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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性别政治化导致了性少数群体的崛起，与之相关的文艺作品也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后现代开始，同性恋题材就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艺术创作素材。中国现当代以同性恋题材作为对象来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并不少，其中不乏大量具有时代意义且内容深刻的作品。作品《邹氏女》通过对特定环境、特定时代下邹今图和张雨荷之间的同性恋情的描写，来体现作者“以情索命”的情感主题，并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现当代同性恋题材作品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关键词：《邹氏女》;同性恋文化;邹今图;张雨荷;章诒和;以情索命
《邹氏女》是章诒和情罪小说系列之第三部，主角是邹今图，第一叙述人是张雨荷，邹今图和张雨荷有情爱。这是一个发生在特殊时期女子监狱的故事，她们大多对于这个社会有着复杂的认知，同样的，对于爱情也有着复杂的认知。
一、邹今图其人
邹今图出生在一个殷实之家，父亲邹开远是做药铺生意的，娶得茶庄独女金氏。可惜时代变迁，家道中落，父亲早逝，唯一撑起她的家的是一个叫留玖的丫鬟。丫鬟留玖不嫁人，但不代表没有情爱，她似乎是喜欢邹今图的母亲。被留玖养大的邹今图在性取向方面多少也是受了些影响。后来，邹今图因为公社黄牛的死而入狱，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二十年。女子监狱里没有男人，邹今图结实能干几乎被当做了男丁使用，所以她被视为和其他女犯人不同的存在。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邹今图便有了资本，有了能够交换爱情的资本——她有了闪光点，有了能够爱上她的人。她也选择了去爱，并通过自己的这些闪光点和优势暗地里去帮助自己的恋人。在张雨荷之前，邹今图有过一个恋人，叫黄君树，她是邹今图会把玉米面馍馍偷偷塞进她搪瓷缸子的人，也是邹今图愿意和她一起受酷刑的人。之后碰上了张雨荷，她也是用付出去打动。她给张雨荷半夜揉撑坏的肚子，搬木材时用自己的双手托举张雨荷，还在割草时给张雨荷最锋利的镰刀。只是她所恋着的人，大多都不是自己可以相依相守的人，所以最后的邹今图也只是孤单刑满出狱哭跪在邹家坟前。她最后留给张雨荷的那句：“记得就是报答。”释然之中实际上包含着多少的无奈与心酸。
很难说章诒和塑造的邹今图这个人物全面丰满。章诒和花了大量的笔墨去写了邹今图的身世家庭，写了留玖，但是并没有去刻画邹今图本人，特别是后面的监狱部分的描写。读者对于邹今图的印象几乎完全都是来自别人的议论。章诒和想要写的人实在是太多，她需要把每个犯人都顾及到，所以就造成了主角不知道到底是谁。再加上邹今图的身世，全篇真正去描绘邹今图的部分真的是很少。所以，会有读者认为整片文章读下来邹今图只留下了一个剪影。
简单剪影下的邹今图，是个某些方面比男人还要帅气潇洒的形象，也是个不断寻觅情感的“情感渴望者”。很小就失去父亲的她，虽然有留玖的照顾，在情感中可能永远会缺少一部分。入监狱之后，她也仍旧保持着一份寻找爱情的心。这也就为她和张雨荷产生情愫做了铺垫，我们可以在作品中很清晰地看到邹今图始终是她与张雨荷感情的那个主动者，她主动去接近、去帮助，甚至最后都是她主动在这份情感中索取回应。她渴望爱情，不惜在感情中循循善诱，引导着对方去爱。实际上，邹今图完全贯彻着章诒和“以情索命”的创作概念，她在小说中的存在几乎就是为了去爱。而邹今图的“以情索命”这种对于爱情极度渴望的状态，是有铺垫的，这一铺垫就是邹今图从小就是生长在一个极度缺少爱的环境中。章诒和“以情索命”系列书籍的女主几乎都有这样的特点，受过情伤或者情路坎坷。
二、张雨荷其人
章诒和在《邹氏女》“后记”中坦言，剧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她有意无意地叙述了身边人的故事。作者从幼年到成年接触了无数同性恋者，从他们的事迹中也得到了体悟，于是把自己的感悟写在书里，用自己的感觉创造了同性恋角色。
张雨荷作为整个监狱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个，对于整个监狱所发生的一切虽然有着一种参与和融入，可是实际上我们还是隐隐感觉到了一种距离感。她与监狱的大多数人不同，她年轻、学历高，并且有着等待着她出去的家人。所以她既不如监狱中的一些人那样“堕落”，也不如大多数那样“绝望”。“夏虫不可语冰”，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所以仔细阅读可以发现，张雨荷对于整个监狱的事情的认知都带着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有时甚至会带有一种游客似的新奇——她总是愿意去了解，她有着和其他狱友不同的余裕。章诒和笔下的张雨荷，更像是一个无意间落入监狱这个大炼炉中的旁观者或者记录者。
