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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野狐峪”宁静的平和中走来，曹文轩雕刻十年，为读者带来新长篇《火印》[1]。本书一经出版，便登上了当月畅销书少儿类排行榜第一名，紧接着，又入选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百种重点选题以及总局“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项目”。《火印》以辽阔的北方草原为背景，通过坡娃和雪儿在战火中所历经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磨砺和刻骨铭心的洗礼，勾勒出人与马情感的交融以及战争视域背后潜藏的人性。
声声嘶鸣，穿透战争，共感生命
曹文轩在一次采访中曾经提到，“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对存在的感受力和记忆力，可能是比想象力更高贵、更宝贵的品质”。高质量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其实是种难度写作。而要想在看似“小儿科”的儿童文学中加入以宏大著称的战争题材，更算得上一种如履薄冰的执拗。写惯了江南水乡和“内心孩子欲求”的曹文轩，另辟蹊径，以一匹马的坎坷故事来“以小见大”，充分调动和协调了自己的叙事想象和整个民族的生命意志。
大家都知道，人可以通过表情、语言、动作等多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那么一匹马应该怎样来表现这些复杂甚至是深刻的情感？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整个作品以雪儿为中心出现了二十几次对其嘶鸣声的描写。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其实每一次嘶鸣都基本契合小说发展的转折、对应读者内心的起伏。第一次嘶鸣从最初的哀鸣到撕心裂肺，终于以最单纯的悲切唤起了坡娃内心的悲悯，这才有了坡娃智斗狼群和以后人与马相依为命的传奇经历。当雪儿无助地拱着埋葬黑狗的泥土，泪眼蒙眬地朝着深秋的天空哀鸣时，战争渐露残酷的面纱。在坡娃和雪儿第二次被迫分开时，挣扎中的雪儿以撕破天空般的鸣叫险些让翱翔的雄鹰坠落山谷，这种极具张力的刻画无形中生动了小说情感的脉络。雪儿如何被烙上火印以及烙印时的惨象曹文轩并没有提及，但是通过其他战马烙印时痛苦的号叫，读者完全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嗤嗤”烙铁烤焦皮肉背后战争所扭曲的的人性。被囚禁和伤害的战马，又何尝不是战时中国和悲惨民众的缩影。其间，还有多次雪儿关于战时背景下“相见-分离”的声声哀嚎。嘶鸣其实是一匹战马克敌制胜的利器，雪儿最后却差一点永远“失声”。在背负屈辱终于完成对自己、对坡娃、对狐野峪村民救赎的时候，那一声声“咴咴”释放出太多值得解读的意味。
将整个雪儿“嘶鸣”的脉络贯通，作品中人与马情感的主线和战争的演进实则别样生动。除此之外，还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托举着整个文脉，强化着无情战争下坡娃与雪儿的心心相印。与“嘶鸣”形成合力的，便是人们对于雪儿的评价。雪儿从“可怜的小马驹——健硕的骏马——具有人性的马——烙上火印的战马——受尽折磨的畜生——丧失尊严的俘虏——一匹普通的马——隐忍的战马——救赎的战马——回归母性的马”，这一系列人们（包括坡娃、村民、河野、稻叶等）对于它（他）看法的变化，有认同、赞赏，也有侮辱、漠视。诸多评价在隐匿间塑造着雪儿和各类人物性格的同时，实则深化了对于战争本质的剖陈。正是得益于各方面严丝合缝的配合，整个小说环环相扣，故事发展波澜不惊，以小见大的战争书写最终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残酷战争与纯真人性的博弈
