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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开创了国际视野下从多学科角度综合研究中国考古学问题的先河。相较夏鼐在专业领域内的崇高地位，学界关于夏鼐生平事迹和学术经历的论述则显得单薄，除2010年出版的《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一书齐全地收录诸多纪念文章外，仅有2016年出版的胡文怡著《认识夏鼐——以<夏鼐日记>为中心》。新近出版的王世民著《夏鼐传稿》，内容翔实，文字平实，正文30余万字，分为十一章，另附数万字生平事迹年表，并插入不同时期的数十幅照片。同样是今年出版的夏鼐先生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中文版也为夏鼐学术思想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王世民先生于1953年初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时，曾聆听夏鼐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课程。1956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在夏鼐身边从事了30余年的秘书工作和重点编撰工作。多年来学习、共事乃至生活的经历，使得王世民成为目前健在的最熟悉和理解夏鼐人生轨迹、道德文章、学术思想的“亲密弟子”之一。夏鼐先生去世后，王世民一方面负责整理夏鼐的论著资料，主编《夏鼐文集》（2000年版、2017年版）、《夏鼐日记》（十卷）、《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等书，参与编撰《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积累了大量珍贵材料；另一方面，他陆续撰写的《夏鼐先生治学之路》《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引航掌舵——夏鼐先生的学术人生》等文章，为《夏鼐传稿》的写作及不断完善理清思路。
新中国成立前，夏鼐在埃及考古学、中国史前考古学和历史时期考古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已经蜚声国内外考古學界，深厚的学养使他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业已成竹在胸。1950年，夏鼐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后任所长，成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正如胡乔木所言，“夏鼐同志和他的合作者们，开创了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新时代”，新中国考古学取得的“这一切成就是跟夏鼐同志1950年以来在考古工作中的创造性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夏鼐同志的毕生鲜血，部分地凝聚在他许多第一流的考古学论著中，更多地凝聚在新中国考古事业巨大发展的实绩中”。2020年初，王世民曾刊发《夏鼐与新中国考古学——纪念夏鼐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一文，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夏鼐对考古学发展的重要贡献，而《夏鼐传稿》以更多事迹、更大篇幅、更全面视角，进一步展现了夏鼐被誉为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的应有之义。
夏鼐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
《传稿》中提到，夏鼐在大学期间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已有深刻理解，并且熟知现代社会学不同流派的状况，曾撰文批判著名德国社会学家奥本海默的国家学说。夏鼐深受中国传统史学和“史语所”奉行的“实证主义”影响，坚持从考古材料出发，这与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殊途同归。新中国成立后，夏鼐系统地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撰写了学习心得《<实践论>与考古工作——学习<实践论>的笔记》，结合田野考古工作对实践观的内容做出精辟的阐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认同。夏鼐始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制定考古工作的方针、政策，在具体工作中遵循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处理事务。夏鼐曾指出“1949年以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个新阶段的首要标志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考古工作的理论基础。但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不只是由于这些理论出于马克思，而是由于它符合于客观的真理，符合于考古实践中所证实的客观真理”。《传稿》特别提到1978年夏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判“两个估计”的座谈会上，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比“真理标准”大讨论早了三个月。夏鼐在考古工作中坚定不移地贯彻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奠定了新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思想基础。
夏鼐与中国考古学“世界观”
