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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辞海》从出版到修订再版经历了80余年的时间，确是长销书了。剖析《辞海》的编纂历程，我们可以思考其选题的来由，了解其人员变动的曲折，体味前人的冒险和坚持。《辞海》经百余人先后二十年努力完成首版，2019年第七版出版，其留下来的工作经验，至今仍然值得借鉴。
关键词：辞海;出版;辞书
一、选题与取名
中华书局比商务印书馆晚15年成立，市场竞争中，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跟紧脚步、吸收经验，商务印书馆一发现好的选题，中华书局马上借鉴，不让商务印书馆独自美丽。1915年秋，中华书局专收单字的《中华大字典》出版后，听闻商务印书馆由高梦旦、陆尔奎策划出版的大型工具书《辞源》将要出版，便筹划出版一本普通语词和百科条目兼有的大型综合性词典，供古籍阅读者、语文教学工作者和文史哲研究者使用，名为《辞海》，取“海纳百川”之意。
二、选主编，定范围
《辞海》编撰过程的曲折，由陆费逵1936年出版的《编印缘起》可见一斑。“1930年，舒改任编辑所长，乃由张相、沈颐董之。而张任编辑所长，实沈主持之力为最。刘范酞、罗伯诚、华文棋、陈润泉、周颂棣、胡君复、朱起凤、徐嗣同、金寒英、邹今适、常殿恺、周云青分任其事，其他先后从事者百数十人。复经黎锦熙、彭世芳、徐凌霄、周宪文、武靖斡、王祖廉、金兆梓、陆费执等校阅，亘时二十年之久”。《辞海》本由《中华大字典》的主编徐元浩和编辑所长范源负责，工作开始不久，两人任公职而走，编纂工作暂时停顿。徐元浩接班，但公务繁忙，且于1927年出任最高法院院长，《辞海》编纂完全停顿。陆费逵不愿意半途而废，请主编完《中华百科词典》的舒新城出任新主编。主编的风格一般主导了书籍的风格，舒新城发现稿件多用《中华大字典》旧稿，于是大量订阅全国各地报刊杂志，收集新词以删旧增新。舒新城参考《英语大词典》的收词标准规定收词范围：旧籍恒见之词类、历史上重要之名物制度、流行较广之新词、行文时习用之成语典故、社会上农工商各业之重要用语等。
三、编纂成书
百科辞书本应由各科专家来编纂，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中华书局这样的私营出版机构是不可能邀请到全国专家一齐完成这样一部辞书的。创建自己的编辑队伍是唯一的办法。陆费逵给当时的编辑高于市场的薪资，并开设夜校提升编辑们的才能和眼界。中华书局的编辑人员不乏知名人士，很多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精英，构成了中华书局坚实的人力基础，形成了《辞海》出版重要的人力资源。修订编纂过程中，主要依靠书局编辑杂家们收集资料，去伪存真，实行分类摊编的包干制度，既公正又增加编辑们的责任心。对于各类词目的选收和平衡工作，由一人经手完成，大概率避免了前后重复等情况。而且，编辑所同事间互相改稿，实事求是，增加了其客观性。最后交给主编定稿，保证全书在体例和文字风格方面保持一致。中华书局当时有远东第一的印刷厂，为这部大型辞书的出版创设了硬件条件。《辞海》的编纂旷日持久，经百余人先后二十年努力完成，于1936、1937年分上、下册出版。其积累的工作经验至今依然值得借鉴，现行的三审三校制度若能一丝不苟地执行，出版物质量才能得到保证。值得关注的是，在2018年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部级社科研究项目《加强新形势下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调查的情况中，近一半的出版单位采用“编校合一”的做法，缺失专门的校对环节。
四、修订增补
大型词典的编纂不可能一劳永逸。中华书局未雨绸缪，《辞海》刚出版完成就计划好下一步的修订工作，全部排成的铅字方块一律不拆散，放在专门的地方以备用。《辞海》编辑部后发展成为专业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并于1979年出版《辞海》三卷本。当时的新本虽然在诸多方面胜过旧本，但并不能完全取代。人们对成语典故、古词语以及音韵的查找上，往往把新旧《辞海》结合起来。在1979版《辞海》出版之后， 1989版的准备工作也开始了。