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唐宋变革”是史学界提出的一种关于唐末宋初时期中国历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的理论。苏轼作为“唐宋变革”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之一，是这一变革中文化艺术领域的有力推动者。其作品《黄州寒食帖》以打破唐代法度观念、表现书者个人情绪为特征，是“唐宋变革”理论在书法领域的反映。
关键词：寒食帖;唐宋变革;书法
一
“唐宋变革”是日本京都学派学者内藤湖南先生于20世纪初提出的一种关于中国历史的多个方面在唐宋时期出现本质性变化的理论。他的认为唐宋之交是中国中古时期与近世的分界线，在唐代末期到北宋的这两百多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艺术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有些变化甚至堪称革命性的。正如对内藤湖南做个案研究的学者Joshua A. Fogel所说的：“一个巨大的变革，发生在中国的唐末与宋初之间，影响着生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对于唐宋之交艺术领域的巨大变化有着如下看法：唐以及唐之前盛行壁画和金碧辉煌的艺术，是贵族用来装饰宏伟建筑的道具，艺术的主要功能是叙事和服务贵族;宋代变革之后流行屏风、卷轴、水墨画，是平民出身的官吏在日常娱乐时的寄情之物，主要功能是表达作者个人的意志与情感。内藤湖南的看法并非个例，作为其弟子的日本宋史学者宫崎市定与其有着相似的看法。而在中国学术界，夏曾佑先生在1900年的《中国古代史》讲稿中同样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比内藤湖南的观点要早二十多年。学者漆侠在1999年发表的《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一文中，从土地私有化、国家与新兴地主及佃户的关系、两税法取代租庸调等方面讨论了唐宋变革这一议题。这些都表明，唐宋变革之论并非无中生有。而专注于唐宋变革中文化变革研究的台湾学者傅乐成提出的“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概念则更进一步指出了唐宋文化之间的差异。
书法作为中国艺术的代表门类，其中蕴含着中华文化的本质。上文中提到的众多学者所说的唐宋文化变革在书法中同样有所体现。清人梁巘在《评书贴》中说：“唐尚法，宋尚意”，这是对唐宋书法之本质区别一针见血的概括。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方闻在《中国书法：理论与历史》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书法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演变其，始于象形文字的发明之时，终于公元750年前后楷书在唐代的确立。第二阶段则是公元1050年的北宋晚期至今。前一阶段的书法重视书体与字形结构，后一阶段重点由字形结构转向视觉效果和个人情性的表达。
二
苏轼作为北宋中期士大夫的代表，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其书法造诣极高，有着“宋四家”之一的名号。北宋中期正是内藤湖南等学者所说之“唐宋变革论”的关键时期，因此，作为这一时期文化领域的代表人物，苏轼的思想与作品中必定透露出唐宋两种文化变革的表征。苏轼擅长行书，作品众多，其中尤以《黄州寒食帖》最为精彩，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董其昌在该贴后题跋曰：“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馀卷。必以此为甲观。已摹刻戏鸿堂帖中。董其昌观并题。”《黄州寒食帖》不仅是苏轼行书作品中的翘楚，同时也反映了北宋中后期书法的时代特征，从《黄州寒食帖》中我们可以看到书法在宋代产生的一些明显的改变。
首先，从《黄州寒食帖》中我们可以看出，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中后期书法家打破了唐人“法度森严”的审美准则。唐代书法艺术以楷书成就最高，唐代的楷书制定了规范化的书写法度，呈现出端庄整饬的书法风格。这一审美标准同样影响到了唐代的行书、隶书等其它书体。虽然法度是书写时需要遵守的法则和规范，能帮助书写者美化书写，但凡事过犹不及。强调法度虽然让唐代的书法变得典雅规整，但同时也产生了程式化、僵死的消极作用，唐代的书法在追求法度的同时丧失了书法的生机和奇趣。