考古学是什么？如何认识考古学？是考古学最基本，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1941年夏鼐留学刚回国时在昆明演讲，开宗明义其谈论的考古学是“狭义的考古学”，即“古物学”，同时以“埃及学”为例，隐晦指出“狭义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密切联系。民国时期，起步阶段的中国考古学还不完全具备进行考古学理论探讨的必要性和条件，但显然夏鼐对考古学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理论基础。1953年夏鼐在北大考古专业授课时引用了《苏联大百科全书》关于考古学的定义——“根据实物的史料来研究人类历史的过去”的科学，强调考古学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根据实物的史料来恢复古代社会的全貌”。1955年，夏鼐修订了北大授课的《考古学通论讲义》，提出“文献与实物二者对历史科学就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的论断，生动地表述狭义历史学、考古学和历史科学三者间的关系，同时明确历史唯物主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将考古学的研究目标延伸到阐明历史发展规律的更深层次意义上。但是，基于“考古学”定义的规范性、严肃性和准确性，直到《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出版前，夏鼐始终没有给考古学下过完整定义。《传稿》指出，夏鼐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主编，“最费力的是撰写卷前全面论述考古学科内容的概括性特长条”，他查阅大量国内外资料，“进行了周密的思考，经过半年多时间，亲自写完该特长条的第一节‘考古学的定义和特点’”。夏鼐将考古学定义为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考古研究所得的历史知识，有时还可引申为记述这种知识的书籍；第二种含义是指借以获得这种知识的考古方法和技术；第三种含义是指理论性的研究和解释，用于阐明包括在各种考古资料中的因果关系，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对考古学定义和特点所作经典性的论述，集中体现了夏鼐的学术思想，至今仍被奉为圭臬。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理论学习的推进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夏鼐不断深化对考古学的认识，逐步形塑了中国考古学的“世界观”，即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基本立场和发展方向，成为中国特色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鼐与中国考古学“方法论”
夏鼐继承了“实证学派”的学术思想，重视材料的考据，加之长期忙于政治学习和业务指导，更关注于具体方案的实施，因而常被误解为不重视理论。实际上无论是对类型学、地层学的运用，还是“考古学文化”的定名，无不体现夏鼐对考古学方法论深谙于心。《传稿》记述夏鼐的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对近2000件埃及串珠进行类型学分析，解决了串珠的编年问题，至今在该领域无出其右。留学回国后不久，夏鼐在甘肃洮河流域考古发掘获得的地层学和类型学证据，修正了安特生关于这一区域新石器文化序列的错误认识。夏鼐不仅完全掌握了两种方法论，并且在指导考古工作方面取得了重要收获。50年代末期，配合基建的考古新材料涌现，加之受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大跃进”运动的波及，考古学界出现了思想混乱，表现之一就是部分考古学者对“考古学文化”概念模糊不清、认识不统一，影响了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夏鼐于1959年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从理论上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为此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扫清了道路。
夏鼐开创中国田野考古发展新局面
《传稿》记录夏鼐在田野考古发掘方面的贡献着墨较多。夏鼐留学英国，跟随田野考古学大师惠勒教授学习，并在英国、埃及、巴勒斯坦等地参与考古发掘，掌握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技术和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夏鼐多次带队赴河南、湖南等地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手把手向年轻的同仁传授发掘经验，极大提高了他们的考古实践能力，尤其是1950年辉县琉璃河车马坑的发掘，第一次完成木质马车遗迹的剥剔工作，引起国际考古学界的关注，展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的技术水平。
夏鼐注重考古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直接参与“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筹办，训练班考古课程中最重要的“田野考古方法”均由夏鼐亲自讲授，并多次参与指导训练班田野考古实习。此外，夏鼐还长期担任北大考古学专业通论课程的老师，为考古所见习员训练班讲授《田野考古方法》课程；根据课程记录的讲义，如《田野考古序论》《田野考古方法》等，成为很长一段时期内指导全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宝书”。这些举措为全国培养了田野考古骨干，普及科学发掘方法，夯实中国田野考古学发展的根基，田野考古成为中国考古研究的主流。后来的一些重要考古发掘项目，北京明定陵的发掘在夏鼐指导下进行，曾抱病深入墓穴，匍匐清理万历帝后棺内的散乱文物，早为大家熟知；其他如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地、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他都曾亲临现场指导。夏鼐每到一地，都要下到墓坑（探坑）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绝不是老爷式的忽悠一番。直到他突然与世长辞前几天，还曾远道去洛阳附近，视察偃师商代早期城址的发掘工作。
夏鼐与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建设
