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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吴祥明
采访：谢黎萍、张红仙、孙宝席
整理：谢黎萍、孙宝席
时间：2008年5月6日
【口述前记】
吴祥明，长期参与上海城市建设和重大工程的决策与实施。1983年7月至1990年4月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90年4月至1992年11月任市建设委员会主任，1992年8月至1997年5月，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其间，先后兼任八万人体育场工程、外滩综合改造工程、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工程总指挥。1995年5月至2000年10月，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2000年10月至今任上海市磁浮快速列车工程指挥部总指挥。
我1983年到市计划委员会工作，主要搞基本建设投资。当时上海城市建设的历史欠账的确很多，这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从上海解放到1985年，上海没有独立财政，上海财政和中央财政是在一个锅里吃饭，这也是为了保障整体利益的需要。实际上上海财政局是中央财政部的派出机构，上海的开支完全纳入中央的统收统支，当然这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所以讲重大工程，大家都想发展，但关键是解决一个钱的问题。
钱从哪里来？
20世纪80年代初，我去计委的时候，全市财力只有4亿5千万元，对整个上海来说，太少了，实在拿不出多少钱来搞重大工程建设。
当时上海市的三位领导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看到这种情况，就向中央提出能否给上海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当时中央财政也很困难，但为了上海的发展，中央还是接受了上海提出的定比分成的建议。定比分成就是上海每年的财政收入，上海留23.6%，76.4%上缴中央，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定比分成为上海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可能的机制，这是一个最要紧的起点，为此我们不能忘记那个时候的市委、市府的领导以及中央对上海建设发展的支持。定了比例后，市里就可以有机动，就可以预作打算了，就可以把明年、后年可能用的钱一起来作打算。
1986年，中央又给了上海另外一项优惠政策，就是批准上海采取自借自还的方式，扩大利用外资，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当时国务院是以“国函(1986)94号”发的文，因此，以后此项政策就叫“94专项”。“94专项”实际上就是贷款的一种额度，允许你可以借多少贷款。有了“94专项”，后来就成立了久事公司。但“94专项”都是借款，这个资金是有危险的，如果还不了就破产了，这个政策就失败了、白干了。所以一定要用好这个政策。
“94专项”并不是重大项目的资金来源，还得解決这个钱从哪里生出来的问题。我们学习市场经济国家开展基础建设的经验，外国人叫“使用者付费”，中国叫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时最困难的是煤气、自来水，市委、市政府讨论后，决定先易后难，一样一样来解决。
钱是这样来的
最容易解决的是电话，因为电话不涉及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你装得起就装，装不起就不装。当时上海全市电话的装机总容量只有26万门，很少很少的，只有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家里有电话。普通上海人只能靠公用电话。由于使用的人太多，往往是忙音，打不通。电话大发展需要钱，怎么解决呢？我们确定先从“94专项”中拿出5000万美元的贷款额度，购买20万门程控电话，但额度是要还的！怎样还？我们想到外汇额度也是值钱的，当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是2.8元，但调剂市场可以调到9元、10元，这中间就有一个差价可以利用。然后我们借鉴外国使用者收费的原则，收取初装费。开始初装费一门电话收费1500元，最高时达到5000元，后来每门电话一般收取3000元左右的初装费。初装费一收，钱就出来了，用这钱去还买程控电话机的钱，多余的钱再买程控电话机，然后再收初装费。通过采用这种方式滚动发展，很容易地解决了装电话难的问题。
