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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高考全国Ⅰ卷的作文题,亮点极多。比如成功地实现了“逃逸”,达到了“反押题”的目的。高考作文真题必须具有“逃逸”功能,但如果我们认为命题人仅仅是为了“反押题”而选择让考生以“发言稿”的形式写一篇“史论”,就可能会忽视命题人的另一个命题动因——以教育部2017年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来引领高中语文教学的改革。
2017年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于“第8学习任务群”(“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作品阅读”)的“学习目标与内容”中列举了多项要求,其中就有这样一条——“学生通过阅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作品”,能够“选择一部或一篇作品,从一个角度或多个角度讨论分析,撰写评论”。
2020年高考全国Ⅰ卷的作文题,就是基于这样的课程标准要求而命制的考题。命题材料中的“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语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论语》;“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典出另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史记》。考题要求考生从命题人于材料中所给出的对中华文明进程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的三个人物中任选其一,以“发言稿”的文体,阐发自己“最深的感触”,再清晰不过地表明,这道作文考题完全是遵循2017年版《课程标准》来拟制的。
“史论”文体的写作,近些年已极少出现于高考语文试卷。如何让学生在高考考场上迅速地谋篇布局,写出一篇不俗的考场作文呢?
审题,就是关键的一环!
考场作文又是限时写作。虽然高考语文考试总时长为150分钟,但是作文时间一般只有60分钟左右,在这60分钟的时间内,留给审题的时间一般又不会超过十分钟。而这600秒时间的审题,又直接决定着考生的考场作文是否切题,角度是否新颖,立意是否高远。正因为如此,称这600秒为“黄金600秒”,绝非夸大之辞。
这“黄金600秒”的审题,面对2020年作文命题中的“材料”,面对写作“史论”的要求,于考生而言,又何尝不是一场“理性思维风暴”!因为,在这600秒的时间内,考生必须根据命题要求,高速启动自己的“思维马达”,快速唤醒自己的阅读积累,在完成多个“逻辑关系”辨析的同时,选择出最切题、最能把控且最具竞争力的写作角度,确定最能展示出立论高度与分析深度的“立意”,拟写出中心论点及数个分论点,思维敏捷的同学甚至还可以拟写出能够支撑中心论点与分论点的论据要点。
那么,2020年高考全国Ⅰ卷的作文题,有哪些“逻辑关系”需要考生于“黄金600秒”内进行思辨呢?在辨析这些“逻辑关系”的同时,又如何明确论题、选择论证角度、确定立意呢?下面试从四个方面一一阐述。
一、厘清“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明确论题
从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归类,命题材料存在以下三组“事实判断”——
作为公子纠的重臣的管仲,因在战场上射中公子小白,与他结下“死仇”;作为阶下囚的管仲,因鲍叔的荐举,却又戏剧性地被公子小白重用,并大展才华,辅佐他终成霸业。
作为齐国公子的小白,曾被管仲射中衣带钩,险些命丧管仲箭下;作为齐国君王的小白,却终能采纳鲍叔的谏言,不念私仇,重用管仲,终成霸业。
作为公子小白的重臣的鲍叔,与管仲兵戎相见之时,各为其主;公子小白夺得齐国王位后,鲍叔却又力谏他:若想成就霸业,必须不念私仇重用管仲。因此,管仲得以为公子小白所信任、所倚重,公子小白终成霸业,管仲也因此实现了其人生价值。
将命题人提供的人物品评材料进行归类,也可见出三组“事实判断”——
“世人”曾如此评价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春秋五霸”之首。
