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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子的祸福观有其独特性，即老子从大局出发，考察的是社会的幸福、全人类的福祉，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成败祸福。在此基础上，老子阐发了如何保福的十六字心法，即：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关键词：祸福观 保福 十六字心法
《道德经》第58章河上公以“顺化”为题，点出了上一章在培养了淳朴的社会风气以后，因顺教化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本章全文如下：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纵览本章，老子以直观对比的方式，再次强调了统治者培育社会风气的重要意义。那就是“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政治如果能够有全国一盘棋的格局，有整体性、全局性的思维，就不会陷于一时一地一人的得失成败而扰乱了根本。而实质上其内心是期望统治者不能站在与民对立的立场来考虑问题。“闷闷”即不计较荣辱与毁誉，尤其是人民在一定的时空下可能会不理解执政者的用心，而谩骂、怨怼，这是常有的事。此时，如果统治者用高压手段加以抵制，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根本上，只有用效果，用事实来说明，才能赢得民心。这期间当然也要有解疑释惑的功夫，不过，在解释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耐心与真心，用最大的包容心去倾听，让人民的不满、不解有个释放的渠道，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样坚持下去，人民就不会难治，就会以理解与同情的心境来看待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相反，如果统治者以小心眼对待人民，与人民斤斤计较，用严刑峻法来压制人民的声音。人民的声音固然有时很刺耳，很难听，但不是没有原因的。至少，统治者没有实现了百姓的期待，人民发发牵骚，对统治者何尝不是件好事！统治者应借此反省施政有何过失，如何做得更好。以开放的心态，欢迎人民的监督，而不是把人民贴标签为“刁民”。而“刁民”的出现，本身也是制度性的结果。老子明言没有“察察”，何来“缺缺”？百姓的狡诈是因为政治的苛察。为了逃避政治的打压，只好想出各种办法来对付。久而久之，矛盾越发激烈，以至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老子有着强烈的民本情怀，从安顿百姓生活的情感与愿望出发，期望施政者能夠明白，官员与百姓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天生的“刁民”，只有不良的“制度”造成了纯朴之心的割裂。老子直言“大制不割”，完美的制度是不会产生彼此相伤的结果的。因此，凡是有百姓怨言的地方，就应当思考制度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或者制度的实施出现了什么问题。换言之，只有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人民才会乐于与管理者合作。
紧接着，老子提出了千古名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其基本含义当谈社会的安定与动荡之间的关系。祸指官民之间的矛盾，社会冲突激烈的状态，而“福”则指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状态。只不过，老子点出此两者其实是相互依靠与相互转化的。没有永恒的安定，也没有永恒的祸灾。最大的祸灾必将以最大的进步作为补偿。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既有汉唐的辉煌，也有晚清民国的战乱，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详言之，祸灾的产生，往往是太平太久了，没能居安思危。因此许多朝代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晚清至1949年之间的百年屈辱、内忧外患，根源于整个社会沉浸在康乾盛世这个落日的辉煌，夜郎自大，看不到西方工业革命的浪潮，甚至拒绝向世界开放，与世界共融共通。而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历经了近代的苦难，我们才从心里意识到，我们需要改革开放，需要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中发展壮大自己，而不是闭关锁国。而改革开放的近四十年来的突飞猛进，恰好印证了老子的这句名言。
