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党的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紧密相连。党的建设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离不开党的建设，党的建设也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出发。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党的建设至关重要，不仅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更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这是因为党的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发挥着特殊的历史性作用，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因此，把党的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进行认识、谋划、推进，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明确中国社会在新时期前进的路径选择，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导向
先进政党的影响作用在于对社会发展的正确导向性。执政党可以通过理论和纲领有力地影响社会发展。历史上，中国社会的走向呈现不确定性、反复性、曲折性，其深层原因之一是缺乏强大的并能提供正确导向的政治力存在。30年来，中国现代化事业之所以能加快发展，从宏观上看，关键在于党的社会导向作用发挥较好，这个正确导向表现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成果。
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①新中国建立后，曾有一段黄金发展时期，经济社会有了巨大的发展。但1958年到1978年间经济社会停滞徘徊，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从思想上讲最根本的是认识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没有很好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制定了错误的政治路线。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②在新时期，党的建设首先是从思想建设开始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思想上逐步改变、消除了僵化的“左”的思想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全党思想的大解放，使党逐步恢复和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并制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路线。正是在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制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后的前提下，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科学的命题，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如邓小平所说：“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③
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党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揭示和阐发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原则、目标及要求，明确了具体的方法和途径，确定了正确的大政方针，把握好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进程和力度。所以，中国社会表现出了社会良性运行所要求的有序而蓬勃的发展态势。党的建设的社会导向作用还表现在，重视加强执政党的全面建设，重视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四位一体”的整体协调发展，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着力优化党组织的体系、布局、构架，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组织力
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的过程是组织、动员社会诸要素共同参与、融合、释放的过程，有效的组织力量是建设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对中国而言，要把分散的社会力量调动起来，要把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各种条件利用起来，要把诸要素综合起来，要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必须要有一个具有强大组织力的“力量”存在——这个“力量”来自中国共产党。因此，党的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显得特别重要。
改革开放30年来，党非常重视党的组织建设，整体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扩大覆盖。根据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要求，党一方面加强“传统单位”党组织的建设，如机关、学校、街道、农村等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对民营经济组织、中介组织和社区组织等党组织的建设，极力使党的组织覆盖全社会。这个覆盖既包括“面的覆盖”，也包括“点的覆盖”。发展符合党员条件的私营企业主入党就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举措，影响十分巨大。二是优化设置。不仅重视加固传统的党组织结构，而且注意优化党组织的结构，使党组织的结构更适应新的社会格局。如党组织与工会组织的连结、“党走进董事会”等做法。在新时期，党的组织建设已经从“旧格局”向“新格局”构建在转变，在整体上形成了非同于传统的新格局。新的格局有利于增强党组织的新功能。三是创新活动方式。为增加党组织活动的有效性，党组织活动方式不断在创新。如民营企业中党组织所表现的多样、灵活、分散等鲜明特点，形成了更多的党建新模式，培植了更多而有效的活力因素。
30年社会实践说明，由于党的组织建设覆盖面广，使得党的组织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整个社会机体，对吸纳“社会人才”、聚集社会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正由于党内成员来自社会各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并广泛分布于社会各个群体之中，有利于增强对社会的组织力、动员力和感召力。由于党组织设置的特殊性，党组织与其他组织内在联结紧，有利于对社会要素的聚集和条件的统合。在中国社会环境里，党组织社会基础牢、组织体系严，能对社会产生整体性影响。如党的组织与国家政权部门的关系比较密切。各级党组织对国家政权机关实行领导，并对国家政权机构负有监督和保证职责。国家重大决策、方针政策出台是由党组织与政府联合行动制定和贯彻。这种党政关系的一致性和共同组织、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政体特征，使党对社会的组织力要远远大于其他社会组织。而党的建设使这种组织力得到增强，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优势和有利條件。
三、最大化有效整合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序稳定发展
