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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申，也许你从未听过这个名字，但是你一定知道三峡、二滩、小湾、小浪底、龙滩等工程。这些工程造福了一方人们，请不要忘记为这些工程默默付出的人们，朱维申就是其中之一。
默默无闻但辛勤耕耘，如今已经80多岁的朱维申教授，依然坚守岗位，毫不懈怠。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他却在命运的安排下，一直致力于岩土力学研究。
北京 重庆 波兰
漫漫求学路
朱维申，1932年生于南方，后来跟随父母来到了北京。由于七七事变的爆发，他们一家滞留在了北京，朱维申就在北京读起来了小学。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毕业于有着“东方哈佛”之称的圣约翰大学，母亲就读于北京美术专科学校（现如今的中央美院）。9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由于时局紧张，北京粮食紧缺，读到高小的朱维申随母亲逃往四川。
四川江安县是母亲的老家，逃难的日子很是辛苦，他们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逃到四川。等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维申才去重庆上了中学。解放以后，恰逢干校招人，他又回到了北京附近一个政府办的干校学习了近一年，被分配到平原省（旧省名，现今的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的部分地区），工作了近一年。
形势的变化，为朱维申的学习提供了机遇。调干入学的机会，让他又回到了北京，进入了北京矿业学院学习。1956年他毕业时，由于成绩优秀又是三好学生，被推荐到波兰留学。留学生涯，大大提高了朱维申的外语水平，让他得以深入了解和研究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技术，为他之后的科研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职研究所
弹指一挥四十载
20世纪60年代，国内拥有博士学位的人还很少，朱维申从波兰获得博士学位，学成归来。回国后，他被分到了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没想到在研究所一干就是四十年。
这四十年间，研究所接过的工程项目无数，从北到南，到处都有他们团队造福一方的研究成果。朱维申说：“我在研究所里做过的工程，那多了去了。”朱教授讲起自己参与过的工程时，精神头儿格外好。从谈吐间可以看出，他喜欢谈自己的科研与工程，就像他所说的：“科研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爱好而不是负担。”
三峡工程里的五级船闸、引黄济晋里的高压岔管等都面临着围岩的稳定性问题，只是情况各不相同，需要不同的技术给予解决。三峡的高陡边坡，岩石里有裂缝，需要研究稳定性，优化锚固方案。朱维申他们团队通过模型实验得出锚固方案计算公式，公式被三峡设计部门采用，为三峡的建设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引黄济晋工程开工之后遇到了技术难题，钢筋混凝土的高压岔管，不符合相关技术的要求。引黄济晋工程想要从世界银行获得贷款，就必须遵循世界银行所聘请专家的意见。但此时工程已经开工了，停工改方案就意味着巨额的损失。工程组找到了朱维申他们团队，希望他们能帮忙解决这一难题。最终他们从钢筋混凝土的配筋方面进行优化，通过岩石断裂韧度的实验和高压水作用下的变形等综合分析，让这一难题迎刃而解，避免了该工程巨额的经济损失。
在武汉研究所的近四十年，朱维申以及他所在的团队参与了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两项、重点项目两项、面上项目多项。经手的“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国家或部级攻关项目以及科研课题更是无数。他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赢得了一项又一项荣誉。
68岁转战山大
迎来科研“第二春”
在研究所里，年龄到达70岁的人都要退休。早已把科研当作生命一部分的朱维申，不愿意离开科研岗位。正巧2001年的时候，朱维申的老同学、中国科学院院士宋振骐联系上了他，说“山东大学要把岩土力学做起来，缺个带头人。”朱维申经过一番思量，选择重新开拓一片天地，继续奋战在科研前线，于是和助手来到了山东大学，成立岩土与结构工程研究中心，自此开启了自己第二段职业生涯。