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书法家意识到了唐代书法的这一弊病，并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对此进行了革新。苏轼对于唐代法度的突破是全方位的，在书法理论、执笔方式和书法作品中都反映出了他的不拘一格。在书法理论上，苏轼提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的主张，被后人视为宋人“尚意”的书法论的先声。在执笔方面，苏轼的执笔方式也突破了规范，他没有使用标准的五指執笔法，而是采用了被称为“拔灯法”的单钩执笔法，用拇指、食指、中指来执笔。这一独特的执笔方法对他独特书风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总的来说，《黄州寒食帖》给人以欹侧纵横、错落跳宕的感觉，这是因为苏轼在书写时打破了法度的限制。从《黄州寒食帖》的用笔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对于唐代法度的突破。
“法”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事物认知的结果，而事物处于不断发展中。因此，“法”并非一成不变。《黄州寒食帖》一反之前书家痩劲为主的风格，以浓墨为主。用笔以侧锋为多，因其笔锋左倾，而被书家指责用笔不合古法。从总体上来看，《黄州寒食帖》用笔大量呈现出偃卧手法，所写字偏于肥扁。这是由于苏轼写字不善于悬腕，写字时以手抵案，以腕贴面，以运指为主，笔锋随字势上下左右运动，锋毫与纸面形成一定的角度，笔锋运行时毫端处于偃卧状态。手腕抵在案桌上，笔自然呈卧势，书写范围就会局促，往往左边笔画显得秀拔，而右边笔画有内收之势，不易开展，比如此帖中的“来”“春”等字的捺画都是收束的。另外，由于苏轼特殊的执笔法，其字不但具有“左秀拔，右内敛”的特点，而且整体上呈现出向右倾斜的趋势。除了执笔法导致的字形上的左右不均之外，苏轼对于侧锋和副毫的使用同样是对于唐代严整端庄的书法风格和中锋用笔规则的突破。如“惜”字左边的竖笔，以侧锋扫出，不同于唐代行书那般笔力内敛，而是以外露的笔力为特点。再如“欲”左边的长撇，以侧锋迅速扫出，气势外露，突破了中锋用笔的法度限制。
其次，《黄州寒食帖》的另一个时代特点是书写者的情绪在书法中更加外露。苏轼认为书法作品不仅停留在纸面上，更是作者心声的表达，书者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是书法作品的生命。书法家应该抒发天真洒脱的心性，将自己的情绪寓于作品之中。汉唐时期的书法以理性端庄为特点，情绪的抒发受到法度的制约和规范，较为克制。魏晋时期的书法则注重情感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均衡。而宋代书风的情感则是外露的。正如清代王澍在《虚舟题跋》中所说：“唐以前书风骨内敛，宋以后书精神外拓。”
《黄州寒食帖》作为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作的遣兴诗作，在诗歌内容中表达了苏轼政治失意、生活困顿的苍凉之心境。苏轼没有把当时的惆怅孤独之情仅仅表现在诗歌里，他的这种情绪和心境在书法中同样得以体现。在此帖的第一行，苏轼还没有进入到情绪澎湃的状态，一行七个字没有强烈的起伏变化，整体情绪较为舒缓、平稳，笔锋之间有微妙的连带。到第二行时，整体较为疏朗，其中“年”字是第一个节奏亮点，“年”字的最后一笔拉长，起到了布局上的留白作用，使整体的章法不至于太沉闷。前三行的情绪总体上较为平稳，而从第四行开始，激烈的情绪逐渐显现，笔触上更显老辣与豪放。直到第一首诗的末尾，情绪趋向于轻快，节奏从短促走向连绵，有如作者内心情感的逐渐消退。第二首诗开始时，书法的整体节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用笔更直接，直线的使用更多，笔尖多藏锋处理，部分笔画用到了偏锋以及笔锋的反转等笔法来完成。第二首诗的情感到了后半段逐渐激烈，“破”字左右两边同时向右倾斜，左边厚重，右边柔和。“灶”字是原帖里最大的一个字，也是难得的一个纯然使用中锋线条写就的字。“烧”字的笔画压得很重，然而却在整体厚重的情况下，右下部份与之前的部分产生了轻重对比，尤其是最后一钩，笔势灵巧、迅捷，增加了字的动态感。
整件作品通过行气、节奏以及结字等方式，将作者的情绪淋漓地表露出来，但又以书法的技巧性进行制约，使作品不至过于个人化，完成了情绪的艺术化表达。从这一点来说，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后期书法家们开始将书法作为表达个人情绪的媒介，艺术成为了个人化的东西，而不再是只为贵族服务。因此，宋以后的书法情绪更加外露，风格更加多样。
参考文献：
[1] 王镛.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J].中华文史论丛，2006（01）.
