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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一些国家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改革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日渐密切,教育政治学走出发展的低谷期,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在国家与教育不平等、课程与政治、文化政治与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体现了西方教育政治学的最新进展,这些进展无论研究方法、理论深度,还是研究内容都对我国教育政治学研究有独特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社会转型 教育改革者 教育政治学
近20年间,西方教育政治学研究的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1977年,哈尔西等编选《教育中的权力与意识形态》时,“教育政治学”虽然被列为一个专题,但所选文章甚少涉及教育政治学的本质问题,学科整体上处于发展的低谷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教育改革,这场改革将市场、国家与教育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塑造了西方教育政治学关注社会转型,强调深度理论研究的特征,这为我国教育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启示。
1 当前政治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1.1 “民族——国家”概念重受重视。西方政治学重新围绕“民族——国家”(Nation Atate)概念展开,在论题、内容、理论的深度广度上都有新的突破。这不是传统政治学概念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借助后现代、后殖民、后工业化等“后”学理论对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形态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是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重新厘清“民族——国家”的起源、历史、境遇、力量及其弹性的一种理论化努力。这个工作最大的现实背景是“9.11”及美国对伊朗战争之后所呈视的一元秩序(美式帝国主义)统一全球的趋势及对这一趋势的反动,在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之间展开了现代常规战争和游击战之间的冲突,其根本指向是文明礼貌的冲突和生活方式的优劣,但具体表现却是国家间冲突和国际秩序的重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国家、主权、国家建设等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并引发了特别的关注。这个背景不仅使人们质疑并重新思考现代政治的合法性根源,同时激发了政治领域一些根深蒂固的基础性话题,如秩序与冲突、帝国与民族国家等等。亨延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一”还是“多”的哲学追问下被进一步政治化,左派学者哈特和奈格里在2000年《帝国》一书中探询的“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被进一步现实化,而目前遍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甚至宣告了一个国家也有可能“破产”。于是,重新捍卫基于各民族具体历史特点和风俗伦理的民政世界又成为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关注重心,2004年出版的福山《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成为这个趋势的典型代表。
1.2 意识形态的中庸化。所谓中庸,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防止激进,避免极端,二是不断地克服教条,三是为新的意识形态整合做准备。就美国来说,在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各领风骚之后,二者又碰到了各自的问题。“华盛顿共识”给拉美制造了一系列麻烦,以美国为师的结果是给美国后院落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新保守主义据说是前届美国政府的思想基础,但布什下台时的黯然背影和对伊朗战争的困局使新保守主义至今还在遭受着种种非议与诟病,因此,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在寻找和激活新的理论资源,试图超越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的表面分歧,直面权力机制和国家政权的动作,探讨总统制、议会制和最高法院的关系,分析美国宪政在应变时的弹性力量,实现在应对危机和重建秩序过程中的新一轮平衡。
1.3 中国特殊性的备受关注。无论是“一”与“多”,还是“同”和“异”,如何在理论上理解和阐释现代中国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绕不过去的课题。中国是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是,其特点是什么;如果不是,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政治的本质?于是人们试图在“北京共识”和“中国道路”的旗帜下为内在理解当代中国寻找思想依据和理论资源。截止到目前,中国学者主要发现了三个传统,即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如何实现这三个传统之间的会通和融合。这个课题的核心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常”和“变”。“常”就是常道,就是恒常,就是不变;“变”就是发展,就是变革,就是创造。以“常”“变”立论,方有可能化解美国的“一”和“多”和欧洲的“同”和“异”,重建普遍秩序的理论范式,毋庸讳言,西方政治学正处于消化理解这项课题的途中。
2 当前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政治学要研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所共同构成的全面、统一的奋斗目标,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上的本质体现和客观要求。政治学要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这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必须体现在各项具体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它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检验标准。政治学要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政治合法性不会自动取得。党的先进性如何转化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良好的执政绩效和意识形态的教化无疑是重要的环节。通过制度化的机制与社会成员加强联系,获得程序化的权威,是特别需要予以强调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落实"三个代表"的根本保证。
3 对我国教育政治学研究的启示
西方政治学研究对我们国家教育研究起了很大的重要作用。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很重要,在治党治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大有可为。这就确立了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在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科学体系中的应有地位,为我们克服对它们的种种怀疑、轻慢态度和做法提供了重要的武器。哲学社会科学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归根到底来自于治党治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深入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努力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做出科学的理论回答。就政治学而言,必须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做出贡献。政治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政治学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但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对这些问题研究的共同要求。由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鉴于马克思政治著作的性质——它们大多是特定历史事件和特定环境的产物,常常是不系统和片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不可能是现成的,而是解释学的。我们的工作首先是对马克思政治学说进行系统化、理论化;同时,我们的工作又不满足于只是一味从原著中辩认与寻找,而是在对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给予最优先注意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最重要的经验建构和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更重要的是否体现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衡量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政治学研究要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参考文献
