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你听到的撕裂声，是两个巨大经济体开始脱钩的声音。”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感叹着。他曾期许一个不断“变平”的世界，而今却惊讶于它日益醒目的折痕。《金融时报》将“脱钩”选作年度词汇，因为“美中关系的蜕变可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经济事件”。
变迁的节奏出乎意料地迅即。“新冷战”之说不久前还像是可疑的传言，到了2019年已被许多论者当作既成的事实。
“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发明者尼尔·弗格森教授坦言：“在短短一年间，美国人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恐惧骤然上升。曾经只是少数危言耸听者的立场，现在成为华盛顿的新正统。”2019年3月，他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反省自己“读了太多的基辛格”（作为基辛格“钦定”的传记作者），而忽视了老朋友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警告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注定一战”的前景。他相信，“虽然我们未必注定要打一场热战，但我们肯定是走上了一场冷战之路”。
2019年12月，他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正式宣布：“中美国”所描述的伙伴式共生经济关系已不复存在，第二次冷战在2019年已经开始。他认为，新冷战未必是坏事，肯定好过“默许一个中国的世界来接管”，而且还有可能缓和美国内部的政治分歧。至于美国能否再次赢得冷战，弗格森完全没有把握，因为今天中国带来的挑战远非昔日的苏联能够相比。他预期“这场新冷战会变得更冷”，而且将会比特朗普的任期长久得多。
面对剧变的节奏，聪明的弗格森凌乱得露出了机会主义的底色。而矢志不移的理论大师米尔斯·海默则如少年般容光焕发。从其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问世以来，他一直几乎孤独地呼喊着“狼来了”。18年之后，他终于等到了期待的“狼”，也迎来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荣归时刻，后者将在国际政治理论中重新压倒充满幻觉的自由主义理论。72岁的米尔斯·海默2019年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巡演”布道：“自由国际秩序”是“大幻觉”。
无论以“新冷战”还是“脱钩”来判定当下的势态，都暗示着中国与美国的激烈竞争乃至对抗将成定局。但是，过去30年的历史见证了太多论断，起初言之凿凿，转瞬过眼云烟。焦虑不安的时候很容易对盘根错节的脉络失去耐心，并将仓促的惊人之语误作深刻的洞见。
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转向全面的“遏制”战略吗？这取决于对中国的认知。冷战之后，西方对于中国的发展存在3种主要的论述：崩溃论、演变论与威胁论。它们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地占据主导地位。崩溃论者不相信中国会发生亲西方的改变，但将赌注压在中国发展的有限时效性。每年都有分析家考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以及政治隐患，预言这种高速成长不可能长期持续，最终会走向崩溃。演变论者认为，中国在进入自由国际秩序之后，必定被这个秩序所约束和塑造，终将实现和平演化，虽然未必走向“西方化”的道路，但至少能够与西方维持互补合作、良性竞争以及和平共存。而威胁论坚信，中国强劲的崛起以及反西方立场都不可能改变，因此迟早会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
如今，在華盛顿的精英看来，“崩溃”希望渺茫，“演变”遥遥无期，于是“威胁”便成为关于中国的主导性论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崩溃论和演变论虽然衰落却没有灭绝，若今后卷土重来也不会令人意外。
那么，弗格森所谓的“华盛顿的新正统”是什么呢？近两年来，一种“新共识”在西方政界与思想界流传：美国以往基于演变论的对华“接触”战略失败了。不断崛起的中国并未按照西方所期望的那样，温和地融入美国创立并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成为挑战这个秩序的“修正力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 现在应当放弃过去温和的接触战略，代之以更为强硬的方式以“规制”中国，这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理论基础。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当下美国分歧严重的两大政党精英之间罕见的（甚至唯一）的共识， 也是美国外交界、智库以及学术界许多人士的共识。
然而，这种共识会是可靠的吗？基辛格曾对共识问题有过评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卷入的大多数（对朝鲜、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最初都获得了两党广泛的支持共识，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开始瓦解。然后达到一个转折点， 退出战略变成了主要的辩论议题”。他就此总结出一个原则性的教训： “如果进入战争只是为了最后有一个退出战略，那么当初就不应该在那里开始。”这是基辛格2011年在威尔逊中心一次演讲的开场白。8年之后，在中国贸易谈判僵持的时刻，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他这番洞见格外令人回味，对中美双方都是如此。如果发起“新冷战” 最终只是为了停战，那么今天就不应该开始。
实际上，目前的所谓共识主要是消极性的，就是承认必须反省以往对华战略的失误，但并未达成关于“应当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积极共识。正如大卫·兰普顿所指出的那样，当接触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就会出现对于引导性政策的竞争。
