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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不是马恩列斯、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主观臆造
最新历史资料显示:人类到今为止,已有七百五十万年的历史(人类分为白种人、黄种人、棕种人、黑种人可追溯到四至十万年间的第四纪冰期之末)。在这七百五十万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史学家们把它分为六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即史前史时期、原始社会时期、奴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在当今交叉存在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特别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又有不同的分法——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资本主义时期;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把可预见的将来社会叫做共产主义社会或叫做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另有一种思维,那就是社会主义存在于一切社会中,具有普世价值,不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仅在原始社会存在,在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普遍存在(或已露端倪);今天(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者叫做社会资本主义阶段。当今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私有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是“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亦可定义为“科学社会主义”。
中华民族——从过去的历史定义上讲——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现在有人更是指出:中华民族事实上已经有五万年的历史。“中华”不仅是中国人的“中华”,而且是整个亚洲特别是朝鲜半岛和日本人的“中华”(高丽文化与日本文化都是从中国传承过去的);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华”两个字在日本均意味着先进、宏大、优美与合理,代表着最高价值。“中华思想”在日本人心里意味着:
1、代表上天意志的尊严感;
2、居于“天下之中”的道德优越感;
3、优美的文明系统;
4、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5、天人合一的完整政治结构;
6、不容置疑的文明同化力量和拯救能力。
与这些思想相匹配的还有在我国熟知和一直传存着的“仁”、“义”、“礼”、“智”、“信”,即讲仁义、敬孝悌、重民本、守诚信、求大同等基本要素。后来经过发扬光大,逐渐发展成敬业乐群、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志趣;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昂扬锐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政风范;厚德载物、道济天下的广阔胸襟;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等等。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就是对这种精神和理念的高度概括。这些崇高精神理念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以及朝鲜半岛)都具有震撼的力量,贯穿了几个国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全过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文化无一例外地继承和发扬了这些精神与理念,丰富了“中华思想”的博大内涵,实践着“中华文明”的伟大使命,鼓舞着十几亿中华儿女不断向着伟大的共产主义时代飞速迈进——这一点无论在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年代都不例外。
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和形态,同时也是一种理论体系和思想,一种认识事物和社会的方法。早在500年前的莫尔《乌托邦》书页里,社会主义就已经成为一种良好、文明的认知系统和对未来社会存在方式的具体规划。“世纪伟人”马克思(当然还有恩格斯)在莫尔、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研究和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特别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的对立统一所带来的结果,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客观规律,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并将这种思想和和理论更加系统化、合理化、科学化;同时通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其他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探索与总结,为未来人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最基本的经验(教训也同样重要)。后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分别在俄国、东欧与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实践并初步达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文明系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国家,给人类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管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多大的折损,不管现在的人们如何认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思想,对他们给予什么样的评价,这几位伟人都曾经改变和创造过历史,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以及全人类的幸福做出过无与伦比的贡献。
当然,他们也有不足,或者说犯过某种错误——大家共同认知的不足或“错误”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方面走得相对过激,在社会历史“自然趋进”和“暴力推进”方面的路径选择显得有些单一,或者说对“在资本主义母体内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实践注意得不够;列宁、斯大林在推翻旧的国家体制,建立新的国家经济体和社会制度过程中不得不采取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还实行过“强力肃反”——这些做法多少有些残忍或看上去“不文明”,给一些人造成过伤害;毛泽东把蒋介石推翻之后没有给予太多的回旋余地(注:周恩来在与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谈到这个问时表述得非常清楚),在“肃反”和“文革”中也给不少人带来过莫大的痛苦。但他们没有别的目的和意图,只是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角度出发,为了国家的稳定,为了民族的团结和人民的幸福与安康;而且在此过程中更加科学和完整地丰富了社会主义思想及其理论范畴,建立了强大的、堪称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占世界人口接近一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实实在在为亿万人民(特别是无产者和劳动人民)带来过福祉,在提高生产力,消灭剥削、缩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打击腐败、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定,乃至为东欧、俄国、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与调整,都打下了不薄的基础。没有他们打下的基础,没有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强力推进,就没有今天俄国、东欧、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没有他们,就不会有当今世界重大的经济、政治结构调整,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文明和谐和民主化进程都不会进行得如此快速和顺利。 所以,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基本原理,正确评价马恩列斯、毛泽东的功过,让他们的精神以及整个社会主义思想永远发扬广大;同时也把伟大的中华文明永远传承下去。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盘否定
