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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蝴蝶君》是华裔美国作家黄哲伦创作的一部经典戏剧，这部剧作从华裔的视角出发，对西方长期以来的东方主义的偏见进行反抗，但同时也暴露出反抗的不完全性——华裔作家的误区和困境，造成这种误区的原因既有美国的社会文化因素也与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
关键词：蝴蝶意象 东方主义华裔 美国作家
一、引言
1988 年黄哲伦凭《蝴蝶君》一举成名，成为第一位获得托尼最佳戏剧奖的亚裔剧作家，《蝴蝶君》也当之无愧成为了经典之作。该剧改编于《纽约时报》上有关法国、中国的一起间谍新闻故事：法国的外交官爱上了一位中国的旦角，二人断断续续生活了20年，直到1983年二人被法国安全局拘捕，此时布尔西科才知道他的爱人是男儿身。从这段新闻梗概出发，黄哲伦编写了一出有趣但又发人深思的戏剧：高仁尼——驻华大使馆的会计，通过《蝴蝶夫人》结识了伶人宋丽玲并为之深深吸引，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并且有了一个孩子。多年后，间谍活动败露，在押送的囚车上，宋丽玲不顾高仁尼的祈求，固执地在他面前脱下伪装，露出了自己的男儿身，高仁尼这才确信宋丽玲原是个男子，他所爱的完美的谎言破灭了。被捕入狱后，最后一次表演了《蝴蝶夫人》的高仁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二、蝴蝶梦
1853年，黑船事件让日本这个神秘的国度打开大门，供西方帝国观赏，艺伎、神社、俳句、和服，这些精致小巧的东方玩意儿刺激着西方的感官，具有东方特色的意向也随之进入西方世界：蝴蝶、菊花就是代表。在日本传统文化中，蝴蝶和菊花都是与爱有关的意向，而且通常都隐含着得不到的爱的意味。两个作家是否故意运用了这两个意向的内在含义，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知道的是：“后来“蝴蝶”逐渐类型化为东方女性总体特征，并与中国、越南等亚洲国家特征联系起来，以反衬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方国家白人男子的雄风。” ①东洋蝴蝶也越来越被作为东方的受虐的、纤弱的形象代名词。
《蝴蝶君》是对普契尼的著名歌剧《蝴蝶夫人》的反讽。《蝴蝶夫人》讲述了美国海军军官平克尔顿娶了十五岁的艺妓巧巧桑（蝴蝶夫人），但新婚不久就返回美国，并在美国成家立业，不明真相的巧巧桑终日痴心等待。最后，面对丈夫的恶意抛弃和羞辱，巧巧桑自刎而亡。蝴蝶夫人的死极大满足了白人男性的优越感和自尊心，仿佛爱情就是她们一生应尽的事业，所以她成了纯洁奉献“完美女人”的代名词。在西方众多文学作品中，这种为爱不辞劳苦地受苦受难的女人，可以说都是完美女人的楷模，例如苔丝，坚守着和安琪儿的爱情苦苦等待，尽管最后接受了亚雷的诱惑，也以同归于尽的勇气重回“正途”。
除了《蝴蝶夫人》，《蝴蝶君》中还能看见《菊子夫人》的影子，如果说普契尼的《蝴蝶夫人》讲述了一个忠贞不渝的日本女子的爱情悲剧，《菊子夫人》则塑造了一个表面忠心耿耿、无微不至，实则一切温情出于职业需要的“敬业”的艺伎。法国海军军官洛蒂驻军长崎时，按当地习惯租借了18 岁的菊子为“临时妻子”。他视菊子为“被我玩弄的假小娃娃”，以法国殖民者高高在上的姿态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对菊子的无微不至视为理所当然。菊子一切的温情在洛蒂突然返家后被打破，洛蒂看见他的“小玩偶”像个老钱商一样熟练、从容地摆弄着钱币。尽管在当时这个白人作者为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女人不配拥有爱情这样高尚的感情。但事实上菊子夫人无情地打破了父权中心主义者塑造的“完美女人”的幻想，这种感情不过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幼稚的一厢情愿罢了。
三、两极之间的摇摆
剧作家黄哲伦想要解构东方主义的野心在开头就暴露无遗，主角二人初次见面就争锋相对：
高：没见过你这么有说服力的演出。
宋：说服力？你是指我扮演日本女人吗？你可知道抗战期间，日本人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做科学实验？但我认为你不会明白当中暗含的讽刺。
