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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对莫斯科的诸多抱怨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能看出其愤懑情绪的，其实还是关于1945年斯大林“不许革命”的这一段。毛泽东一生中提到中共同莫斯科关系问题最多的时候，是在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而他这时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也还是“不许革命”这件事情。
何谓“不许革命”?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就是：“一九四五年当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蒋介石，说如果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对于“革命”二字，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背诵毛泽东的一段“经典”解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只不过，人们在“文革”中背诵这段“语录”的目的，通常主要是为自己要“武斗”不要“文斗”找借口，而毛泽东这段话的核心，却在于“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说白了，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
革命就是夺权的意思，毛泽东在别的地方其实也有过直白的说明。比如，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做会议结论时就说过：“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篇讲话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战争和战略问题》。十分有趣的是，为了这段话，十几年后，中国共产党人与英国共产党人之间还弄出一段公案来，争论的核心真的是“文斗”还是“武斗”的问题。当时英共特意将《毛选》译成英文，唯独对这段话，英共中央因担心会引起不赞成暴力革命的多数英国民众对共产党的反感，主张删去，告之中共中央，毛泽东坚持不能删。事后，英共还是删去了这段话。毛对此十分不满，几度表示这是个原则问题，批评英共被和平过渡的幻想冲昏了头脑。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革命”这个字眼所包含的内容有他特定的理解。在他看来，暴力与夺权二者相辅相成，无夺权不成革命，非暴力不能夺权。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毛泽东所说的“中国革命”，其实就是说要通过暴力的或曰武装的方式来夺取政权。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国民党、夺蒋介石的权。因此，毛泽东所说的那个“不许革命”，自然也就是指斯大林不许毛泽东用武装的方式去夺蒋介石国民党的权。尽管后来斯大林道了歉，毛泽东对这件事还是始终耿耿于怀，不吐不快。一有机会，他就会拿来说明当年斯大林是如何“整我们”的。
曾经四次“整我们”的斯大林也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慷慨解囊
斯大林为什么不许毛泽东夺蒋介石国民党的权：是斯大林反对武装夺取政权这种方式，还是他喜欢国民党甚于喜欢共产党呢?从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的情况看，这似乎都不成其为原因。至少，毛泽东不是这么讲的。
毛泽东讲得比较多的一个原因，是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但是，毛泽东还讲过斯大林四次“整我们”的情况：一次是支持王明搞严左倾；一次是支持王明搞右倾；一次是“不许革命”；最后是中国革命眼看就要成功了，又怀疑毛是“半个铁托”。从他讲的这些情况看，似乎泛泛地说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也难成立。因为，照毛泽东所说，斯大林第一次“整我们”，就不是因为不相信、倒是由于夸大了中国革命的力量，过分迷信武装进攻的和打倒一切的革命路线，而铸成了大错。
那么，能不能说，因为这一次失败了，所以斯大林就转而相信国民党甚于相信共产党了呢?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在整个抗战期间，斯大林就是因为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才把武器都给了国民党，而只给了共产党一些马列书籍和少量药品，即所谓“武器给子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关于苏联援助的问题，过去我们研究和说明得太少，而它对于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又确实太重要太重要。以至于，当研究这个问题不再是禁区时，有人仅凭一些零碎资料和传说，就可以诌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说法来。近来比较引人注目的，是1997年香港《开放》杂志3月号所刊《毛泽东夺取政权的秘密》一文。作者仅据几条不大可靠的消息，就大谈毛泽东所得斯大林的金钱和武器，如何多过近代以来中国所有全国的和地方的统治者，并得出结论说：“关于毛泽东的致胜之道，过去的表述是‘依靠农村包围城市’，今后更准确的表述应是‘依靠农村等待苏援’。”因为，“要不是斯大林在金钱和武器上给予毛泽东大量援助，毛泽东是不可能成功的。”
把中国革命的成功与否同中共从苏联得钱多少简单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在逻辑上也无法使人信服。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共发展最成功的一个时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而这恰恰是莫斯科对中共援助最少的时期。
显然，过分夸大莫斯科物质援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同我们过去过分讳言这种援助的情况密切关连的。凡事捂得越严，猜测和谬说越多。其实，讳言苏联的援助，把中国革命的胜利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如何不听莫斯科的话，如何独立自主，未必真能使人信服。毕竟，苏联的援助并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而更多地还表现在政治上、组织上乃至许多具体政策和策略上。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各种干部人材的培训以及中共转入地下以后秘密工作的建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初提出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设想……，几乎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关头，都可以看到俄国人积极活动的影子。同直接的物质上的援助相比，莫斯科在这些方面的工作，不论成败得失，有时更有决定意义。
当然，这并不是说物质上的援助不重要。我们只要稍举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们知道，早期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织从开始成立之日起，就从俄国共产党代表维经斯基那里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资助。在那个时候，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宣传、组织等等费用光是靠陈独秀等少数几个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钱是远远不够的。1920年下半年维经斯基在中国时，成立共产党的各种预备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像《共产党》月刊这样的宣传刊物就办了好几个。但是，1921年1月维经斯基回国后，中共上海发起组立即“经费无着”，许多宣传书刊的出版被迫中断，计划中的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的工作也“不得不停止”，就连机关报《共产党》月刊也停办了。据后来参加过“一大”的包惠僧回忆，那时一度连派人南下向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汇报工作的区区十余元路费，也拿不出来了。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任何熟悉中共党史的读者都了解，当年参加建党的人员大多是青年，只有极少几个人如李大钊等，有稍好些的收入。但他们还要养家和支持 《新青年》杂志之类，手头也并不宽裕。多数年轻人，或无固定收入，或靠稿费吃饭，或者还是依附于家庭的学生。再加上中共成立后，绝大多数参加者都很快变成了职业革命家，不仅收入全无，还要靠组织上开支养家。而党组织开会、办杂志、出宣传品、搞工运、办外国语学校或工人补习学校等，没有哪一样不要钱。从中共“一大”召开以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出：“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这也就是说，中共成立之后，有账可查的从共产国际那里来的钱，平均每月大约就有1850元，自己筹来的钱每月还不足100元。到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时，党员大部分职业化，连这100元也筹不到了。陈独秀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仅1923年头8个月，中共中央就“从共产国际领到经费约一万五千”，平均每月约1875元。而这个时候，工人运动等的经费，莫斯科通常还是单独支付的，每月大约在1500元左右。此外还有些临时款项，如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1923年5月的笔记里就记着这样几条：“今天北京转来2000．78英镑，其中三分之二用于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劳动大会”；“1000美金，救济中国政府迫害的同志”；“额外给1000金币帮助中国共产党”。