理论和实践告诉人们，政治稳定首先需要建构一个能凝聚各种政治主体的宏大结构，使各政治主体遵循统一的政治规范，才能保持一种有序、稳定的态势。事实表明，政治结构中必须蕴含向心力强的凝聚机制，如此政治结构才不会出现离散倾向。政治整合能力和整合程度，是国家政治力量强弱的重要特征。政党的政治整合职能在于使社会成员认同某种基本价值观念和国家基本结构，在于找到共同利益，在于协调关系、缓解矛盾、消除隔阂，以期达到统一。能否解决好党的自身和社会整合问题，关系到社会一切力量的调动和发挥，关系到社会一切条件的利用和综合，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发展。
中国社会的稳定需要具备许多条件，但不可否认的是党的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稳定器”。这是由中国社会特殊的体制、结构和格局所决定。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掌握和影响着社会公共权力，党往往是矛盾的“焦点”，因此，党的自身建设极端重要。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等建设成效，对减少矛盾、缓解矛盾、解决矛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社会增加或者表现出的种种矛盾，与党的建设的弱效、失效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实践证明，中国社会一个区域、系统或部门，党组织很健全、工作很有序、成效很显著，其矛盾小、矛盾少，反之则大、则多、则尖锐。可见，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从宏观看，中国社会的稳定，党的自身行为起到决定性作用。30年来，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与党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影响、驾驭和支配作用相关联。党通过自身建设，建立了以党为“核心”的具有强力统摄性的政治结构，既能为日益发达的社会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又能驾驭频繁而复杂的社会变动，使整个社会保持有序发展态势。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重要性就是要建立涵盖多元政治主体的政治结构，使各种政治主体能够在统一的结构体系中沿着合法、有序的轨道发挥其功能作用。为此，党的建设要着眼体制的健全和机制的优化，力争把不同的政治主体吸纳到体制中来，努力使不同政治主体都能在政治结构中找到各自的准确定位；尽可能把各个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纳到党内来，既可提供各阶层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又可扩大对各阶层的影响，以实现有效的政治整合，为综合国力的增强提供强大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保证。
四、增强、发挥、扩大行为示范的效应，营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良好社会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诚然，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具备许多条件，如国家制度层面的建设、社会体系的构建、社会诸要素的优化等，但不可忽视“政治人”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在新时期，由于党重视自身建设，党员人数已经扩增到七千多万，党的基层组织扩增到三百多万。如此宏大的党员队伍和基层组织，分布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区域、各个群体之中，党员和党组织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互动的产物、结果，而人的互动内容和形式差别也会导致形成特定的不同群体效应。因此，人的行为存在着的互动关系是客观的，不可忽视人的行为相互所产生的影响。通过人的行为而产生示范作用，实质上也是一个社会化问题。社会化就是人的社会行为的模塑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们形成了为其生存环境所认可的社会行为模式。
改革开放30年来，党始终重视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正因为党员人数众多、分布广泛，党的组织构架宏大、多层，这种扩展性强、外延性大、覆盖性广的组织特征，在客观上增强了党对社会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首先源自于党员及党的组织行为的示范作用和效应。突出表现在：一方面表现出精神感染和内在激励的力量。党在新时期，有意识并富有成效地宣传先进人物，如农村基层干部代表王乐义、吴仁宝；领导干部代表孔繁森、张云泉；现代工人代表许振超、包起帆；科技教育代表袁隆平、方永刚；党员代表邱娥国、宋鱼水等等。众多模范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和发展，直接、间接地影响着其他社会成员，促进了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精神层面的软约束和道德规范的指向。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就会形成特定的价值判断标准，并用以指导、支配自己的道德观点和生活态度。“社会化”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行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会增强社会的约束力、导向力。
五、积极探索建立中国式制度结构模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力制约体系
从党的内部看，改革开放30年，党的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分三个大的阶段：（1）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三中全会。这个阶段党的制度建设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如颁发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等；（2）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这个阶段党的制度建设加快发展。如通过《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等；（3）十六大到十七大。党的制度建设进一步深入。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这个阶段健全委员会制度有新的突破，代表大会制度有新的加强，党内选举制度有新的创新，干部管理体系有新的构建。因此，党内的权力逐步得到了规范，其约束性进一步增强。
从党的外部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具有特定性，在中国政府体系里，还存在相对独立的党的体系。根据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党组织并不直接运作行政权力。但可以作为监督的力量存在。通过党组织的监督、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党作为执政党，是拥有对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者，虽然不是具体行使公共权力者，但却是对国家权力的有力监督者。要使国家权力运行符合人民利益，符合法律规范，党必须积极行使监督权。监督的内容主要是：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法律法规的过程实施监督，以保证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适当的指导和一定形式的监督，促使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忠实地执行和维护国家的法律法令，正确行使公共权力；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作用，扩大对社会其他部门、行业的监督力。
