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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冯德斌,男,现供职于安徽省明光市司法局。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海外文摘》《散文选刊》《安徽文学》等,有作品入选《北京文学年度散文选》等。系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司法行政系统文体书画协会理事,《中国报告文学》特约作家,《精短小说》签约作家等。
一
我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那是一九八六年早春,多变的气候像一个造诣高深的书法大师,把“倒春寒”三个字书写得痴狂若醉。
我下意识地拢了拢领口,想挡住剪刀般春风的侵袭,最终还是徒劳。
“真是孬种!”我气愤地骂了一句。在那些无孔不入的“剪刀”面前,与我患难多年亲如一人的贴心小棉袄背叛了我。它像一个漏洞百出的筛子,见到“剪刀”,吓得魂飞魄散,致使“剪刀”们有恃无恐、长驱直入,杀进我的身体,反倒使我成了接上电的筛子,哆嗦个不停,接连打了多个喷嚏。
你再不去,我们初三第一单元的课程就上完了。晚上,柳叶把我约到村东头打谷场上,她说,耽误多了,赶起来就困难了。
月光白得像冰,照在脚下,坚硬得有点硌脚。
父亲出去跑了几天,还没有为我借到十九块钱的学费,他打算明天再出去拼着老脸碰一碰,我估计也是傍晚看日出,越来越黑。
你在想什么,我問你话呢?
哦,我不想念了。
我手插在裤兜里,眼望着空洞得褪色的夜空。
她可能没有想到我会这样说,一时找不出话来。
沉寂,沉寂得可以听到月光落下被草尖刺破的声音。
念书也吃三顿饭,不念书也吃三顿饭,念不念书都吃三顿饭。
那不念书你干什么?柳叶脱口而出。
“其实,”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当个农民也不错,守着二亩地,带着一堆子孙,虽然发不了财,但只要勤劳,起码也不差一碗饭吃。”
我原以为她听了之后会将我驳斥得狗血喷头。在校时,同学们都说我俩是针尖对麦芒,常常因为争论问题恨不能动手掐死对方。不想,今天她没有动嘴,更没有了动手的意思,只见她一转身,踩着草尖上的月光头也不回地走了,只留下一路刺耳的月光碎裂声扎得我像风中的纸幡“嚓嚓”发抖。
天空没有云彩也没有风。偶尔有狗例行公事似的叫上两声,便再没了响动。空气稠得像隔夜的稀饭,板结得让人呼吸不动。天近晌午时父亲从外面借钱回来了。父亲一进门,就将亮光挡在了身后,他本就不白的脸,此时背着光就像锅鳍灰,黑得都快要掉下来了。他把跑了几天才借到的几块钱往桌上一扔:“就这点了,再也借不到了!”随后,一屁股坐在门崴窝上,撞得身后毫无设防的木门掼到墙上,发出“哐当”一声!吓得门旁正在觅食的两只鸡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用诧异的眼神盯着父亲,并咯咯地向父亲吵吵着。仿佛在责问父亲,“怎么啦,啥事发这么大的火,至于吗?”父亲被激怒了,他腾地一下从门崴窝上立起来,迅速褪下脚上两只泛了白掉了跟的黄球鞋,像比赛场上的铅饼运动员,攒足浑身力气将手里的两坨“铅饼”抛向两只惊魂未定的鸡!赛场上的铅饼运动员都是只动手不动嘴。父亲是手和嘴并用,一起发力!只见他嘴助手威,手借嘴力:“砸死你个畜生!”那两只鸡被刀宰了脖子般“嘎”的一声长嚎扑棱着翅膀逃也似的向远处飞掠而去。父亲还不解气,抡起地上的槌衣棒就要砸过去!
“无材无料,就知道拿畜生撒气!”不知是心疼那两只鸡还是不满父亲的做派,一旁的母亲放下手里的活计不满地看着父亲。父亲眼珠子急得都要瞪出来了:“你有材有料!你有材有料去弄钱啊!”母亲说,你看你还像个男人样吗?父亲说,我不像,我不像你像好了吧?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没有大声对父亲说过话,总是唯唯诺诺没有主见的样子。母亲的个子不高,身体也比较单薄。像大树底下的一株小树,细细瘦瘦、弱不禁风,永远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但今天,母亲却没了往日的温顺与和风细雨。她像一头护犊的母牛,明知猛虎扑来,却扬起蹄举起角迎了上去。“我要是男人,你给我拎草鞋都不要!”父亲说:“那你就当没有我好了!”母亲说:“你又不死!你要死了,我保证什么都不要你问!”这句话像一把刀,一把锋利无比的牛角刀,戳中了父亲的软肋!本能使他做出反击!他无需用“刀”,更不需“牛角刀”,那不是男人的做派,一对拳头绰绰有余了。父亲像视死如归的勇士,把两只拳头攥得咯吧吧直响。
“你除了犯六病还有什么本事?”
父亲额头的青筋像浇上盐水的蚯蚓,剧烈地扭动着,在做最后的挣扎。
妈妈,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吗。我不仅暗暗地为母亲捏了一把汗!你这样用言语去激怒他,任何一个男人都是无法忍受的。我在心里替母亲着急。
“呼”的一下,父亲的双拳带着风声挥了出去,我吓得失声大叫,妈妈快跑!
妈妈像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纹丝没动。
我希望奇迹发生,但我想那都是电影上才有的,都是导演编的,现实中没有那么多奇迹。我转过身去,不想看到眼前的一幕,就在我转身的瞬间,却看到父亲挥出去的双拳毫无征兆地落在他自己的头上,手指深深地插进头发窠里,紧紧地抓着头发,手指和头发绞在一起,身子像没骨的蚂蟥,顺着门框瘫坐到门崴窝上,头像一只未成熟的瓜蒌坠了下来。
二
我极不情愿地从父亲手中接过牛的缰绳,冥冥之中,我的人生似被拴在牛绳上,就像我的祖辈们一样,再也走不出那一亩三分地。
不济的时运接二连三,使本就寒薄的家如同阴天驮稻草,越驮越重。那团裹在我们身上的稻草不仅渐趋沉重,而且越来越紧,随时都能让人窒息。
每天,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我就把牛牵到坡上。
坡下的村庄,像一幅画,一幅落满灰尘,没有打扫过的画。村口立着那棵孤零零的老槐树。阳光在树影里,像拄着拐杖的小脚老妪,颤巍巍地挪动着她的三寸金莲。
我躺在阳光里,慵懒地打着呵欠。 想起在学校,从早晨坐进课堂,还没来得及看下阳光,月亮就扯着星星将太阳赶跑了。常常抱怨时光胆太小,被个月亮就赶跑了。现在好了,到处都是时光,再也不用数着它过了。按说我应该像被放在一边的井绳,彻底放松了才是。然而我却感觉是一只盛满水的桶,悬在半空,随时都有跌入万丈深渊的可能。
我表面虽平静得像一潭清水,内心却是波涛汹涌,暗流湍急。看着那么多的时光从自己身边白白流失,心像从刀尖滑过般疼痛,又像挂在草头的露珠,快要被蒸干的虚脱,更像是一艘失控船上的发动机,在茫茫的大海上,发出歇斯底里的怒吼,却因找不到航向,只能随波逐流。于是,我千百次地在心底呐喊,我难道就这样在草尖上滚爬挣扎一辈子吗!
父亲说,村里人,不都是这样一辈一辈过来的吗?
我亲爱的父亲他哪知,关键是我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啊!我不想就这样,像一粒黄土,在某个凌晨被风卷来,在某个黄昏又悄无声息地随风而去。
阳光依旧像个小脚老妪,日复一日地重复迈着她的三寸金莲。
田野空旷而寂静,我的心也被剥蚀得苍白、寂寥。每当看到同龄人背着书包,高高兴兴上学时,我是既羡慕又无奈,唯有望着天空呆呆地痴想。
那天,我丢下牛绳重新背上书包走进教室,老师说你是谁,怎么赶只牛往教室里走?去去,赶紧走开!老师,我是您学生啊!满大街人都喊我老师,然后让他们赶着猪狗鸡鸭鹅的都来班里?老师,我真是您学生!我一看柳叶正伏在桌上写作业,我说不信您问柳叶。柳叶一抬头,好像是逆光看我没认清,她揉了揉眼睛,再次把目光投向我,我忙不迭地解释道,柳叶,是我!柳叶忽然张开嘴:
“牛!牛!牛!”
看她惊惧的眼神,应该是我身后有一只牛冲来,于是我一闪身,坏了,一脚踏空,从教室外的台阶上摔了下去!只看见同伴急急地向我跑来,气喘吁吁地说,你的牛跑到庄稼地里去了!
如同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浑身激灵打了个冷战,我跃起身向田里跑去,当我跑到田边,生产队看青的先我一步赶到,把我的牛牵去交给了大队,结果被罚了款才把牛赎回来。
毒辣辣的太阳把通向田间的生产路晒得扭成一条鸡肠子,原先在“鸡肠子”上玩耍的蚂蚱被扭动的“鸡肠子”甩进了路边的草丛里,痛苦地哀号着。稻谷地里的稻草人此时也软塌塌地垂下长袖善舞的一双手臂,一群麻雀在不远处佯攻了一阵,终于没了耐性,一起鸣叫着赴死般扑入稻谷田里。
小朋是我辍学后结识的为数不多的好朋友之一。他的家在另一个乡,与我相距十来里。那年高考仅一分之差而名落孙山。他本想复读一年再考,但弟弟妹妹都在读初中,家里收入就那么点。而他一个人的上学花费超过弟弟妹妹两个。那日,父亲把他们兄妹三个叫到一起。父亲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吐得满屋子烟雾缭绕,像残败的战场,狼藉一片。
好久,父亲才张嘴,娃儿啊,你们就像结在父亲身上的桃子,摘了哪个父亲都心痛啊!接着父亲又闷头抽了几口手中的烟袋,大大地喷出一口烟雾。浓重的烟雾再次模糊了父亲古铜色的脸庞。他咳嗽一声说,可父亲没能力供养你们三个了,不得不下狠心摘青桃了……父亲说不下去了。
小朋明显听出父亲发涩的嗓音,那是强忍着痛苦发出来的。他看看还不太懂事的弟弟妹妹,说,爸,您常教导我们,三十六行,哪行做得好都不缺一碗饭吃。我也是这么想的。爸,所以,我想好了,下来当一名农民,帮您和妈妈做事。至于弟弟妹妹还小,让他们念吧。我大了,再说我也不想念了。后边这句话是小朋强忍着内心的悲痛说出来的。他略微顿了下,又倔强地说道,只有念书才能吃饭吗,中国那么多农民,不念书也照样生活,不也挺好吗!小朋感到嗓间梗着一团东西,他硬生生地将那团东西咽了下去。因为小朋看到父亲眼里窝满了泪水。
就这样,小朋放弃了复读,在家帮着父母干农活儿,照顾弟弟妹妹上学。平日里,小朋没事就爱好写写诗歌,抒发心中的感受,常有豆腐块登在报上,飘着诱人的香味。我也好舞文弄墨,不过没他那么幸运,几乎没有一篇成为泼墨飘香的铅字。许是同病相怜或是志趣相投,抑或惺惺相惜吧,总之我们很聊得来,一来二去,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不交学费,不用上学,不受任何限制,只要报名,在家自学,考完全部课程合格,发给国家承认的大学文凭,享受和国民教育同等学力待遇。”
看着小朋夸张得有点变形的脸,以及,那张像卷扬机吐豆子般不停搅动的嘴巴,没等他说完,我就把手搭在他那黑黢黢的脑门上。
怪了,没发烧啊!