兵戎相见源于人类原始的兽性，大多时候被压抑在内心的“地狱深处”。没有不造成伤害的战争，剑锋所指之处野蛮将被无限扩张。没有绝对正义的战争，战争伊始便是为了丑陋的利益。从原始部落之间的争斗，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如今气焰嚣张的恐怖袭击，一次次流血和生命逝去的沉默始终都未能遏制住丑恶的行径，战争的狂躁与狰狞正在蔓延。任何关于战争题材的写作很难避免对于战争残酷性的书写，但儿童文学的相关创作理应内含更多的“顾忌”。“避开正面冲突，而采取侧向迂回”的战术，似乎更契合小读者们的心理接受机制。毫无疑问，《火印》便是这样成功的尝试。
纵观整个作品，很少出现对战争杀人越货的直接揭露，倒是巧妙地通过丝丝入扣的细节来反观战争的“无差别性”。例如，父亲因为坡娃救马的鲁莽被日军强征去做苦役，然而坡娃却被关在小房子里，只能眼睁睁看着日本人像对待牲口一样侮辱自己的父亲。父亲和众多苦役身背巨石用血泪甚至是生命，在山间刻出一道道“伤痕”。坡娃心疼父亲，每次欲偷藏食物交给父亲时，都被日军搜出，而且当着两人的面将这一份份父子深情用脚尖碾碎进泥土里。其实，坡娃与雪儿的情谊某种意义上是超越时空的，但是正是由于战争，两者被迫分离，而且受尽折磨、变得麻木，甚至不愿再想起对方。经历了战争的灾难和父亲受苦役的无助，坡娃不敢再思念雪儿，为了切断这种念想，他甚至还糊上了原来与雪儿情感交流的纸窗，后来干脆直接用水泥堵死。再看受到日军控制的雪儿，在母子分离、无休止的折磨和超强度的苦役之后，流尽了母性的奶水，失去了战马的脾气，陷入死寂的泥潭。
还有黑狗为了捍卫主人的情谊丢掉生命，坡娃父亲不止一次对着雪儿发出“这世道，有家不能回”的哀叹，丁爷爷为了保住全村房子欲下跪请求坡娃把雪儿交给日军，中国军队并未利用野狐峪作为掩护，但整个村子还是被日军夷为平地等等。回过头来看，战争中出现了太多的思念和眼泪。正是这场战争让守望雪儿的坡娃体会太多冷暖在山头矗立成隐忍顶风的木头，让备受虐待的雪儿饱尝了离别的伤痛渐渐站立成等待时光风化的石头。当两者最终相拥而泣时，坚冰破除，他们用五条腿站成了一道风景。这些侧面的战争叙述，某种意义上并不亚于甚至是超越了直接进行战争场面书写所迸发的震撼力。而避免对战争残酷性的直接书写，循着“以善为美”的理想和笃信，通过乡愁、友谊、亲情等主题和一些人性至善的细微来淡化战争的伤痛，着力发掘战争中所流露出的纯真人性。
乡愁，即是对原初自我生存状态及文化环境的“根”性怀念。在《火印》中，曹文轩凸显了这种对家的思念。坡娃、瓜灯和草灵在深入敌营解救雪儿心惊胆战之余，不忘家人的牵挂。坡娃父亲遭受非人的苦役，尽管累得皮包骨头，仍强作笑颜给坡娃传递最大程度的乐观，并不断安慰孩子“我们很快就要回家了”。除此之外，作品中几个日本人对家的思念更加耐人寻味。由于偶遇坡娃，稻叶唤起了对弟弟的思念。还有一次，在陪伴雪儿生育小马驹的漫漫长夜，亲人、生活环境等一切家的回忆都源源不断地窜进他的梦乡。他嘴角流着口水，露着笑容，成为那一刻在硝烟中最最幸福的人。日本军官河野也时常被浓浓的乡愁所吞噬。无论是陷入四面楚歌须紧急转移马场的危急时刻，还是趁两军对峙的真空期登高望远，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属于他的北海道，属于他的骏马和草原。遥远的空间距离，巨大的文化落差，再加上人情无限期的消退，正是残酷的战争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弃儿”，对家的思念终究只能化作一种遥遥无期的空想和奢望。 “友谊”的主题在作品中也值得细细品味，曹文轩举重若轻的写作艺术，以不露声色的平实烘托出了人性的魅力。毫无疑问，坡娃与雪儿这份特殊的友谊贯穿始终且最具核心地位。但是，某种意义上这份情感又含有更加多元和深刻的意蕴。视野一转，坡娃、瓜灯和草灵三个孩子间的友谊相当宝贵和纯真。无论是和黑狗玩耍，还是转移守护雪儿，抑或潜入敌营解救雪儿，他们三个孩子总黏在一起，怪不得有人说他们前世就是一家人。由于草灵最小又是女孩儿，所以一直处在“中间”的位置，被坡娃和瓜灯牢牢保护。进到城里无依无靠的三个孩子，一边讨饭，一边继续寻找雪儿。但是要来的饭都是坡娃和瓜灯吃，因为草灵绝不能吃剩下的。哪怕坡娃当掉自己的棉袄受冻，也要换来新鲜的包子给草灵充饥。这种胜似亲情的友谊一直在延续着，尽管草灵被日军的炮弹夺去了生命，但是坡娃和瓜灯却依然分坐在草灵小坟包的两侧。因为草灵永远是他们的妹妹，他们永远要把草灵放在“中间”——介于懵懂和世故之间，人心最纯粹的位置。