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两个互相衔接的的社会制度和体系,社会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盘否定。在人类文明史上,资本主义通过对封建时代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异化与继承,在长达400年的历史中创造了人类最高的生产力,发展了最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商品经济、信息经济和智能经济,建立了跨越整个世界的市场体制和人类资本的运作模式,社会物资财富达到了空前。这些物质财富不仅将人类的生活水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长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前提。在政治上,资本主义在逐渐废除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适时地建立起了一整套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良好政治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也为今天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体制的建立提供了条件。还有更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母体内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元素,也是今天追求社会主义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歇的源泉。对此,不仅苏联、东欧、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没有彻底否定和放弃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而且在他们身上吸取了很多好的、有用的东西。更可喜的是:现在众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他们在对本国经济和社会的管理中,已经应用了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所提倡的治理手段和方法,比如广泛推行义务教育、开展全民福利,对高收入者重课税赋、在企业中实行劳工全员持股,缩小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及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剪刀差,等等。在欧洲国家,这些做法的覆盖面甚至达到80%和100%。换句话说,现在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已经在搞社会主义,逐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只是在某些领域比如政治领域和法律层面上还需进行根本地改造和修补。国际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鲜明地指出:现在美洲特别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了很多社会主义元素滋生;“这次经融危机之后,如果美国发展成了社会主义,或者欧洲更加社会主义化,并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对中国来说更是这样。”
我们庆幸人类在不断前行,也庆幸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近70年没有发生大的人类战争,历史进入了一个相对文明的时代。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损失;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向世界社会主义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民主体制越发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勉强能起到砥柱作用的国家——中国——虽然还在尽力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相对脆弱又不得不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家庭”中,这就使世界社会主义社会及其思想体系不得不需要有一个巨大调整和优化的过程。好在自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同样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提出了最严重的挑战,以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头们开始重新评价和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并呼吁世纪伟人马克思重新复活来给资本主义的重病之躯开处药方。如果社会主义中国在不断改革、不断发展的进程中能够更坚强、更完美、更有效地融入到世界大家庭中,不仅中国会成为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面旗帜,而且正如恩格斯所说:“会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有人大胆预测:“‘现代马克思’或许出现在中国!”
三、中国改革三十年,是对资本主义的再利用,而不是在消灭社会主义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进行经济体制转轨到今天,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来,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有人看不惯、读不懂市场经济这本厚重的书,总是不适应、不理解、不支持和牢骚满腹。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 社会的性质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给了个新定义,叫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认为 改革开放必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进而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是在不 合时宜地补上资本主义课程,把中国的劳资矛盾加大了,把“公仆”与“主人”的关系给颠倒 了。其实,这些人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体依然是社会主义的——只是这种经济 体依赖于市场,需要利用市场发展经济,或者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 保障体系不仅没有变,而且比以前更完善、更稳固,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劳资关系不仅没有 恶化,而且由于生产力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法律特别是《劳动法》等的严格控制,劳 资关系更加紧密,依耐性更强;干群关系随着考核考级和民主制度、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不仅没有改变主仆关系,而且从长远来看一个公民社会正在产生——人们也许不知道,在经典 马克思主义著作里,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基础就是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
不错,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长起来的,它的经济基础特别是现
代工业经济、商品经济不发达,不成熟,资本主义的一些先进的东西——比如先进的技术,先 进的管理方式,先进的商品和市场经济理念,我们可以吸收利用;事实上我们也正是通过改革 开放在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先进的、有用的东西来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大突破,从而发 展和壮大了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物资财富的规模,推动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我国沿海经济特区和其他开发开放城市的建立,就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各种先进设备、先进科学 技术、先进管理方式以及西方资本家的“钱”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有效的手段。这就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具体表现,是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地方。我们现在最重要 的问题和最根本的手段,就是要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在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一 切有用东西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不动摇,坚持党对国家、社会 的管理和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不动摇,坚持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不动摇,把中国——同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也把全世界推进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去。我们最“忌讳的”正像郑永年教授所说:中国不是要消灭社会主义,而是“意在消灭市场和贫穷的社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就是要社会对资本和政治进行节制和监管。毕竟,无论是‘人民共和国’还是‘人民币’,前面都冠有‘人民’两个字。” 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著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认为:中国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也将可能在2030年前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这需要中国在下一阶段实施新发展战略。中国须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通过企业、土地、劳动力和金融部门改革,加强民营部门,开放市场以促进竞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籍此实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结构的目标。报告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六大战略方向,包括: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这就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总体目 标,亦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我们当全力把它做好。
