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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5日，原红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褚橙创始人褚时健于玉溪市人民医院辞世，享年91岁。
褚时健有许多耳熟能详的称谓：亚洲烟草大王、中国橙王、创业教父。他年轻时扛枪打仗，二十出头就当上地方领导;中年跻身商海，让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玉溪卷烟厂一跃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烟草行业的佼佼者、年纳税利超过200亿的大企业。
在企业最精彩之时，他锒铛入狱，人生归零;待到走出监狱时，已过古稀之年。按中国人的常理，他应该就此退隐，打发晚年。但他却拖着病躯与妻子包山种橙，十年后，竟然种植出了中国“最好吃”、“最畅销”的褚橙。
从农场到糖厂，再从烟厂到果园，他创造了许多商业奇迹，时任万科董事长的王石曾发文说，“我有很多粉丝，但我是褚时健的粉丝，他是我们这些企业家的骄傲。”
1/任何事上了心，很难做不到
云南，这两个字几乎是褚时健名字的前缀。云南人大都“家乡宝”，安于彩云之南的生活，小富即安，不富也安，少有出门闯荡的血液和基因。褚时健亦是如此。
除了少年时在昆明读书的几年，褚时健的工作生活甚至都没离开过玉溪地区。但他却并非世代云南人，他的老祖，也即褚时健父亲的祖父，清朝年间从河南到云南服兵役，由此而在玉溪地区的华宁县和昆明地区宜良县的交界处扎根下来。
王石见到褚时健第二面时，半开玩笑说：“古代时河南曾经聚居过一支犹太人，您如此擅长商业，会不会是犹太人的后裔？”褚时健笑笑，用云南话说：“怕是不会。”
看褚时健年轻时的照片，高鼻深眼，的确有些异族人的长相，但也有人说，褚时健的母辈或有彝族血统，只是年月长久，从未有人去考证这一家族出处。少年时候，因为父亲过世，母亲忙于家务和地里的农活，家里的小小酒坊就经常要靠褚时健来操持。这个酿酒坊酿出的酒，承担了褚时健和弟弟妹妹们的学费和生活费。
褚时健除了上学，把时间基本都花费在了这里。他印象最深是十四五岁时，每年地里收上来七八百斤苞谷（玉米），就要全部用来烤酒换钱。周末放假在家，他必须和母亲一起先把苞谷用水泡过，然后再把它们放到甑子（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種蒸具）里蒸整夜，在此过程中要不断加柴火，还要几次搅拌甑子里的苞谷，不然就熄火或者烧煳了。
但褚时健从来未因打瞌睡而烧煳过，每两个小时，他一定会自己准时醒过来。这一本事，他保留到七十年后的现在，无论多晚入睡，第二天需要几点起，他的生物钟一定准时启动，及时把自己叫醒。
他解释这一现象为：心里有事。因为烧糊一甑子，自己的学费就没有了。“其实谁都做得到，就是有没有责任心的区别。任何事上了心，很难做不到。”他说。
做得到，还要比别人做得好。褚时健的酒在出酒率上也比别人高，即便那些“别人”都是酿酒多年，而且是教会他酿酒的大人们。
一开始，大人们只提醒他发酵时要关上门，也不说为什么。褚时健琢磨是温度的缘故，因为他观察到，靠近灶火边的发酵箱发酵程度总是好一些，酵母菌长得好，出酒率就高。相应的，瓦缸糖化过程也一样。靠近门边的瓦缸糖化结果总是没那么理想，出酒率要比屋里的瓦缸少20%～30%。
几次下来，褚时健开始用自己的方法，他把灶台里烧剩下余柴用破铁盆装了，放在远离灶台的发酵箱下面和门边的瓦缸边上，使环境温度升高。结果，别人家三斤苞谷烤出一斤酒，褚时健只需两斤苞谷甚至更少。
因为酒的成色也很不错，拿到市场上很受欢迎，他又留了点心思，每次带到市场上的酒都不太多，很快就卖完。因此，大家都记住了“褚家老大的酒好喝又好卖”，下次的销售就一点不操心了。
2/沾手的事情就要做好
如果不是堂哥劝褚时健要多读书，如果不是因为战争让褚时健接触到了新兴的思想，如果不是因缘际会帮游击队划船渡江而接近了革命队伍，如果不是战乱纷扰的年代，褚时健大概就会一直生活在云南省华宁和宜良交界处。
他在1949年初参加革命队伍，成了一名游击队员。一次在云南潞西战斗激烈时，一个炮弹落到褚时健和战友中间，战友瞬间踢走炮弹，紧接着褚时健就听到了爆炸声。生死就在一线之间。几乎就在同一时期，褚时健的一个弟弟被土匪捆绑后扔下大桥，不到18岁的生命惨烈结束。
作为长子带来的责任感、必须把日子过好的能力、战火下冶炼的无畏，这些，都形成了褚时健的人生底色。