在山大，朱维申教授和他的团队，“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如今，他们已经由弱到强了，曾在“地下超前探测灾害预报”项目下，PK掉了国内知名院所和高校，拿到了项目基金。他们已经异军突起，成为山大的“五星级金牌团队”。现在的他们一边在用进口设备进行研究，另一边在开发自己的设备。国内的一些工程项目甚至“点名”让他们团队来做。
他们的团队将理论与现场勘探相结合，他们每次引进人才的时候都会提出“是否愿意长期在工程现场工作”的问题。早年的朱维申也经常跑工程现场，现在由于年事过高，腿脚不那么灵便了，去得少了。朱维申不是只啃书本的学者，他不仅去工程现场，也经常参与相关课题的国际研讨。
耄耋之年
依然坚守在第一线
现在的朱维申，虽然已经80多岁了，但是每天依然坚持来办公室。他会在办公室里回复邮件，查看学生发来的数据，也会和学生进行学习交流。在科研上，他形容自己是“小打小闹”，因为年龄原因，他已经很少出差或跑现场了，所做的课题主要是实验、计算。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指导学生做科研和写文章上了，用他的话说是“支持年轻人”。
他说：“身体越来越差了，这是衰老的必然结果，现在每年都要发现一两个新毛病。”他每周至少要去一次医院，给自己或是给老伴拿药。由于腿脚不利索了，他们老两口没有住在学校安排的老房子里，而是租了附近有电梯的房子，方便出行。朱维申教授也感慨现在的房价，他说：“房子太贵了，买不起，80多岁了，也没办法按揭，只能租房了。”
朱教授的生活很简单，学校的工作是他生活的一大部分，除此之外，天气好的时候，他会散散步，平时会听听音乐，手机和MP3里都有他喜爱的交响乐和戏剧。以前养成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肖邦的故乡——波兰，他与交响乐结缘，至今还习惯经常听听。现在他接起陌生人来电时，喜欢问“哪里？”。听到这句“哪里”，总有一种穿越回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感觉，那时候电话还很少见，人们主要的联系方式是书信和电报。
马上就84岁了，他称自己为“80后”，他偶尔会冒出几句网络语“我们把他们PK掉了”，办公室里用着对抗雾霾的空气净化器，他不是老学究，乐于接受新事物，现在依然在学习。
默默无闻但辛勤耕耘，如今已经80多岁的朱维申教授，依然坚守岗位，毫不懈怠。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他却在命运的安排下，一直致力于岩土力学研究。
北京 重庆 波兰
漫漫求学路
朱维申，1932年生于南方，后来跟随父母来到了北京。由于七七事变的爆发，他们一家滞留在了北京，朱维申就在北京读起来了小学。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毕业于有着“东方哈佛”之称的圣约翰大学，母亲就读于北京美术专科学校（现如今的中央美院）。9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由于时局紧张，北京粮食紧缺，读到高小的朱维申随母亲逃往四川。
四川江安县是母亲的老家，逃难的日子很是辛苦，他们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逃到四川。等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维申才去重庆上了中学。解放以后，恰逢干校招人，他又回到了北京附近一个政府办的干校学习了近一年，被分配到平原省（旧省名，现今的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的部分地区），工作了近一年。
形势的变化，为朱维申的学习提供了机遇。调干入学的机会，让他又回到了北京，进入了北京矿业学院学习。1956年他毕业时，由于成绩优秀又是三好学生，被推荐到波兰留学。留学生涯，大大提高了朱维申的外语水平，让他得以深入了解和研究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技术，为他之后的科研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职研究所
弹指一挥四十载
20世纪60年代，国内拥有博士学位的人还很少，朱维申从波兰获得博士学位，学成归来。回国后，他被分到了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没想到在研究所一干就是四十年。