四、中国未来应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回头走进资本主义社会
我赞成这样的说法:“在21世纪,人类最大的社会变革,将是从盲目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科学社会主义平稳和谐转型的世纪。在这个发展变化过程中,中国能够发挥非常特殊的作用。”
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已经构成了一个优良、独特的文明系统,而且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坚持走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恩格斯曾预言:“这又是历史的一个奇妙的讽刺:资
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但它本身在自己的祖国的存在却成为不可能了”,“资本主义在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这话在今天即将(或已经)变成了现实。不管是“被征服”还是“自觉主动科学地接受”,随着中国带着优良的社会主义社会母体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时,就将促进欧洲和美洲盲目资本主义的崩溃,使他们紧跟着中国进入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甚至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正是在这种社会变革中,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系统,就会重新成为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
1、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有人说: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在苏联社会主义时期,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三十年,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不敢谈、不搞做、不敢发展市场经济。也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应有市场,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其实,人们的这种认识完全错误。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并未说过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市场;恰恰相反,正如当代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义研究学者、思想家、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教授特里.伊格尔顿在他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所说的那样:“马克思本人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至少他坚信,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过渡阶段市场会继续存在。他认为市场既具有剥削性,也具有解放性,能把人从地主和雇主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做了十分深刻的论述,以至于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将《共产党宣言》开篇的部分称为对资本主义的最高褒奖。”——面对这样的实证和结论,我们感到非常羞愧;因为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居然没看到,或者没读懂。
第二,列宁不仅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者,而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者;他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起始阶段充分地利用了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并取得过转危为安的效果;虽然他死得很早,没来得及带领自己建立起来的国家进行太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但他从来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环境中,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
后来,斯大林为了在一国(苏联)尽快建立强大的工业经济体——而且他认为在当时特定的 环境下,只有高度集中、高度计划化才能达到——不得不把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删除掉。但是人们不要忘了,不是斯大林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不要市场、有意割断市场,而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强权、重重围剿迫使他不得不割断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采取高度集中的具体措施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否则社会主义俄国和苏联就不会继续存在——今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解体的事实充分证明:斯大林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假如不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重重压力,斯大林绝对会按照他的另一位得力助手、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决主张者、苏联的意识形态大师托洛茨基的思路,在俄国、在苏联、在东欧乃至在全世界立即推行“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将苏联、东欧和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建成的时间至少提前半个世纪,不必劳累今天不负责任的、形而上学的“社会主义者”和国际资本主义倡导者、维护者再来批评他,也会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始祖”马克思、恩格斯提前至少半世纪含笑九泉!
第三,毛泽东从来就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者,他不仅相信市场,而且科学、客观地利用过市场。谁都知道,在中国三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是坚决反对“不分类别”、“不讲策略”地铲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后来他在建立“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经济中虽然有点走得过激,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把市场控制得过死,但在其他各阶段不是一点没有市场;只是这种市场是无形的、隐蔽性存的。要知道,毛泽东同样面临着斯大林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中很多做法都是不得已的;特别是在他看到危局后及时起用邓小平同志主政那段日子,市场得到了较好的“松绑”。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邓小平同志为市场经济大开了“绿灯”,并在往后几届领导人的积极倡导下全力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果——实践证明这条路子走的是完全正确的,无须再做过多的论证和阐释;国内国际的事实也无一例外地表明:社会主义确实有市场、应该有市场;各位社会主义始祖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有市场的,我们不能野蛮无理地指责他们。 2、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政治民主,但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
历史走过了一百年,我们不必谈过去列宁关于“民主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 的定义有多少合理的内核,但我们对那种不分糟粕地颂扬“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说法也应加以鉴别。不错,民主与暴力是截然相反的政治手段,具有普世价值;但不是任何民主都是好民主,或者说民主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下都是好东西。民主在西方社会从封建专制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是非常进步的东西,它在当时的历史转轨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这一历史背景条件下形成的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至少还能维持西方国家走过一段时间——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权产生是选举制还是任命制,是君主立宪制还是总统制,是民主共和制还是联邦制,是多党联合执政还是轮流执政,是三权鼎立还是宪政一体化的体制,这些国家的现行体制都将至少在一个世纪、两个世纪能够残存。然而,如果把这种民主、这种体制不加鉴别、不加改造地应用于中国,中国在二十年甚至十年内就会垮掉;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和地理特征、传统的政治治理结构不适合搞西方上述“民主化”的东西,不能承接西方的这种“民主理念”。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理直气壮地表态: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不搞联邦制、两院制”。对此,笔者一万个赞成。
