认为其他评论家认为的《生死场》的结构缺点却是它的优势;赵园在《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 中认为萧红小说内在的 “情绪流” 、无结构的结构，“氛围”“情调”的内在制约使小说化解为散文，明确指出《生死场》的散文化是由于萧红以情绪写小说造成的。对于《生死场》的散文化结构的研究有助于推动萧红其他小说的研究。
（三）、诗化的语言。徐艺红指出“作品把朴素的描绘强烈的抒情自然地融化在一起，竭力保持那种物我一体浑然无间的特色。”、“其次，多方强调语言的音响和色彩，使语言富于强烈的艺术感染力。”[19]，论者强调《生死场》语言的一致性和影响力;铁峰注意到了萧红“惯于用浅白理俗的口语，朴实无华的语汇”，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风俗化的色彩”[20]，指出了文本语言的口语化特征;王本朝提出了《生死场》的语言特点表现出“个体抒情的话语风格表现为哀怨而苍凉，社会意识却隐含在愤激与仇恨的话语风格里”、“叙述的话语二重奏”、“以众多故事片断象电影“蒙太奇式的结构方法把它们组接起”的特点[21];论者都注意到了《生死场》的语言有别于其他正统小说的语言，它是诗话的、并且由此形成了文本的诗话情境。对于《生死场》的艺术特色，它的“越轨的笔致”、散文化结构、诗化的语言应该会继续得到研究。
参考文献：
[1]萧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生死场》序言 . 萧红全集（上册）. 哈尔滨出版社， 1991，54.
[3][14]胡风 . 《生死场》后记 .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4]孟悦、戴锦华 . 浮出历史地表 .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186 —190.
[5]杜琦慧. 论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意识. 文学界（理论版），2010，10：26-27.
[5]窗体顶端
[6]林幸谦. 萧红小说的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性别论述. 南 开学报，2004，02：100-110+124.
[7]李玲，张晓莉. 探讨萧红《生死场》的女性苦难意识. 名作欣赏，2014，17：58-60.
[8]周扬 . 现阶段的文学 . 光明（第一卷第二号）， 1936，6.
[9]王瑶 . 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294
[10] 铁峰 . 萧红与〈生死场〉—— — 兼谈鲁迅对萧红的友谊. 求是学刊，1980 （ 1 ）
[11]葛 浩 文.萧 红 评 传 .哈 尔 滨：北 方 文 艺 出 版社，19 8 5： 5 8.5 5一 5 6.
[12]皇甫晓涛. 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 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03：103-112.
[13] 陈思和 . 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 .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2004 （ l ）
[15]苗若素. “有各种各样的小说”──谈萧红《生死场》“越轨的笔致”.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01：53-56.
[16]杜玲. 论萧红“越轨的笔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04：78-88.
[17][19]徐艺红. 萧红《生死场》的艺术探索管见.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02：29-37.
[18]罗琼， 沈醒东. 萧红小说的“花瓣式”结构. 江海学刊， 1997，（ 4）： 170-174.
[20]铁峰. 萧红创作面面观.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85，01：36-44.
[21]王本朝. 生存边界性的话语意义──《生死场》的叙述策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02：116-12.