在混乱的争议中，我们仍然可以辨识“强硬派”与“审慎派”的不同取向，他们在如何认识与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强硬派的基本取向是坚定“对抗中国”，在媒体、智库、国会和白宫中都有其代表，有些是传统的鹰派人士，也有些是幻灭后的演变论者。
强硬派的政策努力并不那么成功，但有效地提升了威胁论的声音，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红色恐慌”。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上强劲的民族主义与反美话语也传到美国。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下，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发生明显变化。
面对这种趋势，许多审慎的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与不满。《华盛顿邮报》2019年7月3日刊登了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由哈佛荣休教授傅高义和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等5位中国问题专家撰写，同时有95位来自学术界、外交政策界、军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签名联署，其中包括十多位最具声誉的中国研究学者。
联署公开信、谢淑丽等人的报告以及扎卡利亚的文章，都反映出审慎派构想另一种战略选项的努力，实际上是对以往接触战略的更新改造。这种选择试图克服强硬派的简单鲁莽与代价过高的冒险，但也对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判断力和灵活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其可行性还取决于中美双方沟通互动的诚意与效果，因此具有较大的实践难度。强硬派与审慎派都意识到新的挑战，彼此的分歧与竞争在于何种战略才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有效性。
中美贸易谈判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预示着两国关系可能进入一段僵持与拉锯的时期。在新年之初，欧逸文在《纽约客》发表长文《美中较量的未来》。他在两国各界进行大量采访后得出结论说，最可行的未来是“一种不稳定的共存”，这种共存建立在双方都欲求“斗争而不毁灭”的关系基础上。这是一个平庸但可信的剧本。但欧逸文提出了警告：“对每一方而言，最大的风险是盲目，源自无知、傲慢或意识形态的偏见……为了避免灾难发生，双方都必须接受迄今为止尚未接受的真相。”最后他指出，美国要迫使中国回到过去的位置就太天真了，现在要做的是“与中国未来的道德愿景展开竞争”。
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但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许多惊天动地的变革在之前完全难以想象。
在宏观的视野中，文明从来是彼此遭遇的，始于隔膜与误解，经由漫长反复的竞争和冲突，伴随艰难的对话和理解，促成相互塑造和转变，最终得以汇聚在一个求同存异、和平共存的近身世界，虽然远不是“天下大同”。或许，世界历史在当代最宏伟的戏剧正拉开帷幕，只是没有现成的剧本。
（摘自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以来的西方》）
变迁的节奏出乎意料地迅即。“新冷战”之说不久前还像是可疑的传言，到了2019年已被许多论者当作既成的事实。
“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发明者尼尔·弗格森教授坦言：“在短短一年间，美国人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恐惧骤然上升。曾经只是少数危言耸听者的立场，现在成为华盛顿的新正统。”2019年3月，他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反省自己“读了太多的基辛格”（作为基辛格“钦定”的传记作者），而忽视了老朋友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警告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注定一战”的前景。他相信，“虽然我们未必注定要打一场热战，但我们肯定是走上了一场冷战之路”。
2019年12月，他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正式宣布：“中美国”所描述的伙伴式共生经济关系已不复存在，第二次冷战在2019年已经开始。他认为，新冷战未必是坏事，肯定好过“默许一个中国的世界来接管”，而且还有可能缓和美国内部的政治分歧。至于美国能否再次赢得冷战，弗格森完全没有把握，因为今天中国带来的挑战远非昔日的苏联能够相比。他预期“这场新冷战会变得更冷”，而且将会比特朗普的任期长久得多。
面对剧变的节奏，聪明的弗格森凌乱得露出了机会主义的底色。而矢志不移的理论大师米尔斯·海默则如少年般容光焕发。从其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问世以来，他一直几乎孤独地呼喊着“狼来了”。18年之后，他终于等到了期待的“狼”，也迎来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荣归时刻，后者将在国际政治理论中重新压倒充满幻觉的自由主义理论。72岁的米尔斯·海默2019年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巡演”布道：“自由国际秩序”是“大幻觉”。
无论以“新冷战”还是“脱钩”来判定当下的势态，都暗示着中国与美国的激烈竞争乃至对抗将成定局。但是，过去30年的历史见证了太多论断，起初言之凿凿，转瞬过眼云烟。焦虑不安的时候很容易对盘根错节的脉络失去耐心，并将仓促的惊人之语误作深刻的洞见。
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转向全面的“遏制”战略吗？这取决于对中国的认知。冷战之后，西方对于中国的发展存在3种主要的论述：崩溃论、演变论与威胁论。它们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地占据主导地位。崩溃论者不相信中国会发生亲西方的改变，但将赌注压在中国发展的有限时效性。每年都有分析家考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以及政治隐患，预言这种高速成长不可能长期持续，最终会走向崩溃。演变论者认为，中国在进入自由国际秩序之后，必定被这个秩序所约束和塑造，终将实现和平演化，虽然未必走向“西方化”的道路，但至少能够与西方维持互补合作、良性竞争以及和平共存。而威胁论坚信，中国强劲的崛起以及反西方立场都不可能改变，因此迟早会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