[3] 方闻.中国书法：理论与历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
[4] 陈忠康.<寒食帖>临写指要[J].书法教育，2019（01）.
（作者单位：洛南县文化馆）
关键词：寒食帖;唐宋变革;书法
一
“唐宋变革”是日本京都学派学者内藤湖南先生于20世纪初提出的一种关于中国历史的多个方面在唐宋时期出现本质性变化的理论。他的认为唐宋之交是中国中古时期与近世的分界线，在唐代末期到北宋的这两百多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艺术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有些变化甚至堪称革命性的。正如对内藤湖南做个案研究的学者Joshua A. Fogel所说的：“一个巨大的变革，发生在中国的唐末与宋初之间，影响着生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对于唐宋之交艺术领域的巨大变化有着如下看法：唐以及唐之前盛行壁画和金碧辉煌的艺术，是贵族用来装饰宏伟建筑的道具，艺术的主要功能是叙事和服务贵族;宋代变革之后流行屏风、卷轴、水墨画，是平民出身的官吏在日常娱乐时的寄情之物，主要功能是表达作者个人的意志与情感。内藤湖南的看法并非个例，作为其弟子的日本宋史学者宫崎市定与其有着相似的看法。而在中国学术界，夏曾佑先生在1900年的《中国古代史》讲稿中同样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比内藤湖南的观点要早二十多年。学者漆侠在1999年发表的《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一文中，从土地私有化、国家与新兴地主及佃户的关系、两税法取代租庸调等方面讨论了唐宋变革这一议题。这些都表明，唐宋变革之论并非无中生有。而专注于唐宋变革中文化变革研究的台湾学者傅乐成提出的“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概念则更进一步指出了唐宋文化之间的差异。
书法作为中国艺术的代表门类，其中蕴含着中华文化的本质。上文中提到的众多学者所说的唐宋文化变革在书法中同样有所体现。清人梁巘在《评书贴》中说：“唐尚法，宋尚意”，这是对唐宋书法之本质区别一针见血的概括。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方闻在《中国书法：理论与历史》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书法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演变其，始于象形文字的发明之时，终于公元750年前后楷书在唐代的确立。第二阶段则是公元1050年的北宋晚期至今。前一阶段的书法重视书体与字形结构，后一阶段重点由字形结构转向视觉效果和个人情性的表达。
二
苏轼作为北宋中期士大夫的代表，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其书法造诣极高，有着“宋四家”之一的名号。北宋中期正是内藤湖南等学者所说之“唐宋变革论”的关键时期，因此，作为这一时期文化领域的代表人物，苏轼的思想与作品中必定透露出唐宋两种文化变革的表征。苏轼擅长行书，作品众多，其中尤以《黄州寒食帖》最为精彩，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董其昌在该贴后题跋曰：“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馀卷。必以此为甲观。已摹刻戏鸿堂帖中。董其昌观并题。”《黄州寒食帖》不仅是苏轼行书作品中的翘楚，同时也反映了北宋中后期书法的时代特征，从《黄州寒食帖》中我们可以看到书法在宋代产生的一些明显的改变。
首先，从《黄州寒食帖》中我们可以看出，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中后期书法家打破了唐人“法度森严”的审美准则。唐代书法艺术以楷书成就最高，唐代的楷书制定了规范化的书写法度，呈现出端庄整饬的书法风格。这一审美标准同样影响到了唐代的行书、隶书等其它书体。虽然法度是书写时需要遵守的法则和规范，能帮助书写者美化书写，但凡事过犹不及。强调法度虽然让唐代的书法变得典雅规整，但同时也产生了程式化、僵死的消极作用，唐代的书法在追求法度的同时丧失了书法的生机和奇趣。