小朋见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两眼瞪得跟个铜铃似的,说,你不信?这可是国家规定的,正规的自学考试。文凭硬着哩。不信,不信我也没有法子。
我说我信。
小朋笑了。像泼到白纸上的红墨水,由里而外洇出来。
这么好的事,你自己怎么不报啊,还朋友哩,就是傻瓜也知道你这分明是在拿我穷开心!
天地良心,天地良心!小朋说,我这可是一片好心啦!
好心?我说你省省吧!
你!……小朋被我气得一时语塞。好,好,我是吃饱撑的,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没人让你管,你是自作多情。你要是沒事,我还得放牛去哩,没工夫跟你闲扯淡。
我自作多情,你就等着吧,你会后悔的!小朋弯腰捡起一粒石子向远处掷去。
天像个锅似的,扣在村子的上空。我很想知道锅外面的世界,但我被牛绳拴着,挣不脱。并已慢慢地习惯了被牛绳拴着的感觉。村里的人也都习惯了在锅底下的生活,他们并不关心锅外面的世界。因为这对他们的生活好像没什么影响,就像是左手握右手,没有什么感觉了。
偶尔,有人骑辆自行车从村里经过,总会有一大群孩子追着看稀奇。
小朋讲得那么玄乎,叫我怎敢相信,在这么一个鬼地方。不过从内心深处讲,我又希望他说的是真的,因为这也许是我实现大学梦的一个机会,便暗暗留意和悄悄打听有关自考方面的情况。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你热切盼望得到的东西一下子得到了,第一反应不是喜悦,而是愣怔在梦中的不切实际的感觉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打探,确如小朋所说,还真有自学考试这么档子事儿,看来,我是冤枉他了。不过,谁让他红口白牙,嘴上没毛呢?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晚上,当一家人围坐在饭桌上,我急不可待地,一口气把这一兴奋的消息说了出来,我想他们听了也会像我一样地兴奋并会祝福和鼓励我报考的,不想却由此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波,并最终导致家庭的分裂。
时间仿佛在瞬间凝固。沉寂,一片沉寂。连先前喝稀饭的吸溜声和吞咽食物的咀嚼声都变得那么恐怖。
窗外,夜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这本应是一个月圆之夜,却因了乌云而变得黑暗起来。天上望不见一颗星星。猫、狗、鸡、鸭,小动物们都已进入各自的窝巢,开始了梦的遐想。偶尔有谁家孩子哭闹的声音和大人训孩子的呵斥声在空气里飘飘忽忽的。
约莫过了有两分钟,三哥说,要不少钱吧!我不假思索地说不多,报一门才两块钱。那还有吃饭、住宿、车费呢?我哑了。我只顾高兴了,一下子没想这么多。三哥又说,考试要学习,学习就会耽误干活儿。我说不耽误的,这是自学。我利用早晚学就可以了。三哥说,我们家的情况不说你也清楚,上哪弄钱给你学习?再说,有那工夫,不如咱们集中精力干几年,等家庭经济好转了,到那时再看。我想说到那时就晚了,话还没出口,三嫂发话了,干了一天活,饭也堵不住你的嘴!我看你是没累得好。这事爸妈都不吱声,让你操的哪门子心,就你能,得罪人不嫌够!三哥想说什么,却见三嫂筷子一放走了。爸爸妈妈看了一下三嫂的背影,又看了一眼愣怔的三哥,叹口气放下筷子,也离开饭桌。
学什么好呢?在选择自学的专业上,着实费了我一番心思。父母大字不识一个,问他们等于没问;问别人,我怕人家嘲笑;再说,村里也没有人了解自学考试的情况。我喜欢文学,很想成为一名流芳千古的文学大师,但打听了所有了解自考的人都说没开考这个专业;我想学习中医,我觉得医生穿着白大褂,气定神闲,像明星一样被人尊崇着追捧着,然而看遍了自考公告,也没有找到中医这个专业;后来,我干脆决定学法律。倒不是因为法律好学,也不是学法律可以争个一官半职,那时的初衷是:感觉法律比较实用,最起码自己遇到法律问题不用求人了,而且也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时的农村,没人懂法律,一遇到法律问题就像生病似的,到处找关系,投门路,真的应了病急乱投医的古话。只是法律这个专业课程太多,一共十四门。小朋问我准备报几门,我说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自学考试,心里没有底,不敢多报,怕贪多嚼不烂,只打算报一门政治经济学试试。其实,最主要的是怕报多了浪费钱,同时也想能最好一炮打响,如果第一次打个哑炮,肯定会影响后面的学习情绪。小朋说也是,我也只报一门。
牛背上的自学开始了,我带上书、笔和纸,边放牛边学习。
为了收集学习用的草稿纸,我在村里捡别人抽完烟扔下的烟盒纸,那个时候的烟盒纸都是软的,没有硬盒的。我把那些皱巴的烟盒纸一张张地理舒坦,集中起来,用母亲的针线,一张张小心翼翼地装订好,放在床席下边压一段时间,等压平整了,再拿出来用。
乡村就像一个新生娃娃,谁家眨巴下眼皮,都会引起整个中枢神经的兴奋。
我报自考的事像七月的风,一下把村子吹得热辣辣的。
村口的老槐树下围着一圈人在抹纸牌、打麻将、摘猴子、吹牛皮,还有那么多在一边看二胡子的。
我牵着牛经过时,他们聚精会神像在听大书,并没有留意到我这位不速之客的造访。
穷得连个窝蹲的都没有,也不知道着急,竟然还有那闲心思看书。“料半仙”詹新云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
要饭的拄个文明棍,怎么看也不适相啊!“小聪明”刘宜昌一脸的不屑。
有那闲工夫,不如背个粪箕去拾两泡粪,上到地里也能多收点粮食,学那东西又不能当饭吃,还白糟蹋钱粮。“三闷吭”汪小三颇有点费解地说。
这也不怪他三哥三嫂跟他分家。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愤憤不平的“鬼不缠”邹礼能还没说完,竟“哎哟”一声,双手反抱住腰部,痛苦地叫道,谁在背后伤人!
这事可真够凑巧的。我的牛经过“鬼不缠”的身后,肋处一群苍蝇叮得它一时性起,甩起尾巴就打。谁曾想,“鬼不缠”的感情太投入,对身后甩起的牛尾巴一点防备都没有,被结结实实地打在了腰眼处。
“鬼不缠”一回头,见是我,愤怒得扭曲变形的脸立马挂上了和善的笑容:咦,都说大树底下好乘凉,这里真是块宝地。我们刚说起你,你就到了。
那个料事如神的“料半仙”,此时瞳孔光芒四射,换了个人似的,抢过话头说,我们正在夸你哩。说你有志气,就是放牛也不放弃学习,将来一定大有作为的!他竖起拇指给了我一个大大的赞。
其他人也附和道,就是,就是。我们都在盼望着你早日功成名就哩,到时候可不要忘了我们噢。说这话时,他们就好像是真的在为我期许似的,满脸的虔诚和骄傲,一点也不为刚才的话感到难为情,或好像他们压根儿就没说过那些话。
不管怎样,我想顺着他们的话,说几句客套词,润滑一下凝固的气氛,可我冥顽不化的个性,这时却像一条闷头拉犁的牛,一根筋往前走,想撇也撇不回头,我强迫自己对他们友好地笑一下,可一张口,竟跟个苦瓜似的,比哭还难看。
他要是能考取,我放场电影!
人家考取了,与你哪根筋疼。
是啊,你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
你看他,一个小放牛的,能尿出那一丈二尺高的尿来?
他要是能考出个名堂来,那大学就应该关门了,让所有的学子回家放牛好了,还上的哪门子学啊,啊?
哈哈……
身后传来他们肆无忌惮的嘲笑和挖苦。
也许他们是无心的,也许他们是真的为我好。其实,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可我却一句也听不进去。他们不知道,我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是那种碰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是那种明知前面是坑也要往里跳的人。 我也知道,人犟损才,牛犟损力的道理。我本身也不是犟人,只是长期面对那种鄙夷不屑的面孔和冷嘲热讽的话语,使我渐渐感到和他们之间没有了共同语言,中间总隔着什么和隐藏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危险,我开始产生了自我保护意识,慢慢地把自己封闭起来,逐渐地塑造了我犟牛的个性。
名是报过了,可上哪去弄书呢?当时的自考,报名时买不到当期的教材,必须提前半年通过教育局预订,不像现在,自考教材和自考辅导资料堆满了每个书屋的书架,满大街地撵着你买,想不买都不行。
我很伤脑筋,要知道,我几乎没有社交圈。认识的人也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知根知底的同村人。我像麻雀觅食似的,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终于打听到浮山中学英语老师杨学礼有这本书。我心下大喜,像久旱的禾苗,迎来了一场透梨雨,尽情地伸展着每个枝节,吮吸着天地的精华。但冷静下来,又不免担心。因为我们没有打过一次交道,仅仅是面熟而已,没有一点把握,但我还是经不住自考的诱惑,决定去碰碰运气,可一见杨老师的面,我就后悔了。
杨老师戴着一副眼镜,学究模样。我深知,大凡这样的人都爱书如命,轻易是不舍得将书借给别人的。不像有的人,在书橱上标榜:“书与老婆概不借人!”其实这样的人不一定真的爱惜书,更不尊重自己的老婆,而杨老师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那种真正爱书的人。
当我忐忑不安、吞吞吐吐地说出自己的意思时,杨老师哈哈地笑了。
我的心像刚出锅的豆腐,被他笑得一颤一颤的,都快散了似的,心想,你不借就算了,还取笑人家,我感到很难为情,脸就像裂开的西瓜,青一棱红一棱的,有一种被嘲弄的羞辱感。
转身准备离去,杨老师止住笑声,一把拉住我,带我走进他卧室兼书房的斗室里。
果然如我所料,杨老师一脸认真地说,我的书,很少往外借,到我这里来借书的没几个。
看来这书是借不成了,唉,真不该来,这不是自找难堪吗?