这种旁观状态，让张雨荷在心理层面保有着自己的完整。我们可以说，张雨荷还是一个健全的人。她几乎是整个监狱里最为“堂堂正正”的人。所以，她会计较、去斗争，更会沉思和分析生活。实际上，章诒和写过的“情罪系列”小说中大多数的主人公对于生活和命运本身都有一种怯懦和惧怕，她们被命运推着走，她们被迫着去伤害，成为了罪人。于是，她们不敢去思考和分析生活，光是被迫活着就已经浪费掉了她们所有的力气。她们顶多会哭诉和感叹。而张雨荷不同，她积极优秀，有着新社会青年该有的一切，潜意识中充满着希望，她敢去想，敢去爱，敢去思考自己之于生活、生活之于自己的意义。她可以判定自己的处境，见证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相较于其他的狱友，她是最具有观察者心态的一个，某种程度上，像一个拿了电影票看4D电影的观众。全书最后，章诒和把张雨荷塑造成一个呆板刻薄的脱离社会的形象。监狱里的张雨荷活脱脱是“简爱”和“斯嘉丽”的结合体，既自尊自爱，又不拘一格，让人实在无法接受她出狱后是一个三点一线素面朝天的干燥冷漠的女人。她的未来应该会有很多可能性，但是可能注定也是像章诒和本人一样成为一个作家，因为她见证了太多，也爱过，故事和情感多得要从心底冒出来。
三、章诒和笔下的同性之情与“以情索命”
同性文化其实是一种将性欲扩大化的文化，由于避免了生殖負担，而把同性之爱作为一种纯粹的性与爱的狂欢，有很多同性恋者会痴迷于性事，因为他们的性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是纯粹意义上的肉体狂欢。 章诒和提出“以情索命”的观点，与同性恋直击生命本质的这一感性狂欢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共鸣。但是，可能也是因为她对于这种狂热的情感特质的描写过于有了野心，《邹氏女》才被诟病为不完善。
整部小说里对于邹今图和张雨荷的情感很多地都是以“抚慰”“激情”这类情形出现的。这就使两位同性恋的形象显得单薄而片面。她们并没有循序渐进的情感确认，只在最后突兀地用镰刀割手，表现自己的“以情索命”。她们甚至都不曾互相倾吐过情话，只不过认识一些时日就草草地滚到了一起。章诒和把这种情况在后记里解释为监狱的艰苦，“握手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可以握到麻木不仁。但是你到了监狱，感觉就彻底变了，突然有个人的指尖无意碰到的肌肤，尽管她也是个女的，但自己可以激动得浑身颤抖，彻夜回想，希望她再抚摸你”。她把一切的情感都归为性欲了，她一直在书中强调的“以情索命”，实际上读者看到了很少量的“情”。当然也存在一定意义上的情，大多数是“惺惺相惜”的同情而不是爱情。
这所反映出来的是——章诒和还是个异性恋者，她还是把同性恋者落入俗套地作为一种志怪来描写。无论是从大量着笔描写的狱友对于邹今图的议论来讲，还是从“后记”里把同性恋者的事迹作为一种不同寻常的故事来描写而言，章诒和都是十足的“非同性恋”。
章诒和实际上并没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创作状态，甚至说她在写作之前没有做好足够的功课，没有去真正地了解同性文化。她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认识和价值观，完全还是一个主流异性恋文化熏陶者所拥有的把同性恋者作为异化者的价值观。这样创作的作品，“同性恋者”的出现就不得不成为一个噱头。
在这里需要提到白先勇的《孽子》。这部小说对于同性恋者的描写是十分成功且到位的。从行文方式上讲同《邹氏女》一样是以同性恋者为第一视角的，但《孽子》中男主的描写主观性很强，这样就使读者读文时摈弃了一些主流观点对于同性恋者的认知，把同性恋者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理解，从而感知他们的一言一行、一思一想与普通人无异，他们是值得我们去理解、去关怀的。这种不动声色去打破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藩篱的行为，体现了白先勇高超的创作技巧与良苦用心。另外，从主人公上考虑，白先勇从男妓这一“异类中的异类”着手，不动声色地讲述着一点一滴的情感累积。章诒和笔下人物虽然也有一定量笔墨的相处过程的描写，可是多了很多刻意的成分，总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少了家长里短的烟火气，所以读来并不感人，同时觉得情感的产生与形成十分跳跃。章诒和所强调的“以情索命”实际上自己并没有彻底描写是怎样的“情”，她把目光放到了情欲，却忘记了两者相恋必定是源自于“情感”，有了情感之后所产生的欲望才是爱情的欲望。她在“后记”中提到白先勇也着重了欲望的描写，却没有意识到白先勇作品中的欲望描写是凌驾在大量情感描写铺垫上的。
同样是同性恋群体的描写，白先勇的作品真实感人，章诒和的却逊色一些。从根本上讲就是视角的不同。白先勇先生作为一名同性恋者，他对同性恋首先完成了自我认知，并且在之后的成长中也实现了对同相恋者真正的社会认知。而章诒和并不是，她作为一个异性恋者有着成体系的异性恋“三观”，创作作品的初衷是源自于自己对于同性志怪故事的感叹和自己在特殊环境中由性别认知错乱引起的对同性的性欲冲动，她又把性和爱过分地联系在了一起。