《火印》深处还镌刻着一种微妙的友谊，即坡娃和稻叶之间的情感故事。坡娃是作品的主人公之一，他的善良、机智和坚韧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火印》似乎刻画了两个坡娃，他们既有共性又个性十足。这另一个“坡娃”，就是小日本兵稻叶。稻叶本身就是一个大孩子，无论是在河边看野鸭时所显露的那股兴奋和专注，还是在雪儿生下小马驹后在大雨中肆无忌惮的呼喊，都流露出孩子的纯真。他还不忍心观看给马烙印时的惨象，为喜鹊搭屋并呵护得无微不至。还有，用伞为小马驹遮雨而自己的身体却完全暴露在伞外；以防勒伤念母心切的小马驹而专门为它制作了一个厚实的皮套；用嘴轻轻地吹拂小马驹的伤口与它一起幸福地入睡等等。尽管腼腆，他对世界却充满善意。坡娃和稻叶第一次的不期而遇，被曹文轩形容为两只来自不同羊群的羊的碰面。很明显文字背后传递出这样两个信号：（一）本质上他们相同，都还只是孩子；（二）他们却受制于更高意识形态，渐失自由。尽管他们都不知道双方的名字，但却时常会想起对方。当两军对峙，稻叶不顾危险深入丛林寻找小马驹时，再一次与坡娃相遇。在两人沉默许久的对望以后，密林深处一声枪响，稻叶中枪倒地，临死前还不忘再次询问坡娃是否看到小马驹的去向。一切是惊人的相似，之前是坡娃找雪儿遇见稻叶，现在是稻叶寻找雪儿的孩子与坡娃不期而遇。一切却又那么不同，两个善良的孩子因为找寻心爱的马匹，其中一个却因此献出了生命。在此，去评论射击稻叶的行为是否正义或者这场战争本身是否合理早已显得苍白无力。当坡娃发疯似的跑回家取来草席，将其盖在稻叶身上的一刻，他的行为已经交代出了作家未写明的一切。此时，两个“坡娃”也真正合二为一。
“亲情”主题也扎根在《火印》中，温暖着读者的心窝。坡娃父亲面不改色地在日军面前维护着自己的孩子，并在水深火热的战争苦难中给孩子传递着人性的乐观。后来，由于草灵和坡娃父母被残酷的战争夺去了生命，草灵父母便悉心照顾独腿的坡娃，义无反顾地将其视为自己的孩子。而人们可以远远地望见，在山头上，草灵的小坟包依偎着坡娃父母的坟包。两个不同的家庭，尽管交换了挚爱的亲人，却葆有永恒真挚的温情。当然，亲情的价值并不依靠交换体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军人因为自己刚满十八岁儿子不幸战死而疯狂虐马，发泄着内心的愤怒。
除此之外，《火印》中还美不胜收地分散着各种拷问人心的感人细节：坡娃在舍身救马之余，不忘拨出一个小型隔离带以防火苗点着整片草原；他宁愿仅凭一条腿艰难地挪步，也不愿骑在雪儿身上，不愿再为它受伤的身心增添一丝沉重；尽管战事激烈，村民们还是盼望着家人聚在一起过个热闹年。此时，富人们居然将吃的喝的大大方方地分给穷人，整个村子显得异常团结；孩子们对战争也有自己的理解，无论是鬼子来了还是枪炮声轰鸣，他们都能无忧无虑地玩耍，坡娃居然还在鬼子马厩的草垛上安然大睡。事实上，战争的罪行和孩子的天性相比，根本不值一提。除此之外，不论是野狐峪的村民还是城里的店家，都向读者传达着人性的善意。日本军官河野对马的特殊情感和对稻叶的怜悯，也潜藏着一些积极的信号。
人性的美好和战争的惨烈于此形成尖锐的矛盾，这种“二元对立”归根结底在于对人类欲望和本性两极的探讨。而纵观人类文明的整个历程，互助共赢才是最佳方式，和平相处才是最终常态。曹文轩以一如既往的悲悯情怀去审视战争，以超道德的温情痛斥一切战争的非正义性，实质上是在用人性的善去规训人性的恶。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切文学的高地。而文学要做的，也本就是在硝烟弥漫中萃取人性的微光！
硝烟过后的反思：战争题材儿童小说的艺术化处理与延伸
