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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为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南,结合当前社会的生态状况,我们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分析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人定胜天”文化观念的制约,等等。
关键词: 生态思想 生态问题 产生原因
尽管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生态问题远不如今天严重,但他鲜明地指出了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各种生态问题,同时带来了对人类生存的伤害和威胁。当今社会之所以出现各种生态问题,联系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我们尝试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探析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包括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人定胜天”文化观念的制约等,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各种生态问题的产生。
一、生态问题产生的经济原因
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类生产的目的是获得使用价值,就是满足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个时期人的需要和生产活动都是有边界的,需要的边界就是生产的边界,人类不会为了获取更多的价值无限制地进行生产,因此,人和自然之间能够维持一种原始的和谐共生关系。
马克思以辩证的思维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来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带来了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和危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再是获得使用价值而是取得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家从事商品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更多的利润,而为了获取越来越多的利润,资本家就必须不断地扩大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他们不仅掠夺和剥削普通劳动者,而且不断地征服和掠夺自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资本由于无限度的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1]同时,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把征服自然当成实现这一目的的基本手段。在生产过程中,他们利用一切方法和手段去占有和剥削自然。然而,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地球生态系统维持自身平衡能力和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也是有限的,人类不能够突破地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限制而无节制地扩大生产和消费,资本家对利润的一味追逐必然会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和自然资源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最终形成各种生态问题。
我国在迈向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生产方式上借用了资本主义的部分内容,特别是市场经济。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共性——追求经济利益。由于市场经济的不规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加控制就会很容易出现问题。虽然我国的社會主义生产并不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如果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必然带来各种生态问题。因此,我们决不能仅仅为了追求经济的增长而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为代价。
二、生态问题产生的政治原因
资本主义制度是阻碍生态文明的根本原因。生态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马克思主张把生态问题放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去分析,强调应把人的全面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社会的解放统一起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制度抽象地看待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深刻揭示了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导致生态问题恶化的真正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资本主义的存在使生态问题从国内逐渐扩张到全球。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短短30余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大部分地区发展不平衡,自然环境脆弱,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发展模式粗放,致使生态遭到严重破坏。2003年,在云南怒江建坝决策过程中,针对是否要保留一条原生态河流问题,云南省环保局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会上云南的专家一致支持怒江水电开发。同年8月14日,《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通过了国家发改委评审。这一具有广泛争议的大型水电工程之所以能够立项,主要原因就在于政治决策系统本身,由于当地政府和一些利益集团的需要,为了谋求经济上的增长,获得一定政绩,当地政府最后决定向国家申报这个将会破坏当地生态、影响人民生活的工程项目。由于政府是生态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在环境保护中起主导作用,因此,政府要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其各部门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各自为政,更不能缺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长远目标,把自然资源看作经济利益,使得自然环境落入经济利益的计算和盘剥中,绝不能够靠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利益,从而引导政府行为不断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使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两极对立的程度。因此,我们需要对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人类必须对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进行合理的控制和调节,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缓解并得到最终的解决。
三、生态问题产生的文化原因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是资金问题、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即生态危机的根源应该归结为现存的一些思想文化观点和价值观念。正是民众长期在“人是自然的主宰者、征服者”、“人定胜天”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征服自然的观念和态度,才会造成当前极其严重的生态问题。虽然文化观念不是生态危机唯一的、决定性的根源,但可以肯定,人类的文化危机与生态问题的产生也是分不开的。
在人类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天人合一”和“人定胜天”两种文化观同时存在。“传统文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3]文艺复兴之后,特别在十八九世纪,西方“胜天论”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向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的东方发起了严重挑战。到了近代,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由于西方观念的影响和我国社会发展的急切需要,伴随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人似乎无所不能、无往不胜。为了实现农业和工业高产,在“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口号下,人们投入到了大规模破坏自然的活动中,如砍伐森林,破坏草场,围湖造田,大炼钢铁,土法开矿、冶炼,消灭四害,掠夺性开发野生动植物资源,等等。所有这些都破坏了自然环境,产生了空气、水和土地污染,资源破坏,野生动物种类减少,水土流失,以及环境公害等诸多生态问题。究其原因,就是人们篡改了“优于”、“长于”的含义,将“胜”字理解为“战胜”,将自然放在和人完全对立的位置。20世纪的“人定胜天”失去了历史上的原意,与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观点背道而驰,变成了人类可以为所欲为的口号,认为自然界终究要变成失败的敌人,人类可以长期与之斗争,并战而胜之、取而代之。我们如果让这种观点和行为继续延续下去,终究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进入21世纪,要想解决中国当前出现的种种生态问题,就必须对“人定胜天”的文化观念进行反思,并作出适当的调整。其实,马克思生态思想内含的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和中国最早的“天人合一”观念是不谋而合的,二者都认为人类在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中,要努力寻求一种平衡和和谐,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只有如此,中国的经济社会才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294-2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76.