高：不，不是的，我的意思是……你使我明白到了故事动人的地方，明白到她的死。那是……纯粹的牺牲！他不值得她这样做，但她很爱他。这……很动人。
宋：是的，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动人的。
高：什么意思？
宋：这是你们的幻想，恭顺的东方女性和残忍的白人。
高：我不这样想。
宋：这样说吧，如果金发的拉拉队长爱上了矮小的日本商人，你会有何看法？……是因为东方女子为西方人自杀，你才觉得动人。②
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将“东方主义”定义为“是西方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 用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当宋丽伶扮演的蝴蝶夫人唱着哀怨的歌曲死去，倒在地上像一只破败的白色蝴蝶时，高仁尼脸上闪烁着迷且兴奋的目光，值得注意的是剧中的高仁尼从未看过《蝴蝶夫人》，但是他一下就被打动了，这意味着在他潜在的无意识中，一直有一个构建好了的东方神秘世界，他渴望着它，直到今天他终于找到了。
所以说东方主义并非来源于对东方经验的认识，它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虚构，是强加于东方的西方思维。宋丽伶的步步为营就是利用了这种先入为主，穿着旗袍摇摆着腰肢消失在高仁尼的视线中；散着长发从昏黄的幕布中探出头来说：“做一个绅士，替我点烟吧”；跪在他的腿边哀求：“我是你的奴隶”……这让一个在白人面前毫不得志甚至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男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支配的快感，他很快就沉迷在宋丽伶给他特意塑造的东方世界中。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后的反转做铺垫，在囚车上，宋丽伶逼迫高仁尼看他男性的裸体，高仁尼只能痛苦地闭上眼睛“你怎么可以……如此了解我？犯下这样的错？你向我展示了真实的一面，我所爱的是谎言。一个完美的谎言，被摧毁了。”这本该是段美丽的邂逅，最后却成了全法国的笑话。结局的设置非常明显地表现了黄哲伦的创作意图：想要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固板印象，消解在一些西方文學作品中东方女人向西方男人“献祭”的传统从而彻底颠覆西方殖民话语。这种颠覆在剧作中除了表现在上述的个人关系之外，还在国家关系上。在高仁尼的预测中，越南和中国绝对会屈服于来自西方的压迫，但事实却给他当头棒喝：美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抵抗，高仁尼也因此被罢职。这是高仁尼的失败也是西方殖民话语的失败。《蝴蝶君》是华裔文学家大胆发出“他者”声音的勇敢尝试，它的成功也鼓舞了一大批“夹缝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遗憾的是，剧作家解构的欲望非常强烈但在字里行间依旧透露出解构的不完全性。首先，结局男儿身的反转确实可以看作对霸权主义的挑衅，但另一层面上，它也应和了长期以来美国主流文化对中国男性的刻板印象：阴柔、无情、狡诈。高仁尼最后化身为蝴蝶夫人——东方的“完美女人”，自杀死去，成为了爱情的牺牲品，却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和眼泪。并且剧中暧昧的关于同性恋的暗示，暗合了长久以来关于东方的性的偏见。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主要通过耶稣会士的记载，马可波罗，佩雷拉的报告让西方人深信不疑，他们在报告中说：“鸡奸这种恶习在下等人中极为常见，在上等人中也毫不稀奇。”关于中国的信息对欧洲人影响最大的利玛窦也重申了这一观点：同性恋在中国非常普遍。从此中国在西方的眼中就变成了性欲、专制，似乎在东方西方的欲望就能尽情释放。