此后莫斯科提供的经费数量大致上也有账可查。1924年实际得“经常费”(即党的日常活动经费)约36000元，平均每月约3000元。1925年预算每月领经常费2250元，从4月起增至3650元，平均每月约3300元。1926年以后，不仅工运费，而且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也与党的经常费用分开提供，因而得款数量大增，每月当不少于万元，比预算超出甚多。1927年的经常费原定每月1．5万元，实际上平均每月收到3万元以上。1928至1932年每月预算更是在5万元左右。还需要强调的是，1927年以后，每年仅用于特别事件的“特别费”一项，中共得到的就在几十万元上下。具体如1927年，为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援款约3万元；为开办党校得5万元，另每月开支1．5万元；7～8月为湖南农运得援款近5万元；9月为准备秋收起义得款1万元；12月为广州起义及善后得款近10万元。1928年的数字目前公开得还不很具体，但看起来不会少于1927年，因为这年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1929年预算，仅特别费一项即达100万元(不过莫斯科批准的数字尚未见到，可能不会这么多)。
近年俄国出版并已陆续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档案资料，披露了莫斯科高层决策的一些会议记录。这些记录显示，在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莫斯科的领导人并不经常是态度一致的。他们中不少人，比如斯大林，更多地倾向于把俄国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即便如此，1924年以后的大多数援助无疑也是斯大林所赞同的。足以证明斯大林并不反对援助中国共产党，并且寄很大希望于中国革命的一个明显事实是，在1927年斯大林扳倒了联共(布)中央内部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牢牢掌握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大权以后，莫斯科丝毫没有减少对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的援助。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曾经赞助共产国际花费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冒着很大风险，把中共几乎所有重要干部统统秘密召集到莫斯科去开代表大会，拟定各种政策性文件。此后，一直到中共中央撤人江西苏区为止，仅党的经常费用，莫斯科每年就援助中共中央大约60万元，这还不算其他费用，比如已知1930年中共得济难费11．4万元，团费约7万元，等等。可见，斯大林主持共产国际以后，莫斯科的援助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加。
当然，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斯大林第一次“整我们”的时期，是过高估计中国革命力量的时期，援助多些，可以想象。问题是，在此之后，斯大林也并没有停止对中国革命的援助。
斯大林曾计划向中国红军提供上千吨军事物资援助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资料中，我们还看不到中共中央撤人江西苏区以后，直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段时间，莫斯科是否继续为中共提供过什么物质方面的帮助。但是，至少在1935—1937年间，有许多档案资料显示，莫斯科是积极准备并且是为中共中央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帮助的。
讲到季米特洛夫同毛泽东的关系时，我们曾经提到过，在这段时间里，鉴于中国红军遭受重创，退人西北，共产国际曾经有过一个大举援助中国红军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斯大林批准的。还在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际，得知中共代表团要派林育英回国联络红军，传达贯彻七大精神，斯大林就特别叮嘱，一定要让中共中央知道：“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鉴于当年国民党依靠苏联援助，创建军队，大举北伐，一举夺得中央政权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如果能够在与苏联接壤的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背靠苏联，取得援助，必定要比在国民党大军层层包围的南方几省交界处建立根据地，有更直接的效果。但考虑到苏联的外交利益，莫斯科一向不赞成中国红军与苏联接通。最早如1927年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向中国西北发展的所谓“西北路线”，就曾被指责为“逃跑路线”。以后如1933年中共策动的察绥抗日同盟军秘密与外蒙接通的尝试，也同样受到莫斯科的反对。最莫名其妙的是，这后一回，明明是冯玉祥不满南京对日妥协态度，决心暗通苏蒙，揭旗抗日，中共地下人员为此前往外蒙秘密联络，而莫斯科方面不仅将他们拒之门外，还发表消息，暗示冯玉祥别有所图，把他说成是“日本的代理人”。
正是由于受到莫斯科这一态度的影响，1934年红军被迫撤出江西中央苏区后，很长时间不能提出向西北发展的战略。1935年红军一、四方面军围绕着南下北上问题发生的争论乃至分裂，也与此不无关连。当时人多枪多的四方面军领导人还感觉不到向苏联求援的迫切性，因而不同意北上，强调“我们共党应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应把取得苏联援助当成目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他们受苏联态度影响很深。四方面军那么多人，那么多干部，后来之所以一度跟张国焘走，而没有跟中央走，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当然，事实证明中共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上述斯大林关于“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的指示，不仅肯定了中共中央北上的决定，认可了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而且显示苏联和共产国际有意通过中国的西北边界向红军提供直接的帮助。
关于莫斯科的援助计划和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艰辛尝试，需要一篇专门的文章才能详细交待清楚。但在这里简单地举出几件最直接的文献资料，使读者有一个印象 还是可能的。根据已经披露的档案文献，莫斯科早在1935年，就开始考虑通过中国的西北边境向中国红军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工作和前期准备。它接通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则较晚，已经到了1936年6月中旬。此后到7－8月间，才逐渐详知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9月11日，莫斯科即发出同意经过中国西北边界直接援助红军的电报。
电报的中心意思有二：第一是批准红军发动夺取宁夏的战役，以便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接通外蒙和向西控制河西走廊，必要时可接通新疆；第二是强调红军不宜马上经河西走廊去新疆，因为这可能便于国民党利用黄河天险将红军同中国主要区域隔离开来，不便中共今后的发展。
关于莫斯科援助的方式和数量，在9月27日的电报和10月18日的电报中有较具体的说明。9月27日的电报明确告诉中共中央说，苏联只能从外蒙古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绥远的定远营，然后前伸至外蒙边境去接取物资。10月2日，当中共中央提出具体的援助要求和物资清单后，莫斯科方面在18日的电报中进一步说明：这一援助将用150辆汽车，来回两次将550－600吨军用物资送到红军指定的边境交接地点，“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红军10月间发动的宁夏战役未能取得成功，接取苏联武器援助的计划功败垂成。11月3日，苏联方面进一步发来电报，表示“正在研究经过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并且可将提供的物资增加到1000吨左右，由他们派车运送到新疆哈密，再由西去的红军前往接运。只可惜，已经渡过黄河西去的红军西路军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也没有能够到达新疆。尽管莫斯科后来一再来电催问西路军的行止，并表示可以将援助物资的数量再增加一倍，红军还是无缘得到这批援助。
如所周知，斯大林批准并关注这一援助计划时，早已了解到红军当时的际遇。我们有些书的作者甚至认为，斯大林这时不仅不想援助红军，而且简直就想要取消红军。
这个时候的确是中国革命遭受挫折最严重的时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时根据地几乎全都丢光了，红军也损失了90％以上。但第一手的历史文献显示，恰恰在这个时候，斯大林不仅没有“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而且还在极力援助着红军。尽管军事上的援助未能成功，我们在毛泽东以后的言谈中和大多数中共党史著作中再未见到过对这一经历的说明，但莫斯科曾经设法援助红军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而且，军事装备上的大规模援助虽然没有实现，莫斯科在财政方面还是进行了积极的援助的。这种援助也是不可不提的。
宁夏战役失利后，五万红军被围困在甘北一隅之地，形势十分严峻。不仅作战回旋余地太小，武器弹药奇缺，最直接、最严重的困难还有粮食和冬装的极端匮乏。当时已进入11月，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几乎还都是单衣单裤，再加上甘北人烟稀少，数万大军粮食无处可觅，故当时负责中央工作的张闻天不能不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大声疾呼尽快寄送援款，“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
实际上，还在准备军事援助的同时，斯大林就已经明确赞同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提供巨额援款。共产国际11月12日电告中共中央说，他们已准备好援助的款项。很快，莫斯科通过美国银行寄出援款15万美元，12月又续寄5万美元。1937年1月，斯大林又进一步批准一次性向中共中央提供80万美元的援款，并表示还可以再提供一笔相当数量的援款。加起来，这个时候莫斯科至少同意提供180万元美元的援款。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距离国共合作的形成尚有很长一段时间，距离周恩来与南京代表达成秘密妥协，南京方面同意先期提供部分粮饷，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因此，这一决定对于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中共和红军来说，称得上是雪中送炭之举。如果斯大林这时真的像我们一些书中所说，已经是只看重蒋介石国民党而不着重中共，甚至想要取消红军，那么，这些援助计划大概是不会有的。
“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的说法太简单化