总之，党的建设，就是要保证党执掌的国家权力性质不变，保证国家权力的清正廉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党的建设包括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但党的建设已经成为加强对公共权力监督的重要途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内容，而且是有效内容。
六、多途径积极扩大、增强党的认同，有效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化
认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社会成员的一致认同就会形成强大的力量。政党的内聚力来自认同度，政党内部的认同必须要外化为社会的认同，这是政党实现目标的必备条件。
党要保持先进性需要不断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素质。30年来，党在不同阶段都十分重视对党员的教育。20世纪70年代末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一次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80年代中期进行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对正确认识国情意义重大；90年代初，组织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深远影响；90年代末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是党的建设新的实践。十六大后，又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等，这又是一次党建的新探索。这些教育活动对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意义重大。
党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理论，并不是仅仅武装自己，还要“武装”民众。列宁指出：“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纲领教育了无产阶级政党，同样应当以它来教育我国千百万劳动者。”④共产党作为一个掌握科学理论的政党，仅仅自己掌握科学理论是不够的，尚不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要使“科学理论”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就必须使“科学理论”得以普及。这是因为党的思想理论需要转化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实现党的历史使命需要思想教育。党作为执政党，其行为表现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只有有效地把社会民众动员起来并参与到党所确定、确立和组织的事业中，党的奋斗目标才能最终实现。党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目标和任务，显然，离不开思想教育作用的发挥。
30年来，党在全社会进行的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和宣传，起到了极大的社会成效，使党在一定程度上“较大值”实现了政治社会化，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七、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力量，实现对社会诸要素之间关系的协调
在新时期，党的建设增强了党的协调功能作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规定了党具有的协调资格，党的领导制度和体制也对党提出了协调的要求。协调是党这个领导主体为了更好地实现领导目标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手段，是党与各方力量相互配合、理顺关系、消除矛盾、达成统一、形成合力的过程。
30年来，通过党的建设逐步增强了对社会的协调功能作用。如在宏观层面上的国家政治框架内，党与民主党派的协调；在微观层面上的企业结构内，党与资产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三者的协调等。事实上，这个协调功能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表现十分明显：一是引导作用。善于把党的意图贯彻到社会的各个层次之中，让社会各界真实了解党的意图，在整体上与党的领导意图相协调，以产生一种引导作用。二是统一作用。当今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实现社会整体发展，仅靠党本身力量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党作为领导者进行有效的协调。善于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使上下、左右关系协调一致，以达到目标和行动的统一。三是调控作用。领导主体只有依靠有效的调控才能维系所领导的整个社会系统，才能把握整个领导过程直至取得领导成功。通过有效调控，使离散的力量得以聚合，使被领导者行为走向不偏离领导“轴心”。四是放大作用。党的协调，就是综合各个要素，聚集各种力量，理顺各种关系，缓解各种矛盾，达到认识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磨合。因此，如果协调有序，党的整体工作效能就会大大提高。如党对群团组织的有效协调，就能大大增强党的领导作用。
八、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根本利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社会发展目标，也是社会根本价值取向。之所以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目的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根本利益。利益表达是现代政党的重要功能作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党利益表达功能作用的最直接、最具体、最集中、最形象的表述。
党的利益表达虽然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规定的，但这种利益表达的有效性需要一定的条件作保证。党的建设就是这种利益表达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利益表达方式主要体现在：一是理论和纲领的表达。党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使其表达的利益理论化、集中化、政治化、深刻化、明晰化，从而有效地凝聚着党代表人民利益的要求和政治意志。二是方针和政策的表达。30年来，党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是党实际行动的指导原则和出发点，是党行动依据和准则，并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且为党的战略任务服务。三是制度和体制的表达。30年来，党着力建立和完善經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体制，其成效显著。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体制是利益表达的最高层次体现，也是利益表达的根本保证。制度、体制反映了利益表达的性质、倾向、对象和内容，对表达什么利益及如何表达利益至关重要。四是思想和行动的表达。这是党表达人民利益的最重要的体现。政党的行为受政党的思想支配，而政党的思想又由政党的理论所决定。正因为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党的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及落脚点都应该集中体现人民的利益，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取向，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标准，以人民的利益为行为准则。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8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页。