第二个是解决装煤气难的问题。煤气和电话不一样，因为这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当时煤气供应很紧张，就是买液化气也是要凭票的，票也很难搞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人大代表提出也可以收初装费嘛。既然人代会上有这样的提案，就是宁可收点钱，也要加快煤气的发展。我记得当时预定收取初装费2500元，后来决定一部分收初装费，一部分卖债券。最初的方案是煤气初装费1500元，1000元债券。朱镕基市长审批时，说初装费太多了，老百姓哪有那么多钱，倒过来，1500元债券，1000元初装费。初装费收取后，煤气开始了大发展。我们首先通过计划委员会到金山石化去要液化气的指标。液化气有了以后，就排输气管道。收的初装费，主要用于排输气管道，此外，还在浦东建立了煤气厂，增加了煤气供应能力，然后再去收初装费。装煤气难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第三是污水治理。上海历史上排污是不收钱的，自来水一个立方收取7分钱。上海治理污水项目，国家发改委给了我们世界银行贷款。世界银行提出要通过排水收费来还贷款，原来收取排污费是市场经济国家在实践过程中采用的有效办法。于是我们决定按上水的使用量打9折作为排水量。收排水费，又经过人大讨论，作出决议，每立方米排水收排污费2分钱，打上9折再加7分钱水费，这样用1立方米合计收不到9分钱。这个制度一直维持到现在。后来随着自来水的提价，排水费也相应提高，现在排水费一年有10几亿元。现在这块钱已经成为上海治污的重要资金来源。我们已经有钱开展苏州河三期治理了。可见，收排水费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从收电话初装费到收煤气初装费和排水费，这几步棋对上海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有了这个基础，现在再发展也不怕了。我们学会了怎样用市场经济办法解决城市基本建设问题，这几桩事情解决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还了历史欠债，而且树立了“使用者付费”的思想。
20世纪90年代开发开放浦东，要解决过江难，要在黄浦江上造桥，也牵涉到资金。当时在黄浦江上游金山有一座桥，但在下游造桥比较难。因为江南造船厂、吴泾化工厂都在里面，桥的高度要保证，因此造桥的成本很高。
南浦大桥用的是“94专项”，当时亚行正想开拓中国市场，我们就用了亚行贷款。这笔贷款可以通过收费的方式来还，但亚行贷款的额度只给总贷款的一半，另一半怎么筹？南浦大桥总款项8.2亿，我们就想到外汇额度问题。当时的外汇以2.8元计，我们把外汇贷来后，一部分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主要招中国企业，这样贷来的外汇还在我们手里，就到外汇市场去调剂，当时可以调剂到9元、10元，由此挖出了几千万美金，填了另一半缺。这其实是利用了市场与计划的差。后来造杨浦大桥也用了这个办法。上海黄浦江上造两座大桥，市财政一分钱也没出。
延安路隧道上海第一次正式使用BOT融资法。延安路隧道原来是两车道，要改成四车道。我们找了香港荣智健的中信泰富，但中信是荣毅仁在香港创办的，真正的归属是中国的。谈下来，决定成立合资公司，我们的老隧道占50%股份，荣智健的新隧道占50%。然后完全按照香港BOT的方式运作。当时这样做是冒了一点风险的，因为当时国家还不允许用BOT，国家计委不同意，是市领导亲自决定的。这次成功后，我们又把南浦大桥、杨浦大桥、打浦路隧道的经营权打包，一起卖掉45%的经营权。为啥只卖掉45%？是为了保险，我们一定要完全控股。但就是这样，当时人大的反响也很大。有一次老劳模杨富珍问我：“吴祥明，听说你把南浦大桥卖掉了？”我说你说的话有那么一点意思，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它不像卖掉一台电视机，就没有了。现在桥还在那里，我们卖掉的是经营权，而且只卖了45%。总之做了很多解释工作。其实卖掉经营权，就是预计明天的卖路钱，再倒扣利息，先拿来用，从资本运作看，是很合算的。最后合计南浦大桥、杨浦大桥、打浦路隧道45%的经营权，我们卖了25个亿，把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建设费全部收回，还有余。可以说改变上海面貌的黄浦江大桥的经费，都是依靠计划向市场转变，通过市场转出来的，中央、市政府都没拿钱。
通过BOT，我们又进一步学会了资本运作。因为荣智健在买下南浦大桥、杨浦大桥45%的经营权后，就成立了一个公司，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加速，过桥车辆剧增，所以效益非常好，二年后，他就在香港申请上市，不但收回了原来投资的钱，而且赚了很多。荣智健成功的资本运作，引起我们思考，我向黄菊同志提出：这个办法好像我们也可以做。以后就专门总结荣智健的成功经验，成立了上海实业，并到香港上市。后来上海很多企业包装后到香港上市，都变成了很大的资本。
思路宽了以后，钱就容易来了。城市基础设施、重大工程的建设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思想认识转变成功，问题也就解决了。