斯大林援助力量弱小的中国红军，当然不纯粹是从阶级观点出发的。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在世界上始终是一个很孤立的国家。斯大林决心大力援助中国红军的时候，苏联正面对来自东西两个方面‘的战争威胁。西线欧洲是气焰嚣张的法西斯德国，东线亚洲则是虎视耽耽的日本。为了牵制德日，他这时还只能借助各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欧洲，苏联这时下大力支持西班牙共产党进行反法西斯的内战；在远东，斯大林无疑对中国红军有所指望。
然而，1937年夏天，中国的抗日战争打响了，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南京政府及其军队轰轰烈烈地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来了。从苏联的切身利益考虑，斯大林自然而然地开始看重国民党。事情很明显，如果他全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就可能抵抗下去，拖住日本；如果他半心半意，或放弃援助，国民党很可能会迅速垮台，日本人紧接着就会扑向苏联。在这方面，要指望装备落后的几万红军是不可能的。
1940年，斯大林对即将来华赴任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就这一点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说：“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也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蒋介石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既然如此，对于苏联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列宁有云：“要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如果忘掉了列宁这条早就是斯大林“座右铭”的重要遗训，我们大概永远也无法理解斯大林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两面性，甚至可能在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中，只注意到他关于中共“太孱弱”的评价，而忽略了他说中共“更亲近些”和“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的那两个“照理”。
其实，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外交利益优先往往是不言而喻的。不要说毛泽东时代之后，即使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热衷于援助亚非拉人民革命时，他对周边资产阶级当政国家的共产党，通常也要视外交关系如何来决定要 不要采取直接援助，即“输出革命”的办法的。但这并不等于毛泽东认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人更亲近些，也不等于他不曾通过其他方法给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以帮助。当年斯大林所面对的，也是大致相同的情况。换句话说，苏联当年的“主要援助”没有给中共，不等于“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这么简单。斯大林毕竟是那个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人，不仅知道“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蒋介石不足靠时还要指望中国共产党；而且相信，如果有莫斯科的帮助，中共将来未必不能发展到夺取政权的程度。因此，秘密地给中共以帮助，在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有关抗战期间莫斯科在物质上援助中共的详细资料目前公布得还不多，但从可以了解到的零星资料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莫斯科这个时候对中共的态度，并不像一些党史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吝啬。
1938年2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曾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提出党在财政上的困难极端严重，国民党每月只发饷50万中国元，合美元约16万，连前线部队开销都不够。因为没有钱，缺少武器，扩军困难不说，部队挨饿受冻也十分普遍。他们要求莫斯科迅速提供经费上的援助，“最好是派飞机送来”。王明、周恩来等这时也通过延安转电莫斯科，要求尽快得到财政上的援助，以便为部队购买紧缺的各种枪支弹药。季米特洛夫对此十分重视，同苏共政治局领导人进行了紧急磋商，随即向延安提供了一笔数目不详，但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共要求的援款(因为没有发现中共中央再度提出同样要求)。
两个月后中共中央重新提出援助请求，已经是为了另外的情况。1938年4月，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新的求援信。信称，目前有三批人员急需救助：一是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近4000名政治犯，他们受尽折磨，健康状况极差，要回到党的队伍中来重新工作就需要治疗和营养；二是数千因伤致残的红军人员；三是大批被国民党杀害的烈士的遗属和当年留在苏区失去了生存条件的红军亲属，以及现在在党、政、军中工作的6000人的家属。任弼时写道，目前党只能保证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简单温饱，抗战后原定每人发一元至五元不等的补助金，也因经费匮乏经常发不出来，缺医少药更是家常便饭，毛泽东和朱德也不例外。因此，中国党急需在物质上和医疗上得到苏联的帮助。
新近公开的这封任弼时的求援信没有列出要求援助的细节，只说明“随后我们会向您提供具体的数字和资料”。莫斯科批准的援助数字也不得而知。但我们从7月份回国的中共代表王稼祥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曾带回一笔数目不小的援款，只是这笔援款并不是为了解决上述人员的困难，而是为了帮助中共进一步购买武器的。因为它是在任弼时进一步向季米特洛夫提出向八路军提供武器的要求之后，季米特洛夫所答允的。只是，季米特洛夫说：“给八路军武器援助，这要苏联政府决定，不过照他的看法，假若援助了，这可能不是帮助了你们，而是害了你们。”因为这会恶化国共关系并为国民党孤立和封锁延安提供口实。最后，“共产国际从它的外汇中拨出三十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
能够看到的1938年中共中央另外一份要求援助的文件是12月30日的，那上面列举了大量用于印刷的机器和其他各种用品的名称。中共中央强调，这些物资对于八路军在居民当中和在部队里开展文化宣传工作是极端必要的。据当年在延安工作的同志回忆，经过国民党的同意后，苏联人确实把一批印刷机械送到了延安。
在此之后的一份重要文献是1940年2月23日的。这个时候周恩来正在莫斯科医治臂伤并汇报工作，他再度详尽地汇报了中共财政上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季米特洛夫为此一面要求周恩来告诉中共中央，尽量动员所有国内的资源以解决困难，一面致信斯大林，附上周恩来提交的预算表，说明他赞同周的说法，强调周提出的预算是可信的，每个月党的经费的缺口为58280美元，军队经费的缺口为30万美元，他“认为可以在1940年向中国党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据此，他要求斯大林“向有关部门下达拨款指示”。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莫斯科与毛泽东之间围绕着如何对待蒋介石国民党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但是，应中共中央要求，斯大林还是批准向中共提供了数目不详的援款。据7月16日季米特洛夫给莫洛托夫的电报可知，这笔援款数额不小，用途甚急，而由于国共关系恶化，蒋介石拒绝苏联飞机飞往延安，以致援款不能及时送到。季米特洛夫为此通知莫洛托夫说：“由于使中国同志尽快获得至少是一半的援助非常重要，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非法手段用飞机经过蒙古发送经费。以前第五局的同志曾这样成功地做过。请求您指示潘菲洛夫用这种方式组织这次行动。”
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各种物资帮助，可以说从1937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1944年1月12日的一封信显示，季米特洛夫仍在与苏共领导人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讨论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问题。
从已经披露的资料中，多半可以推断，莫斯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根据中共的预算定期提供经费了；大多数援助都是临时申请临时拨款的，数额似乎也不是特别大。如果同苏联向国民党提供的上亿美元的贷款数和中共日益庞大的组织相比较，我们多半能够理解毛泽东后来为什么会那么强烈地批评莫斯科“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本来嘛，如果斯大林也能够像毛泽东那样早些看出中国革命成功在即，多冒几次险，从蒙古直接送些武器来，那么，共产党夺取中国的日子可能还会早些。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
人们对许多事情的感受往往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毛泽东50年代对斯大林的那些批评，能不能代表抗战肘期毛泽东的心态，有时候还要做点分析。
毛泽东一生曾经三次写文章称颂斯大林：一次是1939年庆祝斯大林六十岁生日，一次是1949年庆祝斯大林七十岁生日，最后一次则是在斯大林逝世之时，即1953年。毛泽东自己说，这三次公开歌颂斯大林，只有第一次，即抗战中写的那篇《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真实感情的流露；后来两篇都不过是敷衍应景之作。如果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是可信的，那么很显然，抗战中的毛泽东未必完全不理解斯大林当时的处境和作法，至少在1940年以前，他对斯大林并无多少怨气。尽管那个时候也存在着苏联援助多少的问题，甚至存在着莫斯科支持王明摘右倾的问题，毛泽东似乎并没有把账都算到斯大林的头上，仍旧发自内心地表示：世界上只有斯大林和苏联“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并“把我们当弟兄看待的”，因此，我们“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
后来是斯大林减少了援助，还是斯大林有什么新的情况深深刺激了毛泽东，以致严 重损害了他对斯大林的这种敬爱之情呢?