这四十年间，研究所接过的工程项目无数，从北到南，到处都有他们团队造福一方的研究成果。朱维申说：“我在研究所里做过的工程，那多了去了。”朱教授讲起自己参与过的工程时，精神头儿格外好。从谈吐间可以看出，他喜欢谈自己的科研与工程，就像他所说的：“科研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爱好而不是负担。”
三峡工程里的五级船闸、引黄济晋里的高压岔管等都面临着围岩的稳定性问题，只是情况各不相同，需要不同的技术给予解决。三峡的高陡边坡，岩石里有裂缝，需要研究稳定性，优化锚固方案。朱维申他们团队通过模型实验得出锚固方案计算公式，公式被三峡设计部门采用，为三峡的建设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引黄济晋工程开工之后遇到了技术难题，钢筋混凝土的高压岔管，不符合相关技术的要求。引黄济晋工程想要从世界银行获得贷款，就必须遵循世界银行所聘请专家的意见。但此时工程已经开工了，停工改方案就意味着巨额的损失。工程组找到了朱维申他们团队，希望他们能帮忙解决这一难题。最终他们从钢筋混凝土的配筋方面进行优化，通过岩石断裂韧度的实验和高压水作用下的变形等综合分析，让这一难题迎刃而解，避免了该工程巨额的经济损失。
在武汉研究所的近四十年，朱维申以及他所在的团队参与了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两项、重点项目两项、面上项目多项。经手的“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国家或部级攻关项目以及科研课题更是无数。他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赢得了一项又一项荣誉。
68岁转战山大
迎来科研“第二春”
在研究所里，年龄到达70岁的人都要退休。早已把科研当作生命一部分的朱维申，不愿意离开科研岗位。正巧2001年的时候，朱维申的老同学、中国科学院院士宋振骐联系上了他，说“山东大学要把岩土力学做起来，缺个带头人。”朱维申经过一番思量，选择重新开拓一片天地，继续奋战在科研前线，于是和助手来到了山东大学，成立岩土与结构工程研究中心，自此开启了自己第二段职业生涯。
在山大，朱维申教授和他的团队，“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如今，他们已经由弱到强了，曾在“地下超前探测灾害预报”项目下，PK掉了国内知名院所和高校，拿到了项目基金。他们已经异军突起，成为山大的“五星级金牌团队”。现在的他们一边在用进口设备进行研究，另一边在开发自己的设备。国内的一些工程项目甚至“点名”让他们团队来做。
他们的团队将理论与现场勘探相结合，他们每次引进人才的时候都会提出“是否愿意长期在工程现场工作”的问题。早年的朱维申也经常跑工程现场，现在由于年事过高，腿脚不那么灵便了，去得少了。朱维申不是只啃书本的学者，他不仅去工程现场，也经常参与相关课题的国际研讨。
耄耋之年
依然坚守在第一线
现在的朱维申，虽然已经80多岁了，但是每天依然坚持来办公室。他会在办公室里回复邮件，查看学生发来的数据，也会和学生进行学习交流。在科研上，他形容自己是“小打小闹”，因为年龄原因，他已经很少出差或跑现场了，所做的课题主要是实验、计算。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指导学生做科研和写文章上了，用他的话说是“支持年轻人”。
他说：“身体越来越差了，这是衰老的必然结果，现在每年都要发现一两个新毛病。”他每周至少要去一次医院，给自己或是给老伴拿药。由于腿脚不利索了，他们老两口没有住在学校安排的老房子里，而是租了附近有电梯的房子，方便出行。朱维申教授也感慨现在的房价，他说：“房子太贵了，买不起，80多岁了，也没办法按揭，只能租房了。”
朱教授的生活很简单，学校的工作是他生活的一大部分，除此之外，天气好的时候，他会散散步，平时会听听音乐，手机和MP3里都有他喜爱的交响乐和戏剧。以前养成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肖邦的故乡——波兰，他与交响乐结缘，至今还习惯经常听听。现在他接起陌生人来电时，喜欢问“哪里？”。听到这句“哪里”，总有一种穿越回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感觉，那时候电话还很少见，人们主要的联系方式是书信和电报。
马上就84岁了，他称自己为“80后”，他偶尔会冒出几句网络语“我们把他们PK掉了”，办公室里用着对抗雾霾的空气净化器，他不是老学究，乐于接受新事物，现在依然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