当进入和平年代，生活平静了一段时间后，他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农场劳改。随后的3年时间里，他在云南大山深处，每天重复着开荒、种菜、养猪、江中捞木柴的生活。突然有一天，农场合并的消息传来，去哪儿成了一个问题。
当时新平县的县委书记普朝拄问他：“县里的曼蚌糖厂缺个副厂长，这个厂亏得一塌糊涂，你要不要去？”这些年来，褚家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女儿也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渴望稳定下来，褚时健坚定地说：“去！”
这是一切的开始。
糖厂平时有100多号人，榨季来到时会外招临时工，但效益极差，每年亏损20多万元，工资经常发不出来，员工们饿得面黄肌瘦，往往要靠省里的拨款才能维持财政平衡。
褚时健做事很有一套。生产会上，他直截了当地说：“企业注重的是效益，没有效益做什么企业？技术、机器都不达标，能不亏损吗？”厂里的技术人员不服气，“厂里年年亏损，没有资金，拿什么改造机器？”
褚时健想了一个办法一一先从改灶和改燃料开始。那段时间，他整日穿着背心短裤在灶边烤火，观察生产流程中的每一步。很快他发现，曼蚌糖厂亏损的一大问题是燃料成本太高，他决定用甘蔗渣发酵做燃料。
少年时代的烤酒经验，让他想起甜的东西发酵后可以产生酒精，他就和员工把甘蔗渣堆积起来发酵，改变过去“高温煮——高温蒸发”的生产方法，把生产白糖的原理引用到红糖生产中，用于包装的草纸也变成了光滑的办公用纸。 创新的效果是显著的。褚時健当上副厂长的第一年，曼蚌糖厂的产糖率增加了三分之一，产生了八万的利润。轻工厅下来检查时感叹，“看来你们创造了奇迹！”
在新平嘎洒16年的时光，应该算是褚时健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他的儿子褚一斌就出生在这一阶段，在繁忙的工作同时，也能尽享家庭的天伦之乐，尽管妻子马静芬不时抱怨他工作太忙不管孩子，但转头也经常正告女儿和儿子：“要尊重你们的爸爸，他的右派帽子是别人乱扣上去的。”
家里的小日子马静芬负责，褚时健则负责工厂里的大生活，生产之外，他也带着工人们种菜养猪捉鱼，在毛泽东“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语录“保护”下，糖厂职工每周杀一头猪的殷实生活，着实把全新平嘎洒的人民羡慕了个够。
褚时健从未对人讲过新平糖厂对自己有多重要，也许是后面一段烟草事业的过于辉煌，冲淡了这一段生活的记忆。然而，他在新平糖厂的16年，基本是一场漫长的演练，给他下一段玉溪烟厂的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段时光最有价值的是，褚时健找到自己人生中的定位：企业经营者，他的商业思维，他行事作为的风格，他的成本意识、对产品质量的穷究精神，在糖厂的工作里找到了最踏实的对应点，而且回报甚丰。回忆这段岁月时，他说：“我一直有一种意识，那就是：人活着就要干事情，沾手的事情就要做好。”
3/一代烟王
1979年，褚时健离开新平嘎洒糖厂，前往玉溪烟厂任职。那时，红塔集团还只是一个建在小山沟里的玉溪卷烟厂，工厂内部分“派”严重，生产环境也差，工人上班一身汗，下班一身灰，员工年均收入不到300块，很多员工一大家人挤在一间十多平米的土坯房里。用他的话说，“整个一烂摊子。”
有过管理工厂的经验，褚时健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深有体会，他从经营理念到企业内部管理，对玉溪卷烟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最引人关注的就是贷款2300万美元，引进德国的MK 9-5型烟支卷接机。当时许多人都觉得他疯了，“这么大的数额，你一个人赔得起吗？”
他把工厂负责一线生产的车间主任都叫到一起，给大家算了一笔账：MK9-5型烟支卷接机每分钟卷烟5000支，效率是原来设备的5～6倍，单箱卷烟耗烟叶45公斤，能节省超过15公斤，如果每公斤5元，一箱就节省75元，不到三个月就能把贷款还上，并且收回投资。
在《褚时健新传》一书中，有人猜测，这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笔设备引进项目了。这次“逆天”行动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更多中国人开始吸上滤嘴香烟，70万箱年产能保证了经济正在腾飞的中国人在吸烟上的体面追求。