从1940到1949年，围绕着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发生过很多事情，有些我们已经大致作过介绍，像皖南事变前后双方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的争论；像苏德战争爆发后双方为出动八路军牵制日军保卫苏联的问题而产生的分歧；像基于肃清王明教条宗派目的而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像双方对共产国际解散的不同反响……。但是，在所有这些事件当中，真正使毛泽东对斯大林大为光火、耿耿于怀以至于念念不忘的，主要只有一件事，那就是1945年的“不许革命”。
应当承认，发生在皖南事变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严格说来都对毛泽东同莫斯科的关系有破坏性的影响，都程度不同地加剧了毛泽东对斯大林这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疑惑与不满。但是，一直到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纷纷起来揭露教条主义危害，乃至批评共产国际错误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曾试图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整风学习文件，主要都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的著作。毛泽东在谈到整风目的以及对党的干部的要求时，每每也是用斯大林的话来作为标准。多半也正因为如此，当1944年季米特洛夫根据王明背后的小报告提醒毛泽东注意党内对苏联的不健康情绪时，毛泽东表现得是那样惴惴不安。他不仅郑重致电季米特洛夫，“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并且一连几天专门到苏联联络员的住处去做解释工作，深恐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就党的七大，毛泽东至少作过九次书面或口头的报告和讲话，每次几乎都要提到苏联和斯大林。不仅提到，而且大讲特讲，充满敬重与期望之情。尤其是在内部讲话中，他直截了当地说：“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联合外国，主要就是联合苏联；世界和平靠美、英、法、中、苏五大国，而“五大国中苏联为首”。他说，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明白：“(共产)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犹之玉皇大帝经常下雨，三年不下雨，就要批评，搞得好，万岁；搞不好，减少岁把子，总之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日的。”如今，共产国际解散了，“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斯大林的话，“全世界无产阶级，全世界共产党都听着，都非常注意，都看着他”。毛泽东还面对台下数百名代表自问自答说：你们有没有一个说“我对苏联塔斯社的广播马马虎虎”的?“没有一个。”“斯大林是不是领导着世界革命?当然领导。”我们现在不公开讲这一点，只是“为着避免反动派的攻击”，“但实际上正像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国际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领袖是谁?是斯大林。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马、恩、列、斯，三个死了，一个活着，就是斯大林，他是我们的先生。”
遍查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所有文章和讲话，毛泽东比较集中地讲斯大林和苏联的伟业的，主要就是两次：一次是在1939—1940年间，散见于《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和《新民主主义论》等几篇文章和讲话中，并且没有直接提到党的关系；另一次就是1945年的七大。讲得最集中、最多、最透彻，评价也是最高的，非这一次莫属。如果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那篇文章表露的是真情实感，我们很难相信七大上毛泽东这些热情洋溢的话语是他违心讲出来应景的。事实上，整风已过，权威已立，又是在内部讲话，也没有那个必要。
毛泽东为什么这个时候热情讴歌斯大林?据毛自己说，是因为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而列宁的话太“灵”了。列宁说，资本主义一定要打世界大战，打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个国家单独胜利。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十月革命，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新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列宁说，如果苏联能够在十年二十年内巩固住自己的胜利，它就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尽管二十年后苏联遭受到严重的侵犯，但战争的结果，“半个欧洲解放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起来了，苏联成了全世界人民的领袖。因此，列宁伟大，领导苏联胜利的斯大林当然也伟大。”
但是，如果细细地品味，我们不难发觉，毛泽东称颂斯大林和苏联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寄希望于中国革命。
毛泽东用手比划着说：国际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抗战期间，毛泽东只有两度比较集中地谈到中国革命的胜利问题。一次也是在1939－1940年间，另一次就是1945年七大前后。头一次谈到胜利问题，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与德意开战，照苏联的说法是帝国主义战争开始了。既然是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自然希望出现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另一次“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特别是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混乱局面”。他说，“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
头一次所以谈到胜利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已有雄兵50万，比较抗战开始时的三四万人已是天上地下。一面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的统治范围越来越小，人心渐失，一面是自己的力量和根据地越来越大，蒸蒸日上，这种强烈的反差，促使毛泽东放弃了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思想，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开始考虑以无产阶级领导来取代资产阶级领导的可能性。当然，那个时候距离共产党的胜利事实上还比较遥远，不仅国民党还相当强大，而且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日本需要应付。因此，毛泽东虽然极端不满国民党人贪污腐化，刮地皮，抽鸦片，娶小老婆，一个县长每月拿百十来块钱还不干好事，断言“再在这些混账王八蛋手里搞下去，中国一定要亡”，但最后他也还是不得不表示要“忍一口气”，说“在他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
1945年七大再提胜利问题，情况就与上一次有很大不同了。毛泽东很自豪：一方面，中共已经有91万军队，120多万党员，1亿人口的地盘，更强大了；另一方面，1944年一个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丢盔弃甲，丧城失地，溃不成军，日本人从河南一气打到广西、贵州，差一点就抄到“陪都”重庆去了，不仅毛泽东，而且社会各界，甚至包括一些美国人，都看出国民党没有希望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所以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根本上就在于它标志着中共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已经开始显露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开始在议论一个话题：战后中国竟是谁人之天下?
还在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就曾经在一份报告上，随手写下这样一行铿锵有力的批语：“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这自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它恰恰是 毛泽东自抗战以来日思夜想、孜孜以求，如今确信已步步贴近了的奋斗目标。
正因为如此，在写七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虽然也考虑到力量对比的种种不利之处，强调暂时不公开说“天下是我们的”这样的话，但他明确讲：现在连美国记者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却要“有这股神气”。未来三种可能：“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第二种可能性，也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现在就要做第三种可能性的积极准备，“要准备迎接胜利”。
既然要胜利，当然要“力争外援”，“特别是伟大的苏联援助我们”。毛泽东七大讲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希望全党了解，“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帮助。恰在七大期间，美国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大肆诋毁中共的言论，同情中共的美国友好人士受到迫害，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已成定局，联苏抗美自然成为毛泽东战略考虑的一个重点。
有人说，这时已经成为世界“三巨头”之一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并举出例子，说明斯大林、莫洛托夫这时都对美国人讲过不信任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这也许不假。但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断言毛泽东不会寄希望于苏联，那就未免失之偏颇了。研究历史，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重视具体的时间、地点、谈话对象等特定的环境背景，不要被历史人物施放的烟幕所迷惑。同时，尤其要避免用“事后诸葛亮”来代替当时的诸葛亮。毛泽东当年的决策，严格说来也不取决于斯大林当时曾经怎样看，怎样讲，而只取决于他自己当时能接受到怎样的信息，以及事实上他当时怎样认识问题。
从已知的档案中，我们可以肯定，毛泽东当时并不了解斯大林或莫洛托夫对美国官员的那些谈话。恰恰相反，在七大主席团的会议上他明确讲过：战后趋势，美国一定反苏，蒋介石必定反共。我们需要苏联，苏联也需要我们。而他这时所注意到的，也不是苏联如何更亲近国民党，恰好是获胜的苏联不仅解放了东欧，而且正在帮助那里的共产党获得政权；是苏联的报纸加强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批评和对中共的称赞。他与朱德联名祝贺苏联红军胜利的电报，又破天荒地在七大召开前夕收到了斯大林亲自署名的回电。这些都足以让毛泽东相信，随着中共力量的壮大，斯大林开始重视中国革命了。既然斯大林肯于帮助东欧国家共产党取得胜利，他会眼睁睁地看着美国把战后的中国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吗?何况，中国比东欧要大得多，中国共产党比东欧国家的大多数党也要强大得多。
“谁枪多谁就势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有枪就有权，战争决定一切”，这早已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抗战初期斯大林主要援助蒋介石国民党，确实是因为中共实力太弱，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时我们只剩下两万人了”，当然不能太多指望。然而现在呢?中共力量已空前强大，不久就会有问鼎全国的可能，在毛泽东看来，无论从哪方面考虑，斯大林这回都不会不援助了。事实上，从1944年豫湘桂战役暴露出国民党不堪一击的惨状之后，他就接连不断地亲自致电莫斯科，详细说明国民党如何腐败无能，如何丧尽人心，共产党的力量和声望如何日渐强大，国共矛盾如何难以调和；明确要求苏联不要宣布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声称“这将便利蒋介石实现他对特区的反动计划”。其目的，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让斯大林了解中国目前力量对比变化的情况，推动斯大林重视和准备援助中国共产党。
因此，到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虽然也说，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准备“各国无产阶级未起来，苏联情况不允许”，“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困难来了，远水不救近火”；但从逻辑上，从感情上，他都相信：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他满怀信心地说：“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并且用手比划着自己的脖子，对台下几百名代表信誓旦旦地许诺说：“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毛泽东因斯大林来电而大发雷霆后，慨叹“无可奈何”
1945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感情为什么突然逆转，现在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
仔细研究中共七大召开前后，特别是从年初到年中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可以看到一种微妙的变化。前期，他谈论力量对比的变化和要准备胜利较多；后期，他谈论中国成为美国殖民地的危险和“准备内战”较多。引起毛泽东高度警觉的事件，一个是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登陆英军司令斯科比的压迫下缴械；一个就是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明朗化。在军事上居于优势地位，完全有力量夺取政权的希腊共产党游击队，仅仅因为英国的干涉，就迅速归于瓦解，这不能不让中共领导人立即联想到美国对华干涉的严重危险。这个时候，恰恰也是美军在延安的人员一再表示他们要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时候。显然，一旦美军登陆，力量对比将明显不利于共产党人，那时最重要的问题首先将不是能不能胜利的问题，而是能不能避免失败的问题了。
为此，毛泽东在七大期间的几次会议上讲：同希腊共产党一样，我本钱不大，不能阻止美国登陆。但美国现在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独霸东方，决不退让。这是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它以长城为界拒苏的可能性很大。让其方针得逞，美国就可能成为新的斯科比，变中国为希腊。对付的办法，第一，“将来如果形势不好，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我们不仅不能交枪，而且还要坚决自卫，蒋反我亦反，“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第二，为了防止美蒋沿长城进行封锁，遮断苏联，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集中二三十个旅，准备将来开到满洲去，背靠苏联，“得到技术条件”。毛泽东甚至明确认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七大后，中共中央对于战后形势的估计多半是严峻的，那就是：“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们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要胜过蒋介石，必须设法背靠苏联，取得援助，因为蒋的背后是美国。可是，人们不能不担心，如果美国硬要在中国充当斯科比，苏联会不会也像对希腊那样，袖手旁观呢?
