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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人類世界已很难离开金融而正常运作，只是很少有人能讲清楚，金融究竟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什么作用。对很多人来说，金融是个极度抽象的东西。大家第一时间谈到金融时，总会在脑海中浮现出数字、金钱、资本、货币等等符号。所以，似乎金融这个东西，我们并不陌生，但却又感觉有些遥远。
美国金融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威廉·戈兹曼的新著《千年金融史》倒是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他通过梳理7000年以来的历史，详细阐述了金融是如何逐步改变了人类文明面貌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戈兹曼笔下，金融是与我们日常生活紧密交织的。与许多人类的智慧一样，也正是有了“金融”，7000年的人类文明才能不断书写下一页页辉煌的篇章。
文字的诞生源于金融上的记录、计算需求，甚至可以说，文字是金融计量模型最早的雏形
可以说，在人类文明的最初时光，金融就已经与我们“共生共荣”了。戈兹曼表示，“金融是随着第一批城市的兴起而出现的，相应地，金融也对城市的兴起有促进作用”。世界上第一批城市诞生于古代西亚地区，在这个区域产生了世界上第一批城市、第一种书面语言、第一部法律、第一份合同和最早的高等数学，而这些文明成果大多直接或间接源自于金融技术。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文字。文字的发明被看成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甚至很多历史学家将其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开端。但很少有人知道，人类文字的出现，应当归功于商人和会计人员。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字，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诞生地的乌鲁克，考古学家发现了人类最古老的文书——乌鲁克泥板。这些泥板大约是在公元前3100年由书写员制成的，他们把潮湿的黏土做成灵性板，用木制笔在上面书写。这些文字符号由三角形和圆柱形的标记组成。历史学家们认为，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记录的是产品和大宗商品交易的会计凭证，而这些凭证是当时的中央管理经济当局所使用的行政记录。有意思的是，这些泥板大多在神殿的遗址附近发现，因此历史学家们也推测，神殿在早期人类文明中起到的不仅是宗教作用，而且还起到了类似行政机关管理商品生产、收集和再分配的作用。
楔形文字的产生，令苏美尔人拥有了表示经济单元的符号和灵活的计数制，也帮助苏美尔人消除了经济上的歧义或争论。这意味着，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西亚地区已经拥有了一套高度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状况的计量和记录体系。人类早期的经济安排，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清晰和精确。这样来看，文字的诞生本身就源于金融上的记录、计算需求，甚至可以说，文字就是金融计量模型最早的雏形。
游览古罗马广场中央的神庙遗址时，人们其实正在参观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市场
当历史的刻度前进到罗马时代时，金融已经蔓延到人类文明的各个角落之中。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金融在罗马帝国扩张过程中起的关键作用。
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在地中海地区迅速扩张，为此不得不供养大量的军队，建造并维护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并对遥远的新征服城市课税。罗马并没有组建官僚政府体制来完成这些事项，而是以政府合同的形式将其承包给被称为包税人公司的私人财团。包税人公司由富裕的骑士阶层组建并管理，它不仅为罗马解决了扩张之后的后勤和管理问题，而且也成为骑士阶层分享扩张红利的重要途径。
当包税人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参与者就不再局限于骑士阶层。有历史学家称，到公元2世纪时，几乎每一位罗马公民都参与了政府服务合同，即许多阶层都投资了包税人公司。这些投资者不直接参与公司的运营，而是凭借股权来获取利润。这与今天我们的股份公司的形式极为相像。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包税人公司的股权是可以流通的。而这些股权的交易场所，就在那些著名的古罗马神庙的门口。在今天的古罗马广场中央，仍然耸立着由一根檐板连接的三根科林斯立柱，那里是卡斯托尔和波吕科斯神庙的遗址，这里的演讲台和通向神庙的台阶遗迹依然清晰可见。戈兹曼认为，这些地方显然就是民众交易包税人公司股份、竞拍政府合同的场所。所以，当今天的游客经过这些遗址时，或许会惊讶于这些建筑物壮观的外表，也会好奇于这些建筑细节之处隐藏的有关古罗马神话里的那些传奇，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其实正在参观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市场，更不会有人观察到，这些神庙具有的三角形的装饰带，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正门极为类似。