其次，电影中唯一一个具有女人味的“女性”形象就是宋丽伶，结果最后还是男儿身，所以正面女性形象的缺失也是该剧的不足。除了宋丽伶之外，剧中出现过两个女性人物：一个是宋丽伶的女仆人，另一个是共产党人秦同志。女仆从头到尾只有两句台词：“你这个蕃鬼！出去！”其余的时间都以监视宋丽伶和偷窥宋与高仁尼的情事为乐。秦同志是一个比男人还要男人的女人，穿着革命党人的服装，一板一眼的面孔，永远严肃的神情。当她与宋同时出现在镜头中时，一时竟分不清谁为男谁为女。这种女性话语的缺失一方面是为了剧情和主旨服务，另一方面也有点用力过头的痕迹。作者在努力冲破东方主义的桎梏时，不小心落入了女性主义的陷阱里。
第三，中国元素的使用失度使中国依旧处于模式化的世界里。自二战结束后，西方世界与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了长期对峙，冷战思维成为当时的主流。“冷战思维强调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作为资本主义国家自由、民主和文明的参照物，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红色政权始终被冠以专制、暴政和好战的恶名。” ③所以很多西方的出版社为了迎合读者的需要，特意“选取”含有红色情节的书目来印刷。黄哲伦也特意选取“文化大革命”这个敏感时期作为剧作的背景。剧中的红色中国通过漫画式的秦同志的速写；红卫兵的打砸抢；片段式的劳动改造和巴黎街头暴动来呈现，对“文革”的表现是单一层次的，只反映出冷酷和疯狂，回避了对“文革”实质性的描写。
四、矛盾成因——华裔作家的创作困境
仔细分析形成这种矛盾心理的原因，当时美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作家自己的成长经历可以为我们提供答案。
据美国移民局记载，华人最早于1820年到达美国，1866年开始修筑第一条横跨全美的铁路，中国人大量涌入美国境内，种族问题由此爆发。1850年到1940年，“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一直在美国蔓延，这一时期表达这种思想的文学也被称为“黄祸文学”。最具代表性的男性与女性形象就是傅满洲、陈查理和龙夫人。傅满洲，是一个阴险狡诈的中国人，潜伏在英美唐人街随时准备颠覆西方世界。傅满洲系列的小说共有17部销量达到上百万，还被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在美国颇受欢迎。从此这个负面的亚洲人物牢牢地印刻在西方世界的脑海里。与傅满洲阴骛邪恶形象不同，陈查理是个矮胖，面色红润，兢兢业业的华人侦探，是个“模范移民”——被驯服的“黄祸”。女性形象自然也有两类，一类以中国版的蝴蝶夫人——莲花为代表，一类则以傅满洲的女儿龙女为代表。她集美貌、智慧、邪恶于一身，立志完成父亲未尽的邪恶使命，并且熟练掌握暗杀、绑架的技巧。不仅美国作家喜欢写这类题材，华裔作家也免不了要迎合市场的冲动，而且华裔作家因为自身优势，可以尽情消费东方元素。那些试图改变西方观念的华裔作家，为了打入美国市场，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只有那些多少与东方主义结盟的作家才能快速融入主流社会。④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使用一些美国的流行元素，东方，就是他们最优先选择也是最有优势的元素，这是他们为了进军美国市场而做的妥协。所以华裔作家就在这样的怪圈中不断徘徊。
黄哲伦 1957 年出生于洛杉矶，他的父亲从上海辗转来到美国，白手起家创办了远东银行，母亲是菲律宾华侨，来到美国后在大学教授钢琴。所以，黄哲伦从未正式接触过中国文化，他在一次访谈中坦言，“我的成长环境更像是美国的白人家庭。我母亲早就改信了基督教，而父亲非常厌恶中国的东西。他们不鼓励我学习中文，家里也从来不过中国的节日。” ③《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的作者博埃默认为：切断一个人与母语的联系就意味着他与本源文化断绝了关系。所以黄哲伦对中国的了解也是从书本媒体中得知。这使得他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也是不完全的不自觉会带有西方视角，“外黄里白”的身份认同的匮乏，故国精神根基的缺失，造成了文化身份的模糊性，也让黄哲伦急于寻找美国大众的认同，这几点尤其体现在他的成名作——美国华裔三部曲之中。