编委会广泛征求读者意见，以增加新内容、改正原有错误为指导方针，力求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达到学科平衡，还要增收新的学科，如新兴的自然科学、分支学科、边缘学科等，完全清除“左”的思想残余，编写词条要客观、简练、准确。199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巢峰开始计划《辞海》版的修订工作，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1999版如期与世人见面。它分彩图本、普及本、缩印本等版本，彩图本为开卷本，图文并茂，精彩纷呈。2009年出版辞海第六版，第六版共四个版本——彩图本、普及本、缩印本、典藏本。2019年出版了第七版彩图版。
《辞海》从出版到修订再版经历了80余年的时间，确是长销书了，对于《辞海》的勘误也引起很多学术讨论。现在图书市场，大多追求畅销书，虽然出版物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合一，但社会效益无法量化，且需要耐心等待;而相比之下經济效益更加立竿见影。当前，很多书籍生命只有两三个月，跟风出版，同质化严重。回看《辞海》1936版和1979版均创下了当时的销售奇迹。1936版出现于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激荡时期，旧的思想弊端显露，进步思想和外国理论鱼龙混杂，《辞海》的科普作用显示出来。1979版出现于文革后期，国人的“知识焦虑”让知识载体《辞海》的销量居高不下。这一现象对于出版行业的启示在于：顺时而出、有预见性的出版物需要决策者的洞见与觉察的眼光。随着出版技术的发展，后面几个版本增加了很多可放置于书柜收藏之用的典藏本，顺应读图时代的彩图本，便于携带的缩印本等，种类上更加完备。计算机的出现让信息表达的媒介从文字、符号转换到“0”与“1”，载体容量更是持续增加，《辞海》2019采用融合出版，PC版、APP版、微信版齐上线，网络版本的普及让其失去活版印刷时代应有的手工技术特色和人文色彩，人的价值隐没在新的出版技术之后。当人与出版技术拉扯到一定阶段后，在出版技术不断更新之下，或许我们能从不同角度认识到前人所经历的冒险和坚持。
参考文献
[1] 俞筱尧、刘彦捷.陆费连与中华书局[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 王建辉.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2.
关键词：辞海;出版;辞书
一、选题与取名
中华书局比商务印书馆晚15年成立，市场竞争中，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跟紧脚步、吸收经验，商务印书馆一发现好的选题，中华书局马上借鉴，不让商务印书馆独自美丽。1915年秋，中华书局专收单字的《中华大字典》出版后，听闻商务印书馆由高梦旦、陆尔奎策划出版的大型工具书《辞源》将要出版，便筹划出版一本普通语词和百科条目兼有的大型综合性词典，供古籍阅读者、语文教学工作者和文史哲研究者使用，名为《辞海》，取“海纳百川”之意。
二、选主编，定范围
《辞海》编撰过程的曲折，由陆费逵1936年出版的《编印缘起》可见一斑。“1930年，舒改任编辑所长，乃由张相、沈颐董之。而张任编辑所长，实沈主持之力为最。刘范酞、罗伯诚、华文棋、陈润泉、周颂棣、胡君复、朱起凤、徐嗣同、金寒英、邹今适、常殿恺、周云青分任其事，其他先后从事者百数十人。复经黎锦熙、彭世芳、徐凌霄、周宪文、武靖斡、王祖廉、金兆梓、陆费执等校阅，亘时二十年之久”。《辞海》本由《中华大字典》的主编徐元浩和编辑所长范源负责，工作开始不久，两人任公职而走，编纂工作暂时停顿。徐元浩接班，但公务繁忙，且于1927年出任最高法院院长，《辞海》编纂完全停顿。陆费逵不愿意半途而废，请主编完《中华百科词典》的舒新城出任新主编。主编的风格一般主导了书籍的风格，舒新城发现稿件多用《中华大字典》旧稿，于是大量订阅全国各地报刊杂志，收集新词以删旧增新。舒新城参考《英语大词典》的收词标准规定收词范围：旧籍恒见之词类、历史上重要之名物制度、流行较广之新词、行文时习用之成语典故、社会上农工商各业之重要用语等。
三、编纂成书
