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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到网上进行批评，尽管只能称得上是“一人之言”，言辞有失偏颇，但我们得坚决捍卫人家提出批评的权利
和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罗崇敏的对话是从“朋友”开始的。一个州委书记会交什么样的朋友呢?他的回答是：广交友，慎交友。
他形容自己是一个“珍重感情”的人，但又强调不能把感情庸俗化、权力化，否则就是降低自己的生活品位，削弱自己的人格力量。“实事求是地说，在交朋友方面我还是有一种防范心理。由于过于防范，一些朋友也丢失了。”
他坦言：很多人走进他的生活圈是很难的。有时候他也会感到很孤独，很寂寞，一两个礼拜接不到一个朋友的电话，接到的电话都是工作的、办事的。“也许这个岗位就是要耐得住孤独和寂寞。”他说。
在他看来，一个班子的团结一靠制度，二靠共同的价值取向，三靠大家的素质，最后就要靠情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感情执政的作用是不能小看的。
话题自然转向时下一些人争相阅读的各种“办公室政治”、“老狐狸格言”之类的所谓著作，甚至一些官员也把“百家讲坛”的讲史看作官场谋略宝典。“我也看了很多书，看后我感悟到最大的谋略实际上是三个字，一个是真，一个是诚，一个是笃。”罗崇敏说。
他解释说，不管什么岗位，只要做真人、做真事、讲诚信、不放弃，就能够赢得最广泛的信任，把最多的人凝聚起来，最后胜利就会来到，其他的所谓谋略只不过是“戏”而已，是靠不住的，“不要低估领导和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这一年来，红河州的户籍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文化改革等风生水起，为全国的综合改革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近，红河还在全州推行乡镇党委班子换届直选、党代表常任制等改革。在一个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推进了这么多改革，但他并不赞同媒体送他的“改革书记”的称呼。
他说：“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又好又快地发展好红河的事业才是我的根本任务。作为书记，我要对红河州的工作全面负责，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党建等各个方面。但我理解，有人这样说，无非是认为我和我们班子同志一道推进改革的力度比较大。”
改革要研究人性
《瞭望东方周刊》：一提起红河很多人都会想到那个万牛奔腾的广告画面，这里面也蕴涵了红河人锐意开拓的精神境界。你怎么总结红河这一两年来密集推出的各项改革措施?
罗崇敏：我们州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用一个词总结就是：整体推进。比如，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全州进行了乡镇党委班子直选的改革，全州所有乡镇全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州属企业90％多是民营企业，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我们抓了教育、卫生、户籍制度的改革，在全国率先提出公民迁徙自由的改革。我们在卫生系统推进产权明细化、身份社会化、分配多元化、管理法制化的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方面，我们组建了几个大的文化企业，运作机制逐步推行社会化，进行聘用制。而且，我们还系统推进各方面的配套改革，包括人事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管理体制改革、监督机制改革等。
我们的改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怕人“骂”，欢迎不同意见。有些人到网上进行批评，尽管只能称得上是“一人之言”，言辞有失偏颇，但我们得坚决捍卫人家提出批评的权利。
《瞭望东方周刊》：红河今年初推行的户籍改革被很多人认为是迄今最彻底的，我们周刊也曾专门派记者去采访。现在这项制度已经实施快一年了，你觉得实际效果如何?
罗崇敏：在实践中我们深感人口的二元结构已经大大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协调科学发展，所以我们决定只要居民本人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在就业地或实际居住地登记户籍，这的确在全国还没有前例。当时有人认为这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公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社会不乱了?但这种观点忽视了人性的基本规律，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有自身规律的，绝不可能因为我们出台了自由迁徙政策，大量的昆明人就会到红河，或乡村农民就会到城镇。你让随便一个人来这里落户，不是谁都愿意来的。他一定要先找到自己发展生活的空间，然后才会考虑来。
从实际情况看，我们从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自由迁徙政策后，从农村迁徙到城市的共15000多人，从城市到农村就300人，主要是老年人投靠农村亲友，一些人预言中的混乱并没有出现，现在大家都理解和拥护这项政策了。
我们从这一改革中也得到一个经验，就是改革一定要注意研究人的本性。改革既要坚持党性，又要研究人性。既不要违背大的方针政策，又不能违背人的基本需求。说到底，就是要把握群众的所见所需，着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规定从农村迁到城里的，凡是在农村可以生两胎的，在城市照样可以生。同样，从城里迁到农村的，你也可以租地耕种。这是符合规律的，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政策尽量用，不会因为改革损害迁移户的利益的。
仍然处于探索当中
《瞭望东方周刊》：红河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全国也很有特色，这方面你们的经验是什么?