老子在论述了祸福兴衰相倚伏的历史规律后，感叹说，历史是事后的反思，而身陷当下的境遇中，统治者与人民往往难以保持历史的自觉。虽然谁都想趋福避祸，但是祸总是如影随形。最完美最理想的状态只是目标，因为天道本身也如张弓一般，不断地抑高举低。社会治理也是这样的，在除祸避祸中走向繁荣，问题在于谁能够对历史与现实的问题看得更清，看得更准，方法更得力更有效。因此，老子强调，要注意把握好“极”，不及时处理祸，可能祸到严重，腐败到极点，就有可能万劫不复。并不是说，越是祸，就越有机会翻盘，走向胜利。而是说，越是祸，对矛盾的另一方来说可能就意味着胜利，而不是自己的胜利。因此，不能放任祸根蔓延而不斩草除根。这个“极”也可以视为症结所在，只有知这个“极”，充分理解与把握好问题，才能明祸得福，实现转化。要注意没有永远的灵丹妙药，也就是“无正”的意涵。要实事求是，要解放思想，要广开言路，要善于学习，善于反思，不断去探讨解困之道。即一方面要探讨问题所在，把握住问题；另一方面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两者齐头并进，方有可能找到合适的药方。如其不然，则很可能原来正常的、正确的，却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离奇的，忘记了初心，不能奋勇前进，就会走下坡路。原来好的方法在固守中转化为前进的障碍而不自知，从而生机活力被禁锢了，就可能转变为妖灾。而产生这一切后果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思想落后，不能与时俱进。即老子所说的：“人之迷，其日固久。”人一旦迷惑太久，没有及时摆脱错误观念的束缚，就不能“动善时”，就会失去发展自己的时机。
为防止统治者从人民的公仆滑向人民的公敌，老子最后语重心长地提出“十六字心法”，与儒家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一，方而不割。方，方正。方正必有棱角，而通常有棱角必割伤他人。圣人则不然，既能坚持方正，又能不割伤他人。按今天的话说，是既能做到原则性，又能坚持灵活性。既有爱心，又不溺爱。这是因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公心，因此他坚持正义、正念，他严于律己，慈以待人，或可以表述为内方外圆。圣人坚持“方”，不仅自己修身，而且能够得到百姓的理解与认同。圣人的方源于其一身正气，圣的不割，乃是因为你一心为民，不与民争，而得民爱戴。 其二，廉而不刿。廉者，锋利也。圣人的过人之处如刀一样锋利，能够快刀斩乱麻一般地处理事情，拨乱反正，虽用狠劲，却能治沉疴。老子曾教诲世人：“夫代司杀者，是谓代大匠斫，希有不伤手矣。”（第74章）圣人替天行道，当怀有敬畏之心，就不敢滥用权力。权力如刀，是双刃的，一面可能会带来噤若寒蝉的效果，一面可能带来烈日炎炎的局面。权力的使用当有如同“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第26章）。不为权力所局，能够超脱权力的诱惑，视有若无。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则权虽廉利亦不伤民。
其三，直而不肆。肆，放肆。圣人做到方正，做到廉利，相对容易。但是要做此两者的同时，不走过头，却是很难的。一个人能够保持正直，走正道，不受诱惑，不贪名利，不迷恋权势，此时却容易犯另一种错误，那就是“为则败之，执者失之”。内心是正直的，精神是高尚的，境界是超脱的，但是思维方式却走向僵化。以正直为乐，自我沉迷，自我欣赏，有时正以此为资本，对自己的同事却做不到宽容，对他人的一点点私利或者错误可能冷嘲热讽。就好比孔夫子曾经看到学生打瞌睡，骂他是朽木不可雕，泥巴抹不上墙。此时的孔夫子以师道尊严为原则，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学生，可以说是“放肆”了，不过，孔夫子事后能够自我反省，改过，并说出来，这正说明其内心之坦荡。所以说，有理有利有节才是做到直而不肆的内在要求。
其四，光而不耀。光代表能量，是光明，能够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别人。但给予别人的温暖也是要适度的，要让人感到舒适、自在，而不要强加给别人。要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为所当为，不为其所不能为。若走过头了，光就不是照亮，而耀眼，由原来的益转变为害了。因此，圣人能注意做到“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只能起辅助作用，不能替别人做主；同时，也注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总之，要时时刻刻注意，真理往前走一步，可能就变成了谬误。不能让爱成为伤害的理由。能力越强的人，责任越大。因为他的能力用得不好，也可能成为伤害他人的帮凶。因此，能不慎乎？