BOT后，又搞了土地批租。重大工程中主要就是造南北高架。上海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批租，正好也是搞“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时候。原来一级政府时，土地批租权都在建委，“两级政府、两级管理”后，区里意见大，要求市里放权。黄菊同志把我找去，问能不能放权，我们研究后提出，由于城市是一个整体，要放权给各区批地，至少要坚持四条原则：一是马路红线不能侵占；二是动拆迁由各区负责；三是规划容积率控制，包括日照等，必须符合要求；四是配套设施由各区解决。我说我原来就是抓这四条，符合条件，就批；不符合，就不批。对这四条，也有区长说我思想不解放，我说马路红线下面是要造地铁的，如果打了桩，以后地铁就没法弄了。黄菊支持了我，说四条还是要的。但放权一年后发现，其他没有问题，就是有些区（黄浦、南市、静安）大量土地批出去后，水电煤配套不落实。我对黄菊说，楼造好了，水电煤不配套，外方要索赔的。经过调研和找规划部门协调，最后认为唯一办法是造南北高架路，同时把沿高架路的水电煤配套问题解决掉。但造南北高架路，要拆4000多户。我把情况向黄菊汇报后，黄菊问我能不能少拆一点。我们又去调研，减少了不少。现在延安路高架和南北高架交叉的地方有个大弯头，就是为了避开几座高楼。还把刚建好的黄浦区图书馆拆掉了，但拆图书馆比拆老百姓房子好。建设南北高架路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市政配套问题，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它的另一个作用是改善了交通，可谓一举两得。
攻坚克难
我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后，接手的第一个重大工程是外滩的综合改造。方案主要遇到两个难点：一是必须保证黄浦江过水断面。黄浦江的线形最早是由荷兰人设计的，这样的线形能保证黄浦江水流的稳定，这是不能改变的。如果现在某一段凸出去，航道就要受影响。但按综合改造的设计，防汛墙要推出去，怎么办？后来决定做成停车场挑出去，再在上面造防汛墙，保持了原有的河流线形状态。第二个难题是延安路口的气象塔。马路拓宽后，气象塔变成在马路中间了，开始大家也无所谓，想把它拆掉，在别的地方重新建造一个，但建筑专家反对，说这是外滩景观的终点，外滩景观的标准照，就是从上海大厦、外白渡桥一路过来，最后是气象塔。这是一个完整的风景线。后来我们提出能不能拆掉后原式原样再造出来，建筑专家也不同意，重新造的，也不是“原装”，要保证塔是“原装”的。最后只能采取整体平移，向外移28米。移塔是蛮麻烦的。塔是有地基的，地基是不能移的，因此首先要在不影响塔安全的情况下，把塔与地基分开；然后用钢板把塔固定好，通过轨道把塔平移到新的位置，装在新的地基上，固定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气象塔的位置和“原装”形象。
我接手的第二个重大工程是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工程。难点主要也是两个：一是电信大楼弱电与广场22万伏变电站强电的矛盾。当时人民广场的电信大楼下面是弱电，广场改扩建工程中要造22万伏变电站，以解决市中心的用电。变电站是强电，电信大楼担心变电站的强电影响电信大楼的安全。于是我请了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院士来帮助解决，成立专门小组，提出了许多措施，确保电信大楼安全，确保变电站造起来。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工程另一个问题是上海博物馆的建设。1993年人民广场改扩建的规划，并没有把建设上海博物馆列入其中。但随着土地批租的展开，上海博物馆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通过土地批租，把原来博物馆的房子连地皮一起卖掉，用这笔钱，到人民广场造新馆。市委同意了博物馆新馆的方案，但是对我们来说，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就多了一个项目，规划调整还是方便的，关键是时间。当时说好人民广场综合改造1994年建国45周年前要完成，1993年底提出来要造博物馆新馆，地下2层，地面5层，建筑面积38000平方米，肯定来不及。我提出是否可以把整个工程往后推，黄菊说，在建国45周年把人民广场还给老百姓是要写进人代会报告的。这下我可急了，离国庆节还有9个月，按常规做法肯定是不行的，怎么办？我到工地，找负责施工的经理商量。他告诉我关键是如何把开挖地基的土运出去，现在每天只有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可以运土，你是否有办法可以让我整天运土。当时挖土工程预计3个月。我说，既然你一天工作8小时，需3个月来完成，那么我让你们一天工作24小时，用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能够完成开挖地基的任务。他说你有让我们一天工作24小时的本事吗？你有这本事，我就能完成。我说好，于是我赶紧去找市交警总队总队长许培星，许培星说24小时放行运土不行，交通高峰时间要避开，有2个小时不能通行。我说行。拿到特殊通行证后，我就找施工队开会、落实。后来，到1994年国庆节前，把上海博物馆新馆的外形全部造好，终于按时将人民廣场还给了全市人民。