前面爬梳了《火印》在战争视阈下所表现的人性主题，接着讨论曹文轩战争题材儿童小说的艺术化处理。首先，是对战争场面的游戏化戏仿。整个作品曹文轩直接避免了对战争宏大场面和惨烈景象的书写刻画，特别是对文末那场雪儿与河野的激烈角逐进行了巧妙的处理。细看可以发现，他似乎真的将一场血海深仇的大战精致地转化为一次“月光下，一匹马追一匹马，一个骑兵追另一个骑兵”的游戏。双方都不见紧张和恐惧，走走停停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居然在马上还困乏得打起了瞌睡。除此之外，双方的对话和行为也极不符合战时的状态，他们似乎真的将草原变成了游戏的舞台，而闻讯赶来的村民则是最佳的观众。这种略带趣味和诗意的写作，不经意间分散和重构了人们对于血腥战争的认知。其次，结尾部分关于爆发式成长的呈现，也值得悉心揣摩。“成长”主题不是作品的中心，文中也着墨极少。但是在结尾，坡娃在异常镇静和明理中似乎突然长大了，作者还不忘交代一句“这一年，坡娃十七岁”。这个时间节点可谓意味深长，只不过这种爆发式的成长状态某种意义上是被战争“逼”出来的。实际上，最后的风景描写也独具匠心。虽然满目疮痍的大地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但是雪已经逐渐覆盖，象征着战争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创伤正在慢慢愈合，呈现出一种和艾青诗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和谐共生的新意境。这些艺术化的处理，很大程度上分散了读者对战争的注意力，最终完成了对暴力的艺术解构。
熟悉曹文轩的读者都清楚，他之前的《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以及《青铜葵花》等大部分作品都具有浓烈的诗意和唯美倾向，这也一直契合他“通过对人性的文学性铭刻，以达到永恒”的创作观念。《火印》并未摆脱这样的理式，但是作品的故事性无疑强过了小说的艺术性。其实曹文轩也在《火印》的序言里提到，他认为故事是小说的根本。当然，好的小说肯定具备故事的内核。只是，的确难以比较小说性和故事性到底谁更具有优势，而且两者很难同时用力，作家在权衡两者关系时，一不小心便容易过犹不及。说来也巧，在笔者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收到一封家乡小朋友的来信。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展了《火印》的读书分享活动，来信旨在告诉笔者一些关于读书会的具体情况。从天真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火印》喜爱有加。比较有趣的是，他们还在文末提出了几个“童心未泯”的疑惑（原文摘录）：为什么坡娃父母去世了他都不怎么难过，而一心只想着雪儿；雪儿似乎是一匹神马，它好像无所不能，最后居然还能在离开坡娃之前去看望他过世的父母和草灵；为什么坡娃如此信赖雪儿，雪儿最后却狠心不辞而别，而坡娃也就真的任它而去……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曹文轩本人更具有发言权。毫无疑问，孩子们是儿童文学作品最权威的评论者，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疑惑，这本身就很值得儿童文学作家和理论者反思。回顾整个作品，《火印》的确能做到环环相扣，故事连贯顺畅。但是在这种“刻意”背后，必然要涉及作品其他部分意义的损失，不免遗憾。新时期以前的战争题材儿童小说模式化比较严重，由于着力于编织富含教育意义的故事，而相对忽视对小说本体艺术性的打磨。进入新时期，由于人们对文学艺术的新认识，小说的艺术性得到重视和发展。但是如何采取有效手段持续保证小说艺术创作的质量，依然是一个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话题。