四、《邹氏女》的爱情是“境遇下的爱情”
章诒和并不是一个同性恋者，所以章诒和本人根本就写不出来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的故事。她所描写的只不过是在当时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发生的具有戏剧性的人物情感故事。这个故事又恰恰暧昧地和后现代的“火热的”性少数文化搭上了边。如果深刻分析，她所塑造的邹今图和张雨荷其实也称不上真正的同性恋者——她们只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场景走到一起的一对惺惺相惜的情窦初开的少女罢了。
我们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邹今图和张雨荷所在的这个监狱里面不是年老色衰的妇人们，就是野蛮不堪的女流氓，还有就是风韵犹存的俏妇人。她们大多都经历过风月，知道男女之事，有的甚至情史丰富。但是，邹今图和张雨荷与她们不同，年轻有活力，而且情史空白，在情感方面都保持着一份纯洁和天真。她们的原生环境在那个时代都算得上较好，哪怕是父亲早亡的邹今图也是有人疼爱着长大的，这就可能会让她们在潜意识里产生与监狱其他人不大相同的情感观。她们不会对情欲过分专注，她们更认可纯粹的情感，更渴望一份理想的爱情。这就给她们的相知相守提供了一种动机，这种动机并不是心理学上真正意义的“同性恋”，它只是一种单纯的想要去爱的冲动，没有明确的性向，而特定的时间和环境决定了她们可能接触爱上的只可能是同性。所以，从动机上说邹今图和张雨荷的爱情并不能定义为纯粹的、有着清晰自我认知的同性之爱，它只是一种适龄产生的恋爱冲动被局限后的结果。
这在文章一开始就做了大量的铺垫。女性监狱里面她们接触不到什么男性，这就必然导致她们把目光转移到了自己的狱友身上。张雨荷虽然可能对男性有向往，但她出身高知家庭，适婚年龄之前绝对不会有什么越矩的行为，而如今又身陷囹圄更是不能接触男性。邹今图帅气能干，有着其他女性不具有的男性特征，于是张雨荷便爱了。邹今图有性意识开始就不曾细致接触过男性，谈不上对男性有什么产生情感的必要条件，现在更是无法接触，所以找一个值得喜爱的女性就爱了。这样讲，她们的爱情有一种相濡以沫的悲戚感，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下找到一个人去抒发自己的爱的本能，这并不能说明她们本质上是同性恋者。
必须要谈到的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在那个人心惶惶的年代，每个人都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在生活着，更不用说本来就是高危地区的监狱了。所以，大家内心都没有安全感，急于寻找一个思想上的寄托，一旦有个人对自己示好，便无限制地想要去接近。于是，没有思考，不顾一切，许多人都会这样寻找一个对象，草草地寻找共鸣。笔者在张雨荷和邹今图身上都读到了这些。
所以，章诒和所描写的邹今图和张雨荷的同性之情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的，并不能作为一个同性文化的典型案例進行分析。也就是说邹今图和张雨荷如果处在其他环境下，她们的相遇，并不一定会相恋。她们之间是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产生的同性恋。 在社会彻底接受和容纳同性恋者之前，也就是在社会仍然存在对于同性恋者的压抑的大环境下，我们无法在一个平等客观的环境中冷静地审视自己的性向，所以大多数同性恋者必定是在特殊条件下产生。这种特殊性往往在戏剧题材中被定义为“命运”，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作家愿意去挑选同性恋题材，因为大部分同性恋者本身就存在和命运的冲突，大多数都具备悲剧的潜质。
章诒和这部小说虽没有很成功地讲述两个女同性恋者的故事，却满足了悲剧的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真正读了该作品的人大致都会有这种感受，张雨荷就是章诒和，她们甚至名字缩写字母都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章诒和写不出同性恋的故事了，因为章诒和不是一个同性恋者，因而张雨荷就不是，那么张雨荷也就不可能和邹今图发生什么真正的情爱。
其实，剧里面真正的同性恋者就只有一个，就是留玖，她有选择的权力但是仍然选择了喜欢女性，这种并不是环境强迫产生的选择才能体现人的本性。而这样的话，邹今图是什么样的取向其实也还是个暧昧的问题，毕竟她由留玖养大，多少受影响。但是，我们现在无从判断，因为，章诒和对于邹今图的描写实在是不多，这让我们无从着手分析。
五、由《邹氏女》反观当代中国同性恋小说本身
中国当代小说中其实有大量的同性恋题材，特别是近十年的网络的飞速发展，这里面为了吸引人的眼球也存在不少的同性题材小说，但是真正能称为现象级的作品却少之又少。
写不出来却痴迷于这么写，是为什么呢？笔者分析有以下三点。
（一）西方文化的影响