我们不是不要民主,而是不要西方民主,要搞适合自己的民主政治,建立自己的民主特设。
经过中国多年的实践探索,这种民主政治或民主特色已基本形成,这就是人们所谈到的“四要素”民主形式,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相对于选举而言,我们着力提
倡民主(民选),但也强调集中,强调协商,尽管也有人讽刺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协商民主。中国应始终不渝坚持一党领导,不搞多党制和议会制,但也不能是简单的一党政治,而应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中国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推行立法、行政、司法之间完全的“三权分立”,但应坚持在立法、行政、司法之间实行相对的独立,因为三种权力属于三个不同的系统。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应毫不犹豫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又允许其他不同思想流派存在,让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处于并存的局面。在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应实行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不允许军队干预政治,始终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产生,并且正在对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正像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引导的市场经济一样,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应带有政府引导的性质,使民间组织不具有西方国家民间组织那样的自主性,以免给整个社会造成混乱。
如果把上述民主内容都理顺了、实施好了,相信中国的政治体制、政治文明就就会反过来成为西方国家学习的榜样,而不是再请西方政客来华讲授民主。
3、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好的、先进的理念和先进的科技与文化,但资本主义过时的理念、庸俗的文化和霉烂的生活方式不能引进中国。
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无论是人们的观念形态还是认识事物的方法都有所不同,反映在这一思想基础上的科技文化与生活方式也不完全一样。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化、劳动社会化、分配大众化、合理化制度的熏陶和影响,人民群众崇尚团结,追求和谐、渴望平等、长于济困,具有天下为公和奉献他人的精神和理念;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50多年,在计划经济年代的人民群众是如此,市场经济年代也是如此。如果21世纪上半叶人类不发生重大变故和灾难,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立足点和发展方向可表述为:第一,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第二,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以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第三,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以实现生产利润最大化、劳动力成本(即可变资本)最小化为目标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的熏陶和影响下,大多数人们具有强烈的个人意识、独立意识、享乐意识、拜金意识。数百年来,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众多优秀的、辉煌的科学技术和理论研究成果,并将之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文化;同时除铸造了若干代人强烈的上述意识外,还要非常肯定地说:他们具有极为强烈的现代意识、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和社会民主理念。有许许多多的地方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人们是应虚心向他们学习的;不虚心学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公民。
但我们在继承和发扬资本主义先进理念与先进科技文化的同时,也要毫不犹豫地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的不良观念、不良文化与不良生活方式进行有效的抵制。这些不良观念、文化、与生活方式大体反映在三个方面:即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所谓拜金主义,就是就是把获取金钱看成是生活最高原则的一种观念和生活方式,认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就可以支配一切,就获得了人的一切尊严。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存在的“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就是这种价值观的直接表现。拜金主义对人的思想道德产生着严重的危害,如果它渗入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其后果更为严重。所谓利己主义,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强调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以个人的幸福为最终目的,并以个人的一切为衡量善恶的最高价值尺度。利己主义在处理个人同社会、个人同他人的关系时,只注重自身利益,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不顾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正是利己主义的极端表现。利己主义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其结果必然就是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他人和社会的利益,甚至出卖国家的利益。享乐主义,就是把享乐奉为人生唯一追求的价值观念。它对人们的自然本性、欲望、感官追求无限放纵,可以表现为单纯物欲实现,或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或感官刺激的追求。享乐主义不仅会导致人的精神空虚和内心麻木,造成个人行为的堕落,还会带来社会风气的败坏,以及衍生多种社会病及社会丑恶现象。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累禁不止的“黄、赌、毒”现象,就
与享乐主义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一旦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盛行,人们的信仰就会迷失,价值观念就会混乱。因此,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中,我们就必须十分注意这一点。
在当今时代,思想文化已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主要源泉,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正在迅速发展(或崛起)的大国,必须要高扬自己的旗帜,塑造自己的文化形象,形成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优势。中国的发展越是与世界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就越有必要加强自身的思想文化建设。不断强化自己的思想文化优势,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使我们的人民以更加自尊、自信、自强的姿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总之,我们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并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同时我们要正确面对和坚决抵制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人们对马恩列斯和毛泽东思想的诋毁,并认真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充分发扬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一系列光荣传统和伟大精神,
充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价值、成果和财富,创造性地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系统,把中国,也把全世界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和共产主义时代推进。可以判断和预料: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最快的速度不断创新和优化,并且以最大能量、最大限度地融入世界人民大家庭中——从而使这种完美的社会主义文明系统和中华思想在全人类起作用,人类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建成也就不远了。
我华夏民族和全世界人民期待着!