孔子曾如此评价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司马迁曾借世人之口如此评价鲍叔——“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以上为命题材料中存在的“事实判断”,再关注命题材料中的“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呈现于高考作文题的命题材料,多为“道德判断”。“道德判断”又大多可以用“应该”“必须”等词来表述。2020年全国Ⅰ卷的作文材料,存在多个或显或隐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作如下分类、归纳与概括——
先说管仲,身为公子纠的重臣,其主争夺王位受辱而死,根据当时的君臣之间的伦常道德,管仲最应该做的就是赴死殉主,公子纠的另一谋臣即为公子纠自杀而亡。管仲即使不能殉主,至少也应该不事二主,大可效仿伯夷、叔齐,不食“公子小白之粟”。
再说公子小白,“要想成就霸王之业”,就应该不念私仇,不杀管仲,必须信任并重用管仲。换言之,一位贤君,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君王,必须对个人恩仇有所超越。
最后,再分析鲍叔的谏言。鲍叔的谏言是一个假言推理——“如果公子小白您想成就霸王之业,就不能逞一时之快杀掉管仲;相反,还必须信任并重用他。”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命题材料中的三则“人物品评”材料,也缠杂着“价值判断”。比如司马迁的“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就隐含着这样一个“价值判断”——如果没有鲍叔的力荐与力谏,管仲纵有王佐之才也没有机会施展,因此鲍叔更应该值得天下人称赞。
通过以上分析,考生即可结合作文题中具体的写作要求,明确“论题”——写作一篇史论,品评历史人物。
二、关注“对比关系”,确定论证角度
第一重对比:管仲之贤能、鲍叔之谦忠、桓公之明智的对比。
第二重对比:孔子欣赏管仲与司马迁肯定鲍叔的对比——孔子在肯定桓公的功业的同时,却更欣赏管仲的辅佐之功;司马迁借世人之口,欣赏鲍叔的善于知人。
第三重對比:管仲前后的对比——先辅佐齐国公子纠,与后侍奉公子小白的对比。 第四重对比:齐桓公未得管仲与得管仲之后的对比。
第五重对比:管仲之选择与伯夷、叔齐、范蠡、文种之选择的对比;鲍叔、管仲的遭际与李斯、韩非子的际遇的对比;管仲、桓公的君臣关系与魏征、唐太宗的君臣关系的对比——这三重对比,是历史坐标下的隐性的对比,阅读视野开阔的学生于审题阶段就能受命题材料的激发,生发这些对比联想。
第六重对比:通过对以上五重对比关系的分析,于管仲、鲍叔、齐桓公三人中作出取舍,按照命题要求选出自己“感触最深”的人物。也许,对于三个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且又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考生可能都会认同与欣赏,但在三个人物中,必定有一个是“感触最深”的。命题人要求考生选择“感触最深”的人物进行品评,并不意味着可以撇开另外两位历史人物,而是必须通过对比,写出之所以某人物于自己“感触最深”的充分理由。在“本论”的具体论证过程中,这多体现为“对比论证”的说理。
完成以上六重对比关系的分析,于齐桓公、管仲、鲍叔三位人物中任选其一作为重点品评对象,这就意味着完成了“论证角度”的选择。
三、辨析“条件关系”,确定“立意”,拟设“中心论点”
“条件关系”,包括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与充分必要条件关系。本道作文题蕴含的“条件关系”多为必要条件关系,必要条件关系可借“只有……才……”的句式来表达。现将命题材料中存在的必要关系列举如下:
撇开鲍叔的力荐与桓公的宽仁、明智,管仲只有背弃“忠臣不事二主”的为臣之“义”,才可能会改换门庭,效力于公子小白。
鲍叔只有摒弃“嫉妒”这一人性的弱点,对自己的能力有清醒的认知,并对公子小白的心志与管仲的抱负有彻底的了解,才会有对公子小白的那一番智谏。
齐桓公只有抛弃旧恨,并对管仲归附他的忠心及其治国理政的大才有足够的信任,才敢大胆起用管仲。
考生对这三组“必要关系”的辨析过程,其实也是一场通过想象置身历史现场,替代三位历史人物进行抉择的过程。每位考生在这一抉择过程中,都可能会感受到三位历史人物的不同的抉择之难,其实这也正是2020年全国Ⅰ卷的“开放性”之所在。不过,当考生感受到某一历史人物是三人中抉择最难的那一位之时,这个人物也就成了考生“感触最深”的那一位。
而认识到了某一位历史人物是自己“感触最深”的那一位之时,考场写作的“立意”也就基本确立了!