总的来说，黄哲伦对东方主义的结构存在一些问题，但他的创作意图以及效果都是一种突破。黄哲伦选择了西方人耳熟能详的《蝴蝶夫人》的经典模板，通过解构，倒置变成了一个全新视角的东西方碰撞的故事，从内部的改写而非正面的批判挑战，更有利于引起西方社会的反思。这种陌生化不仅体现在主题思想上也表现在语言上：黄哲伦的语言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用东方人的眼光讲述东西方关系。《逆写帝国》一书在谈及语言和后殖民主义时这样说道：“语言作为权力的中介，要求后殖民写作夺取位于中心的语言，重新把它设置于完全适应于殖民地的话语，以定义自己。” ⑤黄哲伦运用其“被殖民者”的语言进行文本创作，这本身就是对东方主义最有力的的反驳。这也是一直处于无声状态的华裔作家，发出的最强烈的一次呼喊。
注释
① 李丽华.华裔美国文学的性与性别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② 《蝴蝶君》电影台词全本
③ 金璐.不完全的解构：黄哲伦《蝴蝶君》中的文化误读[J].文学研究，2012（3）.
④ 丁文莉.论黄哲伦在《蝴蝶君》中对东方主义的不完全解构[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48-51.
⑤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著.任一鸣，译.逆写帝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参考文献
[1] 卢俊.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黄哲伦的文化策略初探[J].外国文学研究，2003（3）.
[2] 金璐.不完全的结构：黄哲伦《蝴蝶君》的文化误读[J].文学研究，2012（3）.
[3] 石平萍.从“黄祸”到“模范少数民族”——美国白人眼中的华人形象[J].世界文化，2010（4）.
[4] 丁文莉. 論黄哲伦在《蝴蝶君》中对东方主义的不完全解构[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48-51.
[5]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著.任一鸣，译.逆写帝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 齐亚乌丁·萨达尔，著.马雪峰，苏敏，译.东方主义[M].吉林：吉林人民 出版社，2005.
[7] 李丽华.华裔美国文学的性与性别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关键词：蝴蝶意象 东方主义华裔 美国作家
一、引言
1988 年黄哲伦凭《蝴蝶君》一举成名，成为第一位获得托尼最佳戏剧奖的亚裔剧作家，《蝴蝶君》也当之无愧成为了经典之作。该剧改编于《纽约时报》上有关法国、中国的一起间谍新闻故事：法国的外交官爱上了一位中国的旦角，二人断断续续生活了20年，直到1983年二人被法国安全局拘捕，此时布尔西科才知道他的爱人是男儿身。从这段新闻梗概出发，黄哲伦编写了一出有趣但又发人深思的戏剧：高仁尼——驻华大使馆的会计，通过《蝴蝶夫人》结识了伶人宋丽玲并为之深深吸引，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并且有了一个孩子。多年后，间谍活动败露，在押送的囚车上，宋丽玲不顾高仁尼的祈求，固执地在他面前脱下伪装，露出了自己的男儿身，高仁尼这才确信宋丽玲原是个男子，他所爱的完美的谎言破灭了。被捕入狱后，最后一次表演了《蝴蝶夫人》的高仁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二、蝴蝶梦
1853年，黑船事件让日本这个神秘的国度打开大门，供西方帝国观赏，艺伎、神社、俳句、和服，这些精致小巧的东方玩意儿刺激着西方的感官，具有东方特色的意向也随之进入西方世界：蝴蝶、菊花就是代表。在日本传统文化中，蝴蝶和菊花都是与爱有关的意向，而且通常都隐含着得不到的爱的意味。两个作家是否故意运用了这两个意向的内在含义，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知道的是：“后来“蝴蝶”逐渐类型化为东方女性总体特征，并与中国、越南等亚洲国家特征联系起来，以反衬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方国家白人男子的雄风。” ①东洋蝴蝶也越来越被作为东方的受虐的、纤弱的形象代名词。