但你例外,杨老师说,因为他们都不是真正读书的人。说到这,他用信任的眼光看着我,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认定你是个真正喜欢读书的人,书当然要借给喜欢读它的人。说着从书架上拿出《政治经济学》,在手里翻过来又调过去看了一遍,像一位母亲看着自己行将出嫁的女儿,既难舍难分,又为女儿能嫁个好婆家而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然后,他把书中乱了的页码理舒展了,郑重地放到我手里,并让我坐在他的书桌前,向我介绍有关自考方面的情况和学习经验,他说政治经济学这门课,重点就是先把握好其名词解释,定义的理解是学习一门学科的根本,而其他的大段文字都是为了解释其定义而存在的,因此先把政治经济学中的名词解释的定义给重点勾画出来,这是建立框架体系的前提。
可当我独自走进《政治经济学》时,如同我第一次进城一样,找不着北。比如对M表示剩余价值,C表示可变资本,V表示不变资本等以及书中的所有公式竟不以为意,一厢情愿地认为,考试还能考这些东西吗?我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划分学习的重点,结果就放弃了这部分的内容,在通读教材的基础上,专拣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看,对那些自己认为不重要的知识就像扔垃圾般扔得理所当然,扔得毫不痛惜,扔得一身轻松。当我豪情满怀、胜券在握地坐进考场时,傻眼了。三题有关这方面的选择和填空,还有一个十分的问答题:用图表示资本剩余价值,十三分就这样跑了。出了考场,我蔫了,如同挨了一闷棍,恹恹地提不起精神来,以致分数出来,小朋约我到县教育局看分数,我都没有勇气去。
七月,骄阳如火。下午,我戴上那顶掉了沿的草帽,牵着牛悠踏悠踏地正往湖里去,迎面碰上了看分数回来的小朋。我准备绕开他,不想,他却撵了过来。
看他喜形于色的样子,我猜想他一是考得肯定不错;二是来和我“与民同乐”的。说句不客气的话,就是来向我炫耀他的成绩的。
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个滋味来。
小朋走到我面前,我故意把脸扭向一边。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你考得好,我没考好吗?也不至于这么当面削贬人吧!在心里,我恨恨地说。
小朋没有理会我的冷遇,喜滋滋地说:
德斌,恭喜你,六十七分,开门红!
瞧他露着满口白牙,甜不拉叽的味道,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恨不能踹他一脚方才解气。你蒙谁呢?我心说,当我是三歲小孩啊。自个儿考得好孬都不懂啊,哼。
可毕竟抬手不打笑脸人,又何况人家说的是喜庆话哩。我终于忍住没有发火,冷笑一下算是回答。牵着牛继续走。
哎,你别走啊!
他拦在我前面。
我终于被激怒了,大声吼道:不走,不走难道还要让我请你客不成!
小朋见我发火,他倒乐了。说,你还真的要请我呢。
那我就请你吃“红烧狮子头”!我脸涨得通红,提起拳头就要砸他。
小朋说别介,你看!
他举起从包里掏出的一张纸片,说,课程合格证我给你带回来了,难道你就请我吃这“红烧狮子头”,也太不仗义了吧?
“合格证!”我差点失声叫出来。
我的脸在瞬间完成了多个角度转换,由愤怒到尴尬,干笑,激动,感激。
我一把从他手中夺过合格证,看了一遍又一遍。真的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小朋看出了我的心思,意味深长地说,合格证书在你手里,这下总该相信了吧。
真是难为小朋了。他为了让我及时知道考试结果,增加自考信心,特地弯了十来里路把结果告诉我。没承想我竟把他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还差点吃了我的“红烧狮子头”。
去考试时,为了找到一家价格便宜的旅社,我几乎将滁州跑了个遍,腿跑酸了,脚磨出了泡子,最后住在皖东旅社,八毛钱一晚八人间的大通铺。当我被一泡尿憋醒时,天已大亮。
三
八十年代,我们村里还没有电,点的都是煤油灯。这种灯都是自制的,用棉花絮拧成灯芯,废铁皮卷成灯管,把灯芯塞进灯管内,找一个废弃的墨水瓶把灯管插进去,倒上煤油,划根火柴点燃灯芯就成了。在这种灯下看书,稍不留神,就燃着了自己的头发,发出一个个黄豆炸裂的声音和焦煳的气味,拿镜子照下,会发现自己的头上多了一道风景,被煤油灯燎过的头发像一个个逗号,调皮地在额头说着笑话;长时间灯下看书,第二天早晨起来擤鼻涕,都是一团团黑黑的煤油灯灰。没电也就没有电风扇,烈日炎炎的夏季夜晚,土屋里像火炕,蒸得人透不过气来。 吃过晚饭,我把小饭桌搬出来,放在宽敞的屋外。会时不时地有一丝风刮过,火烧火燎的皮肤便有了一丝丝的清凉。
父亲给我拿过一只斗笠,母亲找来一块透明的纱布,披在斗笠上,把我的头和脸罩住,将那些“可爱的”蚊虫拒之“门”外。那些小家伙们附着在纱布上,伸出小巧的舌头,唱着温情脉脉的小曲,引诱我打开“房门”,给它们一个亲近的机会,但让它们失望的是,任它们花言巧语使尽,我却心如止水,对于我的麻木不仁,它们好像早有准备,并且大有“冬雷震震,夏雨雪……乃敢与君绝”的绵绵痴情,附着在纱布上就是不愿离去,但却也拿我无计可施。
母亲伛偻着脊背,为我打来一盆水,让我把脚放在盆里,既可以避暑,又让蚊虫无缝可钻,我捧着书,这样一学就到深夜,书上爬满了小虫子,有时,一合书,一些来不及逃走的虫子就被合进了书里,至今翻开那些书,仍可见斑斑虫迹。
滴水成冰的冬夜,当人们还在梦乡之中时,我便早早地起来看书了,一直到今天,我还保持着早起看书的习惯。
手和脚冻得又红又肿,像铁丝透、小猫咬的一般钻心入腑,母亲默默地从身上的薄棉袄里撕下一些棉絮,找了一块旧布,昏暗的油灯下,神情专注地一针一针,密密地为我缝制着手套,她额头的皱纹像门前那棵盘根错节的老枣树根,在油灯下泛着古铜色的光。
母亲不时地将冻得不听使唤的双手放在嘴上,呵些热气暖暖手,然后继续做。
就初中那么点底子,直接学大学课程,好比没学爬的孩子,一下子站起来直立行走,总会有歪歪扭扭、磕磕绊绊,甚至摔倒也是常有发生的,在学习的过程中,常有一些拦路虎,绊得我鼻青脸肿,尤其是学哲学、形式逻辑、中国法制史这些课程,太抽象了,看过一遍两遍竟不知所云。村子里没有谁能帮助我解决学习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我就把它们一一记下来,过个十来天,去我的母校——浮山中学,向我以前的老師请教。每次去,他们都非常热情、耐心细致地给我讲解,直到我把问题弄懂。像陈宏刚、夏西昌、孙乃海、孙茂平、钱成富、吴善龙等几乎每个老师,在自学的路上都给过我帮助,我许多自考的书就是从他们或者通过他们借得的,他们为人师表、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直感动和激励着我。那次,我去向陈老师请教问题,当时他正准备去幼儿园接孩子,见我来了,他放下自行车,让正在做饭的妻子去接,他则坐下来,给我详细解答一个个难题,直到我把每个问题弄懂弄透。
面对自学中不时出现的这样那样的困难,常常使我纠结徘徊,但自考的信念,我从没有动摇过,反而使我从自考中得到了别人体会不到的快乐,父母常常教育鼓励我说:“孩子,干事哪有一帆风顺的,就好比种庄稼一样,光播种还不行,还要除草、施肥、出力流汗、甚至流血,才有秋天的收获啊!”
父母的话不多,也没有深奥的道理,但我体会到了它的分量。
由于长期营养跟不上,我经常出现头昏、耳鸣、眼睛视物模糊、精神委顿、面色蜡黄等症状,学过的东西记不住,春夏秋冬四季,感冒是家常便饭,有时,像入梅的雨,一场接着一场下,每次感冒都像脱了层皮。
冬天的西北风像技能娴熟的雕刻行家,尽情地挥舞着手中的刀子。那些落尽叶子的树木被雕刻得发出一阵阵厉鬼般的号叫。
天空灰蒙蒙的。
被西北风追赶,无处可逃的光线,从狭小的窗子挤进屋里来,仓皇、混沌。
我缩在被窝里,借着昏暗的光线正聚精会神地看书,突然,门开了,一股寒气随之卷入,我浑身激起一层鸡皮,接连打了两个喷嚏。
门开处,父亲满脸笑容走了进来,只是,寒风中,那笑跟板画一样,有点僵硬与牵强,牙齿上刻着一层斑驳的血痕,那是裂开的嘴唇渗出的血,被风干后留下的痕迹,父亲举起右手,兴奋地说,你看!
大雁!我欣喜若狂。
入冬以后,有人在家西的芦苇荡里下药,不时可以捡到大雁、野兔、野鸭等。
难怪这些日子,天一亮就看不到父亲,原来,为了给我增加营养,每天天还未亮透,就悄悄起床到苇地里去守候了。
春天是给人带来希望的季节,但春天也是青黄不接的时刻。
我数着母亲给我的,那些皱巴巴的一毛、二毛……一共才有五块的钱,大脑像放映前的影幕,白得发冷。这点钱,连到考试地方的路费都不够,更不要说在那吃住三四天了。
家里就这么点钱了。母亲的目光里满是内疚和自责。
我知道,母亲为了给我凑考试费,每天冒着早春刺骨的寒风去挖刚露出头的野生药材卖,但最终也没能凑足我考试所需费用,她跑了几个地方,也没有借到一分钱。
从家到县城一百多华里,两块八毛钱路费;然后从县城坐火车去滁州,是五块多钱。
我拖着疲乏的步子,抱着一线的希望,到邻村的老姑家。
老姑将家里仅有的五块钱拿给了我。接过老姑给我的五元钱,我小心翼翼地将它藏在贴身的衣兜里,揣着十块钱,我出发了。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够到考试地方,不耽误考试,就行了。至于吃住,我再想法子。我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实在不行,我在那要着吃也要把试考完。
到滁州下火车已是傍晚。四月的滁州春潮荡漾,车站广场的花坛里盛开着鲜花,热情地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熙来攘往的人群摩肩接踵,街道两旁的梧桐舒展着优美的枝条,尽情地释放出春天的激情。商店里琳琅满目的货物,让人目不暇接,如夕阳映衬出欢乐、祥和的滁城。
而我一踏上广场,感到一片茫然。残阳落日把我拉成一个长长的惊叹号,我该何去何从?我启动应急搜索功能,不放过每一条线索。大约有半支烟的工夫,我的搜索栏内出现一条信息:我奶奶的弟弟,即我的舅爹在滁州工作。那时的滁州不叫滁州,叫滁县。
我始终感觉自己和城市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因为我最害怕城里人的那种目光,那种目光如苍耳粘身,刺得人浑身不自在,那就是他们看农村人鄙夷不屑的神情和审贼似的眼神,所以我喜欢待在乡下,不愿往城里去。 而现在,脚已经迈到脑门上,无路可走,不得不背叛自己的初衷。
舅爹已经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舅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牙齿很白,但脸却一点也不白,脸上的麻子像天上撒落的星星,不过一点也不难看。
我从来没到过舅爹家。记忆中舅爹好像是在滁县地区邮电局工作,不知他住哪儿,也不知舅爹还能不能想起我这个外甥子来……
我无心欣赏两边的街景,一路打听来到滁县地区邮电局时,已下班了。
旁边还有几个人在打理手边未完的业务。
我像长途跋涉在沙漠里又饥又渴的旅人,在即将倒下去的最后一刻,看到一眼汩汩流淌的清泉。满怀喜悦走过去向他们打听我舅爹范循佑在不,那人头也不抬地说,他早就退休了。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像刚点着的蜡烛,一下子遇上鬼头风,暗了下去。我急忙说,那他家住哪儿?那人摇头说不知道。
暮色四起,华灯初上,闪烁的霓虹向行人诉说着家的温馨和浪漫。看来今晚我要露宿街头了。
你是外地来的吧?