罗崇敏：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表象上看，似乎是由于医院过分追求市场利润造成的，其实不然。其本质是我们提供的卫生资源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是卫生资源总量小和配置不合理的问题。我在大会上说：同志们，说看病难看病贵，我倒是不难，你们也不难，真正的难是基层难、老百姓难。是因为我们把卫生资源集中在上面了，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找到了改革的着力点，就是通过吸引多元化投资，我们可以把总量作大，通过改善医院结构，大力增加和改善乡村卫生院所，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并且通过医疗机构在市场上的充分竞争，提高医疗质量，降低医疗价格。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我曾做过调查：为什么那么多小医院、私立医院能发展，反而是县医院干不好?真正的原因就在于县医院没有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
关于医护人员身份社会化的问题，一开始有些同志接受不了，整天骂。但改革必须坚持，怎么办?我们提出来：不叫一个人下岗，不减少职工总收入，不留社会保障方面职工的后顾之忧，不减少政府对卫生的投入，不削弱对卫生的监管。这五个方面就是人本化改革。改革要顺利，就得以人为本。另外，我们的改革方案都是医院讨论通过。改革中，只要职工提出意见说条件不成熟不同意改，我们就先不改。必须尊重他们的意愿，因为他们才是改革的主体。
我们最后在劳动关系上采取两种形式：一个是把员工工龄算了以后，作为股份在医院里面，他自己作为持股者，再一个我们建立另外一套档案，万一谁要从红河州出去，可以完全恢复你事业单位的身份。退休以后，如果交回股权， 仍然可以依靠财政供养。这样大家就解除了后顾之忧，也就接受了改革。当然，我们这次改革，还充分研究了现行的医疗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应用了现行的方针、政策和法律。如果不依法改革，改革工作就持续不下去，也容易留下法律方面的后遗症。
《瞭望东方周刊》：红河今年在乡镇党委挟届中决定全体乡镇党委、纪委班子成员由党员大会直接选举产生。你怎么看待这次全国不多见的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探索?
罗崇敏：这一改革实际上是2003年开始酝酿，2004年进行试点，今年正式实施的。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16大”也要求我们在党内民主推进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所以，今年在换届中我们110个乡镇党委书记和党委成员全部都是由所在地的党员大会直接选举的。我认为，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探索，是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的重要探索，也是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探索。
我们的这一探索现在还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我们也尽量保持低调。从目前的效果看，各方反应还是比较积极的。最起码有三个很明显的效果，一是乡镇党委班子履职责任感增强了，二是广大党员对领导班子的履职情况更关注了，三是各项工作的推进力度加大了。但更全面的效果估计要一年以后才能更好地评价。
当然，这项工作现在仍然处于探索当中。比如，直选干部的职级、待遇及后续管理等问题如何与现有的干部体系接轨?在五年的任期内，这个乡选出来的干部如果需要调到别的乡怎么办?等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通过这次改革，我们认识到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基层党员对民主的需求，也不能低估我们推进党内民主的能力。个旧市82岁的老党员李朝忠每次都走一个小时的路参加会议，一直坚持到乡党委书记直选的最后一天。
有胆有心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很多地方的改革都是一开始动静很大，后来渐渐偃旗息鼓，你怎么能保证一个改革一改到底?