最新历史资料显示:人类到今为止,已有七百五十万年的历史(人类分为白种人、黄种人、棕种人、黑种人可追溯到四至十万年间的第四纪冰期之末)。在这七百五十万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史学家们把它分为六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即史前史时期、原始社会时期、奴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在当今交叉存在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特别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又有不同的分法——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资本主义时期;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把可预见的将来社会叫做共产主义社会或叫做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另有一种思维,那就是社会主义存在于一切社会中,具有普世价值,不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仅在原始社会存在,在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普遍存在(或已露端倪);今天(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者叫做社会资本主义阶段。当今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私有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是“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亦可定义为“科学社会主义”。
中华民族——从过去的历史定义上讲——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现在有人更是指出:中华民族事实上已经有五万年的历史。“中华”不仅是中国人的“中华”,而且是整个亚洲特别是朝鲜半岛和日本人的“中华”(高丽文化与日本文化都是从中国传承过去的);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华”两个字在日本均意味着先进、宏大、优美与合理,代表着最高价值。“中华思想”在日本人心里意味着:
1、代表上天意志的尊严感;
2、居于“天下之中”的道德优越感;
3、优美的文明系统;
4、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5、天人合一的完整政治结构;
6、不容置疑的文明同化力量和拯救能力。
与这些思想相匹配的还有在我国熟知和一直传存着的“仁”、“义”、“礼”、“智”、“信”,即讲仁义、敬孝悌、重民本、守诚信、求大同等基本要素。后来经过发扬光大,逐渐发展成敬业乐群、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志趣;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昂扬锐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政风范;厚德载物、道济天下的广阔胸襟;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等等。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就是对这种精神和理念的高度概括。这些崇高精神理念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以及朝鲜半岛)都具有震撼的力量,贯穿了几个国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全过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文化无一例外地继承和发扬了这些精神与理念,丰富了“中华思想”的博大内涵,实践着“中华文明”的伟大使命,鼓舞着十几亿中华儿女不断向着伟大的共产主义时代飞速迈进——这一点无论在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年代都不例外。
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和形态,同时也是一种理论体系和思想,一种认识事物和社会的方法。早在500年前的莫尔《乌托邦》书页里,社会主义就已经成为一种良好、文明的认知系统和对未来社会存在方式的具体规划。“世纪伟人”马克思(当然还有恩格斯)在莫尔、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研究和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特别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的对立统一所带来的结果,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客观规律,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并将这种思想和和理论更加系统化、合理化、科学化;同时通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其他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探索与总结,为未来人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最基本的经验(教训也同样重要)。后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分别在俄国、东欧与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实践并初步达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文明系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国家,给人类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管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多大的折损,不管现在的人们如何认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思想,对他们给予什么样的评价,这几位伟人都曾经改变和创造过历史,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以及全人类的幸福做出过无与伦比的贡献。
当然,他们也有不足,或者说犯过某种错误——大家共同认知的不足或“错误”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方面走得相对过激,在社会历史“自然趋进”和“暴力推进”方面的路径选择显得有些单一,或者说对“在资本主义母体内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实践注意得不够;列宁、斯大林在推翻旧的国家体制,建立新的国家经济体和社会制度过程中不得不采取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还实行过“强力肃反”——这些做法多少有些残忍或看上去“不文明”,给一些人造成过伤害;毛泽东把蒋介石推翻之后没有给予太多的回旋余地(注:周恩来在与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谈到这个问时表述得非常清楚),在“肃反”和“文革”中也给不少人带来过莫大的痛苦。但他们没有别的目的和意图,只是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角度出发,为了国家的稳定,为了民族的团结和人民的幸福与安康;而且在此过程中更加科学和完整地丰富了社会主义思想及其理论范畴,建立了强大的、堪称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占世界人口接近一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实实在在为亿万人民(特别是无产者和劳动人民)带来过福祉,在提高生产力,消灭剥削、缩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打击腐败、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定,乃至为东欧、俄国、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与调整,都打下了不薄的基础。没有他们打下的基础,没有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强力推进,就没有今天俄国、东欧、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没有他们,就不会有当今世界重大的经济、政治结构调整,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文明和谐和民主化进程都不会进行得如此快速和顺利。 所以,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基本原理,正确评价马恩列斯、毛泽东的功过,让他们的精神以及整个社会主义思想永远发扬广大;同时也把伟大的中华文明永远传承下去。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盘否定