整理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周奕韵
采访：谢黎萍、张红仙、孙宝席
整理：谢黎萍、孙宝席
时间：2008年5月6日
【口述前记】
吴祥明，长期参与上海城市建设和重大工程的决策与实施。1983年7月至1990年4月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90年4月至1992年11月任市建设委员会主任，1992年8月至1997年5月，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其间，先后兼任八万人体育场工程、外滩综合改造工程、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工程总指挥。1995年5月至2000年10月，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2000年10月至今任上海市磁浮快速列车工程指挥部总指挥。
我1983年到市计划委员会工作，主要搞基本建设投资。当时上海城市建设的历史欠账的确很多，这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从上海解放到1985年，上海没有独立财政，上海财政和中央财政是在一个锅里吃饭，这也是为了保障整体利益的需要。实际上上海财政局是中央财政部的派出机构，上海的开支完全纳入中央的统收统支，当然这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所以讲重大工程，大家都想发展，但关键是解决一个钱的问题。
钱从哪里来？
20世纪80年代初，我去计委的时候，全市财力只有4亿5千万元，对整个上海来说，太少了，实在拿不出多少钱来搞重大工程建设。
当时上海市的三位领导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看到这种情况，就向中央提出能否给上海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当时中央财政也很困难，但为了上海的发展，中央还是接受了上海提出的定比分成的建议。定比分成就是上海每年的财政收入，上海留23.6%，76.4%上缴中央，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定比分成为上海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可能的机制，这是一个最要紧的起点，为此我们不能忘记那个时候的市委、市府的领导以及中央对上海建设发展的支持。定了比例后，市里就可以有机动，就可以预作打算了，就可以把明年、后年可能用的钱一起来作打算。
1986年，中央又给了上海另外一项优惠政策，就是批准上海采取自借自还的方式，扩大利用外资，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当时国务院是以“国函(1986)94号”发的文，因此，以后此项政策就叫“94专项”。“94专项”实际上就是贷款的一种额度，允许你可以借多少贷款。有了“94专项”，后来就成立了久事公司。但“94专项”都是借款，这个资金是有危险的，如果还不了就破产了，这个政策就失败了、白干了。所以一定要用好这个政策。
“94专项”并不是重大项目的资金来源，还得解決这个钱从哪里生出来的问题。我们学习市场经济国家开展基础建设的经验，外国人叫“使用者付费”，中国叫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时最困难的是煤气、自来水，市委、市政府讨论后，决定先易后难，一样一样来解决。
钱是这样来的
最容易解决的是电话，因为电话不涉及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你装得起就装，装不起就不装。当时上海全市电话的装机总容量只有26万门，很少很少的，只有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家里有电话。普通上海人只能靠公用电话。由于使用的人太多，往往是忙音，打不通。电话大发展需要钱，怎么解决呢？我们确定先从“94专项”中拿出5000万美元的贷款额度，购买20万门程控电话，但额度是要还的！怎样还？我们想到外汇额度也是值钱的，当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是2.8元，但调剂市场可以调到9元、10元，这中间就有一个差价可以利用。然后我们借鉴外国使用者收费的原则，收取初装费。开始初装费一门电话收费1500元，最高时达到5000元，后来每门电话一般收取3000元左右的初装费。初装费一收，钱就出来了，用这钱去还买程控电话机的钱，多余的钱再买程控电话机，然后再收初装费。通过采用这种方式滚动发展，很容易地解决了装电话难的问题。