总之，《火印》通过一个人与一匹马的传奇经历以小见大，将宏大的战争叙事转化为精微的人性剖析。这种对战争的极致书写，在抚慰民族创伤的同时，激发了作家们关于战争题材儿童文学的原创热情和国民原初的生命意志。这的确是一次饱含民族情感的光荣亮相！
注释
[1]曹文轩：《火印》，天天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
声声嘶鸣，穿透战争，共感生命
曹文轩在一次采访中曾经提到，“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对存在的感受力和记忆力，可能是比想象力更高贵、更宝贵的品质”。高质量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其实是种难度写作。而要想在看似“小儿科”的儿童文学中加入以宏大著称的战争题材，更算得上一种如履薄冰的执拗。写惯了江南水乡和“内心孩子欲求”的曹文轩，另辟蹊径，以一匹马的坎坷故事来“以小见大”，充分调动和协调了自己的叙事想象和整个民族的生命意志。
大家都知道，人可以通过表情、语言、动作等多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那么一匹马应该怎样来表现这些复杂甚至是深刻的情感？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整个作品以雪儿为中心出现了二十几次对其嘶鸣声的描写。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其实每一次嘶鸣都基本契合小说发展的转折、对应读者内心的起伏。第一次嘶鸣从最初的哀鸣到撕心裂肺，终于以最单纯的悲切唤起了坡娃内心的悲悯，这才有了坡娃智斗狼群和以后人与马相依为命的传奇经历。当雪儿无助地拱着埋葬黑狗的泥土，泪眼蒙眬地朝着深秋的天空哀鸣时，战争渐露残酷的面纱。在坡娃和雪儿第二次被迫分开时，挣扎中的雪儿以撕破天空般的鸣叫险些让翱翔的雄鹰坠落山谷，这种极具张力的刻画无形中生动了小说情感的脉络。雪儿如何被烙上火印以及烙印时的惨象曹文轩并没有提及，但是通过其他战马烙印时痛苦的号叫，读者完全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嗤嗤”烙铁烤焦皮肉背后战争所扭曲的的人性。被囚禁和伤害的战马，又何尝不是战时中国和悲惨民众的缩影。其间，还有多次雪儿关于战时背景下“相见-分离”的声声哀嚎。嘶鸣其实是一匹战马克敌制胜的利器，雪儿最后却差一点永远“失声”。在背负屈辱终于完成对自己、对坡娃、对狐野峪村民救赎的时候，那一声声“咴咴”释放出太多值得解读的意味。
将整个雪儿“嘶鸣”的脉络贯通，作品中人与马情感的主线和战争的演进实则别样生动。除此之外，还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托举着整个文脉，强化着无情战争下坡娃与雪儿的心心相印。与“嘶鸣”形成合力的，便是人们对于雪儿的评价。雪儿从“可怜的小马驹——健硕的骏马——具有人性的马——烙上火印的战马——受尽折磨的畜生——丧失尊严的俘虏——一匹普通的马——隐忍的战马——救赎的战马——回归母性的马”，这一系列人们（包括坡娃、村民、河野、稻叶等）对于它（他）看法的变化，有认同、赞赏，也有侮辱、漠视。诸多评价在隐匿间塑造着雪儿和各类人物性格的同时，实则深化了对于战争本质的剖陈。正是得益于各方面严丝合缝的配合，整个小说环环相扣，故事发展波澜不惊，以小见大的战争书写最终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残酷战争与纯真人性的博弈
兵戎相见源于人类原始的兽性，大多时候被压抑在内心的“地狱深处”。没有不造成伤害的战争，剑锋所指之处野蛮将被无限扩张。没有绝对正义的战争，战争伊始便是为了丑陋的利益。从原始部落之间的争斗，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如今气焰嚣张的恐怖袭击，一次次流血和生命逝去的沉默始终都未能遏制住丑恶的行径，战争的狂躁与狰狞正在蔓延。任何关于战争题材的写作很难避免对于战争残酷性的书写，但儿童文学的相关创作理应内含更多的“顾忌”。“避开正面冲突，而采取侧向迂回”的战术，似乎更契合小读者们的心理接受机制。毫无疑问，《火印》便是这样成功的尝试。