在我出神遐想时,旁边一个工作人员说。
我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感激地说道,是的。
范师傅退休之后看大门。你从这边出去,到大门口值班室找下。
我连声感谢,那人说天不早了,你快去吧。
值班室里端坐着一位老师傅,半眯着眼睛,桌上放着一台老式的红梅收音机,里面正放着京剧,老师傅的右手放在桌子上,随着曲子有节奏地轻轻拍击着,头也在摇晃着,嘴里咿咿呀呀发出吐字不清的京腔。
我站在值班室门口,诚惶诚恐地说,老师傅您好!请问范循佑范师傅在吗?
老师傅的眼皮跳了一下,像熟睡中不知被谁掐了一把,说,不在。又眯上眼睛继续听戏。
看来今晚真的要露宿街头了。
我摸摸身上,其實,不用摸,我也知道身上还有几个钱,可我还是忍不住地去摸,抱着一丝幻想,希望一手摸下去,能掏出一大把的钱来,我就不用为住旅社和吃饭发愁了,可是事实却不像我想象得那样完美,当我的手从衣袋里拿出来,展开,还是那些被我攥得皱巴巴,已攥出汗的块把零钱,也许能找个地方凑合一晚上,刚想到这,肚子不愿意了,跟我唱起了空城计,我皱了皱眉,想想也是,要发展,先要有个稳定的内部环境,不能搞内讧,看来先得解决温饱问题,然后才能奔小康,这个既定方针是不能变的。
放眼望去,正好,路对过不远处有个小吃摊,我准备和老师傅打声招呼,然后离开这里。
却看见老师傅好像刚从梦中醒来,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上下打量着我,那眼神像钩子一样,看得我心里毛毛的。
哪来的?
老师傅一副爱憎分明的样子。
我知道“审讯”开始了。
因为这种场景在电影里经常看到,能做门卫的,警惕性都非常高,他们一出场都戴着一副严肃面孔,让坏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
我心有余悸地说从嘉山来的。
你和范师傅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舅爹,我是他外外甥子。
是亲的?
我使劲点点头,胸口像装了一窝兔子,突突跳个不停。天还比较凉,冷风一阵一阵飕飕吹过,而我额头的汗珠像刚倒过热水就立起来的茶瓶,顺着瓶口一个劲地往下滴着水滴,落到地板上,砸出清脆而空旷的声音。
他像查户口似的,问了一大堆之后,可能不再怀疑我的身份了,才说,那你就在那儿等着,一会他就来接班了。我高兴的心都要跳出腔外了,一迭声地对老师傅说着感激的话。
在舅爹家吃住三天四夜,临走的那天是早晨五点不到,舅爹还在床上睡着,他摸索着,从盖在被上的棉衣口袋里掏出钱给我作路费。
不用,舅爹,我有路费。我没有把来时只带十块钱的事告诉舅爹。
本来在舅爹家吃住三四天已经够麻烦的了,舅爹又那么大年纪了,还有两个没工作的孩子,也挺不容易的,再说,我拿了他的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哪天能还得起,这钱我拿了,心会不安的,反正试已考过了,怎么回去已经不重要了,反正自己有两条腿。
四
时间像生锈的自行车链条,在吱吱呀呀中向前走着,一九九一年上半年,我通过了法律专业十四门课的考试,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怀揣着大学毕业证,我感觉天蓝了,路宽了,在我脚下长满了绿草,开满了鲜花,一直开到天边。
绿草鲜花中,我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提着款式精致的公文包,在大伙羡慕的目光中去上班了。我勤奋努力地工作和诚实厚道的为人,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称赞,月底,会计笑眯眯地把一大把工资递到我手上,我接过来,兴奋地一张一张地数着,这么多钱,够我盖三间大瓦房都用不了,对了,把我那祖辈传的两间茅草房扒了,盖上一幢气派的大瓦房,肯定会惊掉村里人的下巴。不,不行,瓦房早就有人盖了。我们村老连家是村里第一个盖瓦房的,那排场多年后还为村人津津乐道,直到大平子家的平房在村子中心立起时才盖住这股风头。要想在村人面前秀一把,现在看来,盖瓦房、造平房,都掀不起浪了。那我就造楼,这个想法一冒出,吓我自己一跳。但我看着手里数不过来的钱,我平日撑不直的腰感觉像水泥电线杆又粗又直,我平日细声细气的嗓子此时像个大喇叭。我就是要造楼!突然,一阵狂风将我手中的大把钞票全部卷走了。看着在空中纷飞的崭新钞票,我急得满头是汗,便跳起脚去抓,眼看就要抓着了,猛地一下又飞高了,等那钱再次来到我面前,我不动声色,瞅准机会,猛一出手……却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不知是谁从后面推了我一把,看着那些钱从我眼前越飞越高,“我的楼!我的楼!”
明天,你去粮站,帮我统计队里的卖粮情况。作为生产队长的二老表,几乎每年午秋二季征收公粮时,都要让我帮他做些杂事,作为回报,每次征粮工作结束,他都会让表嫂炒几个菜,让我喝上几盅。今年也不例外,他让我在粮站,协调社员和粮站关系,统计卖粮户数和卖粮斤数,及时传回队里,他好根据情况做好后续工作。 我跳上队里的一辆卖粮拖拉机,在车帮子上坐了下来。司机说,不想去找二丫头女人的话就朝里面坐一点。我像吊在半空的施工员,不由得拉紧了腰上的安全带。
二丫头并不是女孩,因为他说话一副娘娘腔,又爱针头线脑的,还会打毛线,织围巾,缝补浆洗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我们都叫他二丫头。去年午征期间,二丫头女人卖粮回来,带着胜利的喜悦坐在车帮上,进村时,司机为避让一头撒欢儿的牛犊,向一旁猛打方向盘,结果把坐在车帮上的二丫头女人给甩下了车。按说当时车速不快,摔得也不重,可问题是,她的头撞在了一块石头上,而那石头是质地坚硬的三角石,结果就坏事了。
我去找二丫头女人,那二丫头还不把我砸扁喂狼去。我嘴上这么说,屁股下暗自用力蹭进车厢中间。
土地是忠实的,土地里讨生活的人梦是踏实的。脚踩在土地上,就拥有了四季,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可以种出各种各样的梦来。
即使是梦,也是缤纷的。听说法律自考大专文凭可以报考律师,那次,兴奋的我一夜未睡,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赶头班车到县城。报名处并没有我想象得那样人挤人,当我拿出红彤彤的自考毕业证书说自己是来报考律师时,报名处的那位漂亮的女工作人员,带着甜甜的笑容,问我,有单位证明吗?我愣头愣脑地说,考试还要单位证明啊?那位漂亮的女工作人员又笑了,很迷人的。没有?没有我就帮不上你了。她不无遗憾地摇头叹道。
看着她白净修长的手指递过来,又收回去的那张报名表,我的目光中恨不能伸出一只手,把那张表夺过来!我不想就这样轻易地放弃这个机会,我磨蹭在报名处,趁她不注意,一把抓过那张报名表,她惊讶地看着我,嘴张得一点都不协调:咦,你干吗?
我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不就一张表吗!
是一张表,你当然觉得没什么好看的,可它对我就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它关系着我的前途命运!
我在心里这么想,但嘴里没有跟她说,我想说了她也不明白。
我拿着报名表,整个人都在颤抖。我仔细地看了又看,就像一个饥不择食的孩子,看着面前摆放一盘色香味俱佳的烤鸭,伸手去抓时,却被一只有力的手打了回来,并不顾孩子的感受端走烤鸭说是给客人吃,那孩子待在那里,舔着手指,回味着它的香味,久久而不肯离去。
我一个农民哪弄单位证明?再说了,我有单位了还这么劳神费心地考律师干吗?
劳动是饭,看书是菜,有饭有菜,生活才有滋有味。
单调的农活,枯燥的生活,因为有书的相伴而摇曳生姿。我还像以前一样,仍然坚持干活时,把书带在身边,休息时就拿出来看;寒天打折子、编苇席,把书放在一边,边打边在心中默背书上的内容;夏天放牛仍然手不离书;吃饭的时候把书放在饭桌的拐子上看;有事没事,身上总要带本书,有机会就拿出来看。如果哪天没有看书,总感觉有件事没做,即使躺到床上,眼睛黏糊,也要爬起来,抱本书在怀里,这样睡得才踏实。
人生有了奮斗目标和努力的方向,所以,再苦,也感觉生活是有奔头的。因为生活有了奔头,再苦,也就不感觉苦了。说来说去,虽然困难一大堆,但目的是为了改变生活,实现理想。为的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这样,清苦的日子里也就掺进了几丝甜甜的味道,苦中有甜,甜中有涩,涩中还泛着酸,像坡上的山里红,愈品愈叫人心醉,如同坐在暖炕上品一坛陈年女儿红,醇醇的,让人陶醉。
当落日西沉,我会站在夕阳里一边静静地咀嚼着生活中的那些困难事,一边憧憬着未来。一想到未来和自己的人生追求,那些生活中的困难,也就像天上的云一样,又轻又淡了。
村里治安主任周广明是我的好朋友。他常到我家来,和我一起探讨一些生活中的法律问题。他常把工作中的一些矛盾纠纷拿来让我给他找一些处理上的法律依据。这不,我还没丢下饭碗呢,他又到了,我知道他准是遇到什么解不开的事了。因为平常这个时候他是不会过来的。果然,屁股还没沾到板凳上,就把话头理开了。
李爱明和张加山两家是多年的老邻居了。前段时间接连下雨,李爱明家院内的猪圈粪便一时送不出,汪在院里臭烘烘的,就在院外自家的地上开挖了一个粪池,这下方便了自己却坑苦了张加山。
说来也怪,自从李爱明的粪池挖好后,张加山家就没过过一天的太平日子,不是大人发烧,就是小孩拉肚。张加山急了,找来先生一看,原来是那个粪池的问题!
开始,张加山没有声张,而是背下里找到李爱明商量,想让他把粪池平掉。没想到老李这人不信那套!而且还来了拧劲,你越信那套,我就越不填,看你老张能把我怎样?张加山说李爱明不通人情,便找村干部处理。
为这事,周广明和村支书、村主任去处理了几次,一点进展都没有。双方是扁嘴鸭子圆嘴鸡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李爱明就说自己是在自家地上挖的粪池,与他张加山毫不相干,张加山这么做完全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没事找事,有意挑起矛盾。并再三向村干部强调,他这是封建迷信思想,你们应该批评才是,而不应该助长他这种封建迷信思想!张加山也不示弱,说你李爱明,看你怪忠厚的,做事一点都不厚道。你在我家山墙下挖粪池,这不明显是在坏我家的事吗?自从你家粪池挖好后,我家大人小孩没过过一天的安宁日子,不是大人今天头痛,就是小孩明天肚痛。你李爱明安的什么心?你李爱明不把粪池填上,我就跟你没完。
这事把村里闹的,一时半会也拿不出个好的处理办法,又不愿把矛盾上交,相对于村里来说,这毕竟是家丑。刚才,周广明和支书、主任在他们两家调解了半天,一点结果没有。一出门,支书就特地吩咐周广明过来找我,看看法律上是怎么处理这事的。
我让周广明详细介绍了李爱明家粪池的坐落及相关的一些情况,随后告诉他如何处理。周广明去了没多会儿工夫,就回来了,还没进门便嚷道,老弟,看来你法律没白学,我按照你讲的意思和李爱明一说,他犹豫了一下,说既然法律这么说了,我填!