《蝴蝶君》是对普契尼的著名歌剧《蝴蝶夫人》的反讽。《蝴蝶夫人》讲述了美国海军军官平克尔顿娶了十五岁的艺妓巧巧桑（蝴蝶夫人），但新婚不久就返回美国，并在美国成家立业，不明真相的巧巧桑终日痴心等待。最后，面对丈夫的恶意抛弃和羞辱，巧巧桑自刎而亡。蝴蝶夫人的死极大满足了白人男性的优越感和自尊心，仿佛爱情就是她们一生应尽的事业，所以她成了纯洁奉献“完美女人”的代名词。在西方众多文学作品中，这种为爱不辞劳苦地受苦受难的女人，可以说都是完美女人的楷模，例如苔丝，坚守着和安琪儿的爱情苦苦等待，尽管最后接受了亚雷的诱惑，也以同归于尽的勇气重回“正途”。
除了《蝴蝶夫人》，《蝴蝶君》中还能看见《菊子夫人》的影子，如果说普契尼的《蝴蝶夫人》讲述了一个忠贞不渝的日本女子的爱情悲剧，《菊子夫人》则塑造了一个表面忠心耿耿、无微不至，实则一切温情出于职业需要的“敬业”的艺伎。法国海军军官洛蒂驻军长崎时，按当地习惯租借了18 岁的菊子为“临时妻子”。他视菊子为“被我玩弄的假小娃娃”，以法国殖民者高高在上的姿态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对菊子的无微不至视为理所当然。菊子一切的温情在洛蒂突然返家后被打破，洛蒂看见他的“小玩偶”像个老钱商一样熟练、从容地摆弄着钱币。尽管在当时这个白人作者为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女人不配拥有爱情这样高尚的感情。但事实上菊子夫人无情地打破了父权中心主义者塑造的“完美女人”的幻想，这种感情不过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幼稚的一厢情愿罢了。
三、两极之间的摇摆
剧作家黄哲伦想要解构东方主义的野心在开头就暴露无遗，主角二人初次见面就争锋相对：
高：没见过你这么有说服力的演出。
宋：说服力？你是指我扮演日本女人吗？你可知道抗战期间，日本人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做科学实验？但我认为你不会明白当中暗含的讽刺。
高：不，不是的，我的意思是……你使我明白到了故事动人的地方，明白到她的死。那是……纯粹的牺牲！他不值得她这样做，但她很爱他。这……很动人。
宋：是的，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动人的。
高：什么意思？
宋：这是你们的幻想，恭顺的东方女性和残忍的白人。
高：我不这样想。
宋：这样说吧，如果金发的拉拉队长爱上了矮小的日本商人，你会有何看法？……是因为东方女子为西方人自杀，你才觉得动人。②
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将“东方主义”定义为“是西方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 用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当宋丽伶扮演的蝴蝶夫人唱着哀怨的歌曲死去，倒在地上像一只破败的白色蝴蝶时，高仁尼脸上闪烁着迷且兴奋的目光，值得注意的是剧中的高仁尼从未看过《蝴蝶夫人》，但是他一下就被打动了，这意味着在他潜在的无意识中，一直有一个构建好了的东方神秘世界，他渴望着它，直到今天他终于找到了。
所以说东方主义并非来源于对东方经验的认识，它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虚构，是强加于东方的西方思维。宋丽伶的步步为营就是利用了这种先入为主，穿着旗袍摇摆着腰肢消失在高仁尼的视线中；散着长发从昏黄的幕布中探出头来说：“做一个绅士，替我点烟吧”；跪在他的腿边哀求：“我是你的奴隶”……这让一个在白人面前毫不得志甚至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男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支配的快感，他很快就沉迷在宋丽伶给他特意塑造的东方世界中。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后的反转做铺垫，在囚车上，宋丽伶逼迫高仁尼看他男性的裸体，高仁尼只能痛苦地闭上眼睛“你怎么可以……如此了解我？犯下这样的错？你向我展示了真实的一面，我所爱的是谎言。一个完美的谎言，被摧毁了。”这本该是段美丽的邂逅，最后却成了全法国的笑话。结局的设置非常明显地表现了黄哲伦的创作意图：想要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固板印象，消解在一些西方文學作品中东方女人向西方男人“献祭”的传统从而彻底颠覆西方殖民话语。