“晚期现代性（或后现代，如果有人更愿意这么讲）将这些符号实践中的一部分重新划归大众所有……性别也重新变得政治化，尤其表现为女权运动的形式以及激进的性少数群体的兴起。”[1]资本主义发展到后现代，之前为统治者所掌握的一些意识形态符号，重新回到大众手中，并且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为社会大众所用。大众文化和“性”终于从传统的避而不宣到现在的成为正统话题。所以这就是西方对于“同性恋”这种性少数符号狂热的原因，它基于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的发展过程。而且不同于中国，西方大部分艺术对于同性文化是有认知并接受的，其中大量的文艺创作者自身也是同性恋者。他们经历了漫长的自我认知，了解“同性恋”这个词里面包括的含义与担当。而中国作者最开始对于这方面的涉猎大多都是源于西方作品的。虽然中国很多古典名著中不乏一些对同性恋现象的描写，但是真正把它当作一个社会对象来细致刻画，可能还是源于西方文化传入之后（从很多作品我们都可以看出，很多描述同性题材的小说甚至就带着西洋口吻）。由于当时欧美文明的启发，人们开始意识到社会少数群体身上的艺术价值，意识到少数群体身上也存在着故事。并且他们的故事由于其自身所带有的社会特殊性和悲剧性，而以之为题材的作品能将感性发挥得更为极致，比异性恋题材更具有艺术价值。但是，我们实际上是缺少西方对同性恋文化认知所经历的斗争过程的，并且我们也不存在社会成员本身漫长的自我认知。所以，不论是同性恋者本身的社会地位，还是同性文化的自我认知都是无法和经历了完整过程的西方同日而语的。中国文学中的同性文化实际上类似于一种“嫁接”的存在。
（二）社会对于“同性恋”文化的病态窥视癖
社会在发展，大众文化繁盛，普通民众的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他们也会去思考，形成自身的审美趣味。但是他们本身的道德素养又无法完全支撑起这份审美趣味，并使其得到良性发展，于是出现了较病态的窥视癖现象。由于后现代性欲文化的社会性发展，这种窥视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文化有着想要窥视的好奇心理。于是，大部分同性题材作品便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
而且同性恋题材本身就存在着戏剧性的特点，同性之恋本身就是一种和社会冲突的存在，它本身也必定背负着命运产生的悲剧，所以只要同性恋这一题材一出现，必定会有一大堆的戏码值得描写，一些作家选择这种题材也是抱着一种省时省力的心态。同性恋题材艺术作品的不断产生，大量作品充斥文化市场，这助长了社会对于同性恋的窥视欲望越来越强烈。
（三）对于性少数群体文化正确教育的缺失
这不仅仅是针对国内而是对于整个世界大环境而言的。性少数群体文化并不曾引起重视，人们对于这些人群鲜有认知，甚至有些本身为性少数群体的人也无法对自己的性向有一个很好的认知。这种情况下，人群中一定会出现对于这种文化的误解。这种误解体现在文艺方面，就是大量错误的同性文艺的出现。
随着文化环境日益开放，同性恋者日益成为一个受到重视的少数群体，人们也有了更多的关于同性恋者的创作，但是大多数作品对于同性恋者有偏见甚至错误理解，这种对于同性恋者的不正确认识会给社会大众带来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同性恋文化也就终将沦为一种噱头。在中国，“同性恋”没有被正式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能摆在明面上让大家讨论之前，这种“噱头化”的情况永远无法避免。
类似于《邹氏女》這种作品，作者本身可能也是想要为同性文化正名或引起社会对其的重视。但是由于并没有深入这种文化而带来了错误的阐释。同性文化客观上存在着许多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因素，至少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才有可能被主流文化所包容。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工作者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她们对于舆论的影响直接影响到了同性文化的发展趋势。所以他们在创作同性题材作品时要做到谨慎而真诚，并且需要反复考量。实际上，近些年大量同性文化的产生，社会已经对这一少数人群有了足够的认识，之所以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正式的社会话题，一部分是因为主流文化不接受，但是更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和处理，所以这时候文艺作品所要进行的并不是对于社会歧视的呐喊和情感宣泄，而是应该讨论如何客观、如何去偏见、如何为同性者寻找一种合适的社会定位。这种理智心态下产生的艺术作品，才会少了喧宾夺主，少了噱头意味，会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参考文献：
[1]伊格尔顿.文化与上帝之死[M].宋政超，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6-7.