我当时告诉周广明,根据《民法通则》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相邻排水、通风等关系;相邻一方在自己使用的土地上挖水沟、水池、地窖等或者种植的竹木根枝伸延,危及另一方建筑物的安全和正常使用的,应当分别情况,责令其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李爱明的粪池虽挖在自己使用的土地一侧,但它不仅妨碍了相邻人张加山的正常生活,还危及张加山房屋的安全。
当李爱明听周广明这么一讲,思量了一番,觉得自己悖理,就回家拿锹把粪池填上了。
周广明这人周条都好,就是嘴巴不牢。一个大男人家,一顿几碗饭能盛下,却盛不下几句话。芝麻粒大点的事放心里都搁不住。这事从他嘴里还没咽到肚里呢,就在全村疯传开了。他还添油加醋地给我架黑势,说我不仅精通法律知识,而且还会运用法律来处理问题。
经他这么一指点,好了!我是想收都收不住。村里的人只要遇上了法律问题,他们不找村里,不找乡里,专找我。什么订个合同、签个协议、写个诉状,土地承包、婚姻纠纷、经济赔偿,只要跟法律沾边的,没沾边的,不管你能不能解决都来找我,问我如何处理,让我给他们支招儿。我在这方面花了不少精力,而我也很乐意。因为我在给他们无偿提供了法律帮助的同时,感到自己的知识也在不断地增长,也为自己能用学到的知识给大家提供帮助而高兴。
日子像看书一样,一页一页地翻过,地里的庄稼在妻的精心侍弄下,一年一个收成,闲暇之余妻子料理家务,我照样捧个书看,一晃几年过去了,一九九七年的春天,我在下田劳动的路上,拣了一张旧报纸,而就是这张旧报纸,翻开了我人生新的一页。
吃过早饭,我和妻子扛着锹锨,提着稻籽去田里下秧。出了村头,我看见路边有张废报纸,我本不想拣的,但它被风吹得在地上像驴打滚儿似的,还伸长脖子嘶啦啦地叫,我有点不耐烦,走过去,像薅秧草似的一把薅起来,撂进盛稻籽的筐里,没走两步,又被风给刮了出来,向后飞去,我紧追几步,上去一脚踩住,小样,看你还往哪儿跑。妻说你快点呗,这么大个人,怎么跟一张报纸过不去,再磨蹭一会儿去迟了,今天的秧就育不完了。我说,哎,就来。我把报纸再次放进筐里,用稻籽压上,赌气似的说,看你还跑不。
正垒着秧炕,突然,我感觉肚子胀胀的。找了一番,没找着手纸。妻说,懒驴上磨尿屎多。我没理会妻子,顺手抓起筐里的那张报纸,蹲进旁边的菜籽地里,并悠闲地打开报纸。当翻到第二版时,我的眼睛直了。我说朝霞你快过来。朝霞是我妻的名字。妻说什么事,大惊小怪的。我说你哪那么多废话哩。叫你来,你就过来!好像我要害你似的。妻不情愿地凑了过来。嘴里还嘟囔着,再耽误,今天的秧就育不上了。我说到底是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你看!我把报纸往妻的眼前一递。
在这张报纸的第二版上赫然刊登着本县招考国家公务员的启事。
妻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说那又怎么样,你一个农民,又没资格去考。我说,“错,这次没有身份限制了!”妻说是吗,我说启事上写着呢,那还有假!妻说那还不报考去?我低下头。妻说你怎么不说话了?我说,我怕我考不取。妻毫不犹豫地说,你行的,你行的!经妻这么一说,我像真的考取了似的,激動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妻子说裤子,你的裤子!我低头一看,自己也乐了。只顾高兴,竟然忘了裤子没穿,就站起来了。
那些天,我高兴得像头撒欢儿的小牛犊子,见人总是笑呵呵地打着招呼。哪儿人多,往哪儿钻;哪儿热闹,往哪儿凑。
妻子说,八字还没一撇哩,瞧把你跩得跟鸭子似的,没一点正经相。
我眯着一双小眼,认真地说道:“八字有撇没撇我不在乎,关键的是,我们农民也可以和那些吃商品粮的‘公家’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考公务员,当国家干部了,这是咱农民的幸事!咱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你说,咱能不高兴吗?”
妻无奈地摇摇头:“真拿你没法子。”
五
记得当初媒人把妻子领到我面前时,我也记不清是第几次相亲了。我对相亲早已失去了当初的那份激情和信心,所以我和她见面后,就直奔主题,告诉她说,我家很穷。我想她听了这话,一定会像以前那些姑娘一样,对我非常友好地说声拜拜,便飘然离去。曾经,我望着那些离去姑娘的背影,怅然若失。迷离的目光恨不能望穿重洋,期盼她们能回眸一笑,而她们走得却是那么地决绝和不屑一顾。
这次我想个性一下,不等她说拜拜,就先抬腿走人,也把她晾一回,看她心里是什么滋味。
所以我在说完那句我家很穷之后,不等她回答,就迈开步子向外走去,刚走了两步,就听身后媒人急道,你不慌走,等一下!
我像抽风似的吸了口气,一厢情愿地认为“莫非她同意了”,我的心突突狂跳起来。
可一回脸,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媒人被她叫到一边。
我很生气,你不同意直说好了,何必拐弯抹角的,我又不是第一次被拒绝了,伤心地觉得自己没脸见人,躲在家不吃不喝的,一个星期没敢出门,急得父母差点赴了黄泉路。
经过N次的伤害后,也就无所谓了,我也不再像第一次那样犯傻跟自己过不去了。
一会儿媒人过来了,喜笑盈盈地告诉我说,德斌,这事是这样的,刚才她不好当面说,所以把我叫到一边……我打断媒人的话,你不用说,我知道了。你知道了?媒人疑惑地说。我点点头,肯定地说,嗯。媒人惊呼道,你真聪明。我抢过话头说,就是笨蛋也知道她不好意思当着我的面说不同意,所以才把你叫到一边的,是吧!我提高了嗓门,心里的不快一吐而出。心情一下子舒畅了起来,仿佛那么多次的委屈在这一刻全都倒了出来,心中从未有过的畅快。就在我扬扬得意之际,却看见媒人脸色像一块乌云!并且越发凝重,凝重得都能拧出水来。我这才感觉出什么地方不对头,还没等我想明白,却看见一旁的她红着脸跑了出去。我好像明白了,也蒙了。媒人气恼地说,我原来认为你很聪明的,没想到你喝了那么多的墨水,都灌到阴沟里去了。还不快追去,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公务员考试报名时间是在抢收抢种抢插的“三夏”黄金落地时节来临的。从报名到考试一个月的时间,也是我们这里农活儿最集中,农人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报还是不报,报,就得复习迎考,就会错失满地黄金;不报,可以说,这么多年的努力就为这一天,从骨子里讲,我不想也不愿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遇。 柳叶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她听说我报考公务员之后,特地托她在省城工作的同学费了好一番周折才买来的,然后又托下乡调研的同事转送给我。
七亩地的麦子收上来,放了满满一大场,只待第二天脱粒,脱完粒,午收就结束了,一年的口粮和家用就不用愁了,妻子的脸上露出了即将迎来胜利的喜悦,可还没等妻子的笑容舒展开来,就跟烤山芋皮似的僵住了。
屋里的空气仿佛静止了一般,我坐在窗前神情专注地看着手中的书。突然,一道强烈的光线划破天际,还没等我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听“咔嚓嚓”一个响雷。我当时就晕了。
西南方,黑压压的乌云在狂风的吼叫下,向这边没命地逃窜而来。
糟了,要下雨了!我丢下手中的书,拿起一把叉就往场上跑!刚到场边,妻子拦在我面前,非让我回家看书。我说抢场要紧!妻子说看书也要紧!我焦急地说,你也不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谁还有那份闲心思去看书?先把麦子抢起来再说!妻子推开我说,粮食是重要,但看书对我们来说也重要。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这对你是第一,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机会。粮食,这季收不到,咱下季再收,下季收不到,还有明年。耽搁了这场考试,也许你这一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更何况现在只是变天,还没有真正下雨。我火了,如果真落下来就迟了!如果真落雨了,你也……她没有说下去。我知道她要说的是,如果真的落雨了,你也不许来!但她没有这么说,而是改口道,要是真的下雨了,到时候再说!因为她知道,硬赶是赶不走我的,所以她想先把我支回去。说完,妻子义无反顾地走进场里。
满满一场麦子,妻子站在当中,只露个头和肩。她奋力地将一叉叉几乎比她身体还要重的麦子举过头顶,堆放在场的一角。面对那么大一场麦子,妻子真像蚂蚁搬家,不知要搬到何时才是个完。但妻子忙而不乱,坚毅的脸上是满满的笃定,我知道那笃定是来自她内心的希望,并催生了她的勇气和力量。
我泥塑般地站在一旁,看着妻子瘦小的身子在一大场麦子间忙碌个不停,我的心像被麦芒扎的一般,颤个不止。转身,悄悄离开叉、耙、扫帚的战场,走进悄无声息的房间,面无表情地捧起书本。
已是后半夜,我醒来身边仍不见妻子,浑身一激灵,急忙披衣起床到场上看个究竟。
场上静悄悄的,只有那矗立如山的麦垛在诉说着它主人的辛劳。