有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塔山”、“红梅”、“阿诗玛”等品牌的香烟，占据了全国市场将近80%的份额，到了1992年，玉溪卷烟厂超过日本烟草公司，成为亚洲第一大烟草企业。
褚时健有许多耳熟能详的称谓：亚洲烟草大王、中国橙王、创业教父。他年轻时扛枪打仗，二十出头就当上地方领导;中年跻身商海，让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玉溪卷烟厂一跃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烟草行业的佼佼者、年纳税利超过200亿的大企业。
在企业最精彩之时，他锒铛入狱，人生归零;待到走出监狱时，已过古稀之年。按中国人的常理，他应该就此退隐，打发晚年。但他却拖着病躯与妻子包山种橙，十年后，竟然种植出了中国“最好吃”、“最畅销”的褚橙。
从农场到糖厂，再从烟厂到果园，他创造了许多商业奇迹，时任万科董事长的王石曾发文说，“我有很多粉丝，但我是褚时健的粉丝，他是我们这些企业家的骄傲。”
1/任何事上了心，很难做不到
云南，这两个字几乎是褚时健名字的前缀。云南人大都“家乡宝”，安于彩云之南的生活，小富即安，不富也安，少有出门闯荡的血液和基因。褚时健亦是如此。
除了少年时在昆明读书的几年，褚时健的工作生活甚至都没离开过玉溪地区。但他却并非世代云南人，他的老祖，也即褚时健父亲的祖父，清朝年间从河南到云南服兵役，由此而在玉溪地区的华宁县和昆明地区宜良县的交界处扎根下来。
王石见到褚时健第二面时，半开玩笑说：“古代时河南曾经聚居过一支犹太人，您如此擅长商业，会不会是犹太人的后裔？”褚时健笑笑，用云南话说：“怕是不会。”
看褚时健年轻时的照片，高鼻深眼，的确有些异族人的长相，但也有人说，褚时健的母辈或有彝族血统，只是年月长久，从未有人去考证这一家族出处。少年时候，因为父亲过世，母亲忙于家务和地里的农活，家里的小小酒坊就经常要靠褚时健来操持。这个酿酒坊酿出的酒，承担了褚时健和弟弟妹妹们的学费和生活费。
褚时健除了上学，把时间基本都花费在了这里。他印象最深是十四五岁时，每年地里收上来七八百斤苞谷（玉米），就要全部用来烤酒换钱。周末放假在家，他必须和母亲一起先把苞谷用水泡过，然后再把它们放到甑子（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種蒸具）里蒸整夜，在此过程中要不断加柴火，还要几次搅拌甑子里的苞谷，不然就熄火或者烧煳了。
但褚时健从来未因打瞌睡而烧煳过，每两个小时，他一定会自己准时醒过来。这一本事，他保留到七十年后的现在，无论多晚入睡，第二天需要几点起，他的生物钟一定准时启动，及时把自己叫醒。
他解释这一现象为：心里有事。因为烧糊一甑子，自己的学费就没有了。“其实谁都做得到，就是有没有责任心的区别。任何事上了心，很难做不到。”他说。
做得到，还要比别人做得好。褚时健的酒在出酒率上也比别人高，即便那些“别人”都是酿酒多年，而且是教会他酿酒的大人们。
一开始，大人们只提醒他发酵时要关上门，也不说为什么。褚时健琢磨是温度的缘故，因为他观察到，靠近灶火边的发酵箱发酵程度总是好一些，酵母菌长得好，出酒率就高。相应的，瓦缸糖化过程也一样。靠近门边的瓦缸糖化结果总是没那么理想，出酒率要比屋里的瓦缸少20%～30%。
几次下来，褚时健开始用自己的方法，他把灶台里烧剩下余柴用破铁盆装了，放在远离灶台的发酵箱下面和门边的瓦缸边上，使环境温度升高。结果，别人家三斤苞谷烤出一斤酒，褚时健只需两斤苞谷甚至更少。
因为酒的成色也很不错，拿到市场上很受欢迎，他又留了点心思，每次带到市场上的酒都不太多，很快就卖完。因此，大家都记住了“褚家老大的酒好喝又好卖”，下次的销售就一点不操心了。
2/沾手的事情就要做好
如果不是堂哥劝褚时健要多读书，如果不是因为战争让褚时健接触到了新兴的思想，如果不是因缘际会帮游击队划船渡江而接近了革命队伍，如果不是战乱纷扰的年代，褚时健大概就会一直生活在云南省华宁和宜良交界处。
他在1949年初参加革命队伍，成了一名游击队员。一次在云南潞西战斗激烈时，一个炮弹落到褚时健和战友中间，战友瞬间踢走炮弹，紧接着褚时健就听到了爆炸声。生死就在一线之间。几乎就在同一时期，褚时健的一个弟弟被土匪捆绑后扔下大桥，不到18岁的生命惨烈结束。
作为长子带来的责任感、必须把日子过好的能力、战火下冶炼的无畏，这些，都形成了褚时健的人生底色。
当进入和平年代，生活平静了一段时间后，他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农场劳改。随后的3年时间里，他在云南大山深处，每天重复着开荒、种菜、养猪、江中捞木柴的生活。突然有一天，农场合并的消息传来，去哪儿成了一个问题。