纵观整个作品，很少出现对战争杀人越货的直接揭露，倒是巧妙地通过丝丝入扣的细节来反观战争的“无差别性”。例如，父亲因为坡娃救马的鲁莽被日军强征去做苦役，然而坡娃却被关在小房子里，只能眼睁睁看着日本人像对待牲口一样侮辱自己的父亲。父亲和众多苦役身背巨石用血泪甚至是生命，在山间刻出一道道“伤痕”。坡娃心疼父亲，每次欲偷藏食物交给父亲时，都被日军搜出，而且当着两人的面将这一份份父子深情用脚尖碾碎进泥土里。其实，坡娃与雪儿的情谊某种意义上是超越时空的，但是正是由于战争，两者被迫分离，而且受尽折磨、变得麻木，甚至不愿再想起对方。经历了战争的灾难和父亲受苦役的无助，坡娃不敢再思念雪儿，为了切断这种念想，他甚至还糊上了原来与雪儿情感交流的纸窗，后来干脆直接用水泥堵死。再看受到日军控制的雪儿，在母子分离、无休止的折磨和超强度的苦役之后，流尽了母性的奶水，失去了战马的脾气，陷入死寂的泥潭。
还有黑狗为了捍卫主人的情谊丢掉生命，坡娃父亲不止一次对着雪儿发出“这世道，有家不能回”的哀叹，丁爷爷为了保住全村房子欲下跪请求坡娃把雪儿交给日军，中国军队并未利用野狐峪作为掩护，但整个村子还是被日军夷为平地等等。回过头来看，战争中出现了太多的思念和眼泪。正是这场战争让守望雪儿的坡娃体会太多冷暖在山头矗立成隐忍顶风的木头，让备受虐待的雪儿饱尝了离别的伤痛渐渐站立成等待时光风化的石头。当两者最终相拥而泣时，坚冰破除，他们用五条腿站成了一道风景。这些侧面的战争叙述，某种意义上并不亚于甚至是超越了直接进行战争场面书写所迸发的震撼力。而避免对战争残酷性的直接书写，循着“以善为美”的理想和笃信，通过乡愁、友谊、亲情等主题和一些人性至善的细微来淡化战争的伤痛，着力发掘战争中所流露出的纯真人性。
乡愁，即是对原初自我生存状态及文化环境的“根”性怀念。在《火印》中，曹文轩凸显了这种对家的思念。坡娃、瓜灯和草灵在深入敌营解救雪儿心惊胆战之余，不忘家人的牵挂。坡娃父亲遭受非人的苦役，尽管累得皮包骨头，仍强作笑颜给坡娃传递最大程度的乐观，并不断安慰孩子“我们很快就要回家了”。除此之外，作品中几个日本人对家的思念更加耐人寻味。由于偶遇坡娃，稻叶唤起了对弟弟的思念。还有一次，在陪伴雪儿生育小马驹的漫漫长夜，亲人、生活环境等一切家的回忆都源源不断地窜进他的梦乡。他嘴角流着口水，露着笑容，成为那一刻在硝烟中最最幸福的人。日本军官河野也时常被浓浓的乡愁所吞噬。无论是陷入四面楚歌须紧急转移马场的危急时刻，还是趁两军对峙的真空期登高望远，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属于他的北海道，属于他的骏马和草原。遥远的空间距离，巨大的文化落差，再加上人情无限期的消退，正是残酷的战争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弃儿”，对家的思念终究只能化作一种遥遥无期的空想和奢望。 “友谊”的主题在作品中也值得细细品味，曹文轩举重若轻的写作艺术，以不露声色的平实烘托出了人性的魅力。毫无疑问，坡娃与雪儿这份特殊的友谊贯穿始终且最具核心地位。但是，某种意义上这份情感又含有更加多元和深刻的意蕴。视野一转，坡娃、瓜灯和草灵三个孩子间的友谊相当宝贵和纯真。无论是和黑狗玩耍，还是转移守护雪儿，抑或潜入敌营解救雪儿，他们三个孩子总黏在一起，怪不得有人说他们前世就是一家人。由于草灵最小又是女孩儿，所以一直处在“中间”的位置，被坡娃和瓜灯牢牢保护。进到城里无依无靠的三个孩子，一边讨饭，一边继续寻找雪儿。但是要来的饭都是坡娃和瓜灯吃，因为草灵绝不能吃剩下的。哪怕坡娃当掉自己的棉袄受冻，也要换来新鲜的包子给草灵充饥。这种胜似亲情的友谊一直在延续着，尽管草灵被日军的炮弹夺去了生命，但是坡娃和瓜灯却依然分坐在草灵小坟包的两侧。因为草灵永远是他们的妹妹，他们永远要把草灵放在“中间”——介于懵懂和世故之间，人心最纯粹的位置。