六月的天气是多变的脸,刚才还阴云密布,狼烟四起,现在已是皓月当空,静若处子。满场看不到妻子的身影。我的心里更加焦虑。当我走进麦垛,看到疲乏不堪的妻子躺在麦垛旁睡着了。夏虫的鸣叫像一首舒缓的轻音乐,伴着妻子匀称的鼻息,流淌在这月色撩人的夜晚。空气中弥漫着麦香味儿。深深地吸上一口,倍感舒畅。我和衣躺在妻子的身旁。妻子翻了个身,她不经意的手触到了我的皮肤,我不由地发出“咝”的一声,妻说怎么啦?我赶忙回答说是不小心被麦芒扎了一下,妻“哦”了一声又睡了。
妻子的手裂开的一个个口子,像锯齿一样,拉的我皮肤有种灼痛感。
妻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妻的父亲我的岳父是他们那个村的村主任。父母像宠龙蛋似的金贵着。妻在出嫁前不知道她家有几块田,在哪儿。跟我结婚后第三天,在村人一片不理解的议论声中,扛着农具领着我下田干活了。
妻跟我结婚是她那个爱多事、更爱贪小便宜的门下姐姐介绍的。她姐姐长得跟明星似的,四十多岁三个孩子的母亲了,看着就像二十多岁的姑娘,和她女儿去赶集,集上的人都当她们是姊妹俩,常把她女儿叫成姐姐,把她叫作妹妹。她姐姐为姑娘时,一心想考艺校,中考时感觉考得很好,分数下来时离分数线差了一大截子,又复读了三年,一年比一年差,后来才听说,她和一个干部家的孩子谈恋爱,那干部家的孩子没考取学校,去部队当兵提了干,也就毫无理由地和她吹了,让她白等了一场,嫁给了现在的男人。
因为是姐,所以妻很相信她,因为相信她,也就相信我,这当中也就省去了一些程序。比如说深入调查这个程序。大凡女儿家找对象,都要事先对男方打听一下子,就是要了解一下男方的人品是否端正,有没有鸡鸣狗盗的勾当,以及家庭条件好坏,就是家里的光景怎么样,日子够不够过等等。就是这些看似可有可无的程序,害得妻嫁给我,用妻的话说是跟我一起“看风景”。其实也没别的什么,就是我那透风透亮的黄泥茅草小屋,在晴天的晚上,躺在床上可以看到外面天上的星星。妻感觉很有意思,房屋四面透风,上面可以看到星星,倒像天井似的,极大地调动了妻的想象空间。于是,妻给这间小屋起了个名字,叫“风景屋”。如果她当初像做论文似的,做一番深入的调查论证,然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我想我俩就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因为谁会心甘情愿地在“风景”屋里看“风景”呢?当妻嫁到我家后,才发现,理论和实践的差距是有多么大,才知道我并不像她姐姐在理论上说的那么条理清晰。要说清晰那就是我穷得倒是像水洗的一样清晰,没有一丝的瑕疵。
其实,穷,也没什么说头。因为那个时候穷的也不是我一个,但人家穷,人家能安下身劳动,而我却一有个空子就泡在书里,这就是自不量力了。我们这里有一句俗语,叫吃喝嫖赌论家什。看书也是如此。当然,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你看书,别人也说不出什么。可你走出校门,踏入社会,那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是上班一族,人家会说你好学上进。你是富家子弟,人家会说你儒雅有加,绅士风度。但如果你穷得连锅都揭不开,连裤子都没有的穿,还捧个书不放,那就是要饭的拄个黑漆棍,不般配了。可我這人还就一根筋,不仅看书,还自以为是,并假啯跞啯地报名参加了自学考试(假啯跞啯是我们这里的土语,意思是装模作样)。以至于因为看书而误了庄稼,误了我那四季般的青春。别的不说,就说我到了结婚的年龄却找不到对象。人家说嫁给这样的人,就等于嫁给了少油无盐的白开水,还不如和书结婚算了。想想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假如那个时候我把用在看书上的精力都用到种田上去,指不定我就是个种粮大户万元户什么的。又倘若我把这些精力用来钻研一门技术,哪怕是钻一门养土鳖的技术,保不住也能搞个养殖能手什么的头衔也未可知。亦不至于弄到连老婆都讨不到的地步吧。要不是妻的那个爱占小便宜的“明星”姐姐收了我家老头子两袋山芋干和一只自产的红冠芦花草公鸡,与我们形成坚不可摧的统一战线,备不住我到现在还是个快乐的单身一族呢。 那天,父亲去到妻的堂姐家央求她为我提媒,他老人家站在妻的堂姐家门口犹豫再三。外边的西北风刮得呜呜地叫,父亲记得好像不是走进去的,而是西北风推进去的。
妻的堂姐就坐在當门的凳子上,可能刚吃过东西,正用火柴棒子剔着牙齿。见父亲来了,也没站起来,也没说让父亲坐下。父亲就那样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那情形,尴尬的父亲就像不是在为他儿子求亲,而倒像是他老人家第一次面对心仪的女人,想说爱,又怕被人拒绝,不说爱,又怕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他老人家就那样局促不安和难为情了好一阵子才说,他表姐,父亲称妻的堂姐为我的表姐。农村就这样,都是老户人家,丝丝连连的,叙起来都是亲戚。其实呢,八竿子都打不着。你看,你表弟厚道也老大不小的了,到现在还没个对象。看在老亲四姨的分上,拉把你表弟一把,给他找个对象。条件呢也不要求多高,只要下雨能知道往家来就行了。妻的堂姐眼皮都没抬:“不是我说他,就你家那宝贝疙瘩,除了超凡脱俗的仙女能看上他,别的他也看不上啊?”父亲像被谁猛抽了一巴掌,脸上火圪燎燎的。
父亲是有个性的。有次,生产队玉米地的玉米少了一棒子,正好父亲从那块玉米地旁经过,有人便告发生产队长,说是父亲掰的。父亲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他提了那人的脖领子,像提小鸡似的,来到队长跟前,说,不把事情说清楚,就叫你满地找牙!那人吓得当时就尿裤裆了。
孩子再没出息,那也是父母的心头肉。你当着人家父母面说他孩子的坏话,会比拿巴掌当众抽人家脸还让人难堪。但今天,父亲没有了个性。他脸上一岭一岭的青筋疙瘩也慢慢地舒展开去,并立马转为讨好的笑容。“都怪我教子无方,他表姐你还要多担待些。”说话间父亲变戏法似的从外面扛进两袋山芋干和一只芦花大公鸡。
提起那只芦花大公鸡,我至今都感到惋惜。那是我家养了多年的正宗草公鸡。家里无论多困难都没动过它的念头。父亲提出要用它去做条件,求人为我做媒时,我们都舍不得。母亲还流了泪。不过家里实在也没有能拿得出的东西了。唯一的还有一条狗。你总不能拿狗去求人说媒吧。
平时芦花公鸡凶得很,一般人近不得它。那天父亲捉它时,它却温顺得像个听话的孩子,这更让母亲和我们为芦花公鸡伤心。我说不要媳妇了。父亲说,傻话。提着芦花公鸡转身走了。我看见父亲的眼睛里好像汪着水。
芦花公鸡没有喊叫,更没有挣扎。它的眼里却留念着不舍之神。
看着两袋山芋干,尤其是那只芦花大公鸡,妻的堂姐脸上有了愠色:“表叔,这么客气干吗,搞得跟外人似的。表弟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表弟他一表人才,又有志向,谁个姑娘跟了他,那是她的福气。”
七
考试分数下来时,我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赶到县城的人事局。其实,从我家到县城也就五十公里,但那路一段是水泥路(哦,千万别误会,我说的这个水泥路是雨水和泥土的混合物,而不是钢筋混凝土的混合物),一段是沙石路,那车行驶在上面就像个喝多了酒的醉汉,前仰一下,后合一下,左摇一下,右摆一下,像过山车似的,让旅客,尤其是女客,不时发出阵阵的尖叫。
下了车,我脚不沾地向人事局跑去,见办公室门敞着,我没打盹儿就往里进,结果,出事了,我一头撞在正准备下班的工作人员怀里,她一把逮住我的手,连声骂我耍流氓,硬把我往公安局拖!我吓得一边道歉一边说明来意,当我报出名字时,她的眼睛睁得特大特圆,你真叫这个名字?我不解地看了看她,我说,对,我就叫这个名字,难道还有冒充的吗?再说,我这名普通得就像地里的一棵麦子,也没有冒充的价值呀。她说你身份证带了吗?我说带了。她说拿来我看看。我为了撇清自己不是流氓的嫌疑,赶紧掏出身份证送到她手中,她拿到身份证,笑了。这时我才醒悟过来,坏了,看这阵势,我今天摊上大事了!身份证都被她要去了,把柄在人家手里攥着了,我浑身是口也说不清了!我突然想到柳叶,对,柳叶在县委办工作,她们或许能认识,我请她出面帮我一下,但估计这个时候柳叶也应该下班了,我到哪儿去找她呢?正在我胡思乱想时,只听她说道,你真厉害!我说我是瞎撞上的,不是有意的。那说明你更厉害,她说你瞎撞都能撞个第一。哪天请你来给我们单位的年轻人讲讲你是怎么学习的。她无奈地补充道,现在的年轻人一提学习就打哈欠。
什么,你考第一?
“啵!”妻上来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哎哟!”
妻说你牙疼?
我捂着嘴说,我脚疼。
妻往我脚上一看,也乐了。
原来她一高兴,竟忘了手里还拿着把锄子,她一松手,正砸在我的脚背上。
这下好了,我可以不用干农活儿了。
我倒剪着双手,兴奋地在院子里踱着方步,想着我上班时是什么感觉。于是我设计了N个版本又都被自己否定了。
我决定把小朋找来,向他了解一下上班是什么感觉。
小朋这家伙命运不错。首先是被他们村主任选中为乘龙快婿,接着安排到他们村小学当了代课老师。但小朋凭着实力考取了师范进修学校,现在是他们村小学校长了,他经常接触职场中人。
瞧你这记性,妻说,小朋被选拔去地区党校培训了,你难道不记得了?