这种颠覆在剧作中除了表现在上述的个人关系之外，还在国家关系上。在高仁尼的预测中，越南和中国绝对会屈服于来自西方的压迫，但事实却给他当头棒喝：美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抵抗，高仁尼也因此被罢职。这是高仁尼的失败也是西方殖民话语的失败。《蝴蝶君》是华裔文学家大胆发出“他者”声音的勇敢尝试，它的成功也鼓舞了一大批“夹缝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遗憾的是，剧作家解构的欲望非常强烈但在字里行间依旧透露出解构的不完全性。首先，结局男儿身的反转确实可以看作对霸权主义的挑衅，但另一层面上，它也应和了长期以来美国主流文化对中国男性的刻板印象：阴柔、无情、狡诈。高仁尼最后化身为蝴蝶夫人——东方的“完美女人”，自杀死去，成为了爱情的牺牲品，却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和眼泪。并且剧中暧昧的关于同性恋的暗示，暗合了长久以来关于东方的性的偏见。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主要通过耶稣会士的记载，马可波罗，佩雷拉的报告让西方人深信不疑，他们在报告中说：“鸡奸这种恶习在下等人中极为常见，在上等人中也毫不稀奇。”关于中国的信息对欧洲人影响最大的利玛窦也重申了这一观点：同性恋在中国非常普遍。从此中国在西方的眼中就变成了性欲、专制，似乎在东方西方的欲望就能尽情释放。
其次，电影中唯一一个具有女人味的“女性”形象就是宋丽伶，结果最后还是男儿身，所以正面女性形象的缺失也是该剧的不足。除了宋丽伶之外，剧中出现过两个女性人物：一个是宋丽伶的女仆人，另一个是共产党人秦同志。女仆从头到尾只有两句台词：“你这个蕃鬼！出去！”其余的时间都以监视宋丽伶和偷窥宋与高仁尼的情事为乐。秦同志是一个比男人还要男人的女人，穿着革命党人的服装，一板一眼的面孔，永远严肃的神情。当她与宋同时出现在镜头中时，一时竟分不清谁为男谁为女。这种女性话语的缺失一方面是为了剧情和主旨服务，另一方面也有点用力过头的痕迹。作者在努力冲破东方主义的桎梏时，不小心落入了女性主义的陷阱里。
第三，中国元素的使用失度使中国依旧处于模式化的世界里。自二战结束后，西方世界与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了长期对峙，冷战思维成为当时的主流。“冷战思维强调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作为资本主义国家自由、民主和文明的参照物，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红色政权始终被冠以专制、暴政和好战的恶名。” ③所以很多西方的出版社为了迎合读者的需要，特意“选取”含有红色情节的书目来印刷。黄哲伦也特意选取“文化大革命”这个敏感时期作为剧作的背景。剧中的红色中国通过漫画式的秦同志的速写；红卫兵的打砸抢；片段式的劳动改造和巴黎街头暴动来呈现，对“文革”的表现是单一层次的，只反映出冷酷和疯狂，回避了对“文革”实质性的描写。
四、矛盾成因——华裔作家的创作困境
仔细分析形成这种矛盾心理的原因，当时美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作家自己的成长经历可以为我们提供答案。
据美国移民局记载，华人最早于1820年到达美国，1866年开始修筑第一条横跨全美的铁路，中国人大量涌入美国境内，种族问题由此爆发。1850年到1940年，“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一直在美国蔓延，这一时期表达这种思想的文学也被称为“黄祸文学”。最具代表性的男性与女性形象就是傅满洲、陈查理和龙夫人。傅满洲，是一个阴险狡诈的中国人，潜伏在英美唐人街随时准备颠覆西方世界。傅满洲系列的小说共有17部销量达到上百万，还被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在美国颇受欢迎。从此这个负面的亚洲人物牢牢地印刻在西方世界的脑海里。与傅满洲阴骛邪恶形象不同，陈查理是个矮胖，面色红润，兢兢业业的华人侦探，是个“模范移民”——被驯服的“黄祸”。女性形象自然也有两类，一类以中国版的蝴蝶夫人——莲花为代表，一类则以傅满洲的女儿龙女为代表。