作者简介：邹扬雪，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美学。
关键词：《邹氏女》;同性恋文化;邹今图;张雨荷;章诒和;以情索命
《邹氏女》是章诒和情罪小说系列之第三部，主角是邹今图，第一叙述人是张雨荷，邹今图和张雨荷有情爱。这是一个发生在特殊时期女子监狱的故事，她们大多对于这个社会有着复杂的认知，同样的，对于爱情也有着复杂的认知。
一、邹今图其人
邹今图出生在一个殷实之家，父亲邹开远是做药铺生意的，娶得茶庄独女金氏。可惜时代变迁，家道中落，父亲早逝，唯一撑起她的家的是一个叫留玖的丫鬟。丫鬟留玖不嫁人，但不代表没有情爱，她似乎是喜欢邹今图的母亲。被留玖养大的邹今图在性取向方面多少也是受了些影响。后来，邹今图因为公社黄牛的死而入狱，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二十年。女子监狱里没有男人，邹今图结实能干几乎被当做了男丁使用，所以她被视为和其他女犯人不同的存在。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邹今图便有了资本，有了能够交换爱情的资本——她有了闪光点，有了能够爱上她的人。她也选择了去爱，并通过自己的这些闪光点和优势暗地里去帮助自己的恋人。在张雨荷之前，邹今图有过一个恋人，叫黄君树，她是邹今图会把玉米面馍馍偷偷塞进她搪瓷缸子的人，也是邹今图愿意和她一起受酷刑的人。之后碰上了张雨荷，她也是用付出去打动。她给张雨荷半夜揉撑坏的肚子，搬木材时用自己的双手托举张雨荷，还在割草时给张雨荷最锋利的镰刀。只是她所恋着的人，大多都不是自己可以相依相守的人，所以最后的邹今图也只是孤单刑满出狱哭跪在邹家坟前。她最后留给张雨荷的那句：“记得就是报答。”释然之中实际上包含着多少的无奈与心酸。
很难说章诒和塑造的邹今图这个人物全面丰满。章诒和花了大量的笔墨去写了邹今图的身世家庭，写了留玖，但是并没有去刻画邹今图本人，特别是后面的监狱部分的描写。读者对于邹今图的印象几乎完全都是来自别人的议论。章诒和想要写的人实在是太多，她需要把每个犯人都顾及到，所以就造成了主角不知道到底是谁。再加上邹今图的身世，全篇真正去描绘邹今图的部分真的是很少。所以，会有读者认为整片文章读下来邹今图只留下了一个剪影。
简单剪影下的邹今图，是个某些方面比男人还要帅气潇洒的形象，也是个不断寻觅情感的“情感渴望者”。很小就失去父亲的她，虽然有留玖的照顾，在情感中可能永远会缺少一部分。入监狱之后，她也仍旧保持着一份寻找爱情的心。这也就为她和张雨荷产生情愫做了铺垫，我们可以在作品中很清晰地看到邹今图始终是她与张雨荷感情的那个主动者，她主动去接近、去帮助，甚至最后都是她主动在这份情感中索取回应。她渴望爱情，不惜在感情中循循善诱，引导着对方去爱。实际上，邹今图完全贯彻着章诒和“以情索命”的创作概念，她在小说中的存在几乎就是为了去爱。而邹今图的“以情索命”这种对于爱情极度渴望的状态，是有铺垫的，这一铺垫就是邹今图从小就是生长在一个极度缺少爱的环境中。章诒和“以情索命”系列书籍的女主几乎都有这样的特点，受过情伤或者情路坎坷。
二、张雨荷其人
章诒和在《邹氏女》“后记”中坦言，剧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她有意无意地叙述了身边人的故事。作者从幼年到成年接触了无数同性恋者，从他们的事迹中也得到了体悟，于是把自己的感悟写在书里，用自己的感觉创造了同性恋角色。
张雨荷作为整个监狱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个，对于整个监狱所发生的一切虽然有着一种参与和融入，可是实际上我们还是隐隐感觉到了一种距离感。她与监狱的大多数人不同，她年轻、学历高，并且有着等待着她出去的家人。所以她既不如监狱中的一些人那样“堕落”，也不如大多数那样“绝望”。“夏虫不可语冰”，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所以仔细阅读可以发现，张雨荷对于整个监狱的事情的认知都带着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有时甚至会带有一种游客似的新奇——她总是愿意去了解，她有着和其他狱友不同的余裕。章诒和笔下的张雨荷，更像是一个无意间落入监狱这个大炼炉中的旁观者或者记录者。
这种旁观状态，让张雨荷在心理层面保有着自己的完整。我们可以说，张雨荷还是一个健全的人。她几乎是整个监狱里最为“堂堂正正”的人。所以，她会计较、去斗争，更会沉思和分析生活。实际上，章诒和写过的“情罪系列”小说中大多数的主人公对于生活和命运本身都有一种怯懦和惧怕，她们被命运推着走，她们被迫着去伤害，成为了罪人。于是，她们不敢去思考和分析生活，光是被迫活着就已经浪费掉了她们所有的力气。她们顶多会哭诉和感叹。而张雨荷不同，她积极优秀，有着新社会青年该有的一切，潜意识中充满着希望，她敢去想，敢去爱，敢去思考自己之于生活、生活之于自己的意义。她可以判定自己的处境，见证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相较于其他的狱友，她是最具有观察者心态的一个，某种程度上，像一个拿了电影票看4D电影的观众。全书最后，章诒和把张雨荷塑造成一个呆板刻薄的脱离社会的形象。监狱里的张雨荷活脱脱是“简爱”和“斯嘉丽”的结合体，既自尊自爱，又不拘一格，让人实在无法接受她出狱后是一个三点一线素面朝天的干燥冷漠的女人。她的未来应该会有很多可能性，但是可能注定也是像章诒和本人一样成为一个作家，因为她见证了太多，也爱过，故事和情感多得要从心底冒出来。