综上所述，老子心目中的祸福观有其独特性，这个独特性体现在，老子是从大格局出发，考察的是社会的幸福，全人类、全社会人的福祉，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成败祸福。老子还在第65章中说道：“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国家的福气在于领导人不以智治国。因为智有所困，以智治国，则上下较劲，以智相争，而各种狡诈之风盛行，如此，则人人不能相亲相爱，而相疑相伤。（《尚书·洪范》有言“五福”，即：“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寿、富、康宁、好德、终命是一个人幸福一生的理想。寿命长且最终能寿终正寝，财富多，而能身体健康，精神空灵，道德高尚，能时常问心无愧，确实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人生了。然而，这样的人不是生存在空气中，这样的人必须依托健康幸福的社会，离开了社会，人是不会幸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子祸福观能够站得高，看得远，从社会建设的角度，为个人的幸福创造良好的环境，其立意真可谓高远。
老子除了对祸福倚伏的辩证关系予以揭示，以及阐发如何保福的十六字心法，他还指出要对“祸”的根源有清醒的認识。他提出“祸莫大于不知足”（第46章），祸根在于人的心志。有些人不能做到老子“弱其志”的要求，而是壮其志，即不断地膨胀自己的欲望，慢慢地只看到利益，而忽视了祸患的可能，这种状态，就是“不知足”。正是“不知足”的心理才让人“心发狂”，即被各种“可欲之物”和“难得之货”所诱惑，于是放弃了自己的道德坚守，而做出了有悖纲常伦理和道义的事情来，终究引火烧身，悔之晚矣。
此外，老子在第69章中说：“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该章虽然字面上是谈战争，但又何尝不能用于人内心的挣扎，即思想斗争。人们常说“胜百万雄兵易，胜心中之敌，难上难”。人的内心时而平静，时而波涛汹涌，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看似平静的心灵深处。而“祸福无门，唯人自召”，这个“自召”说到底指的是人的意志是否坚定，是否能够克制住各种诱惑，如果放弃了设防，亦即“轻敌”，认为冒险一次没关系，但有时可能一次的侥幸心理，带来的是终身的遗憾。因此，老子才一再警告“轻敌”是莫大的祸患，因为正是它几乎或者接近于丧失自己的宝贝，即安身立命之所在，可不慎乎？！
关键词：祸福观 保福 十六字心法
《道德经》第58章河上公以“顺化”为题，点出了上一章在培养了淳朴的社会风气以后，因顺教化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本章全文如下：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纵览本章，老子以直观对比的方式，再次强调了统治者培育社会风气的重要意义。那就是“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政治如果能够有全国一盘棋的格局，有整体性、全局性的思维，就不会陷于一时一地一人的得失成败而扰乱了根本。而实质上其内心是期望统治者不能站在与民对立的立场来考虑问题。“闷闷”即不计较荣辱与毁誉，尤其是人民在一定的时空下可能会不理解执政者的用心，而谩骂、怨怼，这是常有的事。此时，如果统治者用高压手段加以抵制，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根本上，只有用效果，用事实来说明，才能赢得民心。这期间当然也要有解疑释惑的功夫，不过，在解释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耐心与真心，用最大的包容心去倾听，让人民的不满、不解有个释放的渠道，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样坚持下去，人民就不会难治，就会以理解与同情的心境来看待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相反，如果统治者以小心眼对待人民，与人民斤斤计较，用严刑峻法来压制人民的声音。人民的声音固然有时很刺耳，很难听，但不是没有原因的。至少，统治者没有实现了百姓的期待，人民发发牵骚，对统治者何尝不是件好事！统治者应借此反省施政有何过失，如何做得更好。以开放的心态，欢迎人民的监督，而不是把人民贴标签为“刁民”。而“刁民”的出现，本身也是制度性的结果。老子明言没有“察察”，何来“缺缺”？百姓的狡诈是因为政治的苛察。为了逃避政治的打压，只好想出各种办法来对付。