大会闭幕前夕，毛泽东已经得到国民党派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互助协定的消息。这无疑是他不愿看到的局面。但苏联与美国尚在合作之中，出兵中国前与中央政府签约也在情理之中。毛泽东唯一希望的是，苏
何谓“不许革命”?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就是：“一九四五年当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蒋介石，说如果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对于“革命”二字，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背诵毛泽东的一段“经典”解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只不过，人们在“文革”中背诵这段“语录”的目的，通常主要是为自己要“武斗”不要“文斗”找借口，而毛泽东这段话的核心，却在于“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说白了，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
革命就是夺权的意思，毛泽东在别的地方其实也有过直白的说明。比如，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做会议结论时就说过：“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篇讲话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战争和战略问题》。十分有趣的是，为了这段话，十几年后，中国共产党人与英国共产党人之间还弄出一段公案来，争论的核心真的是“文斗”还是“武斗”的问题。当时英共特意将《毛选》译成英文，唯独对这段话，英共中央因担心会引起不赞成暴力革命的多数英国民众对共产党的反感，主张删去，告之中共中央，毛泽东坚持不能删。事后，英共还是删去了这段话。毛对此十分不满，几度表示这是个原则问题，批评英共被和平过渡的幻想冲昏了头脑。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革命”这个字眼所包含的内容有他特定的理解。在他看来，暴力与夺权二者相辅相成，无夺权不成革命，非暴力不能夺权。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毛泽东所说的“中国革命”，其实就是说要通过暴力的或曰武装的方式来夺取政权。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国民党、夺蒋介石的权。因此，毛泽东所说的那个“不许革命”，自然也就是指斯大林不许毛泽东用武装的方式去夺蒋介石国民党的权。尽管后来斯大林道了歉，毛泽东对这件事还是始终耿耿于怀，不吐不快。一有机会，他就会拿来说明当年斯大林是如何“整我们”的。
曾经四次“整我们”的斯大林也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慷慨解囊
斯大林为什么不许毛泽东夺蒋介石国民党的权：是斯大林反对武装夺取政权这种方式，还是他喜欢国民党甚于喜欢共产党呢?从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的情况看，这似乎都不成其为原因。至少，毛泽东不是这么讲的。
毛泽东讲得比较多的一个原因，是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但是，毛泽东还讲过斯大林四次“整我们”的情况：一次是支持王明搞严左倾；一次是支持王明搞右倾；一次是“不许革命”；最后是中国革命眼看就要成功了，又怀疑毛是“半个铁托”。从他讲的这些情况看，似乎泛泛地说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也难成立。因为，照毛泽东所说，斯大林第一次“整我们”，就不是因为不相信、倒是由于夸大了中国革命的力量，过分迷信武装进攻的和打倒一切的革命路线，而铸成了大错。
那么，能不能说，因为这一次失败了，所以斯大林就转而相信国民党甚于相信共产党了呢?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在整个抗战期间，斯大林就是因为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才把武器都给了国民党，而只给了共产党一些马列书籍和少量药品，即所谓“武器给子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关于苏联援助的问题，过去我们研究和说明得太少，而它对于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又确实太重要太重要。以至于，当研究这个问题不再是禁区时，有人仅凭一些零碎资料和传说，就可以诌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说法来。近来比较引人注目的，是1997年香港《开放》杂志3月号所刊《毛泽东夺取政权的秘密》一文。作者仅据几条不大可靠的消息，就大谈毛泽东所得斯大林的金钱和武器，如何多过近代以来中国所有全国的和地方的统治者，并得出结论说：“关于毛泽东的致胜之道，过去的表述是‘依靠农村包围城市’，今后更准确的表述应是‘依靠农村等待苏援’。”因为，“要不是斯大林在金钱和武器上给予毛泽东大量援助，毛泽东是不可能成功的。”
把中国革命的成功与否同中共从苏联得钱多少简单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在逻辑上也无法使人信服。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共发展最成功的一个时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而这恰恰是莫斯科对中共援助最少的时期。
显然，过分夸大莫斯科物质援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同我们过去过分讳言这种援助的情况密切关连的。凡事捂得越严，猜测和谬说越多。其实，讳言苏联的援助，把中国革命的胜利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如何不听莫斯科的话，如何独立自主，未必真能使人信服。毕竟，苏联的援助并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而更多地还表现在政治上、组织上乃至许多具体政策和策略上。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各种干部人材的培训以及中共转入地下以后秘密工作的建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初提出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设想……，几乎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关头，都可以看到俄国人积极活动的影子。同直接的物质上的援助相比，莫斯科在这些方面的工作，不论成败得失，有时更有决定意义。
当然，这并不是说物质上的援助不重要。我们只要稍举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们知道，早期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织从开始成立之日起，就从俄国共产党代表维经斯基那里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资助。在那个时候，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宣传、组织等等费用光是靠陈独秀等少数几个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钱是远远不够的。1920年下半年维经斯基在中国时，成立共产党的各种预备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像《共产党》月刊这样的宣传刊物就办了好几个。但是，1921年1月维经斯基回国后，中共上海发起组立即“经费无着”，许多宣传书刊的出版被迫中断，计划中的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的工作也“不得不停止”，就连机关报《共产党》月刊也停办了。据后来参加过“一大”的包惠僧回忆，那时一度连派人南下向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汇报工作的区区十余元路费，也拿不出来了。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任何熟悉中共党史的读者都了解，当年参加建党的人员大多是青年，只有极少几个人如李大钊等，有稍好些的收入。但他们还要养家和支持 《新青年》杂志之类，手头也并不宽裕。多数年轻人，或无固定收入，或靠稿费吃饭，或者还是依附于家庭的学生。再加上中共成立后，绝大多数参加者都很快变成了职业革命家，不仅收入全无，还要靠组织上开支养家。而党组织开会、办杂志、出宣传品、搞工运、办外国语学校或工人补习学校等，没有哪一样不要钱。从中共“一大”召开以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出：“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这也就是说，中共成立之后，有账可查的从共产国际那里来的钱，平均每月大约就有1850元，自己筹来的钱每月还不足100元。到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时，党员大部分职业化，连这100元也筹不到了。陈独秀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仅1923年头8个月，中共中央就“从共产国际领到经费约一万五千”，平均每月约1875元。而这个时候，工人运动等的经费，莫斯科通常还是单独支付的，每月大约在1500元左右。此外还有些临时款项，如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1923年5月的笔记里就记着这样几条：“今天北京转来2000．78英镑，其中三分之二用于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劳动大会”；“1000美金，救济中国政府迫害的同志”；“额外给1000金币帮助中国共产党”。
此后莫斯科提供的经费数量大致上也有账可查。1924年实际得“经常费”(即党的日常活动经费)约36000元，平均每月约3000元。1925年预算每月领经常费2250元，从4月起增至3650元，平均每月约3300元。1926年以后，不仅工运费，而且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也与党的经常费用分开提供，因而得款数量大增，每月当不少于万元，比预算超出甚多。1927年的经常费原定每月1．5万元，实际上平均每月收到3万元以上。1928至1932年每月预算更是在5万元左右。还需要强调的是，1927年以后，每年仅用于特别事件的“特别费”一项，中共得到的就在几十万元上下。具体如1927年，为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援款约3万元；为开办党校得5万元，另每月开支1．5万元；7～8月为湖南农运得援款近5万元；9月为准备秋收起义得款1万元；12月为广州起义及善后得款近10万元。1928年的数字目前公开得还不很具体，但看起来不会少于1927年，因为这年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1929年预算，仅特别费一项即达100万元(不过莫斯科批准的数字尚未见到，可能不会这么多)。