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两个互相衔接的的社会制度和体系,社会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盘否定。在人类文明史上,资本主义通过对封建时代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异化与继承,在长达400年的历史中创造了人类最高的生产力,发展了最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商品经济、信息经济和智能经济,建立了跨越整个世界的市场体制和人类资本的运作模式,社会物资财富达到了空前。这些物质财富不仅将人类的生活水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长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前提。在政治上,资本主义在逐渐废除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适时地建立起了一整套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良好政治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也为今天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体制的建立提供了条件。还有更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母体内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元素,也是今天追求社会主义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歇的源泉。对此,不仅苏联、东欧、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没有彻底否定和放弃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而且在他们身上吸取了很多好的、有用的东西。更可喜的是:现在众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他们在对本国经济和社会的管理中,已经应用了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所提倡的治理手段和方法,比如广泛推行义务教育、开展全民福利,对高收入者重课税赋、在企业中实行劳工全员持股,缩小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及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剪刀差,等等。在欧洲国家,这些做法的覆盖面甚至达到80%和100%。换句话说,现在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已经在搞社会主义,逐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只是在某些领域比如政治领域和法律层面上还需进行根本地改造和修补。国际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鲜明地指出:现在美洲特别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了很多社会主义元素滋生;“这次经融危机之后,如果美国发展成了社会主义,或者欧洲更加社会主义化,并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对中国来说更是这样。”
我们庆幸人类在不断前行,也庆幸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近70年没有发生大的人类战争,历史进入了一个相对文明的时代。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损失;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向世界社会主义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民主体制越发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勉强能起到砥柱作用的国家——中国——虽然还在尽力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相对脆弱又不得不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家庭”中,这就使世界社会主义社会及其思想体系不得不需要有一个巨大调整和优化的过程。好在自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同样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提出了最严重的挑战,以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头们开始重新评价和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并呼吁世纪伟人马克思重新复活来给资本主义的重病之躯开处药方。如果社会主义中国在不断改革、不断发展的进程中能够更坚强、更完美、更有效地融入到世界大家庭中,不仅中国会成为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面旗帜,而且正如恩格斯所说:“会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有人大胆预测:“‘现代马克思’或许出现在中国!”
三、中国改革三十年,是对资本主义的再利用,而不是在消灭社会主义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进行经济体制转轨到今天,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来,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有人看不惯、读不懂市场经济这本厚重的书,总是不适应、不理解、不支持和牢骚满腹。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 社会的性质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给了个新定义,叫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认为 改革开放必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进而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是在不 合时宜地补上资本主义课程,把中国的劳资矛盾加大了,把“公仆”与“主人”的关系给颠倒 了。其实,这些人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体依然是社会主义的——只是这种经济 体依赖于市场,需要利用市场发展经济,或者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 保障体系不仅没有变,而且比以前更完善、更稳固,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劳资关系不仅没有 恶化,而且由于生产力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法律特别是《劳动法》等的严格控制,劳 资关系更加紧密,依耐性更强;干群关系随着考核考级和民主制度、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不仅没有改变主仆关系,而且从长远来看一个公民社会正在产生——人们也许不知道,在经典 马克思主义著作里,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基础就是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
不错,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长起来的,它的经济基础特别是现
代工业经济、商品经济不发达,不成熟,资本主义的一些先进的东西——比如先进的技术,先 进的管理方式,先进的商品和市场经济理念,我们可以吸收利用;事实上我们也正是通过改革 开放在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先进的、有用的东西来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大突破,从而发 展和壮大了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物资财富的规模,推动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我国沿海经济特区和其他开发开放城市的建立,就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各种先进设备、先进科学 技术、先进管理方式以及西方资本家的“钱”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有效的手段。这就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具体表现,是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地方。我们现在最重要 的问题和最根本的手段,就是要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在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一 切有用东西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不动摇,坚持党对国家、社会 的管理和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不动摇,坚持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不动摇,把中国——同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也把全世界推进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去。我们最“忌讳的”正像郑永年教授所说:中国不是要消灭社会主义,而是“意在消灭市场和贫穷的社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就是要社会对资本和政治进行节制和监管。毕竟,无论是‘人民共和国’还是‘人民币’,前面都冠有‘人民’两个字。” 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著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认为:中国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也将可能在2030年前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这需要中国在下一阶段实施新发展战略。中国须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通过企业、土地、劳动力和金融部门改革,加强民营部门,开放市场以促进竞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籍此实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结构的目标。报告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六大战略方向,包括: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这就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总体目 标,亦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我们当全力把它做好。