第二个是解决装煤气难的问题。煤气和电话不一样，因为这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当时煤气供应很紧张，就是买液化气也是要凭票的，票也很难搞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人大代表提出也可以收初装费嘛。既然人代会上有这样的提案，就是宁可收点钱，也要加快煤气的发展。我记得当时预定收取初装费2500元，后来决定一部分收初装费，一部分卖债券。最初的方案是煤气初装费1500元，1000元债券。朱镕基市长审批时，说初装费太多了，老百姓哪有那么多钱，倒过来，1500元债券，1000元初装费。初装费收取后，煤气开始了大发展。我们首先通过计划委员会到金山石化去要液化气的指标。液化气有了以后，就排输气管道。收的初装费，主要用于排输气管道，此外，还在浦东建立了煤气厂，增加了煤气供应能力，然后再去收初装费。装煤气难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第三是污水治理。上海历史上排污是不收钱的，自来水一个立方收取7分钱。上海治理污水项目，国家发改委给了我们世界银行贷款。世界银行提出要通过排水收费来还贷款，原来收取排污费是市场经济国家在实践过程中采用的有效办法。于是我们决定按上水的使用量打9折作为排水量。收排水费，又经过人大讨论，作出决议，每立方米排水收排污费2分钱，打上9折再加7分钱水费，这样用1立方米合计收不到9分钱。这个制度一直维持到现在。后来随着自来水的提价，排水费也相应提高，现在排水费一年有10几亿元。现在这块钱已经成为上海治污的重要资金来源。我们已经有钱开展苏州河三期治理了。可见，收排水费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从收电话初装费到收煤气初装费和排水费，这几步棋对上海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有了这个基础，现在再发展也不怕了。我们学会了怎样用市场经济办法解决城市基本建设问题，这几桩事情解决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还了历史欠债，而且树立了“使用者付费”的思想。
20世纪90年代开发开放浦东，要解决过江难，要在黄浦江上造桥，也牵涉到资金。当时在黄浦江上游金山有一座桥，但在下游造桥比较难。因为江南造船厂、吴泾化工厂都在里面，桥的高度要保证，因此造桥的成本很高。
南浦大桥用的是“94专项”，当时亚行正想开拓中国市场，我们就用了亚行贷款。这笔贷款可以通过收费的方式来还，但亚行贷款的额度只给总贷款的一半，另一半怎么筹？南浦大桥总款项8.2亿，我们就想到外汇额度问题。当时的外汇以2.8元计，我们把外汇贷来后，一部分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主要招中国企业，这样贷来的外汇还在我们手里，就到外汇市场去调剂，当时可以调剂到9元、10元，由此挖出了几千万美金，填了另一半缺。这其实是利用了市场与计划的差。后来造杨浦大桥也用了这个办法。上海黄浦江上造两座大桥，市财政一分钱也没出。
延安路隧道上海第一次正式使用BOT融资法。延安路隧道原来是两车道，要改成四车道。我们找了香港荣智健的中信泰富，但中信是荣毅仁在香港创办的，真正的归属是中国的。谈下来，决定成立合资公司，我们的老隧道占50%股份，荣智健的新隧道占50%。然后完全按照香港BOT的方式运作。当时这样做是冒了一点风险的，因为当时国家还不允许用BOT，国家计委不同意，是市领导亲自决定的。这次成功后，我们又把南浦大桥、杨浦大桥、打浦路隧道的经营权打包，一起卖掉45%的经营权。为啥只卖掉45%？是为了保险，我们一定要完全控股。但就是这样，当时人大的反响也很大。有一次老劳模杨富珍问我：“吴祥明，听说你把南浦大桥卖掉了？”我说你说的话有那么一点意思，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它不像卖掉一台电视机，就没有了。现在桥还在那里，我们卖掉的是经营权，而且只卖了45%。总之做了很多解释工作。其实卖掉经营权，就是预计明天的卖路钱，再倒扣利息，先拿来用，从资本运作看，是很合算的。最后合计南浦大桥、杨浦大桥、打浦路隧道45%的经营权，我们卖了25个亿，把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建设费全部收回，还有余。可以说改变上海面貌的黄浦江大桥的经费，都是依靠计划向市场转变，通过市场转出来的，中央、市政府都没拿钱。
通过BOT，我们又进一步学会了资本运作。因为荣智健在买下南浦大桥、杨浦大桥45%的经营权后，就成立了一个公司，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加速，过桥车辆剧增，所以效益非常好，二年后，他就在香港申请上市，不但收回了原来投资的钱，而且赚了很多。荣智健成功的资本运作，引起我们思考，我向黄菊同志提出：这个办法好像我们也可以做。以后就专门总结荣智健的成功经验，成立了上海实业，并到香港上市。后来上海很多企业包装后到香港上市，都变成了很大的资本。
思路宽了以后，钱就容易来了。城市基础设施、重大工程的建设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思想认识转变成功，问题也就解决了。
