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坚决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本文摘自新华社消息
　　9月16日，第17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和首届中小企业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广州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作书面致辞。

　　据新华社消息，刘鹤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强调“中小企业能办大事”，明确提出“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刘鹤表示，中小企业是国家财富的重要创造者，是提供就业的主渠道，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是造就大企业的蓄水池。中小企业要有大志气，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高度重视创新能力培育，努力做到专精特新。各部门、各地方要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多服务、办实事，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积极探索以各种方式减轻要素成本快速上涨对中小企业的压力，努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多更好运用资本市场助力优秀中小企业发展。要学习和借鉴国际中小企业发展的最佳实践，取长补短，走出独特路径，实现共同繁荣。
　　刘鹤强调，中国政府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改变，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改变，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改变，坚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大政方针不改变，将继续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坚决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从洞朗到拉达克：印度对华威慑战略为何失败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谢超
　　本文节选自《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年第8期
　　莫迪政府上任后对华开始大胆尝试惩罚性威慑战略，而且通过加快建设所需的基础力量和加强军政协调能力，印度的对华威慑战略开始具备实操性。但总体而言，印度军政协调能力和军事战略执行能力仍较弱，这是导致莫迪政府对华运用惩罚性威慑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可以说，莫迪政府已经认识到自身存在军政协调问题，但是截至目前有关军改措施的效果有限。印军内部关于文官不应过度介入军事的观点仍根深蒂固，印度军种间的竞争也限制了其协同作战能力。2020年印度经济因新冠肺炎疫情大幅衰退，但通过挑起拉达克对峙，印度陆军再次凸显了自身在印军中的主导地位。2021年印度国防预算中陆军的份额占到56%，就金额而言，陆军预算增加了250亿卢比，空军则下降了120亿卢比。印度空军在印军打造联合作战机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更不用说印度空军在2019年以来对巴基斯坦境内目标开展了境外作战行动，印度空军的战略和作战任务都要求更多资源，以加快自身发展和引领印军现代化军事改革。这样的资源分配模式与莫迪政府提倡的联合作战改革和强调应用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等理念可谓背道而驰。
　　从战略执行能力来看，印度积极推进对华战略态势转变和相应的能力建设。惩罚性威慑战略强调开展惩罚行动。不过，考虑到印军战略的主要对象是巴基斯坦和中国，印军无法做到军事侵入或者在一场规模战争中击败对手，这使得其战略目标往往超过其执行能力。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前主任塔拉·卡尔塔（TaraKartha）认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印度必须充分考虑转变自己的战略。印度根本无力进行两线战争，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深入对手领土开展行动。此前，印度议会常设国防委员会的报告甚至挑明印度三军的既有装备不足以在一条战线上进行十天的满负荷战斗。这也凸显了印度国防制造能力低下的弊端，印度作为最大的国防进口国并非其优势，在国防制造能力低下基础上的大规模军购只能凸显印军在战略发展和执行时遇到的瓶颈。

后疫情时代的欧洲重塑与左翼战略

　　歐洲左翼网站“转型！欧洲”，沃尔特·拜尔
　　本文节选自《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21年第6期
　　目前，几乎欧洲所有国家都取消了对公民自由行动，以及包括大部分经济活动在内的公共生活的限制。尽管人们担心疫情会在秋冬两季卷土重来，但现在的关注焦点却是经济危机，人们无法确定其程度和持续时间。
　　著名经济学家警告说，这可能是和平时期资本主义迄今最大的经济危机。基于其经济治理以及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供给理论，我们有理由认为，欧盟并未准备好保护人民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

　　欧洲当前本应团结一致，从而遏止“民族主义的狂欢”，而现实情况却是，这场危机为激进右翼政党所利用：民族主义思想认为，可以通过国家间相互争夺稀缺资源来解决全球性危机。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对于欧盟的中小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民族主义观点越荒谬，独裁统治方式的诱惑就越大。事实证明，欧盟不自由的民主可能是通往独裁统治的捷径。
　　资金支持总额相当于GDP的10%。经济学家预计，欧元区成员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将上升10～15个百分点。欧盟委员会将其自身局限于对各国决定进行事后确认。相比之下，欧洲央行的行动至少表明其愿意以总价7500亿欧元的价格购买国债，这可以暂时缓解各国债务。显然，即将到来的危机最终可能演变为对欧盟及其一体化进程的威胁。仅采取过渡的货币政策手段来应对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措施，而这不能留给成员国独自去解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了一项7500亿欧元的欧洲发展计划，即“下一代欧盟”。当该计划定稿时，成员国之间在一些议题上仍然存有争议。比如，如何筹措资金，以及对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补贴或可偿还贷款的比例（此类补贴或贷款本来只有在限制性紧缩条件下才能获得）。不过该计划最终被相关国家否决，因为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已经超过可持续发展水平，无力继续承担更多借款。因此，如果不大幅削减开支，今天的新冠疫情危机终将导致未来的国家债务危机和紧缩政策危机。债务积累对各国的影响显然是不同的，经济强国会因此受益，而弱国则遭到歧视。债务积累的影响也十分惊人：尽管德国在欧盟经济中所占份额只有26%，但迄今为止，其在欧盟成员国应对危机的支出中却占到50%。因此，债务问题将进一步加剧南欧和东欧地区与欧盟经济大国之间的不平等。此外，还有一些难以预测的重要影响。经济结构转型将改变行业、地区和国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竞争中的地位，改变其金融影响力，并给业已存在的东方/西方和北方/南方分裂增添新的矛盾和竞争，甚至可能影响欧洲一体化的核心价值。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急性传播结束后的经济重建，必须与工业的生态转型和经济的能源基础调整相结合，这将需要前所未有的投资。因此，危机期间再次大量增长的私人和公共债务融资，将成为后疫情时期的关键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欧洲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凸显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之际，欧盟委员会却试图（至少在口头上）迎合大西洋彼岸的攻击性思维，宣称中国是其“制度威胁”。
　　原计划2020年秋天在德国举办的欧盟—中国峰会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推迟。这次峰会不仅是一个外交事件，同时也应成为广泛讨论这两大力量如何发展外交关系，构建更和平、平等和团结世界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