1 [美]亨利·A吉鲁.刘慧珍译.跨越边界:文化工作者与教育政治
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 【美】西奥多·舒尔茨.曹言顺译.教育的经济价值.长春:吉林人民
出版社,1982
【关键词】 社会转型 教育改革者 教育政治学
近20年间,西方教育政治学研究的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1977年,哈尔西等编选《教育中的权力与意识形态》时,“教育政治学”虽然被列为一个专题,但所选文章甚少涉及教育政治学的本质问题,学科整体上处于发展的低谷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教育改革,这场改革将市场、国家与教育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塑造了西方教育政治学关注社会转型,强调深度理论研究的特征,这为我国教育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启示。
1 当前政治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1.1 “民族——国家”概念重受重视。西方政治学重新围绕“民族——国家”(Nation Atate)概念展开,在论题、内容、理论的深度广度上都有新的突破。这不是传统政治学概念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借助后现代、后殖民、后工业化等“后”学理论对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形态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是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重新厘清“民族——国家”的起源、历史、境遇、力量及其弹性的一种理论化努力。这个工作最大的现实背景是“9.11”及美国对伊朗战争之后所呈视的一元秩序(美式帝国主义)统一全球的趋势及对这一趋势的反动,在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之间展开了现代常规战争和游击战之间的冲突,其根本指向是文明礼貌的冲突和生活方式的优劣,但具体表现却是国家间冲突和国际秩序的重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国家、主权、国家建设等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并引发了特别的关注。这个背景不仅使人们质疑并重新思考现代政治的合法性根源,同时激发了政治领域一些根深蒂固的基础性话题,如秩序与冲突、帝国与民族国家等等。亨延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一”还是“多”的哲学追问下被进一步政治化,左派学者哈特和奈格里在2000年《帝国》一书中探询的“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被进一步现实化,而目前遍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甚至宣告了一个国家也有可能“破产”。于是,重新捍卫基于各民族具体历史特点和风俗伦理的民政世界又成为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关注重心,2004年出版的福山《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成为这个趋势的典型代表。
1.2 意识形态的中庸化。所谓中庸,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防止激进,避免极端,二是不断地克服教条,三是为新的意识形态整合做准备。就美国来说,在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各领风骚之后,二者又碰到了各自的问题。“华盛顿共识”给拉美制造了一系列麻烦,以美国为师的结果是给美国后院落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新保守主义据说是前届美国政府的思想基础,但布什下台时的黯然背影和对伊朗战争的困局使新保守主义至今还在遭受着种种非议与诟病,因此,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在寻找和激活新的理论资源,试图超越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的表面分歧,直面权力机制和国家政权的动作,探讨总统制、议会制和最高法院的关系,分析美国宪政在应变时的弹性力量,实现在应对危机和重建秩序过程中的新一轮平衡。
1.3 中国特殊性的备受关注。无论是“一”与“多”,还是“同”和“异”,如何在理论上理解和阐释现代中国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绕不过去的课题。中国是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是,其特点是什么;如果不是,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政治的本质?于是人们试图在“北京共识”和“中国道路”的旗帜下为内在理解当代中国寻找思想依据和理论资源。截止到目前,中国学者主要发现了三个传统,即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如何实现这三个传统之间的会通和融合。这个课题的核心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常”和“变”。“常”就是常道,就是恒常,就是不变;“变”就是发展,就是变革,就是创造。以“常”“变”立论,方有可能化解美国的“一”和“多”和欧洲的“同”和“异”,重建普遍秩序的理论范式,毋庸讳言,西方政治学正处于消化理解这项课题的途中。
2 当前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政治学要研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所共同构成的全面、统一的奋斗目标,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上的本质体现和客观要求。政治学要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这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必须体现在各项具体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它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检验标准。政治学要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政治合法性不会自动取得。党的先进性如何转化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良好的执政绩效和意识形态的教化无疑是重要的环节。通过制度化的机制与社会成员加强联系,获得程序化的权威,是特别需要予以强调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落实"三个代表"的根本保证。
3 对我国教育政治学研究的启示
西方政治学研究对我们国家教育研究起了很大的重要作用。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很重要,在治党治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大有可为。这就确立了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在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科学体系中的应有地位,为我们克服对它们的种种怀疑、轻慢态度和做法提供了重要的武器。哲学社会科学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归根到底来自于治党治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深入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努力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做出科学的理论回答。就政治学而言,必须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做出贡献。政治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政治学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但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对这些问题研究的共同要求。由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鉴于马克思政治著作的性质——它们大多是特定历史事件和特定环境的产物,常常是不系统和片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不可能是现成的,而是解释学的。我们的工作首先是对马克思政治学说进行系统化、理论化;同时,我们的工作又不满足于只是一味从原著中辩认与寻找,而是在对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给予最优先注意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最重要的经验建构和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更重要的是否体现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衡量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政治学研究要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参考文献
1 [美]亨利·A吉鲁.刘慧珍译.跨越边界:文化工作者与教育政治
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 【美】西奥多·舒尔茨.曹言顺译.教育的经济价值.长春:吉林人民
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