如今，在華盛顿的精英看来，“崩溃”希望渺茫，“演变”遥遥无期，于是“威胁”便成为关于中国的主导性论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崩溃论和演变论虽然衰落却没有灭绝，若今后卷土重来也不会令人意外。
那么，弗格森所谓的“华盛顿的新正统”是什么呢？近两年来，一种“新共识”在西方政界与思想界流传：美国以往基于演变论的对华“接触”战略失败了。不断崛起的中国并未按照西方所期望的那样，温和地融入美国创立并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成为挑战这个秩序的“修正力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 现在应当放弃过去温和的接触战略，代之以更为强硬的方式以“规制”中国，这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理论基础。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当下美国分歧严重的两大政党精英之间罕见的（甚至唯一）的共识， 也是美国外交界、智库以及学术界许多人士的共识。
然而，这种共识会是可靠的吗？基辛格曾对共识问题有过评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卷入的大多数（对朝鲜、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最初都获得了两党广泛的支持共识，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开始瓦解。然后达到一个转折点， 退出战略变成了主要的辩论议题”。他就此总结出一个原则性的教训： “如果进入战争只是为了最后有一个退出战略，那么当初就不应该在那里开始。”这是基辛格2011年在威尔逊中心一次演讲的开场白。8年之后，在中国贸易谈判僵持的时刻，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他这番洞见格外令人回味，对中美双方都是如此。如果发起“新冷战” 最终只是为了停战，那么今天就不应该开始。
实际上，目前的所谓共识主要是消极性的，就是承认必须反省以往对华战略的失误，但并未达成关于“应当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积极共识。正如大卫·兰普顿所指出的那样，当接触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就会出现对于引导性政策的竞争。
在混乱的争议中，我们仍然可以辨识“强硬派”与“审慎派”的不同取向，他们在如何认识与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强硬派的基本取向是坚定“对抗中国”，在媒体、智库、国会和白宫中都有其代表，有些是传统的鹰派人士，也有些是幻灭后的演变论者。
强硬派的政策努力并不那么成功，但有效地提升了威胁论的声音，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红色恐慌”。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上强劲的民族主义与反美话语也传到美国。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下，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发生明显变化。
面对这种趋势，许多审慎的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与不满。《华盛顿邮报》2019年7月3日刊登了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由哈佛荣休教授傅高义和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等5位中国问题专家撰写，同时有95位来自学术界、外交政策界、军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签名联署，其中包括十多位最具声誉的中国研究学者。
联署公开信、谢淑丽等人的报告以及扎卡利亚的文章，都反映出审慎派构想另一种战略选项的努力，实际上是对以往接触战略的更新改造。这种选择试图克服强硬派的简单鲁莽与代价过高的冒险，但也对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判断力和灵活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其可行性还取决于中美双方沟通互动的诚意与效果，因此具有较大的实践难度。强硬派与审慎派都意识到新的挑战，彼此的分歧与竞争在于何种战略才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有效性。
中美贸易谈判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预示着两国关系可能进入一段僵持与拉锯的时期。在新年之初，欧逸文在《纽约客》发表长文《美中较量的未来》。他在两国各界进行大量采访后得出结论说，最可行的未来是“一种不稳定的共存”，这种共存建立在双方都欲求“斗争而不毁灭”的关系基础上。这是一个平庸但可信的剧本。但欧逸文提出了警告：“对每一方而言，最大的风险是盲目，源自无知、傲慢或意识形态的偏见……为了避免灾难发生，双方都必须接受迄今为止尚未接受的真相。”最后他指出，美国要迫使中国回到过去的位置就太天真了，现在要做的是“与中国未来的道德愿景展开竞争”。
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但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许多惊天动地的变革在之前完全难以想象。
在宏观的视野中，文明从来是彼此遭遇的，始于隔膜与误解，经由漫长反复的竞争和冲突，伴随艰难的对话和理解，促成相互塑造和转变，最终得以汇聚在一个求同存异、和平共存的近身世界，虽然远不是“天下大同”。或许，世界历史在当代最宏伟的戏剧正拉开帷幕，只是没有现成的剧本。
（摘自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以来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