对了,我这一高兴竟然把他去党校培训的茬儿给忘了。据小朋说,这次培训后,他可能不教书了,到乡里当秘书,这是他老丈人告诉他的。乡里当初选拔他去培训,乡里书记就跟他老丈人说了这个意思。
上班是什么滋味呢?我在心里一遍遍地规划着。逢人便说我要当公务员了。公务员你们懂吗?就是当国家干部。我说等我上任了就请你们吃饭。
我计划着把全村的人都请来,摆它个三场子。对了,谁都请,就是不能请小三子,因为他曾经背地里说过我的坏话。不对,还是请吧。我心胸应该大点。要不,人家会说我小肚鸡肠的,连一点胸襟都没有。对,还是请。然后再请县里的京剧团来唱上个三天三夜,好好地庆贺一番。
临去面试的那天,我把妻子叫过来,跟她指示:你买挂一百响的大鞭炮。妻说干吗?我说你真是木瓜一个,还用问吗?你带上些人到村头去迎接我。你看到电视上那些状元衣锦还乡的场面没,就按那来。妻说那你要没面试上呢?我说呸呸,你个乌鸦嘴,我怎么会面试不上呢。妻子说,我是说万一。我说没有万一,只有一万。妻见我态度坚决,就不再和我争了。 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对,叫计划赶不上变化。都是什么狗屁的面试,眼看就要成功了,却让面试给试丢了。我想文化考试我第一,那是铁板钉钉子,鐵定了的事。真没想到,这面试让我败得一塌糊涂。面试场上,我就像一只不会游泳的旱鸭子掉进水里,干扑腾就是上不了岸。后来我总结了一下,主要的原因是我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农村,知识面不够广,随机应变能力和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差。还怵场。面对考官的发问,头脑茫然一片,不知从何答起。结果,想了那么多,一开口,说不到两句就没话讲了。
当晚,妻子满怀喜悦,到村口迎接我。夕阳映在她的脸上,衬出她难抑的欣喜。我真恨不得地下生个缝隙,一头钻进去。不知她知道了结果会做出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来,那村口可有一大捧眼珠子在看着呢。还好,幸亏妻子没有按我说的拿着鞭炮来迎接。要不我会死得跟鱼似的。我想从旁边岔过去。但终究没能逃过那一大捧眼珠子。他们就像蜜蜂发现了花蜜,一窝蜂地飞了过来,将我团团围住:“哟,当上国家干部了,就不认我们了,是怕我们的穷气沾到你小子身上吧?”“你这就不够意思了,亲向亲,邻向邻,那包青天还向着合肥人呢。你才穿几天的有裆裤子啊,就不认乡里乡亲的了?”我的心情烦透了,真想大声地骂他们几句而后快。但我不能那样,乡亲们也是一片好意。于是我说:“哪里,都是误会。我想岔过去方便一下,并没有躲着你们的意思。”“哎,这就对了。走,到你家喝酒去。”“喝酒去!”大家应声附和着。我苦笑着:“好,好。”只想尽快脱身而去。正好妻子走了过来:“难得大家的关心。赶了那么远的路,让他先回家,改天请大伙去我家喝酒去,啊。”见妻这么说,大伙也就散开了。
八
天渐渐地凉了,忙碌、喧闹了一年的土地,这时候沉默了下来。
这年的冬天好像来得特别早,初冬就飘起了雪花。在洁白的雪花里,迎来了第二次公务员招考的消息,一年两头考,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托起一捧雪花放在胸前。雪化成水,一滴滴地落到地上,化开一块块积雪,雪水汇聚成一条小溪向更深处渗透。
头昏、耳鸣、视力模糊的症状也伴随着紧张的学习不期而至。母亲听人说菊花可以明目,枸杞可以补身,便经常到离家三四里的地方去采摘野菊和枸杞熬水给我喝。那天,母亲冒着刺骨的寒风又走了。我说天太冷不让她去,母亲说没事的。
头天下了一场雪,大地银装素裹,阵阵寒风卷起地上的雪花在空中飞舞。不一会儿,就将雪地里行人的眉毛、头发染上一层霜,并很快结成冰凌子。被雪打过的菊花蔫蔫的,缩成黄褐色的一团,暗淡无光。而雪后的枸杞显得分外妖娆,在雪地里红得格外醒目,像一颗颗尊贵的红玛瑙,浓艳欲滴。
沟边,一株枝繁干壮的枸杞上挂满了果子。母亲走过去,把脚在沟沿上试了试,认为站稳了,便伸出手去。摸着糖球般的枸杞,母亲脸上露出糖球色的笑容。就在她满心喜悦欲将那串枸杞收入囊中时,母亲的眉头猛然一紧,坏了。
原来,母亲站的那块土疙瘩因雪结冻,现在被太阳一照,气温回升,冻开始融化,那块土疙瘩变得松软起来。母亲站在上面又加快了它融化的进度。就在母亲用力摘枸杞时,它再也承载不起母亲的重量。母亲感到脚下一松,滑进了深深的沟里。还好,沟里只有浅浅的一层水,要不,母亲可就惨了。就那,鞋子和裤角全湿上水了。母亲打了个长长的寒噤。身上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回来时,母亲高兴地把枸杞送到我面前,让我看她采的又红又大的枸杞。可我却分明听到母亲冷得直打牙巴鼓的声音。头发和眉毛上的冰凌花,在屋里融化,冒着热气。裤脚还在滴着水。母亲怕我伤心,装作上厨房的样子,悄悄地把两手放在一起搓了搓,又用嘴对着手呵了两口热气。
当冬天悄悄谢幕,春天登场、燕子南归时,我接到了公务员录取通知书!
热情、淳朴的乡邻们来了,他们用最古朴的话语表达着心中由衷的祝福。詹新云、汪小三他们也来了。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厚道的庄稼人,不藏心眼儿,不玩心计,没有城府。他们提着酒,拎着菜,祝福的话语像竹筒里的豆子,噼里啪啦地往外倒个不停。
当初我们就预料到你小子会有这么一天的,看看,我们预料的不假吧!“料半仙”詹新云得意扬扬地说。
你料事如神,那还有假。“三闷吭”汪小三挑起大拇指说。
瞧你生得一副白净面相,一看就是个吃皇粮的。哪像我们,满脸黑黢黢的,像从炭灰里掏出来似的,天生就是跟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小聪明”刘宜昌调侃道。
但此话一出,立刻招来大伙儿的围剿。
跟土地打交道怎么了?咱农民怎么了?现如今咱农民也不比谁差!你别看那些城里人,他们虽然生活得好点,但每天要工作、要创业,一刻也不敢懈怠,他们不比咱生活得轻松。再说那些个下岗工人,指不定还不如咱农民呢。退一万步讲,咱农民还有二亩土地在手里攥着呢,他们从厂里下来了,空攥两个手,一切还要从头来,所以,咱不能小瞧咱农民。
扯远了,扯远了!詹新云说,咱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对对,咱今儿个不说这些,咱今儿个是来喝老弟的庆功酒的!
可不许赖账哦,说好了的,考取要请我们喝酒的。“鬼不缠”邹礼能咂巴着嘴,做出垂涎欲滴的样子。引得大家一阵开心的笑声。
一会儿的工夫,妻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小菜,还有早就备下的酒……
临了,他们还不忘提议放场电影,好好庆贺一下。
(责任编辑 刘月娇)
一
我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那是一九八六年早春,多变的气候像一个造诣高深的书法大师,把“倒春寒”三个字书写得痴狂若醉。
我下意识地拢了拢领口,想挡住剪刀般春风的侵袭,最终还是徒劳。
“真是孬种!”我气愤地骂了一句。在那些无孔不入的“剪刀”面前,与我患难多年亲如一人的贴心小棉袄背叛了我。它像一个漏洞百出的筛子,见到“剪刀”,吓得魂飞魄散,致使“剪刀”们有恃无恐、长驱直入,杀进我的身体,反倒使我成了接上电的筛子,哆嗦个不停,接连打了多个喷嚏。
你再不去,我们初三第一单元的课程就上完了。晚上,柳叶把我约到村东头打谷场上,她说,耽误多了,赶起来就困难了。
月光白得像冰,照在脚下,坚硬得有点硌脚。
父亲出去跑了几天,还没有为我借到十九块钱的学费,他打算明天再出去拼着老脸碰一碰,我估计也是傍晚看日出,越来越黑。
你在想什么,我問你话呢?
哦,我不想念了。
我手插在裤兜里,眼望着空洞得褪色的夜空。
她可能没有想到我会这样说,一时找不出话来。
沉寂,沉寂得可以听到月光落下被草尖刺破的声音。
念书也吃三顿饭,不念书也吃三顿饭,念不念书都吃三顿饭。
那不念书你干什么?柳叶脱口而出。
“其实,”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当个农民也不错,守着二亩地,带着一堆子孙,虽然发不了财,但只要勤劳,起码也不差一碗饭吃。”
我原以为她听了之后会将我驳斥得狗血喷头。在校时,同学们都说我俩是针尖对麦芒,常常因为争论问题恨不能动手掐死对方。不想,今天她没有动嘴,更没有了动手的意思,只见她一转身,踩着草尖上的月光头也不回地走了,只留下一路刺耳的月光碎裂声扎得我像风中的纸幡“嚓嚓”发抖。
天空没有云彩也没有风。偶尔有狗例行公事似的叫上两声,便再没了响动。空气稠得像隔夜的稀饭,板结得让人呼吸不动。天近晌午时父亲从外面借钱回来了。父亲一进门,就将亮光挡在了身后,他本就不白的脸,此时背着光就像锅鳍灰,黑得都快要掉下来了。他把跑了几天才借到的几块钱往桌上一扔:“就这点了,再也借不到了!”随后,一屁股坐在门崴窝上,撞得身后毫无设防的木门掼到墙上,发出“哐当”一声!吓得门旁正在觅食的两只鸡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用诧异的眼神盯着父亲,并咯咯地向父亲吵吵着。仿佛在责问父亲,“怎么啦,啥事发这么大的火,至于吗?”父亲被激怒了,他腾地一下从门崴窝上立起来,迅速褪下脚上两只泛了白掉了跟的黄球鞋,像比赛场上的铅饼运动员,攒足浑身力气将手里的两坨“铅饼”抛向两只惊魂未定的鸡!赛场上的铅饼运动员都是只动手不动嘴。父亲是手和嘴并用,一起发力!只见他嘴助手威,手借嘴力:“砸死你个畜生!”那两只鸡被刀宰了脖子般“嘎”的一声长嚎扑棱着翅膀逃也似的向远处飞掠而去。父亲还不解气,抡起地上的槌衣棒就要砸过去!
“无材无料,就知道拿畜生撒气!”不知是心疼那两只鸡还是不满父亲的做派,一旁的母亲放下手里的活计不满地看着父亲。父亲眼珠子急得都要瞪出来了:“你有材有料!你有材有料去弄钱啊!”母亲说,你看你还像个男人样吗?父亲说,我不像,我不像你像好了吧?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没有大声对父亲说过话,总是唯唯诺诺没有主见的样子。母亲的个子不高,身体也比较单薄。像大树底下的一株小树,细细瘦瘦、弱不禁风,永远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但今天,母亲却没了往日的温顺与和风细雨。她像一头护犊的母牛,明知猛虎扑来,却扬起蹄举起角迎了上去。“我要是男人,你给我拎草鞋都不要!”父亲说:“那你就当没有我好了!”母亲说:“你又不死!你要死了,我保证什么都不要你问!”这句话像一把刀,一把锋利无比的牛角刀,戳中了父亲的软肋!本能使他做出反击!他无需用“刀”,更不需“牛角刀”,那不是男人的做派,一对拳头绰绰有余了。父亲像视死如归的勇士,把两只拳头攥得咯吧吧直响。
“你除了犯六病还有什么本事?”
父亲额头的青筋像浇上盐水的蚯蚓,剧烈地扭动着,在做最后的挣扎。
妈妈,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吗。我不仅暗暗地为母亲捏了一把汗!你这样用言语去激怒他,任何一个男人都是无法忍受的。我在心里替母亲着急。
“呼”的一下,父亲的双拳带着风声挥了出去,我吓得失声大叫,妈妈快跑!
妈妈像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纹丝没动。
我希望奇迹发生,但我想那都是电影上才有的,都是导演编的,现实中没有那么多奇迹。我转过身去,不想看到眼前的一幕,就在我转身的瞬间,却看到父亲挥出去的双拳毫无征兆地落在他自己的头上,手指深深地插进头发窠里,紧紧地抓着头发,手指和头发绞在一起,身子像没骨的蚂蟥,顺着门框瘫坐到门崴窝上,头像一只未成熟的瓜蒌坠了下来。
二
我极不情愿地从父亲手中接过牛的缰绳,冥冥之中,我的人生似被拴在牛绳上,就像我的祖辈们一样,再也走不出那一亩三分地。
不济的时运接二连三,使本就寒薄的家如同阴天驮稻草,越驮越重。那团裹在我们身上的稻草不仅渐趋沉重,而且越来越紧,随时都能让人窒息。
每天,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我就把牛牵到坡上。
坡下的村庄,像一幅画,一幅落满灰尘,没有打扫过的画。村口立着那棵孤零零的老槐树。阳光在树影里,像拄着拐杖的小脚老妪,颤巍巍地挪动着她的三寸金莲。
我躺在阳光里,慵懒地打着呵欠。 想起在学校,从早晨坐进课堂,还没来得及看下阳光,月亮就扯着星星将太阳赶跑了。常常抱怨时光胆太小,被个月亮就赶跑了。现在好了,到处都是时光,再也不用数着它过了。按说我应该像被放在一边的井绳,彻底放松了才是。然而我却感觉是一只盛满水的桶,悬在半空,随时都有跌入万丈深渊的可能。
我表面虽平静得像一潭清水,内心却是波涛汹涌,暗流湍急。看着那么多的时光从自己身边白白流失,心像从刀尖滑过般疼痛,又像挂在草头的露珠,快要被蒸干的虚脱,更像是一艘失控船上的发动机,在茫茫的大海上,发出歇斯底里的怒吼,却因找不到航向,只能随波逐流。于是,我千百次地在心底呐喊,我难道就这样在草尖上滚爬挣扎一辈子吗!