罗崇敏：很多地方的改革都习惯循序渐进，但这样有时候不但增加了成本，甚至还容易造成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红河的改革特别强调整体改革，强调一步到位，强调降低改革成本。比如我们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今年5月开始，到9月第一阶段结束，力度非常之大，使整个系统实现身份社会化、分配多元化。整个州医疗卫生改革原来有人说身份置换要拿出10亿才能改得掉。最后，州里只用了10万块钱。我把医院的一部分资产化成了职工持股，问题就解决了。你给他折成股份，职工就觉得这些年没给国家白做贡献。所以说，改革要开始谋划好，一步到位，降低改革成本，否则就是折腾。
我的体会是，我们一定要客观分析和准确把握民众对改革的承受能力，要注意研究人的需要，人心理的需要、利益的需要，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总体说来，不要低估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要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应对改革。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改革中碰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罗崇敏：改革当然有阻力，最大的阻力是有些人不认真而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有关改革的本质问题，随意发表一些立足于个人视野的文章，通过媒体炒作给我们制造压力。比如我们提出医疗卫生改革方案后，就有人说，这将会使医疗机构过度市场化，加剧“看病贵”的问题。这是不对的。看病难是老百姓难、农民难。看病贵是城市贵，大医院贵。我们认为，正是因为市场化、公共化、法制化不够，卫生资源总量少，结构不合理，质量又不高等原因才导致过度用药、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才导致了“看病难”和“看病贵”。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待改革的风险?
罗崇敏：改革是催生一种新事物，必然要淘汰旧事物。新旧的碰撞，必然有风险。特别是改革涉及利益的调整，风险不仅有，而且从某个方面讲还很大。但作为一级党委政府，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就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担风险是值得的。从我个人来说，党的基层书记，必须要理直气壮地承担起改革的风险。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改革失败了，对你个人会有怎样的影响?
罗崇敏：领导干部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心没胆，怕担风险，另外也是能力不够。另外一种情况是有胆无心，胆子很大，但没有用心思考，不会科学决策。我们推崇的应该是心胆俱备的干部。党和人民把你安排到一个岗位上，你就不能只追求做守摊子的人，这样只会把问题留给下一届班子。领导干部一定要向党负责，向历史负责，向人民负责。只要真正负责了，过程必然是精彩的，结果也会是得到肯定的。
和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罗崇敏的对话是从“朋友”开始的。一个州委书记会交什么样的朋友呢?他的回答是：广交友，慎交友。
他形容自己是一个“珍重感情”的人，但又强调不能把感情庸俗化、权力化，否则就是降低自己的生活品位，削弱自己的人格力量。“实事求是地说，在交朋友方面我还是有一种防范心理。由于过于防范，一些朋友也丢失了。”
他坦言：很多人走进他的生活圈是很难的。有时候他也会感到很孤独，很寂寞，一两个礼拜接不到一个朋友的电话，接到的电话都是工作的、办事的。“也许这个岗位就是要耐得住孤独和寂寞。”他说。
在他看来，一个班子的团结一靠制度，二靠共同的价值取向，三靠大家的素质，最后就要靠情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感情执政的作用是不能小看的。
话题自然转向时下一些人争相阅读的各种“办公室政治”、“老狐狸格言”之类的所谓著作，甚至一些官员也把“百家讲坛”的讲史看作官场谋略宝典。“我也看了很多书，看后我感悟到最大的谋略实际上是三个字，一个是真，一个是诚，一个是笃。”罗崇敏说。
他解释说，不管什么岗位，只要做真人、做真事、讲诚信、不放弃，就能够赢得最广泛的信任，把最多的人凝聚起来，最后胜利就会来到，其他的所谓谋略只不过是“戏”而已，是靠不住的，“不要低估领导和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这一年来，红河州的户籍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文化改革等风生水起，为全国的综合改革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近，红河还在全州推行乡镇党委班子换届直选、党代表常任制等改革。在一个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推进了这么多改革，但他并不赞同媒体送他的“改革书记”的称呼。
他说：“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又好又快地发展好红河的事业才是我的根本任务。作为书记，我要对红河州的工作全面负责，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党建等各个方面。但我理解，有人这样说，无非是认为我和我们班子同志一道推进改革的力度比较大。”
改革要研究人性
《瞭望东方周刊》：一提起红河很多人都会想到那个万牛奔腾的广告画面，这里面也蕴涵了红河人锐意开拓的精神境界。你怎么总结红河这一两年来密集推出的各项改革措施?