四、中国未来应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回头走进资本主义社会
我赞成这样的说法:“在21世纪,人类最大的社会变革,将是从盲目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科学社会主义平稳和谐转型的世纪。在这个发展变化过程中,中国能够发挥非常特殊的作用。”
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已经构成了一个优良、独特的文明系统,而且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坚持走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恩格斯曾预言:“这又是历史的一个奇妙的讽刺:资
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但它本身在自己的祖国的存在却成为不可能了”,“资本主义在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这话在今天即将(或已经)变成了现实。不管是“被征服”还是“自觉主动科学地接受”,随着中国带着优良的社会主义社会母体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时,就将促进欧洲和美洲盲目资本主义的崩溃,使他们紧跟着中国进入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甚至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正是在这种社会变革中,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系统,就会重新成为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
1、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有人说: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在苏联社会主义时期,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三十年,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不敢谈、不搞做、不敢发展市场经济。也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应有市场,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其实,人们的这种认识完全错误。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并未说过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市场;恰恰相反,正如当代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义研究学者、思想家、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教授特里.伊格尔顿在他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所说的那样:“马克思本人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至少他坚信,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过渡阶段市场会继续存在。他认为市场既具有剥削性,也具有解放性,能把人从地主和雇主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做了十分深刻的论述,以至于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将《共产党宣言》开篇的部分称为对资本主义的最高褒奖。”——面对这样的实证和结论,我们感到非常羞愧;因为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居然没看到,或者没读懂。
第二,列宁不仅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者,而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者;他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起始阶段充分地利用了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并取得过转危为安的效果;虽然他死得很早,没来得及带领自己建立起来的国家进行太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但他从来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环境中,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
后来,斯大林为了在一国(苏联)尽快建立强大的工业经济体——而且他认为在当时特定的 环境下,只有高度集中、高度计划化才能达到——不得不把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删除掉。但是人们不要忘了,不是斯大林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不要市场、有意割断市场,而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强权、重重围剿迫使他不得不割断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采取高度集中的具体措施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否则社会主义俄国和苏联就不会继续存在——今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解体的事实充分证明:斯大林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假如不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重重压力,斯大林绝对会按照他的另一位得力助手、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决主张者、苏联的意识形态大师托洛茨基的思路,在俄国、在苏联、在东欧乃至在全世界立即推行“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将苏联、东欧和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建成的时间至少提前半个世纪,不必劳累今天不负责任的、形而上学的“社会主义者”和国际资本主义倡导者、维护者再来批评他,也会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始祖”马克思、恩格斯提前至少半世纪含笑九泉!
第三,毛泽东从来就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者,他不仅相信市场,而且科学、客观地利用过市场。谁都知道,在中国三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是坚决反对“不分类别”、“不讲策略”地铲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后来他在建立“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经济中虽然有点走得过激,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把市场控制得过死,但在其他各阶段不是一点没有市场;只是这种市场是无形的、隐蔽性存的。要知道,毛泽东同样面临着斯大林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中很多做法都是不得已的;特别是在他看到危局后及时起用邓小平同志主政那段日子,市场得到了较好的“松绑”。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邓小平同志为市场经济大开了“绿灯”,并在往后几届领导人的积极倡导下全力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果——实践证明这条路子走的是完全正确的,无须再做过多的论证和阐释;国内国际的事实也无一例外地表明:社会主义确实有市场、应该有市场;各位社会主义始祖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有市场的,我们不能野蛮无理地指责他们。 2、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政治民主,但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
历史走过了一百年,我们不必谈过去列宁关于“民主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 的定义有多少合理的内核,但我们对那种不分糟粕地颂扬“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说法也应加以鉴别。不错,民主与暴力是截然相反的政治手段,具有普世价值;但不是任何民主都是好民主,或者说民主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下都是好东西。民主在西方社会从封建专制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是非常进步的东西,它在当时的历史转轨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这一历史背景条件下形成的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至少还能维持西方国家走过一段时间——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权产生是选举制还是任命制,是君主立宪制还是总统制,是民主共和制还是联邦制,是多党联合执政还是轮流执政,是三权鼎立还是宪政一体化的体制,这些国家的现行体制都将至少在一个世纪、两个世纪能够残存。然而,如果把这种民主、这种体制不加鉴别、不加改造地应用于中国,中国在二十年甚至十年内就会垮掉;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和地理特征、传统的政治治理结构不适合搞西方上述“民主化”的东西,不能承接西方的这种“民主理念”。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理直气壮地表态: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不搞联邦制、两院制”。对此,笔者一万个赞成。