1949年初，移居臺湾的高去寻在致夏鼐信中说：“目前能领导全盘考古事业者唯兄与（李）济之先生……积极为将来之中国考古事业计划奋斗。”一语成谶，回顾1950—1960年代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整体情况，夏鼐较好地完成了对新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全局的把握。1950年代，大学考古学专业和考古学训练班培养了大批田野考古人才，提高了田野发掘技术，配合基本建设，发掘出土了大量古代文物，经过科学发掘的材料成为考古研究的基础。《传稿》指出，夏鼐曾于1956年参与考古学十二年远景规划，虽未能正式实施，但极大增强了考古研究的课题意识，后又几次主持制定规划。历次规划，合理地安排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考古的各项工作，既体现了夏鼐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又是建立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1962年夏鼐撰写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从理论高度总结中国考古学的六个基本课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夏鼐敏锐地最早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多元论这一前瞻性的重大课题，进一步落实运用自然科学方法解决考古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一系列基于中国考古学发展实际情况，同时具有先见之明的见解全面推进了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设。20世纪70年代末，夏鼐主持召开“全国考古学科规划会议”，提出“建成体制合理、门类齐全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体系”的最终目标，成为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指导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纲领性指南。1983年，夏鼐又适时地将“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至关重要的课题，提到议事日程，为中国考古学研究进一步指明努力的方向。
此外，《传稿》特别指出，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与夏鼐主导缔造的严谨求实的学风息息相关。夏鼐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始终强调遵循田野考古基本操作规程的重要性，反对在田野工作中不肯亲自动手的“老爷”作风。即便在“大跃进”的年代，他也坚决抵制考古工作中出现的歪风邪气。夏鼐长期担任中国考古学权威刊物《考古学报》和《考古》的主编，始终亲自对稿件的审校严格把关，有错必纠，廓清殷代已有熟铁、西晋已知炼铝等误判，确保刊物质量，维护了中国考古学的声誉；夏鼐主持中国考古学会年会期间，坚持勤俭办会，会议主题鲜明，求真务实，形成了良好会风；夏鼐始终站在文物保护的最前线，对内力争重要遗址所在的电厂另迁新址，对外制止企图擅自进行的涉外考古活动，为推动制定、实施和贯彻《文物保护法》而不遗余力。
当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强调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回顾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夏鼐对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实践、各种规章制度等方面，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以夏鼐为核心的老一辈考古学人，奠定了新中国考古学的基础，开创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格局，为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做出了卓越贡献。2020年是夏鼐先生诞辰110周年，《夏鼐传稿》的出版为学习与研究夏鼐的学术思想和道德风范提供了极佳的教材。这对于认真学习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考古学，是有重要帮助的。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
王世民先生于1953年初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时，曾聆听夏鼐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课程。1956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在夏鼐身边从事了30余年的秘书工作和重点编撰工作。多年来学习、共事乃至生活的经历，使得王世民成为目前健在的最熟悉和理解夏鼐人生轨迹、道德文章、学术思想的“亲密弟子”之一。夏鼐先生去世后，王世民一方面负责整理夏鼐的论著资料，主编《夏鼐文集》（2000年版、2017年版）、《夏鼐日记》（十卷）、《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等书，参与编撰《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积累了大量珍贵材料；另一方面，他陆续撰写的《夏鼐先生治学之路》《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引航掌舵——夏鼐先生的学术人生》等文章，为《夏鼐传稿》的写作及不断完善理清思路。
新中国成立前，夏鼐在埃及考古学、中国史前考古学和历史时期考古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已经蜚声国内外考古學界，深厚的学养使他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业已成竹在胸。1950年，夏鼐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后任所长，成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正如胡乔木所言，“夏鼐同志和他的合作者们，开创了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新时代”，新中国考古学取得的“这一切成就是跟夏鼐同志1950年以来在考古工作中的创造性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夏鼐同志的毕生鲜血，部分地凝聚在他许多第一流的考古学论著中，更多地凝聚在新中国考古事业巨大发展的实绩中”。2020年初，王世民曾刊发《夏鼐与新中国考古学——纪念夏鼐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一文，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夏鼐对考古学发展的重要贡献，而《夏鼐传稿》以更多事迹、更大篇幅、更全面视角，进一步展现了夏鼐被誉为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的应有之义。
夏鼐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