④《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4～165页。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 责任编辑：石岸
一、明确中国社会在新时期前进的路径选择，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导向
先进政党的影响作用在于对社会发展的正确导向性。执政党可以通过理论和纲领有力地影响社会发展。历史上，中国社会的走向呈现不确定性、反复性、曲折性，其深层原因之一是缺乏强大的并能提供正确导向的政治力存在。30年来，中国现代化事业之所以能加快发展，从宏观上看，关键在于党的社会导向作用发挥较好，这个正确导向表现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成果。
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①新中国建立后，曾有一段黄金发展时期，经济社会有了巨大的发展。但1958年到1978年间经济社会停滞徘徊，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从思想上讲最根本的是认识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没有很好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制定了错误的政治路线。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②在新时期，党的建设首先是从思想建设开始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思想上逐步改变、消除了僵化的“左”的思想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全党思想的大解放，使党逐步恢复和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并制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路线。正是在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制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后的前提下，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科学的命题，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如邓小平所说：“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③
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党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揭示和阐发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原则、目标及要求，明确了具体的方法和途径，确定了正确的大政方针，把握好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进程和力度。所以，中国社会表现出了社会良性运行所要求的有序而蓬勃的发展态势。党的建设的社会导向作用还表现在，重视加强执政党的全面建设，重视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四位一体”的整体协调发展，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着力优化党组织的体系、布局、构架，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组织力
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的过程是组织、动员社会诸要素共同参与、融合、释放的过程，有效的组织力量是建设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对中国而言，要把分散的社会力量调动起来，要把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各种条件利用起来，要把诸要素综合起来，要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必须要有一个具有强大组织力的“力量”存在——这个“力量”来自中国共产党。因此，党的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显得特别重要。
改革开放30年来，党非常重视党的组织建设，整体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扩大覆盖。根据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要求，党一方面加强“传统单位”党组织的建设，如机关、学校、街道、农村等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对民营经济组织、中介组织和社区组织等党组织的建设，极力使党的组织覆盖全社会。这个覆盖既包括“面的覆盖”，也包括“点的覆盖”。发展符合党员条件的私营企业主入党就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举措，影响十分巨大。二是优化设置。不仅重视加固传统的党组织结构，而且注意优化党组织的结构，使党组织的结构更适应新的社会格局。如党组织与工会组织的连结、“党走进董事会”等做法。在新时期，党的组织建设已经从“旧格局”向“新格局”构建在转变，在整体上形成了非同于传统的新格局。新的格局有利于增强党组织的新功能。三是创新活动方式。为增加党组织活动的有效性，党组织活动方式不断在创新。如民营企业中党组织所表现的多样、灵活、分散等鲜明特点，形成了更多的党建新模式，培植了更多而有效的活力因素。
30年社会实践说明，由于党的组织建设覆盖面广，使得党的组织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整个社会机体，对吸纳“社会人才”、聚集社会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正由于党内成员来自社会各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并广泛分布于社会各个群体之中，有利于增强对社会的组织力、动员力和感召力。由于党组织设置的特殊性，党组织与其他组织内在联结紧，有利于对社会要素的聚集和条件的统合。在中国社会环境里，党组织社会基础牢、组织体系严，能对社会产生整体性影响。如党的组织与国家政权部门的关系比较密切。各级党组织对国家政权机关实行领导，并对国家政权机构负有监督和保证职责。国家重大决策、方针政策出台是由党组织与政府联合行动制定和贯彻。这种党政关系的一致性和共同组织、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政体特征，使党对社会的组织力要远远大于其他社会组织。而党的建设使这种组织力得到增强，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优势和有利條件。
三、最大化有效整合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序稳定发展
理论和实践告诉人们，政治稳定首先需要建构一个能凝聚各种政治主体的宏大结构，使各政治主体遵循统一的政治规范，才能保持一种有序、稳定的态势。事实表明，政治结构中必须蕴含向心力强的凝聚机制，如此政治结构才不会出现离散倾向。政治整合能力和整合程度，是国家政治力量强弱的重要特征。政党的政治整合职能在于使社会成员认同某种基本价值观念和国家基本结构，在于找到共同利益，在于协调关系、缓解矛盾、消除隔阂，以期达到统一。能否解决好党的自身和社会整合问题，关系到社会一切力量的调动和发挥，关系到社会一切条件的利用和综合，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发展。