百科辞书本应由各科专家来编纂，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中华书局这样的私营出版机构是不可能邀请到全国专家一齐完成这样一部辞书的。创建自己的编辑队伍是唯一的办法。陆费逵给当时的编辑高于市场的薪资，并开设夜校提升编辑们的才能和眼界。中华书局的编辑人员不乏知名人士，很多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精英，构成了中华书局坚实的人力基础，形成了《辞海》出版重要的人力资源。修订编纂过程中，主要依靠书局编辑杂家们收集资料，去伪存真，实行分类摊编的包干制度，既公正又增加编辑们的责任心。对于各类词目的选收和平衡工作，由一人经手完成，大概率避免了前后重复等情况。而且，编辑所同事间互相改稿，实事求是，增加了其客观性。最后交给主编定稿，保证全书在体例和文字风格方面保持一致。中华书局当时有远东第一的印刷厂，为这部大型辞书的出版创设了硬件条件。《辞海》的编纂旷日持久，经百余人先后二十年努力完成，于1936、1937年分上、下册出版。其积累的工作经验至今依然值得借鉴，现行的三审三校制度若能一丝不苟地执行，出版物质量才能得到保证。值得关注的是，在2018年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部级社科研究项目《加强新形势下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调查的情况中，近一半的出版单位采用“编校合一”的做法，缺失专门的校对环节。
四、修订增补
大型词典的编纂不可能一劳永逸。中华书局未雨绸缪，《辞海》刚出版完成就计划好下一步的修订工作，全部排成的铅字方块一律不拆散，放在专门的地方以备用。《辞海》编辑部后发展成为专业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并于1979年出版《辞海》三卷本。当时的新本虽然在诸多方面胜过旧本，但并不能完全取代。人们对成语典故、古词语以及音韵的查找上，往往把新旧《辞海》结合起来。在1979版《辞海》出版之后， 1989版的准备工作也开始了。编委会广泛征求读者意见，以增加新内容、改正原有错误为指导方针，力求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达到学科平衡，还要增收新的学科，如新兴的自然科学、分支学科、边缘学科等，完全清除“左”的思想残余，编写词条要客观、简练、准确。199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巢峰开始计划《辞海》版的修订工作，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1999版如期与世人见面。它分彩图本、普及本、缩印本等版本，彩图本为开卷本，图文并茂，精彩纷呈。2009年出版辞海第六版，第六版共四个版本——彩图本、普及本、缩印本、典藏本。2019年出版了第七版彩图版。
《辞海》从出版到修订再版经历了80余年的时间，确是长销书了，对于《辞海》的勘误也引起很多学术讨论。现在图书市场，大多追求畅销书，虽然出版物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合一，但社会效益无法量化，且需要耐心等待;而相比之下經济效益更加立竿见影。当前，很多书籍生命只有两三个月，跟风出版，同质化严重。回看《辞海》1936版和1979版均创下了当时的销售奇迹。1936版出现于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激荡时期，旧的思想弊端显露，进步思想和外国理论鱼龙混杂，《辞海》的科普作用显示出来。1979版出现于文革后期，国人的“知识焦虑”让知识载体《辞海》的销量居高不下。这一现象对于出版行业的启示在于：顺时而出、有预见性的出版物需要决策者的洞见与觉察的眼光。随着出版技术的发展，后面几个版本增加了很多可放置于书柜收藏之用的典藏本，顺应读图时代的彩图本，便于携带的缩印本等，种类上更加完备。计算机的出现让信息表达的媒介从文字、符号转换到“0”与“1”，载体容量更是持续增加，《辞海》2019采用融合出版，PC版、APP版、微信版齐上线，网络版本的普及让其失去活版印刷时代应有的手工技术特色和人文色彩，人的价值隐没在新的出版技术之后。当人与出版技术拉扯到一定阶段后，在出版技术不断更新之下，或许我们能从不同角度认识到前人所经历的冒险和坚持。
参考文献
[1] 俞筱尧、刘彦捷.陆费连与中华书局[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 王建辉.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