BOT后，又搞了土地批租。重大工程中主要就是造南北高架。上海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批租，正好也是搞“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时候。原来一级政府时，土地批租权都在建委，“两级政府、两级管理”后，区里意见大，要求市里放权。黄菊同志把我找去，问能不能放权，我们研究后提出，由于城市是一个整体，要放权给各区批地，至少要坚持四条原则：一是马路红线不能侵占；二是动拆迁由各区负责；三是规划容积率控制，包括日照等，必须符合要求；四是配套设施由各区解决。我说我原来就是抓这四条，符合条件，就批；不符合，就不批。对这四条，也有区长说我思想不解放，我说马路红线下面是要造地铁的，如果打了桩，以后地铁就没法弄了。黄菊支持了我，说四条还是要的。但放权一年后发现，其他没有问题，就是有些区（黄浦、南市、静安）大量土地批出去后，水电煤配套不落实。我对黄菊说，楼造好了，水电煤不配套，外方要索赔的。经过调研和找规划部门协调，最后认为唯一办法是造南北高架路，同时把沿高架路的水电煤配套问题解决掉。但造南北高架路，要拆4000多户。我把情况向黄菊汇报后，黄菊问我能不能少拆一点。我们又去调研，减少了不少。现在延安路高架和南北高架交叉的地方有个大弯头，就是为了避开几座高楼。还把刚建好的黄浦区图书馆拆掉了，但拆图书馆比拆老百姓房子好。建设南北高架路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市政配套问题，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它的另一个作用是改善了交通，可谓一举两得。
攻坚克难
我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后，接手的第一个重大工程是外滩的综合改造。方案主要遇到两个难点：一是必须保证黄浦江过水断面。黄浦江的线形最早是由荷兰人设计的，这样的线形能保证黄浦江水流的稳定，这是不能改变的。如果现在某一段凸出去，航道就要受影响。但按综合改造的设计，防汛墙要推出去，怎么办？后来决定做成停车场挑出去，再在上面造防汛墙，保持了原有的河流线形状态。第二个难题是延安路口的气象塔。马路拓宽后，气象塔变成在马路中间了，开始大家也无所谓，想把它拆掉，在别的地方重新建造一个，但建筑专家反对，说这是外滩景观的终点，外滩景观的标准照，就是从上海大厦、外白渡桥一路过来，最后是气象塔。这是一个完整的风景线。后来我们提出能不能拆掉后原式原样再造出来，建筑专家也不同意，重新造的，也不是“原装”，要保证塔是“原装”的。最后只能采取整体平移，向外移28米。移塔是蛮麻烦的。塔是有地基的，地基是不能移的，因此首先要在不影响塔安全的情况下，把塔与地基分开；然后用钢板把塔固定好，通过轨道把塔平移到新的位置，装在新的地基上，固定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气象塔的位置和“原装”形象。
我接手的第二个重大工程是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工程。难点主要也是两个：一是电信大楼弱电与广场22万伏变电站强电的矛盾。当时人民广场的电信大楼下面是弱电，广场改扩建工程中要造22万伏变电站，以解决市中心的用电。变电站是强电，电信大楼担心变电站的强电影响电信大楼的安全。于是我请了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院士来帮助解决，成立专门小组，提出了许多措施，确保电信大楼安全，确保变电站造起来。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工程另一个问题是上海博物馆的建设。1993年人民广场改扩建的规划，并没有把建设上海博物馆列入其中。但随着土地批租的展开，上海博物馆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通过土地批租，把原来博物馆的房子连地皮一起卖掉，用这笔钱，到人民广场造新馆。市委同意了博物馆新馆的方案，但是对我们来说，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就多了一个项目，规划调整还是方便的，关键是时间。当时说好人民广场综合改造1994年建国45周年前要完成，1993年底提出来要造博物馆新馆，地下2层，地面5层，建筑面积38000平方米，肯定来不及。我提出是否可以把整个工程往后推，黄菊说，在建国45周年把人民广场还给老百姓是要写进人代会报告的。这下我可急了，离国庆节还有9个月，按常规做法肯定是不行的，怎么办？我到工地，找负责施工的经理商量。他告诉我关键是如何把开挖地基的土运出去，现在每天只有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可以运土，你是否有办法可以让我整天运土。当时挖土工程预计3个月。我说，既然你一天工作8小时，需3个月来完成，那么我让你们一天工作24小时，用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能够完成开挖地基的任务。他说你有让我们一天工作24小时的本事吗？你有这本事，我就能完成。我说好，于是我赶紧去找市交警总队总队长许培星，许培星说24小时放行运土不行，交通高峰时间要避开，有2个小时不能通行。我说行。拿到特殊通行证后，我就找施工队开会、落实。后来，到1994年国庆节前，把上海博物馆新馆的外形全部造好，终于按时将人民廣场还给了全市人民。
整理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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