当时新平县的县委书记普朝拄问他：“县里的曼蚌糖厂缺个副厂长，这个厂亏得一塌糊涂，你要不要去？”这些年来，褚家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女儿也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渴望稳定下来，褚时健坚定地说：“去！”
这是一切的开始。
糖厂平时有100多号人，榨季来到时会外招临时工，但效益极差，每年亏损20多万元，工资经常发不出来，员工们饿得面黄肌瘦，往往要靠省里的拨款才能维持财政平衡。
褚时健做事很有一套。生产会上，他直截了当地说：“企业注重的是效益，没有效益做什么企业？技术、机器都不达标，能不亏损吗？”厂里的技术人员不服气，“厂里年年亏损，没有资金，拿什么改造机器？”
褚时健想了一个办法一一先从改灶和改燃料开始。那段时间，他整日穿着背心短裤在灶边烤火，观察生产流程中的每一步。很快他发现，曼蚌糖厂亏损的一大问题是燃料成本太高，他决定用甘蔗渣发酵做燃料。
少年时代的烤酒经验，让他想起甜的东西发酵后可以产生酒精，他就和员工把甘蔗渣堆积起来发酵，改变过去“高温煮——高温蒸发”的生产方法，把生产白糖的原理引用到红糖生产中，用于包装的草纸也变成了光滑的办公用纸。 创新的效果是显著的。褚時健当上副厂长的第一年，曼蚌糖厂的产糖率增加了三分之一，产生了八万的利润。轻工厅下来检查时感叹，“看来你们创造了奇迹！”
在新平嘎洒16年的时光，应该算是褚时健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他的儿子褚一斌就出生在这一阶段，在繁忙的工作同时，也能尽享家庭的天伦之乐，尽管妻子马静芬不时抱怨他工作太忙不管孩子，但转头也经常正告女儿和儿子：“要尊重你们的爸爸，他的右派帽子是别人乱扣上去的。”
家里的小日子马静芬负责，褚时健则负责工厂里的大生活，生产之外，他也带着工人们种菜养猪捉鱼，在毛泽东“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语录“保护”下，糖厂职工每周杀一头猪的殷实生活，着实把全新平嘎洒的人民羡慕了个够。
褚时健从未对人讲过新平糖厂对自己有多重要，也许是后面一段烟草事业的过于辉煌，冲淡了这一段生活的记忆。然而，他在新平糖厂的16年，基本是一场漫长的演练，给他下一段玉溪烟厂的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段时光最有价值的是，褚时健找到自己人生中的定位：企业经营者，他的商业思维，他行事作为的风格，他的成本意识、对产品质量的穷究精神，在糖厂的工作里找到了最踏实的对应点，而且回报甚丰。回忆这段岁月时，他说：“我一直有一种意识，那就是：人活着就要干事情，沾手的事情就要做好。”
3/一代烟王
1979年，褚时健离开新平嘎洒糖厂，前往玉溪烟厂任职。那时，红塔集团还只是一个建在小山沟里的玉溪卷烟厂，工厂内部分“派”严重，生产环境也差，工人上班一身汗，下班一身灰，员工年均收入不到300块，很多员工一大家人挤在一间十多平米的土坯房里。用他的话说，“整个一烂摊子。”
有过管理工厂的经验，褚时健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深有体会，他从经营理念到企业内部管理，对玉溪卷烟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最引人关注的就是贷款2300万美元，引进德国的MK 9-5型烟支卷接机。当时许多人都觉得他疯了，“这么大的数额，你一个人赔得起吗？”
他把工厂负责一线生产的车间主任都叫到一起，给大家算了一笔账：MK9-5型烟支卷接机每分钟卷烟5000支，效率是原来设备的5～6倍，单箱卷烟耗烟叶45公斤，能节省超过15公斤，如果每公斤5元，一箱就节省75元，不到三个月就能把贷款还上，并且收回投资。
在《褚时健新传》一书中，有人猜测，这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笔设备引进项目了。这次“逆天”行动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更多中国人开始吸上滤嘴香烟，70万箱年产能保证了经济正在腾飞的中国人在吸烟上的体面追求。
有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塔山”、“红梅”、“阿诗玛”等品牌的香烟，占据了全国市场将近80%的份额，到了1992年，玉溪卷烟厂超过日本烟草公司，成为亚洲第一大烟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