戈兹曼指出，包税人公司出现的意义在于，人们通过包税人公司这种新的金融工具，可以来隐藏投资或进行标准化交易。尤其是对于被禁止从事商业活动的元老院议员来说，包税人公司也就成为他们维持财富规模的重要途径。
事实上，包税人公司只是罗马时代丰繁复杂的金融体系中的零星一角。我们或许会发现，包税人公司与今天的股份公司极为相似。但其实，罗马时代的整个金融系统可能已经具有我们今天金融系统的大致模样。正因此，戈兹曼才会指出，“有时以现代视角考察罗马金融系统，会觉得非常熟悉。”
更为复杂的金融产品渐渐出现，引发不休的争论，却也带来惊人的改变
而随着17世纪启蒙运动的开启，金融领域也开始发生剧烈变化。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金融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工具，而且还涉及了社会和哲学层面的主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复杂的金融产品出现了，这些产品很多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可能就是年金产品。
在戈兹曼看来，近代欧洲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正是年金合同（即养老金）。通过年金合同，公民将个人或家庭的风险转移给了国家，政府将无数单个家庭的风险集聚起来，让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与以往历史上的金融产品不同，年金合同面对的是未知的未来，它是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金融产品，本质上是人们用来管理未来风险的工具。 年金合同背后的哲学逻辑在于，将个人的风险集中到国家层面，再在未来某一个时候，分摊到国家所有成员身上来共同承担。也就是说，当个人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时，个人是单个的社会个体，而当个人加入到年金体系之中后，则成为了国家集体的成员。也正是因为这个逻辑的存在，使得有关年金产品的辩论成为现代金融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话题。
在年金问题上，阐述最为深刻的要数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在他那本巨著《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他把养老金看成是金融与概率思想的完美结合。他指出：“不平等的事，有可能通过以概率应对偶然的方式被大部分消灭。这样一来，就可以保障人们年老之时会得到补助……这将让社会从周期性的崩溃，以及腐化和贫困得以永生的根源之中解脱出来”。据此，孔多塞预测，因为有了养老金，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与孔多塞的乐观态度不同，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却把这种乐观看作是天真。马尔萨斯认为，当一个社保体系能够消除资源对人口扩张的限制时，將会导致死亡率降低和人口增长率的提升，人类的工作积极性也将随之减弱，与人口增长有关的经济增长也将放缓。所以，马尔萨斯认为，基于终身年金方案的社保体系注定要失败。
从孔多塞和马尔萨斯开始，有关社保体系的争论至今还未停息，而由概率和复利构成的数学体系却成为了道德哲学家们探索人类可能性和局限性的智力工具。200年后，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个话题做出了回应，那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观察到，市场是由人类的“动物精神”驱动的，这种“动物精神”在今天被我们称为非理性的市场心理。他认为，正是存在着这种能够影响经济的强大潜在力量，政府就可以利用这种力量改变宏观经济的平衡。同时，经济被管理得当，投资者就只会是一种暂时的存在，一旦充分就业成为常态，那么富翁、囤积者和资本家就会变得不重要，“食利者以及无用投资者的安乐死，一点也不意外”。于是，凯恩斯认定，个人投资最终将让位于公共储蓄，国家将管理我们的存款，使其达到充足状态。
今天来看，孔多塞和凯恩斯对国家的信任是有理由的，他们关于金融让未来更美好的梦想在21世纪正在接近实现。而凯恩斯有关国家投资将取代个人投资的预言也正在变成现实。这些规模巨大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也被戈兹曼看作是当代金融的重要创新。
很显然，未来金融技术对人类文明的改变还将继续，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金融的反思和争论也迎来一波新的高潮。再加上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金融世界的面貌或正经历一波新的变化。这一切，在戈兹曼的书中并未涉及，也因此《千年金融史》很难说画上了句号，其中的许多结论也并非是我们的最终答案。就好像，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替代个人投资的，并不是凯恩斯所预测的国家政府，而是人工智能吧！