她集美貌、智慧、邪恶于一身，立志完成父亲未尽的邪恶使命，并且熟练掌握暗杀、绑架的技巧。不仅美国作家喜欢写这类题材，华裔作家也免不了要迎合市场的冲动，而且华裔作家因为自身优势，可以尽情消费东方元素。那些试图改变西方观念的华裔作家，为了打入美国市场，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只有那些多少与东方主义结盟的作家才能快速融入主流社会。④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使用一些美国的流行元素，东方，就是他们最优先选择也是最有优势的元素，这是他们为了进军美国市场而做的妥协。所以华裔作家就在这样的怪圈中不断徘徊。
黄哲伦 1957 年出生于洛杉矶，他的父亲从上海辗转来到美国，白手起家创办了远东银行，母亲是菲律宾华侨，来到美国后在大学教授钢琴。所以，黄哲伦从未正式接触过中国文化，他在一次访谈中坦言，“我的成长环境更像是美国的白人家庭。我母亲早就改信了基督教，而父亲非常厌恶中国的东西。他们不鼓励我学习中文，家里也从来不过中国的节日。” ③《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的作者博埃默认为：切断一个人与母语的联系就意味着他与本源文化断绝了关系。所以黄哲伦对中国的了解也是从书本媒体中得知。这使得他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也是不完全的不自觉会带有西方视角，“外黄里白”的身份认同的匮乏，故国精神根基的缺失，造成了文化身份的模糊性，也让黄哲伦急于寻找美国大众的认同，这几点尤其体现在他的成名作——美国华裔三部曲之中。
总的来说，黄哲伦对东方主义的结构存在一些问题，但他的创作意图以及效果都是一种突破。黄哲伦选择了西方人耳熟能详的《蝴蝶夫人》的经典模板，通过解构，倒置变成了一个全新视角的东西方碰撞的故事，从内部的改写而非正面的批判挑战，更有利于引起西方社会的反思。这种陌生化不仅体现在主题思想上也表现在语言上：黄哲伦的语言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用东方人的眼光讲述东西方关系。《逆写帝国》一书在谈及语言和后殖民主义时这样说道：“语言作为权力的中介，要求后殖民写作夺取位于中心的语言，重新把它设置于完全适应于殖民地的话语，以定义自己。” ⑤黄哲伦运用其“被殖民者”的语言进行文本创作，这本身就是对东方主义最有力的的反驳。这也是一直处于无声状态的华裔作家，发出的最强烈的一次呼喊。
注释
① 李丽华.华裔美国文学的性与性别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② 《蝴蝶君》电影台词全本
③ 金璐.不完全的解构：黄哲伦《蝴蝶君》中的文化误读[J].文学研究，2012（3）.
④ 丁文莉.论黄哲伦在《蝴蝶君》中对东方主义的不完全解构[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48-51.
⑤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著.任一鸣，译.逆写帝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参考文献
[1] 卢俊.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黄哲伦的文化策略初探[J].外国文学研究，2003（3）.
[2] 金璐.不完全的结构：黄哲伦《蝴蝶君》的文化误读[J].文学研究，2012（3）.
[3] 石平萍.从“黄祸”到“模范少数民族”——美国白人眼中的华人形象[J].世界文化，2010（4）.
[4] 丁文莉. 論黄哲伦在《蝴蝶君》中对东方主义的不完全解构[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48-51.
[5]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著.任一鸣，译.逆写帝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 齐亚乌丁·萨达尔，著.马雪峰，苏敏，译.东方主义[M].吉林：吉林人民 出版社，2005.
[7] 李丽华.华裔美国文学的性与性别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