【关键词】：生死场;萧红;女性;艺术
一、女性意识
鲁迅为《生死场》[1]所做的《序文》指出“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2]，胡风在《读后记》指出“女性的纤细的感觉”[3]说明鲁、胡二人已经意识到了萧红渗透在文本中的女性意识。《生死场》的女性意识研究分为作家的女性意识研究和文本的女性意识研究。前者始于八十年代，孟悦、戴锦华认为其通过“女性的眼睛”阐释“对历史的思索，对国民灵魂的批判”[4]，她们的研究所采取的角度有别于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连的视角，在女性生命体验的研究上则显得不够深度;杜琦慧认为“后七章中重新塑造了男性形象，写他们的伟大、无畏、崇高;而且描写视角也发生了变化：由前十章的俯视视角而变为仰视视角”[5]，指出作者的性別意识处于矛盾斗争状态;文本的女性意识研究比较深入的是林幸谦从性别论述的角度，认为《生死场》“特别注重这群农乡女性和土地与地理环境空间的关系”[6]，提供了别开一面的视角;刘翔飞在《<生死场>与<人间问题>中认为“萧红从女性视角出发，表现出对女性生命悲剧进行独立探寻和反思的强烈性别意识”。李玲、张晓丽则探讨了女性的苦难意识，她们指出：金枝在“无爱的痛苦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生育的女人“有的只是犹如刑罚般的痛苦和灾难”、麻面婆“习惯于被当作社会、丈夫的附属品”[7]。女性意识的研究自新时期以来即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女性主义的视角、现代主义的视角、乡土视角、文本比较的视角、类型论述的视角纷杂其上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文本比较的视角和类型论述的视角比较薄弱。
二、主题
首先，三四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使研究者趋向于从政治时事的角度来阐释文本的主题。新时期以前，对于其主题的探究几乎局限于鲁迅的《序文》和胡风的《读后记》，对于作品主题的研究的广度不够。鲁迅认为《生死场》写出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时于死的挣扎”，胡风则指出“蚁子似的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的为生而死了。”，二者突现了东北人民的生与死的主题并侧重农民的反抗精神。不过，周扬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光明》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的《现阶段的文学》则是将《生死场》的主题重重打上抗日文学烙印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以描写东北失地和民族革命战争而在最近文坛上卷起了很大注意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以及旁的同类性质的题材的短篇都是国防文学的提出之作为现实的基础和根据。”[8]。他的这一论调对于深化文本的主题的一致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影响了其他研究者的研究。建国以后，《生死场》的主题研究呈现单一化的特征。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指出“于是一切善良朴实的人都站起来了，走上了民族战争的前线。”[9]、铁峰认为“它真实地形象地反映出‘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农村社会的黑暗和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错综杂”[10]，这些都是在抗日文学的范畴内研究《生死场》的主题的。其次，1982年，钱理群在《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与萧红诞辰七十周年》中，认为萧红的创作属于“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对于作品主题的单一性的消解起到了启示的作用。80年代初，葛浩文的《萧红评传》打破了文本研究的单一而固定的局面。“贯穿《生死场》全书的唯一最有力的主题就是生’‘ 死的相走相亲，相生相克的哲学。”[11]，这一观点确实为文本主题的单一化研究提供了新鲜的研究方向，为萧红作品的研究增添了热度，葛氏的研究出发点使得国内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作品本身。随着研究的深入，主题的单一化被逐渐消解，多元化的主题阐释并行不悖。皇甫晓涛指出《生死场》“揭示了普通中国人的麻木精神状态，及其空寂无聊、几于被一种本能的自虐行为和心理促动而形成的毫无价值的人生过程，不仅有着一个古寂民族生命意识苏生中的文明自赎，而且它还在‘生’与‘死’的哲理深度上把现代文化意识开掘到一个新的厉史层次。”[12];陈思和认为“萧红则在坚持启蒙立场，揭发民间的愚昧、落后、野蛮的深刻性与展示中国民间生的坚强、 死的挣扎这两方面都达到极至”[13]。第三，继抗战主题说，“生”与“死相生相克说形成一股研究热之后，90年底的主题研究最为明显的是女性视角的介入。孟悦、戴锦华的专著《浮出历史地表》将女性主义和启蒙主义相结合为《生死场》的主题研究通过了新的视野。刘禾在《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语：<生死场>》中更全面的解读了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成为女性主义研究方面的经典。但是，她的视角被女性主义遮蔽而忽视了抗日的时代背景，把萧红对家观念的质疑折射为萧红对于国家的反抗，没有提升《生死场》的历史价值。此后，从女性视角解读《生死场》的主题逐渐成为一种风尚。但是，它仍然是一种单一的解读。
三、艺术手法