《传稿》中提到，夏鼐在大学期间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已有深刻理解，并且熟知现代社会学不同流派的状况，曾撰文批判著名德国社会学家奥本海默的国家学说。夏鼐深受中国传统史学和“史语所”奉行的“实证主义”影响，坚持从考古材料出发，这与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殊途同归。新中国成立后，夏鼐系统地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撰写了学习心得《<实践论>与考古工作——学习<实践论>的笔记》，结合田野考古工作对实践观的内容做出精辟的阐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认同。夏鼐始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制定考古工作的方针、政策，在具体工作中遵循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处理事务。夏鼐曾指出“1949年以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个新阶段的首要标志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考古工作的理论基础。但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不只是由于这些理论出于马克思，而是由于它符合于客观的真理，符合于考古实践中所证实的客观真理”。《传稿》特别提到1978年夏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判“两个估计”的座谈会上，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比“真理标准”大讨论早了三个月。夏鼐在考古工作中坚定不移地贯彻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奠定了新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思想基础。
夏鼐与中国考古学“世界观”
考古学是什么？如何认识考古学？是考古学最基本，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1941年夏鼐留学刚回国时在昆明演讲，开宗明义其谈论的考古学是“狭义的考古学”，即“古物学”，同时以“埃及学”为例，隐晦指出“狭义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密切联系。民国时期，起步阶段的中国考古学还不完全具备进行考古学理论探讨的必要性和条件，但显然夏鼐对考古学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理论基础。1953年夏鼐在北大考古专业授课时引用了《苏联大百科全书》关于考古学的定义——“根据实物的史料来研究人类历史的过去”的科学，强调考古学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根据实物的史料来恢复古代社会的全貌”。1955年，夏鼐修订了北大授课的《考古学通论讲义》，提出“文献与实物二者对历史科学就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的论断，生动地表述狭义历史学、考古学和历史科学三者间的关系，同时明确历史唯物主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将考古学的研究目标延伸到阐明历史发展规律的更深层次意义上。但是，基于“考古学”定义的规范性、严肃性和准确性，直到《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出版前，夏鼐始终没有给考古学下过完整定义。《传稿》指出，夏鼐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主编，“最费力的是撰写卷前全面论述考古学科内容的概括性特长条”，他查阅大量国内外资料，“进行了周密的思考，经过半年多时间，亲自写完该特长条的第一节‘考古学的定义和特点’”。夏鼐将考古学定义为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考古研究所得的历史知识，有时还可引申为记述这种知识的书籍；第二种含义是指借以获得这种知识的考古方法和技术；第三种含义是指理论性的研究和解释，用于阐明包括在各种考古资料中的因果关系，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对考古学定义和特点所作经典性的论述，集中体现了夏鼐的学术思想，至今仍被奉为圭臬。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理论学习的推进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夏鼐不断深化对考古学的认识，逐步形塑了中国考古学的“世界观”，即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基本立场和发展方向，成为中国特色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鼐与中国考古学“方法论”
夏鼐继承了“实证学派”的学术思想，重视材料的考据，加之长期忙于政治学习和业务指导，更关注于具体方案的实施，因而常被误解为不重视理论。实际上无论是对类型学、地层学的运用，还是“考古学文化”的定名，无不体现夏鼐对考古学方法论深谙于心。《传稿》记述夏鼐的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对近2000件埃及串珠进行类型学分析，解决了串珠的编年问题，至今在该领域无出其右。留学回国后不久，夏鼐在甘肃洮河流域考古发掘获得的地层学和类型学证据，修正了安特生关于这一区域新石器文化序列的错误认识。夏鼐不仅完全掌握了两种方法论，并且在指导考古工作方面取得了重要收获。50年代末期，配合基建的考古新材料涌现，加之受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大跃进”运动的波及，考古学界出现了思想混乱，表现之一就是部分考古学者对“考古学文化”概念模糊不清、认识不统一，影响了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夏鼐于1959年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从理论上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为此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扫清了道路。
夏鼐开创中国田野考古发展新局面