《火印》深处还镌刻着一种微妙的友谊，即坡娃和稻叶之间的情感故事。坡娃是作品的主人公之一，他的善良、机智和坚韧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火印》似乎刻画了两个坡娃，他们既有共性又个性十足。这另一个“坡娃”，就是小日本兵稻叶。稻叶本身就是一个大孩子，无论是在河边看野鸭时所显露的那股兴奋和专注，还是在雪儿生下小马驹后在大雨中肆无忌惮的呼喊，都流露出孩子的纯真。他还不忍心观看给马烙印时的惨象，为喜鹊搭屋并呵护得无微不至。还有，用伞为小马驹遮雨而自己的身体却完全暴露在伞外；以防勒伤念母心切的小马驹而专门为它制作了一个厚实的皮套；用嘴轻轻地吹拂小马驹的伤口与它一起幸福地入睡等等。尽管腼腆，他对世界却充满善意。坡娃和稻叶第一次的不期而遇，被曹文轩形容为两只来自不同羊群的羊的碰面。很明显文字背后传递出这样两个信号：（一）本质上他们相同，都还只是孩子；（二）他们却受制于更高意识形态，渐失自由。尽管他们都不知道双方的名字，但却时常会想起对方。当两军对峙，稻叶不顾危险深入丛林寻找小马驹时，再一次与坡娃相遇。在两人沉默许久的对望以后，密林深处一声枪响，稻叶中枪倒地，临死前还不忘再次询问坡娃是否看到小马驹的去向。一切是惊人的相似，之前是坡娃找雪儿遇见稻叶，现在是稻叶寻找雪儿的孩子与坡娃不期而遇。一切却又那么不同，两个善良的孩子因为找寻心爱的马匹，其中一个却因此献出了生命。在此，去评论射击稻叶的行为是否正义或者这场战争本身是否合理早已显得苍白无力。当坡娃发疯似的跑回家取来草席，将其盖在稻叶身上的一刻，他的行为已经交代出了作家未写明的一切。此时，两个“坡娃”也真正合二为一。
“亲情”主题也扎根在《火印》中，温暖着读者的心窝。坡娃父亲面不改色地在日军面前维护着自己的孩子，并在水深火热的战争苦难中给孩子传递着人性的乐观。后来，由于草灵和坡娃父母被残酷的战争夺去了生命，草灵父母便悉心照顾独腿的坡娃，义无反顾地将其视为自己的孩子。而人们可以远远地望见，在山头上，草灵的小坟包依偎着坡娃父母的坟包。两个不同的家庭，尽管交换了挚爱的亲人，却葆有永恒真挚的温情。当然，亲情的价值并不依靠交换体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军人因为自己刚满十八岁儿子不幸战死而疯狂虐马，发泄着内心的愤怒。
除此之外，《火印》中还美不胜收地分散着各种拷问人心的感人细节：坡娃在舍身救马之余，不忘拨出一个小型隔离带以防火苗点着整片草原；他宁愿仅凭一条腿艰难地挪步，也不愿骑在雪儿身上，不愿再为它受伤的身心增添一丝沉重；尽管战事激烈，村民们还是盼望着家人聚在一起过个热闹年。此时，富人们居然将吃的喝的大大方方地分给穷人，整个村子显得异常团结；孩子们对战争也有自己的理解，无论是鬼子来了还是枪炮声轰鸣，他们都能无忧无虑地玩耍，坡娃居然还在鬼子马厩的草垛上安然大睡。事实上，战争的罪行和孩子的天性相比，根本不值一提。除此之外，不论是野狐峪的村民还是城里的店家，都向读者传达着人性的善意。日本军官河野对马的特殊情感和对稻叶的怜悯，也潜藏着一些积极的信号。
人性的美好和战争的惨烈于此形成尖锐的矛盾，这种“二元对立”归根结底在于对人类欲望和本性两极的探讨。而纵观人类文明的整个历程，互助共赢才是最佳方式，和平相处才是最终常态。曹文轩以一如既往的悲悯情怀去审视战争，以超道德的温情痛斥一切战争的非正义性，实质上是在用人性的善去规训人性的恶。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切文学的高地。而文学要做的，也本就是在硝烟弥漫中萃取人性的微光！
硝烟过后的反思：战争题材儿童小说的艺术化处理与延伸