（摘自2018年4月19日《文汇报》）
美国金融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威廉·戈兹曼的新著《千年金融史》倒是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他通过梳理7000年以来的历史，详细阐述了金融是如何逐步改变了人类文明面貌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戈兹曼笔下，金融是与我们日常生活紧密交织的。与许多人类的智慧一样，也正是有了“金融”，7000年的人类文明才能不断书写下一页页辉煌的篇章。
文字的诞生源于金融上的记录、计算需求，甚至可以说，文字是金融计量模型最早的雏形
可以说，在人类文明的最初时光，金融就已经与我们“共生共荣”了。戈兹曼表示，“金融是随着第一批城市的兴起而出现的，相应地，金融也对城市的兴起有促进作用”。世界上第一批城市诞生于古代西亚地区，在这个区域产生了世界上第一批城市、第一种书面语言、第一部法律、第一份合同和最早的高等数学，而这些文明成果大多直接或间接源自于金融技术。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文字。文字的发明被看成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甚至很多历史学家将其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开端。但很少有人知道，人类文字的出现，应当归功于商人和会计人员。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字，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诞生地的乌鲁克，考古学家发现了人类最古老的文书——乌鲁克泥板。这些泥板大约是在公元前3100年由书写员制成的，他们把潮湿的黏土做成灵性板，用木制笔在上面书写。这些文字符号由三角形和圆柱形的标记组成。历史学家们认为，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记录的是产品和大宗商品交易的会计凭证，而这些凭证是当时的中央管理经济当局所使用的行政记录。有意思的是，这些泥板大多在神殿的遗址附近发现，因此历史学家们也推测，神殿在早期人类文明中起到的不仅是宗教作用，而且还起到了类似行政机关管理商品生产、收集和再分配的作用。
楔形文字的产生，令苏美尔人拥有了表示经济单元的符号和灵活的计数制，也帮助苏美尔人消除了经济上的歧义或争论。这意味着，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西亚地区已经拥有了一套高度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状况的计量和记录体系。人类早期的经济安排，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清晰和精确。这样来看，文字的诞生本身就源于金融上的记录、计算需求，甚至可以说，文字就是金融计量模型最早的雏形。
游览古罗马广场中央的神庙遗址时，人们其实正在参观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市场
当历史的刻度前进到罗马时代时，金融已经蔓延到人类文明的各个角落之中。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金融在罗马帝国扩张过程中起的关键作用。
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在地中海地区迅速扩张，为此不得不供养大量的军队，建造并维护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并对遥远的新征服城市课税。罗马并没有组建官僚政府体制来完成这些事项，而是以政府合同的形式将其承包给被称为包税人公司的私人财团。包税人公司由富裕的骑士阶层组建并管理，它不仅为罗马解决了扩张之后的后勤和管理问题，而且也成为骑士阶层分享扩张红利的重要途径。
当包税人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参与者就不再局限于骑士阶层。有历史学家称，到公元2世纪时，几乎每一位罗马公民都参与了政府服务合同，即许多阶层都投资了包税人公司。这些投资者不直接参与公司的运营，而是凭借股权来获取利润。这与今天我们的股份公司的形式极为相像。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包税人公司的股权是可以流通的。而这些股权的交易场所，就在那些著名的古罗马神庙的门口。在今天的古罗马广场中央，仍然耸立着由一根檐板连接的三根科林斯立柱，那里是卡斯托尔和波吕科斯神庙的遗址，这里的演讲台和通向神庙的台阶遗迹依然清晰可见。戈兹曼认为，这些地方显然就是民众交易包税人公司股份、竞拍政府合同的场所。所以，当今天的游客经过这些遗址时，或许会惊讶于这些建筑物壮观的外表，也会好奇于这些建筑细节之处隐藏的有关古罗马神话里的那些传奇，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其实正在参观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市场，更不会有人观察到，这些神庙具有的三角形的装饰带，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正门极为类似。