鲁迅先生在《序言》中说：“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这是对《生死场》艺术的最早评价。胡风更加明确的阐明了这一文本的艺术：“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 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第二，在人物的描写里面，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个别地看来，她底人物都是活的，但每个人物的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 不能够明确地跳跃在读者的前面。 第三，语法句法太特别了，有的是由于作者所要表现的新鲜的意境，有的是由于被采用的方言，但多数却只是因为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14]。胡风敏锐的发现了《生死场》结构、人物塑造、语言方面的缺点，对于文本艺术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视点。 （一）、“越轨的笔致”。这一方面，当代研究比较早的是姚淑英的《<生死场 >“越轨”笔致浅见》。她认为“越轨的笔致”表现为“结构的散文化”、“对男女性愛和女人生产的描写的大胆与直露”、“男性手笔的粗犷与豪放”，文章涉及到了文本的结构、手法的评价，也是较早的注意到男女性爱的描写文章;而苗若素指出“越轨的笔致”体现在“全景式的摄取好几户人家的众多人物”、“少解剖人物的心理流程，更没有冗长的内心独白”、“不大注意肖象描写，偏偏又不去画眼睛而去写头发”、“没有使用‘自我’的叙述角度，但在客观写实中作者更是把激情熔铸于情节和形象之中”[15];杜玲则阐述了“叙述者并不是作品中的行动者，而是一个比较次要、比较旁观的观察者”的“越轨的笔致”[16]。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来看，后来的研究者对于“越轨的笔致”的理解集中在人物的塑造、小说叙事两方面。
（二）、散文化结构。徐艺红认为《生死场》结构上的成功在于“首先，她从色彩斑烂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了这样的“ 生活碎块”、“其次，用鲜明的主题思想把这些“生活碎块”有机地串联起来，让它们构成一幅完整的生活图景”[17]，表现对文本中的生活内容的关注;罗琼， 沈醒东则提出了《生死场》的“花瓣式结构”，认为“小说所描述的主题环境 ，在叙述上没有前因与后果关系 ，时间顺序以一种适度的方式被隐匿起来 ，给本文带来了一层象征色彩”[18]，他们认为其他评论家认为的《生死场》的结构缺点却是它的优势;赵园在《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 中认为萧红小说内在的 “情绪流” 、无结构的结构，“氛围”“情调”的内在制约使小说化解为散文，明确指出《生死场》的散文化是由于萧红以情绪写小说造成的。对于《生死场》的散文化结构的研究有助于推动萧红其他小说的研究。
（三）、诗化的语言。徐艺红指出“作品把朴素的描绘强烈的抒情自然地融化在一起，竭力保持那种物我一体浑然无间的特色。”、“其次，多方强调语言的音响和色彩，使语言富于强烈的艺术感染力。”[19]，论者强调《生死场》语言的一致性和影响力;铁峰注意到了萧红“惯于用浅白理俗的口语，朴实无华的语汇”，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风俗化的色彩”[20]，指出了文本语言的口语化特征;王本朝提出了《生死场》的语言特点表现出“个体抒情的话语风格表现为哀怨而苍凉，社会意识却隐含在愤激与仇恨的话语风格里”、“叙述的话语二重奏”、“以众多故事片断象电影“蒙太奇式的结构方法把它们组接起”的特点[21];论者都注意到了《生死场》的语言有别于其他正统小说的语言，它是诗话的、并且由此形成了文本的诗话情境。对于《生死场》的艺术特色，它的“越轨的笔致”、散文化结构、诗化的语言应该会继续得到研究。
参考文献：
[1]萧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生死场》序言 . 萧红全集（上册）. 哈尔滨出版社， 1991，54.
[3][14]胡风 . 《生死场》后记 .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4]孟悦、戴锦华 . 浮出历史地表 .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186 —190.
[5]杜琦慧. 论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意识. 文学界（理论版），2010，10：26-27.
[5]窗体顶端
[6]林幸谦. 萧红小说的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性别论述. 南 开学报，2004，02：100-110+124.
[7]李玲，张晓莉. 探讨萧红《生死场》的女性苦难意识. 名作欣赏，2014，17：58-60.
[8]周扬 . 现阶段的文学 . 光明（第一卷第二号）， 1936，6.
[9]王瑶 . 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294
[10] 铁峰 . 萧红与〈生死场〉—— — 兼谈鲁迅对萧红的友谊. 求是学刊，1980 （ 1 ）
[11]葛 浩 文.萧 红 评 传 .哈 尔 滨：北 方 文 艺 出 版社，19 8 5： 5 8.5 5一 5 6.
[12]皇甫晓涛. 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 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03：103-112.
[13] 陈思和 . 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 .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2004 （ l ）
[15]苗若素. “有各种各样的小说”──谈萧红《生死场》“越轨的笔致”.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01：53-56.
[16]杜玲. 论萧红“越轨的笔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04：78-88.
[17][19]徐艺红. 萧红《生死场》的艺术探索管见.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02：29-37.
[18]罗琼， 沈醒东. 萧红小说的“花瓣式”结构. 江海学刊， 1997，（ 4）： 170-174.
[20]铁峰. 萧红创作面面观.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85，01：36-44.
[21]王本朝. 生存边界性的话语意义──《生死场》的叙述策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02：1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