三、章诒和笔下的同性之情与“以情索命”
同性文化其实是一种将性欲扩大化的文化，由于避免了生殖負担，而把同性之爱作为一种纯粹的性与爱的狂欢，有很多同性恋者会痴迷于性事，因为他们的性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是纯粹意义上的肉体狂欢。 章诒和提出“以情索命”的观点，与同性恋直击生命本质的这一感性狂欢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共鸣。但是，可能也是因为她对于这种狂热的情感特质的描写过于有了野心，《邹氏女》才被诟病为不完善。
整部小说里对于邹今图和张雨荷的情感很多地都是以“抚慰”“激情”这类情形出现的。这就使两位同性恋的形象显得单薄而片面。她们并没有循序渐进的情感确认，只在最后突兀地用镰刀割手，表现自己的“以情索命”。她们甚至都不曾互相倾吐过情话，只不过认识一些时日就草草地滚到了一起。章诒和把这种情况在后记里解释为监狱的艰苦，“握手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可以握到麻木不仁。但是你到了监狱，感觉就彻底变了，突然有个人的指尖无意碰到的肌肤，尽管她也是个女的，但自己可以激动得浑身颤抖，彻夜回想，希望她再抚摸你”。她把一切的情感都归为性欲了，她一直在书中强调的“以情索命”，实际上读者看到了很少量的“情”。当然也存在一定意义上的情，大多数是“惺惺相惜”的同情而不是爱情。
这所反映出来的是——章诒和还是个异性恋者，她还是把同性恋者落入俗套地作为一种志怪来描写。无论是从大量着笔描写的狱友对于邹今图的议论来讲，还是从“后记”里把同性恋者的事迹作为一种不同寻常的故事来描写而言，章诒和都是十足的“非同性恋”。
章诒和实际上并没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创作状态，甚至说她在写作之前没有做好足够的功课，没有去真正地了解同性文化。她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认识和价值观，完全还是一个主流异性恋文化熏陶者所拥有的把同性恋者作为异化者的价值观。这样创作的作品，“同性恋者”的出现就不得不成为一个噱头。
在这里需要提到白先勇的《孽子》。这部小说对于同性恋者的描写是十分成功且到位的。从行文方式上讲同《邹氏女》一样是以同性恋者为第一视角的，但《孽子》中男主的描写主观性很强，这样就使读者读文时摈弃了一些主流观点对于同性恋者的认知，把同性恋者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理解，从而感知他们的一言一行、一思一想与普通人无异，他们是值得我们去理解、去关怀的。这种不动声色去打破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藩篱的行为，体现了白先勇高超的创作技巧与良苦用心。另外，从主人公上考虑，白先勇从男妓这一“异类中的异类”着手，不动声色地讲述着一点一滴的情感累积。章诒和笔下人物虽然也有一定量笔墨的相处过程的描写，可是多了很多刻意的成分，总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少了家长里短的烟火气，所以读来并不感人，同时觉得情感的产生与形成十分跳跃。章诒和所强调的“以情索命”实际上自己并没有彻底描写是怎样的“情”，她把目光放到了情欲，却忘记了两者相恋必定是源自于“情感”，有了情感之后所产生的欲望才是爱情的欲望。她在“后记”中提到白先勇也着重了欲望的描写，却没有意识到白先勇作品中的欲望描写是凌驾在大量情感描写铺垫上的。
同样是同性恋群体的描写，白先勇的作品真实感人，章诒和的却逊色一些。从根本上讲就是视角的不同。白先勇先生作为一名同性恋者，他对同性恋首先完成了自我认知，并且在之后的成长中也实现了对同相恋者真正的社会认知。而章诒和并不是，她作为一个异性恋者有着成体系的异性恋“三观”，创作作品的初衷是源自于自己对于同性志怪故事的感叹和自己在特殊环境中由性别认知错乱引起的对同性的性欲冲动，她又把性和爱过分地联系在了一起。
四、《邹氏女》的爱情是“境遇下的爱情”
章诒和并不是一个同性恋者，所以章诒和本人根本就写不出来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的故事。她所描写的只不过是在当时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发生的具有戏剧性的人物情感故事。这个故事又恰恰暧昧地和后现代的“火热的”性少数文化搭上了边。如果深刻分析，她所塑造的邹今图和张雨荷其实也称不上真正的同性恋者——她们只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场景走到一起的一对惺惺相惜的情窦初开的少女罢了。