中国社会的稳定需要具备许多条件，但不可否认的是党的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稳定器”。这是由中国社会特殊的体制、结构和格局所决定。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掌握和影响着社会公共权力，党往往是矛盾的“焦点”，因此，党的自身建设极端重要。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等建设成效，对减少矛盾、缓解矛盾、解决矛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社会增加或者表现出的种种矛盾，与党的建设的弱效、失效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实践证明，中国社会一个区域、系统或部门，党组织很健全、工作很有序、成效很显著，其矛盾小、矛盾少，反之则大、则多、则尖锐。可见，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从宏观看，中国社会的稳定，党的自身行为起到决定性作用。30年来，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与党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影响、驾驭和支配作用相关联。党通过自身建设，建立了以党为“核心”的具有强力统摄性的政治结构，既能为日益发达的社会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又能驾驭频繁而复杂的社会变动，使整个社会保持有序发展态势。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重要性就是要建立涵盖多元政治主体的政治结构，使各种政治主体能够在统一的结构体系中沿着合法、有序的轨道发挥其功能作用。为此，党的建设要着眼体制的健全和机制的优化，力争把不同的政治主体吸纳到体制中来，努力使不同政治主体都能在政治结构中找到各自的准确定位；尽可能把各个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纳到党内来，既可提供各阶层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又可扩大对各阶层的影响，以实现有效的政治整合，为综合国力的增强提供强大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保证。
四、增强、发挥、扩大行为示范的效应，营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良好社会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诚然，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具备许多条件，如国家制度层面的建设、社会体系的构建、社会诸要素的优化等，但不可忽视“政治人”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在新时期，由于党重视自身建设，党员人数已经扩增到七千多万，党的基层组织扩增到三百多万。如此宏大的党员队伍和基层组织，分布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区域、各个群体之中，党员和党组织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互动的产物、结果，而人的互动内容和形式差别也会导致形成特定的不同群体效应。因此，人的行为存在着的互动关系是客观的，不可忽视人的行为相互所产生的影响。通过人的行为而产生示范作用，实质上也是一个社会化问题。社会化就是人的社会行为的模塑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们形成了为其生存环境所认可的社会行为模式。
改革开放30年来，党始终重视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正因为党员人数众多、分布广泛，党的组织构架宏大、多层，这种扩展性强、外延性大、覆盖性广的组织特征，在客观上增强了党对社会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首先源自于党员及党的组织行为的示范作用和效应。突出表现在：一方面表现出精神感染和内在激励的力量。党在新时期，有意识并富有成效地宣传先进人物，如农村基层干部代表王乐义、吴仁宝；领导干部代表孔繁森、张云泉；现代工人代表许振超、包起帆；科技教育代表袁隆平、方永刚；党员代表邱娥国、宋鱼水等等。众多模范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和发展，直接、间接地影响着其他社会成员，促进了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精神层面的软约束和道德规范的指向。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就会形成特定的价值判断标准，并用以指导、支配自己的道德观点和生活态度。“社会化”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行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会增强社会的约束力、导向力。
五、积极探索建立中国式制度结构模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力制约体系
从党的内部看，改革开放30年，党的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分三个大的阶段：（1）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三中全会。这个阶段党的制度建设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如颁发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等；（2）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这个阶段党的制度建设加快发展。如通过《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等；（3）十六大到十七大。党的制度建设进一步深入。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这个阶段健全委员会制度有新的突破，代表大会制度有新的加强，党内选举制度有新的创新，干部管理体系有新的构建。因此，党内的权力逐步得到了规范，其约束性进一步增强。
从党的外部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具有特定性，在中国政府体系里，还存在相对独立的党的体系。根据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党组织并不直接运作行政权力。但可以作为监督的力量存在。通过党组织的监督、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党作为执政党，是拥有对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者，虽然不是具体行使公共权力者，但却是对国家权力的有力监督者。要使国家权力运行符合人民利益，符合法律规范，党必须积极行使监督权。监督的内容主要是：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法律法规的过程实施监督，以保证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适当的指导和一定形式的监督，促使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忠实地执行和维护国家的法律法令，正确行使公共权力；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作用，扩大对社会其他部门、行业的监督力。
总之，党的建设，就是要保证党执掌的国家权力性质不变，保证国家权力的清正廉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党的建设包括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但党的建设已经成为加强对公共权力监督的重要途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内容，而且是有效内容。
六、多途径积极扩大、增强党的认同，有效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化