近年俄国出版并已陆续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档案资料，披露了莫斯科高层决策的一些会议记录。这些记录显示，在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莫斯科的领导人并不经常是态度一致的。他们中不少人，比如斯大林，更多地倾向于把俄国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即便如此，1924年以后的大多数援助无疑也是斯大林所赞同的。足以证明斯大林并不反对援助中国共产党，并且寄很大希望于中国革命的一个明显事实是，在1927年斯大林扳倒了联共(布)中央内部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牢牢掌握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大权以后，莫斯科丝毫没有减少对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的援助。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曾经赞助共产国际花费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冒着很大风险，把中共几乎所有重要干部统统秘密召集到莫斯科去开代表大会，拟定各种政策性文件。此后，一直到中共中央撤人江西苏区为止，仅党的经常费用，莫斯科每年就援助中共中央大约60万元，这还不算其他费用，比如已知1930年中共得济难费11．4万元，团费约7万元，等等。可见，斯大林主持共产国际以后，莫斯科的援助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加。
当然，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斯大林第一次“整我们”的时期，是过高估计中国革命力量的时期，援助多些，可以想象。问题是，在此之后，斯大林也并没有停止对中国革命的援助。
斯大林曾计划向中国红军提供上千吨军事物资援助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资料中，我们还看不到中共中央撤人江西苏区以后，直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段时间，莫斯科是否继续为中共提供过什么物质方面的帮助。但是，至少在1935—1937年间，有许多档案资料显示，莫斯科是积极准备并且是为中共中央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帮助的。
讲到季米特洛夫同毛泽东的关系时，我们曾经提到过，在这段时间里，鉴于中国红军遭受重创，退人西北，共产国际曾经有过一个大举援助中国红军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斯大林批准的。还在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际，得知中共代表团要派林育英回国联络红军，传达贯彻七大精神，斯大林就特别叮嘱，一定要让中共中央知道：“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鉴于当年国民党依靠苏联援助，创建军队，大举北伐，一举夺得中央政权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如果能够在与苏联接壤的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背靠苏联，取得援助，必定要比在国民党大军层层包围的南方几省交界处建立根据地，有更直接的效果。但考虑到苏联的外交利益，莫斯科一向不赞成中国红军与苏联接通。最早如1927年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向中国西北发展的所谓“西北路线”，就曾被指责为“逃跑路线”。以后如1933年中共策动的察绥抗日同盟军秘密与外蒙接通的尝试，也同样受到莫斯科的反对。最莫名其妙的是，这后一回，明明是冯玉祥不满南京对日妥协态度，决心暗通苏蒙，揭旗抗日，中共地下人员为此前往外蒙秘密联络，而莫斯科方面不仅将他们拒之门外，还发表消息，暗示冯玉祥别有所图，把他说成是“日本的代理人”。
正是由于受到莫斯科这一态度的影响，1934年红军被迫撤出江西中央苏区后，很长时间不能提出向西北发展的战略。1935年红军一、四方面军围绕着南下北上问题发生的争论乃至分裂，也与此不无关连。当时人多枪多的四方面军领导人还感觉不到向苏联求援的迫切性，因而不同意北上，强调“我们共党应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应把取得苏联援助当成目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他们受苏联态度影响很深。四方面军那么多人，那么多干部，后来之所以一度跟张国焘走，而没有跟中央走，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当然，事实证明中共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上述斯大林关于“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的指示，不仅肯定了中共中央北上的决定，认可了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而且显示苏联和共产国际有意通过中国的西北边界向红军提供直接的帮助。
关于莫斯科的援助计划和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艰辛尝试，需要一篇专门的文章才能详细交待清楚。但在这里简单地举出几件最直接的文献资料，使读者有一个印象 还是可能的。根据已经披露的档案文献，莫斯科早在1935年，就开始考虑通过中国的西北边境向中国红军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工作和前期准备。它接通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则较晚，已经到了1936年6月中旬。此后到7－8月间，才逐渐详知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9月11日，莫斯科即发出同意经过中国西北边界直接援助红军的电报。
电报的中心意思有二：第一是批准红军发动夺取宁夏的战役，以便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接通外蒙和向西控制河西走廊，必要时可接通新疆；第二是强调红军不宜马上经河西走廊去新疆，因为这可能便于国民党利用黄河天险将红军同中国主要区域隔离开来，不便中共今后的发展。
关于莫斯科援助的方式和数量，在9月27日的电报和10月18日的电报中有较具体的说明。9月27日的电报明确告诉中共中央说，苏联只能从外蒙古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绥远的定远营，然后前伸至外蒙边境去接取物资。10月2日，当中共中央提出具体的援助要求和物资清单后，莫斯科方面在18日的电报中进一步说明：这一援助将用150辆汽车，来回两次将550－600吨军用物资送到红军指定的边境交接地点，“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红军10月间发动的宁夏战役未能取得成功，接取苏联武器援助的计划功败垂成。11月3日，苏联方面进一步发来电报，表示“正在研究经过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并且可将提供的物资增加到1000吨左右，由他们派车运送到新疆哈密，再由西去的红军前往接运。只可惜，已经渡过黄河西去的红军西路军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也没有能够到达新疆。尽管莫斯科后来一再来电催问西路军的行止，并表示可以将援助物资的数量再增加一倍，红军还是无缘得到这批援助。
如所周知，斯大林批准并关注这一援助计划时，早已了解到红军当时的际遇。我们有些书的作者甚至认为，斯大林这时不仅不想援助红军，而且简直就想要取消红军。
这个时候的确是中国革命遭受挫折最严重的时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时根据地几乎全都丢光了，红军也损失了90％以上。但第一手的历史文献显示，恰恰在这个时候，斯大林不仅没有“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而且还在极力援助着红军。尽管军事上的援助未能成功，我们在毛泽东以后的言谈中和大多数中共党史著作中再未见到过对这一经历的说明，但莫斯科曾经设法援助红军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而且，军事装备上的大规模援助虽然没有实现，莫斯科在财政方面还是进行了积极的援助的。这种援助也是不可不提的。
宁夏战役失利后，五万红军被围困在甘北一隅之地，形势十分严峻。不仅作战回旋余地太小，武器弹药奇缺，最直接、最严重的困难还有粮食和冬装的极端匮乏。当时已进入11月，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几乎还都是单衣单裤，再加上甘北人烟稀少，数万大军粮食无处可觅，故当时负责中央工作的张闻天不能不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大声疾呼尽快寄送援款，“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
实际上，还在准备军事援助的同时，斯大林就已经明确赞同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提供巨额援款。共产国际11月12日电告中共中央说，他们已准备好援助的款项。很快，莫斯科通过美国银行寄出援款15万美元，12月又续寄5万美元。1937年1月，斯大林又进一步批准一次性向中共中央提供80万美元的援款，并表示还可以再提供一笔相当数量的援款。加起来，这个时候莫斯科至少同意提供180万元美元的援款。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距离国共合作的形成尚有很长一段时间，距离周恩来与南京代表达成秘密妥协，南京方面同意先期提供部分粮饷，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因此，这一决定对于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中共和红军来说，称得上是雪中送炭之举。如果斯大林这时真的像我们一些书中所说，已经是只看重蒋介石国民党而不着重中共，甚至想要取消红军，那么，这些援助计划大概是不会有的。
“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的说法太简单化