我们不是不要民主,而是不要西方民主,要搞适合自己的民主政治,建立自己的民主特设。
经过中国多年的实践探索,这种民主政治或民主特色已基本形成,这就是人们所谈到的“四要素”民主形式,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相对于选举而言,我们着力提
倡民主(民选),但也强调集中,强调协商,尽管也有人讽刺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协商民主。中国应始终不渝坚持一党领导,不搞多党制和议会制,但也不能是简单的一党政治,而应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中国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推行立法、行政、司法之间完全的“三权分立”,但应坚持在立法、行政、司法之间实行相对的独立,因为三种权力属于三个不同的系统。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应毫不犹豫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又允许其他不同思想流派存在,让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处于并存的局面。在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应实行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不允许军队干预政治,始终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产生,并且正在对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正像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引导的市场经济一样,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应带有政府引导的性质,使民间组织不具有西方国家民间组织那样的自主性,以免给整个社会造成混乱。
如果把上述民主内容都理顺了、实施好了,相信中国的政治体制、政治文明就就会反过来成为西方国家学习的榜样,而不是再请西方政客来华讲授民主。
3、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好的、先进的理念和先进的科技与文化,但资本主义过时的理念、庸俗的文化和霉烂的生活方式不能引进中国。
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无论是人们的观念形态还是认识事物的方法都有所不同,反映在这一思想基础上的科技文化与生活方式也不完全一样。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化、劳动社会化、分配大众化、合理化制度的熏陶和影响,人民群众崇尚团结,追求和谐、渴望平等、长于济困,具有天下为公和奉献他人的精神和理念;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50多年,在计划经济年代的人民群众是如此,市场经济年代也是如此。如果21世纪上半叶人类不发生重大变故和灾难,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立足点和发展方向可表述为:第一,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第二,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以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第三,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以实现生产利润最大化、劳动力成本(即可变资本)最小化为目标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的熏陶和影响下,大多数人们具有强烈的个人意识、独立意识、享乐意识、拜金意识。数百年来,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众多优秀的、辉煌的科学技术和理论研究成果,并将之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文化;同时除铸造了若干代人强烈的上述意识外,还要非常肯定地说:他们具有极为强烈的现代意识、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和社会民主理念。有许许多多的地方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人们是应虚心向他们学习的;不虚心学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公民。
但我们在继承和发扬资本主义先进理念与先进科技文化的同时,也要毫不犹豫地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的不良观念、不良文化与不良生活方式进行有效的抵制。这些不良观念、文化、与生活方式大体反映在三个方面:即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所谓拜金主义,就是就是把获取金钱看成是生活最高原则的一种观念和生活方式,认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就可以支配一切,就获得了人的一切尊严。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存在的“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就是这种价值观的直接表现。拜金主义对人的思想道德产生着严重的危害,如果它渗入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其后果更为严重。所谓利己主义,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强调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以个人的幸福为最终目的,并以个人的一切为衡量善恶的最高价值尺度。利己主义在处理个人同社会、个人同他人的关系时,只注重自身利益,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不顾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正是利己主义的极端表现。利己主义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其结果必然就是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他人和社会的利益,甚至出卖国家的利益。享乐主义,就是把享乐奉为人生唯一追求的价值观念。它对人们的自然本性、欲望、感官追求无限放纵,可以表现为单纯物欲实现,或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或感官刺激的追求。享乐主义不仅会导致人的精神空虚和内心麻木,造成个人行为的堕落,还会带来社会风气的败坏,以及衍生多种社会病及社会丑恶现象。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累禁不止的“黄、赌、毒”现象,就
与享乐主义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一旦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盛行,人们的信仰就会迷失,价值观念就会混乱。因此,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中,我们就必须十分注意这一点。
在当今时代,思想文化已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主要源泉,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正在迅速发展(或崛起)的大国,必须要高扬自己的旗帜,塑造自己的文化形象,形成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优势。中国的发展越是与世界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就越有必要加强自身的思想文化建设。不断强化自己的思想文化优势,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使我们的人民以更加自尊、自信、自强的姿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总之,我们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并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同时我们要正确面对和坚决抵制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人们对马恩列斯和毛泽东思想的诋毁,并认真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充分发扬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一系列光荣传统和伟大精神,
充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价值、成果和财富,创造性地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系统,把中国,也把全世界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和共产主义时代推进。可以判断和预料: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最快的速度不断创新和优化,并且以最大能量、最大限度地融入世界人民大家庭中——从而使这种完美的社会主义文明系统和中华思想在全人类起作用,人类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建成也就不远了。
我华夏民族和全世界人民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