前面爬梳了《火印》在战争视阈下所表现的人性主题，接着讨论曹文轩战争题材儿童小说的艺术化处理。首先，是对战争场面的游戏化戏仿。整个作品曹文轩直接避免了对战争宏大场面和惨烈景象的书写刻画，特别是对文末那场雪儿与河野的激烈角逐进行了巧妙的处理。细看可以发现，他似乎真的将一场血海深仇的大战精致地转化为一次“月光下，一匹马追一匹马，一个骑兵追另一个骑兵”的游戏。双方都不见紧张和恐惧，走走停停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居然在马上还困乏得打起了瞌睡。除此之外，双方的对话和行为也极不符合战时的状态，他们似乎真的将草原变成了游戏的舞台，而闻讯赶来的村民则是最佳的观众。这种略带趣味和诗意的写作，不经意间分散和重构了人们对于血腥战争的认知。其次，结尾部分关于爆发式成长的呈现，也值得悉心揣摩。“成长”主题不是作品的中心，文中也着墨极少。但是在结尾，坡娃在异常镇静和明理中似乎突然长大了，作者还不忘交代一句“这一年，坡娃十七岁”。这个时间节点可谓意味深长，只不过这种爆发式的成长状态某种意义上是被战争“逼”出来的。实际上，最后的风景描写也独具匠心。虽然满目疮痍的大地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但是雪已经逐渐覆盖，象征着战争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创伤正在慢慢愈合，呈现出一种和艾青诗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和谐共生的新意境。这些艺术化的处理，很大程度上分散了读者对战争的注意力，最终完成了对暴力的艺术解构。
熟悉曹文轩的读者都清楚，他之前的《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以及《青铜葵花》等大部分作品都具有浓烈的诗意和唯美倾向，这也一直契合他“通过对人性的文学性铭刻，以达到永恒”的创作观念。《火印》并未摆脱这样的理式，但是作品的故事性无疑强过了小说的艺术性。其实曹文轩也在《火印》的序言里提到，他认为故事是小说的根本。当然，好的小说肯定具备故事的内核。只是，的确难以比较小说性和故事性到底谁更具有优势，而且两者很难同时用力，作家在权衡两者关系时，一不小心便容易过犹不及。说来也巧，在笔者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收到一封家乡小朋友的来信。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展了《火印》的读书分享活动，来信旨在告诉笔者一些关于读书会的具体情况。从天真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火印》喜爱有加。比较有趣的是，他们还在文末提出了几个“童心未泯”的疑惑（原文摘录）：为什么坡娃父母去世了他都不怎么难过，而一心只想着雪儿；雪儿似乎是一匹神马，它好像无所不能，最后居然还能在离开坡娃之前去看望他过世的父母和草灵；为什么坡娃如此信赖雪儿，雪儿最后却狠心不辞而别，而坡娃也就真的任它而去……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曹文轩本人更具有发言权。毫无疑问，孩子们是儿童文学作品最权威的评论者，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疑惑，这本身就很值得儿童文学作家和理论者反思。回顾整个作品，《火印》的确能做到环环相扣，故事连贯顺畅。但是在这种“刻意”背后，必然要涉及作品其他部分意义的损失，不免遗憾。新时期以前的战争题材儿童小说模式化比较严重，由于着力于编织富含教育意义的故事，而相对忽视对小说本体艺术性的打磨。进入新时期，由于人们对文学艺术的新认识，小说的艺术性得到重视和发展。但是如何采取有效手段持续保证小说艺术创作的质量，依然是一个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话题。
总之，《火印》通过一个人与一匹马的传奇经历以小见大，将宏大的战争叙事转化为精微的人性剖析。这种对战争的极致书写，在抚慰民族创伤的同时，激发了作家们关于战争题材儿童文学的原创热情和国民原初的生命意志。这的确是一次饱含民族情感的光荣亮相！
注释
[1]曹文轩：《火印》，天天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