斯大林援助力量弱小的中国红军，当然不纯粹是从阶级观点出发的。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在世界上始终是一个很孤立的国家。斯大林决心大力援助中国红军的时候，苏联正面对来自东西两个方面‘的战争威胁。西线欧洲是气焰嚣张的法西斯德国，东线亚洲则是虎视耽耽的日本。为了牵制德日，他这时还只能借助各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欧洲，苏联这时下大力支持西班牙共产党进行反法西斯的内战；在远东，斯大林无疑对中国红军有所指望。
然而，1937年夏天，中国的抗日战争打响了，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南京政府及其军队轰轰烈烈地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来了。从苏联的切身利益考虑，斯大林自然而然地开始看重国民党。事情很明显，如果他全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就可能抵抗下去，拖住日本；如果他半心半意，或放弃援助，国民党很可能会迅速垮台，日本人紧接着就会扑向苏联。在这方面，要指望装备落后的几万红军是不可能的。
1940年，斯大林对即将来华赴任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就这一点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说：“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也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蒋介石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既然如此，对于苏联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列宁有云：“要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如果忘掉了列宁这条早就是斯大林“座右铭”的重要遗训，我们大概永远也无法理解斯大林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两面性，甚至可能在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中，只注意到他关于中共“太孱弱”的评价，而忽略了他说中共“更亲近些”和“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的那两个“照理”。
其实，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外交利益优先往往是不言而喻的。不要说毛泽东时代之后，即使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热衷于援助亚非拉人民革命时，他对周边资产阶级当政国家的共产党，通常也要视外交关系如何来决定要 不要采取直接援助，即“输出革命”的办法的。但这并不等于毛泽东认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人更亲近些，也不等于他不曾通过其他方法给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以帮助。当年斯大林所面对的，也是大致相同的情况。换句话说，苏联当年的“主要援助”没有给中共，不等于“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这么简单。斯大林毕竟是那个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人，不仅知道“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蒋介石不足靠时还要指望中国共产党；而且相信，如果有莫斯科的帮助，中共将来未必不能发展到夺取政权的程度。因此，秘密地给中共以帮助，在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有关抗战期间莫斯科在物质上援助中共的详细资料目前公布得还不多，但从可以了解到的零星资料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莫斯科这个时候对中共的态度，并不像一些党史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吝啬。
1938年2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曾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提出党在财政上的困难极端严重，国民党每月只发饷50万中国元，合美元约16万，连前线部队开销都不够。因为没有钱，缺少武器，扩军困难不说，部队挨饿受冻也十分普遍。他们要求莫斯科迅速提供经费上的援助，“最好是派飞机送来”。王明、周恩来等这时也通过延安转电莫斯科，要求尽快得到财政上的援助，以便为部队购买紧缺的各种枪支弹药。季米特洛夫对此十分重视，同苏共政治局领导人进行了紧急磋商，随即向延安提供了一笔数目不详，但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共要求的援款(因为没有发现中共中央再度提出同样要求)。
两个月后中共中央重新提出援助请求，已经是为了另外的情况。1938年4月，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新的求援信。信称，目前有三批人员急需救助：一是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近4000名政治犯，他们受尽折磨，健康状况极差，要回到党的队伍中来重新工作就需要治疗和营养；二是数千因伤致残的红军人员；三是大批被国民党杀害的烈士的遗属和当年留在苏区失去了生存条件的红军亲属，以及现在在党、政、军中工作的6000人的家属。任弼时写道，目前党只能保证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简单温饱，抗战后原定每人发一元至五元不等的补助金，也因经费匮乏经常发不出来，缺医少药更是家常便饭，毛泽东和朱德也不例外。因此，中国党急需在物质上和医疗上得到苏联的帮助。
新近公开的这封任弼时的求援信没有列出要求援助的细节，只说明“随后我们会向您提供具体的数字和资料”。莫斯科批准的援助数字也不得而知。但我们从7月份回国的中共代表王稼祥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曾带回一笔数目不小的援款，只是这笔援款并不是为了解决上述人员的困难，而是为了帮助中共进一步购买武器的。因为它是在任弼时进一步向季米特洛夫提出向八路军提供武器的要求之后，季米特洛夫所答允的。只是，季米特洛夫说：“给八路军武器援助，这要苏联政府决定，不过照他的看法，假若援助了，这可能不是帮助了你们，而是害了你们。”因为这会恶化国共关系并为国民党孤立和封锁延安提供口实。最后，“共产国际从它的外汇中拨出三十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
能够看到的1938年中共中央另外一份要求援助的文件是12月30日的，那上面列举了大量用于印刷的机器和其他各种用品的名称。中共中央强调，这些物资对于八路军在居民当中和在部队里开展文化宣传工作是极端必要的。据当年在延安工作的同志回忆，经过国民党的同意后，苏联人确实把一批印刷机械送到了延安。
在此之后的一份重要文献是1940年2月23日的。这个时候周恩来正在莫斯科医治臂伤并汇报工作，他再度详尽地汇报了中共财政上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季米特洛夫为此一面要求周恩来告诉中共中央，尽量动员所有国内的资源以解决困难，一面致信斯大林，附上周恩来提交的预算表，说明他赞同周的说法，强调周提出的预算是可信的，每个月党的经费的缺口为58280美元，军队经费的缺口为30万美元，他“认为可以在1940年向中国党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据此，他要求斯大林“向有关部门下达拨款指示”。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莫斯科与毛泽东之间围绕着如何对待蒋介石国民党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但是，应中共中央要求，斯大林还是批准向中共提供了数目不详的援款。据7月16日季米特洛夫给莫洛托夫的电报可知，这笔援款数额不小，用途甚急，而由于国共关系恶化，蒋介石拒绝苏联飞机飞往延安，以致援款不能及时送到。季米特洛夫为此通知莫洛托夫说：“由于使中国同志尽快获得至少是一半的援助非常重要，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非法手段用飞机经过蒙古发送经费。以前第五局的同志曾这样成功地做过。请求您指示潘菲洛夫用这种方式组织这次行动。”
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各种物资帮助，可以说从1937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1944年1月12日的一封信显示，季米特洛夫仍在与苏共领导人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讨论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问题。
从已经披露的资料中，多半可以推断，莫斯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根据中共的预算定期提供经费了；大多数援助都是临时申请临时拨款的，数额似乎也不是特别大。如果同苏联向国民党提供的上亿美元的贷款数和中共日益庞大的组织相比较，我们多半能够理解毛泽东后来为什么会那么强烈地批评莫斯科“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本来嘛，如果斯大林也能够像毛泽东那样早些看出中国革命成功在即，多冒几次险，从蒙古直接送些武器来，那么，共产党夺取中国的日子可能还会早些。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
人们对许多事情的感受往往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毛泽东50年代对斯大林的那些批评，能不能代表抗战肘期毛泽东的心态，有时候还要做点分析。
毛泽东一生曾经三次写文章称颂斯大林：一次是1939年庆祝斯大林六十岁生日，一次是1949年庆祝斯大林七十岁生日，最后一次则是在斯大林逝世之时，即1953年。毛泽东自己说，这三次公开歌颂斯大林，只有第一次，即抗战中写的那篇《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真实感情的流露；后来两篇都不过是敷衍应景之作。如果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是可信的，那么很显然，抗战中的毛泽东未必完全不理解斯大林当时的处境和作法，至少在1940年以前，他对斯大林并无多少怨气。尽管那个时候也存在着苏联援助多少的问题，甚至存在着莫斯科支持王明摘右倾的问题，毛泽东似乎并没有把账都算到斯大林的头上，仍旧发自内心地表示：世界上只有斯大林和苏联“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并“把我们当弟兄看待的”，因此，我们“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
后来是斯大林减少了援助，还是斯大林有什么新的情况深深刺激了毛泽东，以致严 重损害了他对斯大林的这种敬爱之情呢?