久而久之，矛盾越发激烈，以至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老子有着强烈的民本情怀，从安顿百姓生活的情感与愿望出发，期望施政者能夠明白，官员与百姓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天生的“刁民”，只有不良的“制度”造成了纯朴之心的割裂。老子直言“大制不割”，完美的制度是不会产生彼此相伤的结果的。因此，凡是有百姓怨言的地方，就应当思考制度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或者制度的实施出现了什么问题。换言之，只有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人民才会乐于与管理者合作。
紧接着，老子提出了千古名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其基本含义当谈社会的安定与动荡之间的关系。祸指官民之间的矛盾，社会冲突激烈的状态，而“福”则指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状态。只不过，老子点出此两者其实是相互依靠与相互转化的。没有永恒的安定，也没有永恒的祸灾。最大的祸灾必将以最大的进步作为补偿。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既有汉唐的辉煌，也有晚清民国的战乱，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详言之，祸灾的产生，往往是太平太久了，没能居安思危。因此许多朝代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晚清至1949年之间的百年屈辱、内忧外患，根源于整个社会沉浸在康乾盛世这个落日的辉煌，夜郎自大，看不到西方工业革命的浪潮，甚至拒绝向世界开放，与世界共融共通。而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历经了近代的苦难，我们才从心里意识到，我们需要改革开放，需要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中发展壮大自己，而不是闭关锁国。而改革开放的近四十年来的突飞猛进，恰好印证了老子的这句名言。
老子在论述了祸福兴衰相倚伏的历史规律后，感叹说，历史是事后的反思，而身陷当下的境遇中，统治者与人民往往难以保持历史的自觉。虽然谁都想趋福避祸，但是祸总是如影随形。最完美最理想的状态只是目标，因为天道本身也如张弓一般，不断地抑高举低。社会治理也是这样的，在除祸避祸中走向繁荣，问题在于谁能够对历史与现实的问题看得更清，看得更准，方法更得力更有效。因此，老子强调，要注意把握好“极”，不及时处理祸，可能祸到严重，腐败到极点，就有可能万劫不复。并不是说，越是祸，就越有机会翻盘，走向胜利。而是说，越是祸，对矛盾的另一方来说可能就意味着胜利，而不是自己的胜利。因此，不能放任祸根蔓延而不斩草除根。这个“极”也可以视为症结所在，只有知这个“极”，充分理解与把握好问题，才能明祸得福，实现转化。要注意没有永远的灵丹妙药，也就是“无正”的意涵。要实事求是，要解放思想，要广开言路，要善于学习，善于反思，不断去探讨解困之道。即一方面要探讨问题所在，把握住问题；另一方面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两者齐头并进，方有可能找到合适的药方。如其不然，则很可能原来正常的、正确的，却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离奇的，忘记了初心，不能奋勇前进，就会走下坡路。原来好的方法在固守中转化为前进的障碍而不自知，从而生机活力被禁锢了，就可能转变为妖灾。而产生这一切后果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思想落后，不能与时俱进。即老子所说的：“人之迷，其日固久。”人一旦迷惑太久，没有及时摆脱错误观念的束缚，就不能“动善时”，就会失去发展自己的时机。
为防止统治者从人民的公仆滑向人民的公敌，老子最后语重心长地提出“十六字心法”，与儒家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一，方而不割。方，方正。方正必有棱角，而通常有棱角必割伤他人。圣人则不然，既能坚持方正，又能不割伤他人。按今天的话说，是既能做到原则性，又能坚持灵活性。既有爱心，又不溺爱。这是因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公心，因此他坚持正义、正念，他严于律己，慈以待人，或可以表述为内方外圆。圣人坚持“方”，不仅自己修身，而且能够得到百姓的理解与认同。圣人的方源于其一身正气，圣的不割，乃是因为你一心为民，不与民争，而得民爱戴。 其二，廉而不刿。廉者，锋利也。圣人的过人之处如刀一样锋利，能够快刀斩乱麻一般地处理事情，拨乱反正，虽用狠劲，却能治沉疴。老子曾教诲世人：“夫代司杀者，是谓代大匠斫，希有不伤手矣。”（第74章）圣人替天行道，当怀有敬畏之心，就不敢滥用权力。权力如刀，是双刃的，一面可能会带来噤若寒蝉的效果，一面可能带来烈日炎炎的局面。权力的使用当有如同“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第26章）。不为权力所局，能够超脱权力的诱惑，视有若无。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则权虽廉利亦不伤民。