[3]袁运开,周翰光.中国科学思想史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11:1.
关键词: 生态思想 生态问题 产生原因
尽管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生态问题远不如今天严重,但他鲜明地指出了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各种生态问题,同时带来了对人类生存的伤害和威胁。当今社会之所以出现各种生态问题,联系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我们尝试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探析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包括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人定胜天”文化观念的制约等,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各种生态问题的产生。
一、生态问题产生的经济原因
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类生产的目的是获得使用价值,就是满足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个时期人的需要和生产活动都是有边界的,需要的边界就是生产的边界,人类不会为了获取更多的价值无限制地进行生产,因此,人和自然之间能够维持一种原始的和谐共生关系。
马克思以辩证的思维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来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带来了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和危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再是获得使用价值而是取得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家从事商品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更多的利润,而为了获取越来越多的利润,资本家就必须不断地扩大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他们不仅掠夺和剥削普通劳动者,而且不断地征服和掠夺自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资本由于无限度的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1]同时,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把征服自然当成实现这一目的的基本手段。在生产过程中,他们利用一切方法和手段去占有和剥削自然。然而,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地球生态系统维持自身平衡能力和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也是有限的,人类不能够突破地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限制而无节制地扩大生产和消费,资本家对利润的一味追逐必然会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和自然资源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最终形成各种生态问题。
我国在迈向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生产方式上借用了资本主义的部分内容,特别是市场经济。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共性——追求经济利益。由于市场经济的不规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加控制就会很容易出现问题。虽然我国的社會主义生产并不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如果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必然带来各种生态问题。因此,我们决不能仅仅为了追求经济的增长而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为代价。
二、生态问题产生的政治原因
资本主义制度是阻碍生态文明的根本原因。生态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马克思主张把生态问题放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去分析,强调应把人的全面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社会的解放统一起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制度抽象地看待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深刻揭示了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导致生态问题恶化的真正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资本主义的存在使生态问题从国内逐渐扩张到全球。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短短30余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大部分地区发展不平衡,自然环境脆弱,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发展模式粗放,致使生态遭到严重破坏。2003年,在云南怒江建坝决策过程中,针对是否要保留一条原生态河流问题,云南省环保局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会上云南的专家一致支持怒江水电开发。同年8月14日,《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通过了国家发改委评审。这一具有广泛争议的大型水电工程之所以能够立项,主要原因就在于政治决策系统本身,由于当地政府和一些利益集团的需要,为了谋求经济上的增长,获得一定政绩,当地政府最后决定向国家申报这个将会破坏当地生态、影响人民生活的工程项目。由于政府是生态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在环境保护中起主导作用,因此,政府要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其各部门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各自为政,更不能缺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长远目标,把自然资源看作经济利益,使得自然环境落入经济利益的计算和盘剥中,绝不能够靠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利益,从而引导政府行为不断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使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两极对立的程度。因此,我们需要对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人类必须对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进行合理的控制和调节,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缓解并得到最终的解决。
三、生态问题产生的文化原因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是资金问题、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即生态危机的根源应该归结为现存的一些思想文化观点和价值观念。正是民众长期在“人是自然的主宰者、征服者”、“人定胜天”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征服自然的观念和态度,才会造成当前极其严重的生态问题。虽然文化观念不是生态危机唯一的、决定性的根源,但可以肯定,人类的文化危机与生态问题的产生也是分不开的。
在人类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天人合一”和“人定胜天”两种文化观同时存在。“传统文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3]文艺复兴之后,特别在十八九世纪,西方“胜天论”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向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的东方发起了严重挑战。到了近代,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由于西方观念的影响和我国社会发展的急切需要,伴随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人似乎无所不能、无往不胜。为了实现农业和工业高产,在“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口号下,人们投入到了大规模破坏自然的活动中,如砍伐森林,破坏草场,围湖造田,大炼钢铁,土法开矿、冶炼,消灭四害,掠夺性开发野生动植物资源,等等。所有这些都破坏了自然环境,产生了空气、水和土地污染,资源破坏,野生动物种类减少,水土流失,以及环境公害等诸多生态问题。究其原因,就是人们篡改了“优于”、“长于”的含义,将“胜”字理解为“战胜”,将自然放在和人完全对立的位置。20世纪的“人定胜天”失去了历史上的原意,与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观点背道而驰,变成了人类可以为所欲为的口号,认为自然界终究要变成失败的敌人,人类可以长期与之斗争,并战而胜之、取而代之。我们如果让这种观点和行为继续延续下去,终究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进入21世纪,要想解决中国当前出现的种种生态问题,就必须对“人定胜天”的文化观念进行反思,并作出适当的调整。其实,马克思生态思想内含的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和中国最早的“天人合一”观念是不谋而合的,二者都认为人类在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中,要努力寻求一种平衡和和谐,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只有如此,中国的经济社会才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294-2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76.
[3]袁运开,周翰光.中国科学思想史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