从1940到1949年，围绕着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发生过很多事情，有些我们已经大致作过介绍，像皖南事变前后双方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的争论；像苏德战争爆发后双方为出动八路军牵制日军保卫苏联的问题而产生的分歧；像基于肃清王明教条宗派目的而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像双方对共产国际解散的不同反响……。但是，在所有这些事件当中，真正使毛泽东对斯大林大为光火、耿耿于怀以至于念念不忘的，主要只有一件事，那就是1945年的“不许革命”。
应当承认，发生在皖南事变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严格说来都对毛泽东同莫斯科的关系有破坏性的影响，都程度不同地加剧了毛泽东对斯大林这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疑惑与不满。但是，一直到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纷纷起来揭露教条主义危害，乃至批评共产国际错误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曾试图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整风学习文件，主要都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的著作。毛泽东在谈到整风目的以及对党的干部的要求时，每每也是用斯大林的话来作为标准。多半也正因为如此，当1944年季米特洛夫根据王明背后的小报告提醒毛泽东注意党内对苏联的不健康情绪时，毛泽东表现得是那样惴惴不安。他不仅郑重致电季米特洛夫，“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并且一连几天专门到苏联联络员的住处去做解释工作，深恐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就党的七大，毛泽东至少作过九次书面或口头的报告和讲话，每次几乎都要提到苏联和斯大林。不仅提到，而且大讲特讲，充满敬重与期望之情。尤其是在内部讲话中，他直截了当地说：“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联合外国，主要就是联合苏联；世界和平靠美、英、法、中、苏五大国，而“五大国中苏联为首”。他说，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明白：“(共产)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犹之玉皇大帝经常下雨，三年不下雨，就要批评，搞得好，万岁；搞不好，减少岁把子，总之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日的。”如今，共产国际解散了，“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斯大林的话，“全世界无产阶级，全世界共产党都听着，都非常注意，都看着他”。毛泽东还面对台下数百名代表自问自答说：你们有没有一个说“我对苏联塔斯社的广播马马虎虎”的?“没有一个。”“斯大林是不是领导着世界革命?当然领导。”我们现在不公开讲这一点，只是“为着避免反动派的攻击”，“但实际上正像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国际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领袖是谁?是斯大林。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马、恩、列、斯，三个死了，一个活着，就是斯大林，他是我们的先生。”
遍查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所有文章和讲话，毛泽东比较集中地讲斯大林和苏联的伟业的，主要就是两次：一次是在1939—1940年间，散见于《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和《新民主主义论》等几篇文章和讲话中，并且没有直接提到党的关系；另一次就是1945年的七大。讲得最集中、最多、最透彻，评价也是最高的，非这一次莫属。如果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那篇文章表露的是真情实感，我们很难相信七大上毛泽东这些热情洋溢的话语是他违心讲出来应景的。事实上，整风已过，权威已立，又是在内部讲话，也没有那个必要。
毛泽东为什么这个时候热情讴歌斯大林?据毛自己说，是因为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而列宁的话太“灵”了。列宁说，资本主义一定要打世界大战，打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个国家单独胜利。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十月革命，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新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列宁说，如果苏联能够在十年二十年内巩固住自己的胜利，它就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尽管二十年后苏联遭受到严重的侵犯，但战争的结果，“半个欧洲解放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起来了，苏联成了全世界人民的领袖。因此，列宁伟大，领导苏联胜利的斯大林当然也伟大。”
但是，如果细细地品味，我们不难发觉，毛泽东称颂斯大林和苏联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寄希望于中国革命。
毛泽东用手比划着说：国际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抗战期间，毛泽东只有两度比较集中地谈到中国革命的胜利问题。一次也是在1939－1940年间，另一次就是1945年七大前后。头一次谈到胜利问题，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与德意开战，照苏联的说法是帝国主义战争开始了。既然是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自然希望出现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另一次“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特别是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混乱局面”。他说，“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
头一次所以谈到胜利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已有雄兵50万，比较抗战开始时的三四万人已是天上地下。一面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的统治范围越来越小，人心渐失，一面是自己的力量和根据地越来越大，蒸蒸日上，这种强烈的反差，促使毛泽东放弃了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思想，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开始考虑以无产阶级领导来取代资产阶级领导的可能性。当然，那个时候距离共产党的胜利事实上还比较遥远，不仅国民党还相当强大，而且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日本需要应付。因此，毛泽东虽然极端不满国民党人贪污腐化，刮地皮，抽鸦片，娶小老婆，一个县长每月拿百十来块钱还不干好事，断言“再在这些混账王八蛋手里搞下去，中国一定要亡”，但最后他也还是不得不表示要“忍一口气”，说“在他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
1945年七大再提胜利问题，情况就与上一次有很大不同了。毛泽东很自豪：一方面，中共已经有91万军队，120多万党员，1亿人口的地盘，更强大了；另一方面，1944年一个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丢盔弃甲，丧城失地，溃不成军，日本人从河南一气打到广西、贵州，差一点就抄到“陪都”重庆去了，不仅毛泽东，而且社会各界，甚至包括一些美国人，都看出国民党没有希望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所以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根本上就在于它标志着中共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已经开始显露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开始在议论一个话题：战后中国竟是谁人之天下?
还在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就曾经在一份报告上，随手写下这样一行铿锵有力的批语：“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这自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它恰恰是 毛泽东自抗战以来日思夜想、孜孜以求，如今确信已步步贴近了的奋斗目标。
正因为如此，在写七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虽然也考虑到力量对比的种种不利之处，强调暂时不公开说“天下是我们的”这样的话，但他明确讲：现在连美国记者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却要“有这股神气”。未来三种可能：“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第二种可能性，也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现在就要做第三种可能性的积极准备，“要准备迎接胜利”。
既然要胜利，当然要“力争外援”，“特别是伟大的苏联援助我们”。毛泽东七大讲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希望全党了解，“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帮助。恰在七大期间，美国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大肆诋毁中共的言论，同情中共的美国友好人士受到迫害，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已成定局，联苏抗美自然成为毛泽东战略考虑的一个重点。
有人说，这时已经成为世界“三巨头”之一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并举出例子，说明斯大林、莫洛托夫这时都对美国人讲过不信任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这也许不假。但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断言毛泽东不会寄希望于苏联，那就未免失之偏颇了。研究历史，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重视具体的时间、地点、谈话对象等特定的环境背景，不要被历史人物施放的烟幕所迷惑。同时，尤其要避免用“事后诸葛亮”来代替当时的诸葛亮。毛泽东当年的决策，严格说来也不取决于斯大林当时曾经怎样看，怎样讲，而只取决于他自己当时能接受到怎样的信息，以及事实上他当时怎样认识问题。
从已知的档案中，我们可以肯定，毛泽东当时并不了解斯大林或莫洛托夫对美国官员的那些谈话。恰恰相反，在七大主席团的会议上他明确讲过：战后趋势，美国一定反苏，蒋介石必定反共。我们需要苏联，苏联也需要我们。而他这时所注意到的，也不是苏联如何更亲近国民党，恰好是获胜的苏联不仅解放了东欧，而且正在帮助那里的共产党获得政权；是苏联的报纸加强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批评和对中共的称赞。他与朱德联名祝贺苏联红军胜利的电报，又破天荒地在七大召开前夕收到了斯大林亲自署名的回电。这些都足以让毛泽东相信，随着中共力量的壮大，斯大林开始重视中国革命了。既然斯大林肯于帮助东欧国家共产党取得胜利，他会眼睁睁地看着美国把战后的中国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吗?何况，中国比东欧要大得多，中国共产党比东欧国家的大多数党也要强大得多。
“谁枪多谁就势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有枪就有权，战争决定一切”，这早已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抗战初期斯大林主要援助蒋介石国民党，确实是因为中共实力太弱，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时我们只剩下两万人了”，当然不能太多指望。然而现在呢?中共力量已空前强大，不久就会有问鼎全国的可能，在毛泽东看来，无论从哪方面考虑，斯大林这回都不会不援助了。事实上，从1944年豫湘桂战役暴露出国民党不堪一击的惨状之后，他就接连不断地亲自致电莫斯科，详细说明国民党如何腐败无能，如何丧尽人心，共产党的力量和声望如何日渐强大，国共矛盾如何难以调和；明确要求苏联不要宣布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声称“这将便利蒋介石实现他对特区的反动计划”。其目的，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让斯大林了解中国目前力量对比变化的情况，推动斯大林重视和准备援助中国共产党。
因此，到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虽然也说，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准备“各国无产阶级未起来，苏联情况不允许”，“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困难来了，远水不救近火”；但从逻辑上，从感情上，他都相信：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他满怀信心地说：“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并且用手比划着自己的脖子，对台下几百名代表信誓旦旦地许诺说：“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毛泽东因斯大林来电而大发雷霆后，慨叹“无可奈何”
1945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感情为什么突然逆转，现在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
仔细研究中共七大召开前后，特别是从年初到年中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可以看到一种微妙的变化。前期，他谈论力量对比的变化和要准备胜利较多；后期，他谈论中国成为美国殖民地的危险和“准备内战”较多。引起毛泽东高度警觉的事件，一个是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登陆英军司令斯科比的压迫下缴械；一个就是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明朗化。在军事上居于优势地位，完全有力量夺取政权的希腊共产党游击队，仅仅因为英国的干涉，就迅速归于瓦解，这不能不让中共领导人立即联想到美国对华干涉的严重危险。这个时候，恰恰也是美军在延安的人员一再表示他们要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时候。显然，一旦美军登陆，力量对比将明显不利于共产党人，那时最重要的问题首先将不是能不能胜利的问题，而是能不能避免失败的问题了。
为此，毛泽东在七大期间的几次会议上讲：同希腊共产党一样，我本钱不大，不能阻止美国登陆。但美国现在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独霸东方，决不退让。这是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它以长城为界拒苏的可能性很大。让其方针得逞，美国就可能成为新的斯科比，变中国为希腊。对付的办法，第一，“将来如果形势不好，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我们不仅不能交枪，而且还要坚决自卫，蒋反我亦反，“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第二，为了防止美蒋沿长城进行封锁，遮断苏联，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集中二三十个旅，准备将来开到满洲去，背靠苏联，“得到技术条件”。毛泽东甚至明确认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七大后，中共中央对于战后形势的估计多半是严峻的，那就是：“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们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要胜过蒋介石，必须设法背靠苏联，取得援助，因为蒋的背后是美国。可是，人们不能不担心，如果美国硬要在中国充当斯科比，苏联会不会也像对希腊那样，袖手旁观呢?
大会闭幕前夕，毛泽东已经得到国民党派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互助协定的消息。这无疑是他不愿看到的局面。但苏联与美国尚在合作之中，出兵中国前与中央政府签约也在情理之中。毛泽东唯一希望的是，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