行文至此,笔者也在自问:三人的抉择,最难的是谁?我思虑良久,答案给出的是管仲!三人之中,管仲的要“活下去”,难;要“活得有价值”,更难;要活得名垂青史,让后人叹赏不已,则难上加难!而对于这“三难”,管仲却都实现了突破。这岂不正是管仲能给人以“最深的感触”之所在?
如果确立了这样的“立意”,中心论点也就可以进行明确,比如可以这样拟设中心论点——“管仲选择‘活’,并‘活’成了历史纪念碑!”
四、探究“因果关系”,展示论证高度,显示分析深度
上述三大类的关系中,其实也包含多重因果关系。下面仅就一组因果关系进行阐述,因为在众多的因果关系中,这一组因果关系对于考生选择、确立中心论点显得尤为重要。
这一组因果关系是:后人为什么称颂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尊他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为什么盛赞管仲?司马迁为何借天下人之口称许鲍叔?
谨以第二个“因果关系”为例,加以阐述。
对于“孔子为什么盛赞管仲”这一问题中的因果关系,学者钱穆、李泽厚先生都曾有过精辟的论述。钱、李二位先生的观点相近,而李先生的论述更为深入浅出,故作如下援引(见李泽厚《论语今读》):
拙意以为孔子是从为民造福的客观巨大功业出发来肯定管仲的,正如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放在“仁”之上一样。“内圣”并非目的本身,因之大不同于受佛家影响的宋明理学。孔子之后,儒学也有讲究“外王”而不同于宋明理学的派别和“路线”。例如,荀子讲礼近法,董仲舒的“仁外义内”,陈亮、叶适的强调事功,均此另一“路线”。中国传统的特点是心灵上儒道互补,政治上儒法互用。这两个互补互用中均以儒为主。为什么?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这“互补”“互用”本来就建筑在儒学内部的因素发展之上。儒学有为孔子喜爱的颜回、曾点的一面,可以与道家接轨。儒学也有孔子盛赞管仲的一面,有称许子贡、子路的一面,从而与法家接轨也不困难。从董仲舒以《春秋》决狱,到张居正居丧夺情,中国许多“名臣”“贤相”在公私生活中既儒法互用又儒道互补。而他们却都自觉认同儒学和儒家。
李泽厚先生从孔子教诲中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功德超过了“仁”而近乎“圣”为前提,推论出一个结论——“内圣”并非目的本身。再以此为大前提,肯定管仲“为民造福的客观巨大功业”。进而列举中国历史上许多“名臣”“贤相”中不乏“强调事功”者、追求事功者,来补充證明孔子肯定管仲的道义上的正当性。
李泽厚先生的论述,虽然是读书札记式的片断文字,但对于孔子为什么会“盛赞管仲”中的“因果关系”的剖析,其论证已是相对完整的,逻辑上也是完全自洽的,可以称得上是一段精彩的“有效论证”!
一位高中毕业生,要于考场的限时作文环境中,写出思想家、哲学家李泽厚先生这等有深度的文字,是不大可能的。因为高中生还无法像李先生那样,站在中国哲学史、文化史的高度去品评历史人物,但这绝对并不等于不需要、不可以学习与借鉴李泽厚先生的论证思路与论证手法。
李先生的论证高度,就在那里!李先生的分析深度,也在那里!
“虽不能至”,但必须“心向往之”!
希望我们的考生面对这道作文题,在高考考场上来一场“黄金600秒的理性思维风暴”,写出锦绣华章,以表达出他们对文学、文化经典中的历史人物的温情与敬意,这或许就是2020年高考全国Ⅰ卷的作文命题人的初衷与价值导向吧。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