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书法家意识到了唐代书法的这一弊病，并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对此进行了革新。苏轼对于唐代法度的突破是全方位的，在书法理论、执笔方式和书法作品中都反映出了他的不拘一格。在书法理论上，苏轼提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的主张，被后人视为宋人“尚意”的书法论的先声。在执笔方面，苏轼的执笔方式也突破了规范，他没有使用标准的五指執笔法，而是采用了被称为“拔灯法”的单钩执笔法，用拇指、食指、中指来执笔。这一独特的执笔方法对他独特书风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总的来说，《黄州寒食帖》给人以欹侧纵横、错落跳宕的感觉，这是因为苏轼在书写时打破了法度的限制。从《黄州寒食帖》的用笔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对于唐代法度的突破。
“法”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事物认知的结果，而事物处于不断发展中。因此，“法”并非一成不变。《黄州寒食帖》一反之前书家痩劲为主的风格，以浓墨为主。用笔以侧锋为多，因其笔锋左倾，而被书家指责用笔不合古法。从总体上来看，《黄州寒食帖》用笔大量呈现出偃卧手法，所写字偏于肥扁。这是由于苏轼写字不善于悬腕，写字时以手抵案，以腕贴面，以运指为主，笔锋随字势上下左右运动，锋毫与纸面形成一定的角度，笔锋运行时毫端处于偃卧状态。手腕抵在案桌上，笔自然呈卧势，书写范围就会局促，往往左边笔画显得秀拔，而右边笔画有内收之势，不易开展，比如此帖中的“来”“春”等字的捺画都是收束的。另外，由于苏轼特殊的执笔法，其字不但具有“左秀拔，右内敛”的特点，而且整体上呈现出向右倾斜的趋势。除了执笔法导致的字形上的左右不均之外，苏轼对于侧锋和副毫的使用同样是对于唐代严整端庄的书法风格和中锋用笔规则的突破。如“惜”字左边的竖笔，以侧锋扫出，不同于唐代行书那般笔力内敛，而是以外露的笔力为特点。再如“欲”左边的长撇，以侧锋迅速扫出，气势外露，突破了中锋用笔的法度限制。
其次，《黄州寒食帖》的另一个时代特点是书写者的情绪在书法中更加外露。苏轼认为书法作品不仅停留在纸面上，更是作者心声的表达，书者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是书法作品的生命。书法家应该抒发天真洒脱的心性，将自己的情绪寓于作品之中。汉唐时期的书法以理性端庄为特点，情绪的抒发受到法度的制约和规范，较为克制。魏晋时期的书法则注重情感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均衡。而宋代书风的情感则是外露的。正如清代王澍在《虚舟题跋》中所说：“唐以前书风骨内敛，宋以后书精神外拓。”
《黄州寒食帖》作为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作的遣兴诗作，在诗歌内容中表达了苏轼政治失意、生活困顿的苍凉之心境。苏轼没有把当时的惆怅孤独之情仅仅表现在诗歌里，他的这种情绪和心境在书法中同样得以体现。在此帖的第一行，苏轼还没有进入到情绪澎湃的状态，一行七个字没有强烈的起伏变化，整体情绪较为舒缓、平稳，笔锋之间有微妙的连带。到第二行时，整体较为疏朗，其中“年”字是第一个节奏亮点，“年”字的最后一笔拉长，起到了布局上的留白作用，使整体的章法不至于太沉闷。前三行的情绪总体上较为平稳，而从第四行开始，激烈的情绪逐渐显现，笔触上更显老辣与豪放。直到第一首诗的末尾，情绪趋向于轻快，节奏从短促走向连绵，有如作者内心情感的逐渐消退。第二首诗开始时，书法的整体节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用笔更直接，直线的使用更多，笔尖多藏锋处理，部分笔画用到了偏锋以及笔锋的反转等笔法来完成。第二首诗的情感到了后半段逐渐激烈，“破”字左右两边同时向右倾斜，左边厚重，右边柔和。“灶”字是原帖里最大的一个字，也是难得的一个纯然使用中锋线条写就的字。“烧”字的笔画压得很重，然而却在整体厚重的情况下，右下部份与之前的部分产生了轻重对比，尤其是最后一钩，笔势灵巧、迅捷，增加了字的动态感。
整件作品通过行气、节奏以及结字等方式，将作者的情绪淋漓地表露出来，但又以书法的技巧性进行制约，使作品不至过于个人化，完成了情绪的艺术化表达。从这一点来说，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后期书法家们开始将书法作为表达个人情绪的媒介，艺术成为了个人化的东西，而不再是只为贵族服务。因此，宋以后的书法情绪更加外露，风格更加多样。
参考文献：
[1] 王镛.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J].中华文史论丛，2006（01）.
[3] 方闻.中国书法：理论与历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
[4] 陈忠康.<寒食帖>临写指要[J].书法教育，2019（01）.
（作者单位：洛南县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