认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社会成员的一致认同就会形成强大的力量。政党的内聚力来自认同度，政党内部的认同必须要外化为社会的认同，这是政党实现目标的必备条件。
党要保持先进性需要不断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素质。30年来，党在不同阶段都十分重视对党员的教育。20世纪70年代末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一次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80年代中期进行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对正确认识国情意义重大；90年代初，组织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深远影响；90年代末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是党的建设新的实践。十六大后，又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等，这又是一次党建的新探索。这些教育活动对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意义重大。
党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理论，并不是仅仅武装自己，还要“武装”民众。列宁指出：“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纲领教育了无产阶级政党，同样应当以它来教育我国千百万劳动者。”④共产党作为一个掌握科学理论的政党，仅仅自己掌握科学理论是不够的，尚不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要使“科学理论”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就必须使“科学理论”得以普及。这是因为党的思想理论需要转化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实现党的历史使命需要思想教育。党作为执政党，其行为表现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只有有效地把社会民众动员起来并参与到党所确定、确立和组织的事业中，党的奋斗目标才能最终实现。党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目标和任务，显然，离不开思想教育作用的发挥。
30年来，党在全社会进行的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和宣传，起到了极大的社会成效，使党在一定程度上“较大值”实现了政治社会化，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七、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力量，实现对社会诸要素之间关系的协调
在新时期，党的建设增强了党的协调功能作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规定了党具有的协调资格，党的领导制度和体制也对党提出了协调的要求。协调是党这个领导主体为了更好地实现领导目标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手段，是党与各方力量相互配合、理顺关系、消除矛盾、达成统一、形成合力的过程。
30年来，通过党的建设逐步增强了对社会的协调功能作用。如在宏观层面上的国家政治框架内，党与民主党派的协调；在微观层面上的企业结构内，党与资产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三者的协调等。事实上，这个协调功能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表现十分明显：一是引导作用。善于把党的意图贯彻到社会的各个层次之中，让社会各界真实了解党的意图，在整体上与党的领导意图相协调，以产生一种引导作用。二是统一作用。当今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实现社会整体发展，仅靠党本身力量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党作为领导者进行有效的协调。善于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使上下、左右关系协调一致，以达到目标和行动的统一。三是调控作用。领导主体只有依靠有效的调控才能维系所领导的整个社会系统，才能把握整个领导过程直至取得领导成功。通过有效调控，使离散的力量得以聚合，使被领导者行为走向不偏离领导“轴心”。四是放大作用。党的协调，就是综合各个要素，聚集各种力量，理顺各种关系，缓解各种矛盾，达到认识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磨合。因此，如果协调有序，党的整体工作效能就会大大提高。如党对群团组织的有效协调，就能大大增强党的领导作用。
八、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根本利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社会发展目标，也是社会根本价值取向。之所以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目的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根本利益。利益表达是现代政党的重要功能作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党利益表达功能作用的最直接、最具体、最集中、最形象的表述。
党的利益表达虽然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规定的，但这种利益表达的有效性需要一定的条件作保证。党的建设就是这种利益表达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利益表达方式主要体现在：一是理论和纲领的表达。党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使其表达的利益理论化、集中化、政治化、深刻化、明晰化，从而有效地凝聚着党代表人民利益的要求和政治意志。二是方针和政策的表达。30年来，党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是党实际行动的指导原则和出发点，是党行动依据和准则，并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且为党的战略任务服务。三是制度和体制的表达。30年来，党着力建立和完善經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体制，其成效显著。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体制是利益表达的最高层次体现，也是利益表达的根本保证。制度、体制反映了利益表达的性质、倾向、对象和内容，对表达什么利益及如何表达利益至关重要。四是思想和行动的表达。这是党表达人民利益的最重要的体现。政党的行为受政党的思想支配，而政党的思想又由政党的理论所决定。正因为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党的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及落脚点都应该集中体现人民的利益，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取向，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标准，以人民的利益为行为准则。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8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页。
④《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4～165页。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 责任编辑：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