《传稿》记录夏鼐在田野考古发掘方面的贡献着墨较多。夏鼐留学英国，跟随田野考古学大师惠勒教授学习，并在英国、埃及、巴勒斯坦等地参与考古发掘，掌握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技术和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夏鼐多次带队赴河南、湖南等地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手把手向年轻的同仁传授发掘经验，极大提高了他们的考古实践能力，尤其是1950年辉县琉璃河车马坑的发掘，第一次完成木质马车遗迹的剥剔工作，引起国际考古学界的关注，展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的技术水平。
夏鼐注重考古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直接参与“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筹办，训练班考古课程中最重要的“田野考古方法”均由夏鼐亲自讲授，并多次参与指导训练班田野考古实习。此外，夏鼐还长期担任北大考古学专业通论课程的老师，为考古所见习员训练班讲授《田野考古方法》课程；根据课程记录的讲义，如《田野考古序论》《田野考古方法》等，成为很长一段时期内指导全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宝书”。这些举措为全国培养了田野考古骨干，普及科学发掘方法，夯实中国田野考古学发展的根基，田野考古成为中国考古研究的主流。后来的一些重要考古发掘项目，北京明定陵的发掘在夏鼐指导下进行，曾抱病深入墓穴，匍匐清理万历帝后棺内的散乱文物，早为大家熟知；其他如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地、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他都曾亲临现场指导。夏鼐每到一地，都要下到墓坑（探坑）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绝不是老爷式的忽悠一番。直到他突然与世长辞前几天，还曾远道去洛阳附近，视察偃师商代早期城址的发掘工作。
夏鼐与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建设
1949年初，移居臺湾的高去寻在致夏鼐信中说：“目前能领导全盘考古事业者唯兄与（李）济之先生……积极为将来之中国考古事业计划奋斗。”一语成谶，回顾1950—1960年代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整体情况，夏鼐较好地完成了对新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全局的把握。1950年代，大学考古学专业和考古学训练班培养了大批田野考古人才，提高了田野发掘技术，配合基本建设，发掘出土了大量古代文物，经过科学发掘的材料成为考古研究的基础。《传稿》指出，夏鼐曾于1956年参与考古学十二年远景规划，虽未能正式实施，但极大增强了考古研究的课题意识，后又几次主持制定规划。历次规划，合理地安排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考古的各项工作，既体现了夏鼐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又是建立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1962年夏鼐撰写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从理论高度总结中国考古学的六个基本课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夏鼐敏锐地最早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多元论这一前瞻性的重大课题，进一步落实运用自然科学方法解决考古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一系列基于中国考古学发展实际情况，同时具有先见之明的见解全面推进了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设。20世纪70年代末，夏鼐主持召开“全国考古学科规划会议”，提出“建成体制合理、门类齐全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体系”的最终目标，成为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指导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纲领性指南。1983年，夏鼐又适时地将“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至关重要的课题，提到议事日程，为中国考古学研究进一步指明努力的方向。
此外，《传稿》特别指出，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与夏鼐主导缔造的严谨求实的学风息息相关。夏鼐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始终强调遵循田野考古基本操作规程的重要性，反对在田野工作中不肯亲自动手的“老爷”作风。即便在“大跃进”的年代，他也坚决抵制考古工作中出现的歪风邪气。夏鼐长期担任中国考古学权威刊物《考古学报》和《考古》的主编，始终亲自对稿件的审校严格把关，有错必纠，廓清殷代已有熟铁、西晋已知炼铝等误判，确保刊物质量，维护了中国考古学的声誉；夏鼐主持中国考古学会年会期间，坚持勤俭办会，会议主题鲜明，求真务实，形成了良好会风；夏鼐始终站在文物保护的最前线，对内力争重要遗址所在的电厂另迁新址，对外制止企图擅自进行的涉外考古活动，为推动制定、实施和贯彻《文物保护法》而不遗余力。
当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强调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回顾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夏鼐对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实践、各种规章制度等方面，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以夏鼐为核心的老一辈考古学人，奠定了新中国考古学的基础，开创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格局，为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做出了卓越贡献。2020年是夏鼐先生诞辰110周年，《夏鼐传稿》的出版为学习与研究夏鼐的学术思想和道德风范提供了极佳的教材。这对于认真学习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考古学，是有重要帮助的。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