其三，直而不肆。肆，放肆。圣人做到方正，做到廉利，相对容易。但是要做此两者的同时，不走过头，却是很难的。一个人能够保持正直，走正道，不受诱惑，不贪名利，不迷恋权势，此时却容易犯另一种错误，那就是“为则败之，执者失之”。内心是正直的，精神是高尚的，境界是超脱的，但是思维方式却走向僵化。以正直为乐，自我沉迷，自我欣赏，有时正以此为资本，对自己的同事却做不到宽容，对他人的一点点私利或者错误可能冷嘲热讽。就好比孔夫子曾经看到学生打瞌睡，骂他是朽木不可雕，泥巴抹不上墙。此时的孔夫子以师道尊严为原则，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学生，可以说是“放肆”了，不过，孔夫子事后能够自我反省，改过，并说出来，这正说明其内心之坦荡。所以说，有理有利有节才是做到直而不肆的内在要求。
其四，光而不耀。光代表能量，是光明，能够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别人。但给予别人的温暖也是要适度的，要让人感到舒适、自在，而不要强加给别人。要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为所当为，不为其所不能为。若走过头了，光就不是照亮，而耀眼，由原来的益转变为害了。因此，圣人能注意做到“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只能起辅助作用，不能替别人做主；同时，也注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总之，要时时刻刻注意，真理往前走一步，可能就变成了谬误。不能让爱成为伤害的理由。能力越强的人，责任越大。因为他的能力用得不好，也可能成为伤害他人的帮凶。因此，能不慎乎？
综上所述，老子心目中的祸福观有其独特性，这个独特性体现在，老子是从大格局出发，考察的是社会的幸福，全人类、全社会人的福祉，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成败祸福。老子还在第65章中说道：“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国家的福气在于领导人不以智治国。因为智有所困，以智治国，则上下较劲，以智相争，而各种狡诈之风盛行，如此，则人人不能相亲相爱，而相疑相伤。（《尚书·洪范》有言“五福”，即：“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寿、富、康宁、好德、终命是一个人幸福一生的理想。寿命长且最终能寿终正寝，财富多，而能身体健康，精神空灵，道德高尚，能时常问心无愧，确实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人生了。然而，这样的人不是生存在空气中，这样的人必须依托健康幸福的社会，离开了社会，人是不会幸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子祸福观能够站得高，看得远，从社会建设的角度，为个人的幸福创造良好的环境，其立意真可谓高远。
老子除了对祸福倚伏的辩证关系予以揭示，以及阐发如何保福的十六字心法，他还指出要对“祸”的根源有清醒的認识。他提出“祸莫大于不知足”（第46章），祸根在于人的心志。有些人不能做到老子“弱其志”的要求，而是壮其志，即不断地膨胀自己的欲望，慢慢地只看到利益，而忽视了祸患的可能，这种状态，就是“不知足”。正是“不知足”的心理才让人“心发狂”，即被各种“可欲之物”和“难得之货”所诱惑，于是放弃了自己的道德坚守，而做出了有悖纲常伦理和道义的事情来，终究引火烧身，悔之晚矣。
此外，老子在第69章中说：“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该章虽然字面上是谈战争，但又何尝不能用于人内心的挣扎，即思想斗争。人们常说“胜百万雄兵易，胜心中之敌，难上难”。人的内心时而平静，时而波涛汹涌，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看似平静的心灵深处。而“祸福无门，唯人自召”，这个“自召”说到底指的是人的意志是否坚定，是否能够克制住各种诱惑，如果放弃了设防，亦即“轻敌”，认为冒险一次没关系，但有时可能一次的侥幸心理，带来的是终身的遗憾。因此，老子才一再警告“轻敌”是莫大的祸患，因为正是它几乎或者接近于丧失自己的宝贝，即安身立命之所在，可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