戈兹曼指出，包税人公司出现的意义在于，人们通过包税人公司这种新的金融工具，可以来隐藏投资或进行标准化交易。尤其是对于被禁止从事商业活动的元老院议员来说，包税人公司也就成为他们维持财富规模的重要途径。
事实上，包税人公司只是罗马时代丰繁复杂的金融体系中的零星一角。我们或许会发现，包税人公司与今天的股份公司极为相似。但其实，罗马时代的整个金融系统可能已经具有我们今天金融系统的大致模样。正因此，戈兹曼才会指出，“有时以现代视角考察罗马金融系统，会觉得非常熟悉。”
更为复杂的金融产品渐渐出现，引发不休的争论，却也带来惊人的改变
而随着17世纪启蒙运动的开启，金融领域也开始发生剧烈变化。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金融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工具，而且还涉及了社会和哲学层面的主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复杂的金融产品出现了，这些产品很多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可能就是年金产品。
在戈兹曼看来，近代欧洲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正是年金合同（即养老金）。通过年金合同，公民将个人或家庭的风险转移给了国家，政府将无数单个家庭的风险集聚起来，让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与以往历史上的金融产品不同，年金合同面对的是未知的未来，它是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金融产品，本质上是人们用来管理未来风险的工具。 年金合同背后的哲学逻辑在于，将个人的风险集中到国家层面，再在未来某一个时候，分摊到国家所有成员身上来共同承担。也就是说，当个人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时，个人是单个的社会个体，而当个人加入到年金体系之中后，则成为了国家集体的成员。也正是因为这个逻辑的存在，使得有关年金产品的辩论成为现代金融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话题。
在年金问题上，阐述最为深刻的要数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在他那本巨著《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他把养老金看成是金融与概率思想的完美结合。他指出：“不平等的事，有可能通过以概率应对偶然的方式被大部分消灭。这样一来，就可以保障人们年老之时会得到补助……这将让社会从周期性的崩溃，以及腐化和贫困得以永生的根源之中解脱出来”。据此，孔多塞预测，因为有了养老金，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与孔多塞的乐观态度不同，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却把这种乐观看作是天真。马尔萨斯认为，当一个社保体系能够消除资源对人口扩张的限制时，將会导致死亡率降低和人口增长率的提升，人类的工作积极性也将随之减弱，与人口增长有关的经济增长也将放缓。所以，马尔萨斯认为，基于终身年金方案的社保体系注定要失败。
从孔多塞和马尔萨斯开始，有关社保体系的争论至今还未停息，而由概率和复利构成的数学体系却成为了道德哲学家们探索人类可能性和局限性的智力工具。200年后，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个话题做出了回应，那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观察到，市场是由人类的“动物精神”驱动的，这种“动物精神”在今天被我们称为非理性的市场心理。他认为，正是存在着这种能够影响经济的强大潜在力量，政府就可以利用这种力量改变宏观经济的平衡。同时，经济被管理得当，投资者就只会是一种暂时的存在，一旦充分就业成为常态，那么富翁、囤积者和资本家就会变得不重要，“食利者以及无用投资者的安乐死，一点也不意外”。于是，凯恩斯认定，个人投资最终将让位于公共储蓄，国家将管理我们的存款，使其达到充足状态。
今天来看，孔多塞和凯恩斯对国家的信任是有理由的，他们关于金融让未来更美好的梦想在21世纪正在接近实现。而凯恩斯有关国家投资将取代个人投资的预言也正在变成现实。这些规模巨大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也被戈兹曼看作是当代金融的重要创新。
很显然，未来金融技术对人类文明的改变还将继续，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金融的反思和争论也迎来一波新的高潮。再加上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金融世界的面貌或正经历一波新的变化。这一切，在戈兹曼的书中并未涉及，也因此《千年金融史》很难说画上了句号，其中的许多结论也并非是我们的最终答案。就好像，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替代个人投资的，并不是凯恩斯所预测的国家政府，而是人工智能吧！
（摘自2018年4月19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