我们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邹今图和张雨荷所在的这个监狱里面不是年老色衰的妇人们，就是野蛮不堪的女流氓，还有就是风韵犹存的俏妇人。她们大多都经历过风月，知道男女之事，有的甚至情史丰富。但是，邹今图和张雨荷与她们不同，年轻有活力，而且情史空白，在情感方面都保持着一份纯洁和天真。她们的原生环境在那个时代都算得上较好，哪怕是父亲早亡的邹今图也是有人疼爱着长大的，这就可能会让她们在潜意识里产生与监狱其他人不大相同的情感观。她们不会对情欲过分专注，她们更认可纯粹的情感，更渴望一份理想的爱情。这就给她们的相知相守提供了一种动机，这种动机并不是心理学上真正意义的“同性恋”，它只是一种单纯的想要去爱的冲动，没有明确的性向，而特定的时间和环境决定了她们可能接触爱上的只可能是同性。所以，从动机上说邹今图和张雨荷的爱情并不能定义为纯粹的、有着清晰自我认知的同性之爱，它只是一种适龄产生的恋爱冲动被局限后的结果。
这在文章一开始就做了大量的铺垫。女性监狱里面她们接触不到什么男性，这就必然导致她们把目光转移到了自己的狱友身上。张雨荷虽然可能对男性有向往，但她出身高知家庭，适婚年龄之前绝对不会有什么越矩的行为，而如今又身陷囹圄更是不能接触男性。邹今图帅气能干，有着其他女性不具有的男性特征，于是张雨荷便爱了。邹今图有性意识开始就不曾细致接触过男性，谈不上对男性有什么产生情感的必要条件，现在更是无法接触，所以找一个值得喜爱的女性就爱了。这样讲，她们的爱情有一种相濡以沫的悲戚感，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下找到一个人去抒发自己的爱的本能，这并不能说明她们本质上是同性恋者。
必须要谈到的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在那个人心惶惶的年代，每个人都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在生活着，更不用说本来就是高危地区的监狱了。所以，大家内心都没有安全感，急于寻找一个思想上的寄托，一旦有个人对自己示好，便无限制地想要去接近。于是，没有思考，不顾一切，许多人都会这样寻找一个对象，草草地寻找共鸣。笔者在张雨荷和邹今图身上都读到了这些。
所以，章诒和所描写的邹今图和张雨荷的同性之情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的，并不能作为一个同性文化的典型案例進行分析。也就是说邹今图和张雨荷如果处在其他环境下，她们的相遇，并不一定会相恋。她们之间是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产生的同性恋。 在社会彻底接受和容纳同性恋者之前，也就是在社会仍然存在对于同性恋者的压抑的大环境下，我们无法在一个平等客观的环境中冷静地审视自己的性向，所以大多数同性恋者必定是在特殊条件下产生。这种特殊性往往在戏剧题材中被定义为“命运”，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作家愿意去挑选同性恋题材，因为大部分同性恋者本身就存在和命运的冲突，大多数都具备悲剧的潜质。
章诒和这部小说虽没有很成功地讲述两个女同性恋者的故事，却满足了悲剧的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真正读了该作品的人大致都会有这种感受，张雨荷就是章诒和，她们甚至名字缩写字母都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章诒和写不出同性恋的故事了，因为章诒和不是一个同性恋者，因而张雨荷就不是，那么张雨荷也就不可能和邹今图发生什么真正的情爱。
其实，剧里面真正的同性恋者就只有一个，就是留玖，她有选择的权力但是仍然选择了喜欢女性，这种并不是环境强迫产生的选择才能体现人的本性。而这样的话，邹今图是什么样的取向其实也还是个暧昧的问题，毕竟她由留玖养大，多少受影响。但是，我们现在无从判断，因为，章诒和对于邹今图的描写实在是不多，这让我们无从着手分析。
五、由《邹氏女》反观当代中国同性恋小说本身
中国当代小说中其实有大量的同性恋题材，特别是近十年的网络的飞速发展，这里面为了吸引人的眼球也存在不少的同性题材小说，但是真正能称为现象级的作品却少之又少。
写不出来却痴迷于这么写，是为什么呢？笔者分析有以下三点。
（一）西方文化的影响