罗崇敏：我们州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用一个词总结就是：整体推进。比如，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全州进行了乡镇党委班子直选的改革，全州所有乡镇全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州属企业90％多是民营企业，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我们抓了教育、卫生、户籍制度的改革，在全国率先提出公民迁徙自由的改革。我们在卫生系统推进产权明细化、身份社会化、分配多元化、管理法制化的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方面，我们组建了几个大的文化企业，运作机制逐步推行社会化，进行聘用制。而且，我们还系统推进各方面的配套改革，包括人事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管理体制改革、监督机制改革等。
我们的改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怕人“骂”，欢迎不同意见。有些人到网上进行批评，尽管只能称得上是“一人之言”，言辞有失偏颇，但我们得坚决捍卫人家提出批评的权利。
《瞭望东方周刊》：红河今年初推行的户籍改革被很多人认为是迄今最彻底的，我们周刊也曾专门派记者去采访。现在这项制度已经实施快一年了，你觉得实际效果如何?
罗崇敏：在实践中我们深感人口的二元结构已经大大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协调科学发展，所以我们决定只要居民本人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在就业地或实际居住地登记户籍，这的确在全国还没有前例。当时有人认为这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公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社会不乱了?但这种观点忽视了人性的基本规律，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有自身规律的，绝不可能因为我们出台了自由迁徙政策，大量的昆明人就会到红河，或乡村农民就会到城镇。你让随便一个人来这里落户，不是谁都愿意来的。他一定要先找到自己发展生活的空间，然后才会考虑来。
从实际情况看，我们从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自由迁徙政策后，从农村迁徙到城市的共15000多人，从城市到农村就300人，主要是老年人投靠农村亲友，一些人预言中的混乱并没有出现，现在大家都理解和拥护这项政策了。
我们从这一改革中也得到一个经验，就是改革一定要注意研究人的本性。改革既要坚持党性，又要研究人性。既不要违背大的方针政策，又不能违背人的基本需求。说到底，就是要把握群众的所见所需，着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规定从农村迁到城里的，凡是在农村可以生两胎的，在城市照样可以生。同样，从城里迁到农村的，你也可以租地耕种。这是符合规律的，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政策尽量用，不会因为改革损害迁移户的利益的。
仍然处于探索当中
《瞭望东方周刊》：红河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全国也很有特色，这方面你们的经验是什么?
罗崇敏：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表象上看，似乎是由于医院过分追求市场利润造成的，其实不然。其本质是我们提供的卫生资源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是卫生资源总量小和配置不合理的问题。我在大会上说：同志们，说看病难看病贵，我倒是不难，你们也不难，真正的难是基层难、老百姓难。是因为我们把卫生资源集中在上面了，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找到了改革的着力点，就是通过吸引多元化投资，我们可以把总量作大，通过改善医院结构，大力增加和改善乡村卫生院所，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并且通过医疗机构在市场上的充分竞争，提高医疗质量，降低医疗价格。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我曾做过调查：为什么那么多小医院、私立医院能发展，反而是县医院干不好?真正的原因就在于县医院没有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
关于医护人员身份社会化的问题，一开始有些同志接受不了，整天骂。但改革必须坚持，怎么办?我们提出来：不叫一个人下岗，不减少职工总收入，不留社会保障方面职工的后顾之忧，不减少政府对卫生的投入，不削弱对卫生的监管。这五个方面就是人本化改革。改革要顺利，就得以人为本。另外，我们的改革方案都是医院讨论通过。改革中，只要职工提出意见说条件不成熟不同意改，我们就先不改。必须尊重他们的意愿，因为他们才是改革的主体。
我们最后在劳动关系上采取两种形式：一个是把员工工龄算了以后，作为股份在医院里面，他自己作为持股者，再一个我们建立另外一套档案，万一谁要从红河州出去，可以完全恢复你事业单位的身份。退休以后，如果交回股权， 仍然可以依靠财政供养。这样大家就解除了后顾之忧，也就接受了改革。当然，我们这次改革，还充分研究了现行的医疗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应用了现行的方针、政策和法律。如果不依法改革，改革工作就持续不下去，也容易留下法律方面的后遗症。
《瞭望东方周刊》：红河今年在乡镇党委挟届中决定全体乡镇党委、纪委班子成员由党员大会直接选举产生。你怎么看待这次全国不多见的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探索?