“晚期现代性（或后现代，如果有人更愿意这么讲）将这些符号实践中的一部分重新划归大众所有……性别也重新变得政治化，尤其表现为女权运动的形式以及激进的性少数群体的兴起。”[1]资本主义发展到后现代，之前为统治者所掌握的一些意识形态符号，重新回到大众手中，并且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为社会大众所用。大众文化和“性”终于从传统的避而不宣到现在的成为正统话题。所以这就是西方对于“同性恋”这种性少数符号狂热的原因，它基于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的发展过程。而且不同于中国，西方大部分艺术对于同性文化是有认知并接受的，其中大量的文艺创作者自身也是同性恋者。他们经历了漫长的自我认知，了解“同性恋”这个词里面包括的含义与担当。而中国作者最开始对于这方面的涉猎大多都是源于西方作品的。虽然中国很多古典名著中不乏一些对同性恋现象的描写，但是真正把它当作一个社会对象来细致刻画，可能还是源于西方文化传入之后（从很多作品我们都可以看出，很多描述同性题材的小说甚至就带着西洋口吻）。由于当时欧美文明的启发，人们开始意识到社会少数群体身上的艺术价值，意识到少数群体身上也存在着故事。并且他们的故事由于其自身所带有的社会特殊性和悲剧性，而以之为题材的作品能将感性发挥得更为极致，比异性恋题材更具有艺术价值。但是，我们实际上是缺少西方对同性恋文化认知所经历的斗争过程的，并且我们也不存在社会成员本身漫长的自我认知。所以，不论是同性恋者本身的社会地位，还是同性文化的自我认知都是无法和经历了完整过程的西方同日而语的。中国文学中的同性文化实际上类似于一种“嫁接”的存在。
（二）社会对于“同性恋”文化的病态窥视癖
社会在发展，大众文化繁盛，普通民众的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他们也会去思考，形成自身的审美趣味。但是他们本身的道德素养又无法完全支撑起这份审美趣味，并使其得到良性发展，于是出现了较病态的窥视癖现象。由于后现代性欲文化的社会性发展，这种窥视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文化有着想要窥视的好奇心理。于是，大部分同性题材作品便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
而且同性恋题材本身就存在着戏剧性的特点，同性之恋本身就是一种和社会冲突的存在，它本身也必定背负着命运产生的悲剧，所以只要同性恋这一题材一出现，必定会有一大堆的戏码值得描写，一些作家选择这种题材也是抱着一种省时省力的心态。同性恋题材艺术作品的不断产生，大量作品充斥文化市场，这助长了社会对于同性恋的窥视欲望越来越强烈。
（三）对于性少数群体文化正确教育的缺失
这不仅仅是针对国内而是对于整个世界大环境而言的。性少数群体文化并不曾引起重视，人们对于这些人群鲜有认知，甚至有些本身为性少数群体的人也无法对自己的性向有一个很好的认知。这种情况下，人群中一定会出现对于这种文化的误解。这种误解体现在文艺方面，就是大量错误的同性文艺的出现。
随着文化环境日益开放，同性恋者日益成为一个受到重视的少数群体，人们也有了更多的关于同性恋者的创作，但是大多数作品对于同性恋者有偏见甚至错误理解，这种对于同性恋者的不正确认识会给社会大众带来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同性恋文化也就终将沦为一种噱头。在中国，“同性恋”没有被正式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能摆在明面上让大家讨论之前，这种“噱头化”的情况永远无法避免。
类似于《邹氏女》這种作品，作者本身可能也是想要为同性文化正名或引起社会对其的重视。但是由于并没有深入这种文化而带来了错误的阐释。同性文化客观上存在着许多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因素，至少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才有可能被主流文化所包容。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工作者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她们对于舆论的影响直接影响到了同性文化的发展趋势。所以他们在创作同性题材作品时要做到谨慎而真诚，并且需要反复考量。实际上，近些年大量同性文化的产生，社会已经对这一少数人群有了足够的认识，之所以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正式的社会话题，一部分是因为主流文化不接受，但是更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和处理，所以这时候文艺作品所要进行的并不是对于社会歧视的呐喊和情感宣泄，而是应该讨论如何客观、如何去偏见、如何为同性者寻找一种合适的社会定位。这种理智心态下产生的艺术作品，才会少了喧宾夺主，少了噱头意味，会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参考文献：
[1]伊格尔顿.文化与上帝之死[M].宋政超，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6-7.
作者简介：邹扬雪，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