罗崇敏：这一改革实际上是2003年开始酝酿，2004年进行试点，今年正式实施的。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16大”也要求我们在党内民主推进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所以，今年在换届中我们110个乡镇党委书记和党委成员全部都是由所在地的党员大会直接选举的。我认为，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探索，是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的重要探索，也是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探索。
我们的这一探索现在还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我们也尽量保持低调。从目前的效果看，各方反应还是比较积极的。最起码有三个很明显的效果，一是乡镇党委班子履职责任感增强了，二是广大党员对领导班子的履职情况更关注了，三是各项工作的推进力度加大了。但更全面的效果估计要一年以后才能更好地评价。
当然，这项工作现在仍然处于探索当中。比如，直选干部的职级、待遇及后续管理等问题如何与现有的干部体系接轨?在五年的任期内，这个乡选出来的干部如果需要调到别的乡怎么办?等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通过这次改革，我们认识到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基层党员对民主的需求，也不能低估我们推进党内民主的能力。个旧市82岁的老党员李朝忠每次都走一个小时的路参加会议，一直坚持到乡党委书记直选的最后一天。
有胆有心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很多地方的改革都是一开始动静很大，后来渐渐偃旗息鼓，你怎么能保证一个改革一改到底?
罗崇敏：很多地方的改革都习惯循序渐进，但这样有时候不但增加了成本，甚至还容易造成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红河的改革特别强调整体改革，强调一步到位，强调降低改革成本。比如我们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今年5月开始，到9月第一阶段结束，力度非常之大，使整个系统实现身份社会化、分配多元化。整个州医疗卫生改革原来有人说身份置换要拿出10亿才能改得掉。最后，州里只用了10万块钱。我把医院的一部分资产化成了职工持股，问题就解决了。你给他折成股份，职工就觉得这些年没给国家白做贡献。所以说，改革要开始谋划好，一步到位，降低改革成本，否则就是折腾。
我的体会是，我们一定要客观分析和准确把握民众对改革的承受能力，要注意研究人的需要，人心理的需要、利益的需要，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总体说来，不要低估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要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应对改革。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改革中碰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罗崇敏：改革当然有阻力，最大的阻力是有些人不认真而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有关改革的本质问题，随意发表一些立足于个人视野的文章，通过媒体炒作给我们制造压力。比如我们提出医疗卫生改革方案后，就有人说，这将会使医疗机构过度市场化，加剧“看病贵”的问题。这是不对的。看病难是老百姓难、农民难。看病贵是城市贵，大医院贵。我们认为，正是因为市场化、公共化、法制化不够，卫生资源总量少，结构不合理，质量又不高等原因才导致过度用药、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才导致了“看病难”和“看病贵”。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待改革的风险?
罗崇敏：改革是催生一种新事物，必然要淘汰旧事物。新旧的碰撞，必然有风险。特别是改革涉及利益的调整，风险不仅有，而且从某个方面讲还很大。但作为一级党委政府，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就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担风险是值得的。从我个人来说，党的基层书记，必须要理直气壮地承担起改革的风险。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改革失败了，对你个人会有怎样的影响?
罗崇敏：领导干部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心没胆，怕担风险，另外也是能力不够。另外一种情况是有胆无心，胆子很大，但没有用心思考，不会科学决策。我们推崇的应该是心胆俱备的干部。党和人民把你安排到一个岗位上，你就不能只追求做守摊子的人，这样只会把问题留给下一届班子。领导干部一定要向党负责，向历史负责，向人民负责。只要真正负责了，过程必然是精彩的，结果也会是得到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