父亲说,村里人,不都是这样一辈一辈过来的吗?
我亲爱的父亲他哪知,关键是我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啊!我不想就这样,像一粒黄土,在某个凌晨被风卷来,在某个黄昏又悄无声息地随风而去。
阳光依旧像个小脚老妪,日复一日地重复迈着她的三寸金莲。
田野空旷而寂静,我的心也被剥蚀得苍白、寂寥。每当看到同龄人背着书包,高高兴兴上学时,我是既羡慕又无奈,唯有望着天空呆呆地痴想。
那天,我丢下牛绳重新背上书包走进教室,老师说你是谁,怎么赶只牛往教室里走?去去,赶紧走开!老师,我是您学生啊!满大街人都喊我老师,然后让他们赶着猪狗鸡鸭鹅的都来班里?老师,我真是您学生!我一看柳叶正伏在桌上写作业,我说不信您问柳叶。柳叶一抬头,好像是逆光看我没认清,她揉了揉眼睛,再次把目光投向我,我忙不迭地解释道,柳叶,是我!柳叶忽然张开嘴:
“牛!牛!牛!”
看她惊惧的眼神,应该是我身后有一只牛冲来,于是我一闪身,坏了,一脚踏空,从教室外的台阶上摔了下去!只看见同伴急急地向我跑来,气喘吁吁地说,你的牛跑到庄稼地里去了!
如同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浑身激灵打了个冷战,我跃起身向田里跑去,当我跑到田边,生产队看青的先我一步赶到,把我的牛牵去交给了大队,结果被罚了款才把牛赎回来。
毒辣辣的太阳把通向田间的生产路晒得扭成一条鸡肠子,原先在“鸡肠子”上玩耍的蚂蚱被扭动的“鸡肠子”甩进了路边的草丛里,痛苦地哀号着。稻谷地里的稻草人此时也软塌塌地垂下长袖善舞的一双手臂,一群麻雀在不远处佯攻了一阵,终于没了耐性,一起鸣叫着赴死般扑入稻谷田里。
小朋是我辍学后结识的为数不多的好朋友之一。他的家在另一个乡,与我相距十来里。那年高考仅一分之差而名落孙山。他本想复读一年再考,但弟弟妹妹都在读初中,家里收入就那么点。而他一个人的上学花费超过弟弟妹妹两个。那日,父亲把他们兄妹三个叫到一起。父亲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吐得满屋子烟雾缭绕,像残败的战场,狼藉一片。
好久,父亲才张嘴,娃儿啊,你们就像结在父亲身上的桃子,摘了哪个父亲都心痛啊!接着父亲又闷头抽了几口手中的烟袋,大大地喷出一口烟雾。浓重的烟雾再次模糊了父亲古铜色的脸庞。他咳嗽一声说,可父亲没能力供养你们三个了,不得不下狠心摘青桃了……父亲说不下去了。
小朋明显听出父亲发涩的嗓音,那是强忍着痛苦发出来的。他看看还不太懂事的弟弟妹妹,说,爸,您常教导我们,三十六行,哪行做得好都不缺一碗饭吃。我也是这么想的。爸,所以,我想好了,下来当一名农民,帮您和妈妈做事。至于弟弟妹妹还小,让他们念吧。我大了,再说我也不想念了。后边这句话是小朋强忍着内心的悲痛说出来的。他略微顿了下,又倔强地说道,只有念书才能吃饭吗,中国那么多农民,不念书也照样生活,不也挺好吗!小朋感到嗓间梗着一团东西,他硬生生地将那团东西咽了下去。因为小朋看到父亲眼里窝满了泪水。
就这样,小朋放弃了复读,在家帮着父母干农活儿,照顾弟弟妹妹上学。平日里,小朋没事就爱好写写诗歌,抒发心中的感受,常有豆腐块登在报上,飘着诱人的香味。我也好舞文弄墨,不过没他那么幸运,几乎没有一篇成为泼墨飘香的铅字。许是同病相怜或是志趣相投,抑或惺惺相惜吧,总之我们很聊得来,一来二去,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不交学费,不用上学,不受任何限制,只要报名,在家自学,考完全部课程合格,发给国家承认的大学文凭,享受和国民教育同等学力待遇。”
看着小朋夸张得有点变形的脸,以及,那张像卷扬机吐豆子般不停搅动的嘴巴,没等他说完,我就把手搭在他那黑黢黢的脑门上。
怪了,没发烧啊!
小朋见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两眼瞪得跟个铜铃似的,说,你不信?这可是国家规定的,正规的自学考试。文凭硬着哩。不信,不信我也没有法子。
我说我信。
小朋笑了。像泼到白纸上的红墨水,由里而外洇出来。
这么好的事,你自己怎么不报啊,还朋友哩,就是傻瓜也知道你这分明是在拿我穷开心!
天地良心,天地良心!小朋说,我这可是一片好心啦!
好心?我说你省省吧!
你!……小朋被我气得一时语塞。好,好,我是吃饱撑的,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没人让你管,你是自作多情。你要是沒事,我还得放牛去哩,没工夫跟你闲扯淡。
我自作多情,你就等着吧,你会后悔的!小朋弯腰捡起一粒石子向远处掷去。
天像个锅似的,扣在村子的上空。我很想知道锅外面的世界,但我被牛绳拴着,挣不脱。并已慢慢地习惯了被牛绳拴着的感觉。村里的人也都习惯了在锅底下的生活,他们并不关心锅外面的世界。因为这对他们的生活好像没什么影响,就像是左手握右手,没有什么感觉了。
偶尔,有人骑辆自行车从村里经过,总会有一大群孩子追着看稀奇。
小朋讲得那么玄乎,叫我怎敢相信,在这么一个鬼地方。不过从内心深处讲,我又希望他说的是真的,因为这也许是我实现大学梦的一个机会,便暗暗留意和悄悄打听有关自考方面的情况。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你热切盼望得到的东西一下子得到了,第一反应不是喜悦,而是愣怔在梦中的不切实际的感觉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打探,确如小朋所说,还真有自学考试这么档子事儿,看来,我是冤枉他了。不过,谁让他红口白牙,嘴上没毛呢?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晚上,当一家人围坐在饭桌上,我急不可待地,一口气把这一兴奋的消息说了出来,我想他们听了也会像我一样地兴奋并会祝福和鼓励我报考的,不想却由此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波,并最终导致家庭的分裂。
时间仿佛在瞬间凝固。沉寂,一片沉寂。连先前喝稀饭的吸溜声和吞咽食物的咀嚼声都变得那么恐怖。
窗外,夜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这本应是一个月圆之夜,却因了乌云而变得黑暗起来。天上望不见一颗星星。猫、狗、鸡、鸭,小动物们都已进入各自的窝巢,开始了梦的遐想。偶尔有谁家孩子哭闹的声音和大人训孩子的呵斥声在空气里飘飘忽忽的。
约莫过了有两分钟,三哥说,要不少钱吧!我不假思索地说不多,报一门才两块钱。那还有吃饭、住宿、车费呢?我哑了。我只顾高兴了,一下子没想这么多。三哥又说,考试要学习,学习就会耽误干活儿。我说不耽误的,这是自学。我利用早晚学就可以了。三哥说,我们家的情况不说你也清楚,上哪弄钱给你学习?再说,有那工夫,不如咱们集中精力干几年,等家庭经济好转了,到那时再看。我想说到那时就晚了,话还没出口,三嫂发话了,干了一天活,饭也堵不住你的嘴!我看你是没累得好。这事爸妈都不吱声,让你操的哪门子心,就你能,得罪人不嫌够!三哥想说什么,却见三嫂筷子一放走了。爸爸妈妈看了一下三嫂的背影,又看了一眼愣怔的三哥,叹口气放下筷子,也离开饭桌。
学什么好呢?在选择自学的专业上,着实费了我一番心思。父母大字不识一个,问他们等于没问;问别人,我怕人家嘲笑;再说,村里也没有人了解自学考试的情况。我喜欢文学,很想成为一名流芳千古的文学大师,但打听了所有了解自考的人都说没开考这个专业;我想学习中医,我觉得医生穿着白大褂,气定神闲,像明星一样被人尊崇着追捧着,然而看遍了自考公告,也没有找到中医这个专业;后来,我干脆决定学法律。倒不是因为法律好学,也不是学法律可以争个一官半职,那时的初衷是:感觉法律比较实用,最起码自己遇到法律问题不用求人了,而且也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时的农村,没人懂法律,一遇到法律问题就像生病似的,到处找关系,投门路,真的应了病急乱投医的古话。只是法律这个专业课程太多,一共十四门。小朋问我准备报几门,我说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自学考试,心里没有底,不敢多报,怕贪多嚼不烂,只打算报一门政治经济学试试。其实,最主要的是怕报多了浪费钱,同时也想能最好一炮打响,如果第一次打个哑炮,肯定会影响后面的学习情绪。小朋说也是,我也只报一门。
牛背上的自学开始了,我带上书、笔和纸,边放牛边学习。
为了收集学习用的草稿纸,我在村里捡别人抽完烟扔下的烟盒纸,那个时候的烟盒纸都是软的,没有硬盒的。我把那些皱巴的烟盒纸一张张地理舒坦,集中起来,用母亲的针线,一张张小心翼翼地装订好,放在床席下边压一段时间,等压平整了,再拿出来用。
乡村就像一个新生娃娃,谁家眨巴下眼皮,都会引起整个中枢神经的兴奋。
我报自考的事像七月的风,一下把村子吹得热辣辣的。
村口的老槐树下围着一圈人在抹纸牌、打麻将、摘猴子、吹牛皮,还有那么多在一边看二胡子的。
我牵着牛经过时,他们聚精会神像在听大书,并没有留意到我这位不速之客的造访。
穷得连个窝蹲的都没有,也不知道着急,竟然还有那闲心思看书。“料半仙”詹新云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
要饭的拄个文明棍,怎么看也不适相啊!“小聪明”刘宜昌一脸的不屑。
有那闲工夫,不如背个粪箕去拾两泡粪,上到地里也能多收点粮食,学那东西又不能当饭吃,还白糟蹋钱粮。“三闷吭”汪小三颇有点费解地说。
这也不怪他三哥三嫂跟他分家。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愤憤不平的“鬼不缠”邹礼能还没说完,竟“哎哟”一声,双手反抱住腰部,痛苦地叫道,谁在背后伤人!
这事可真够凑巧的。我的牛经过“鬼不缠”的身后,肋处一群苍蝇叮得它一时性起,甩起尾巴就打。谁曾想,“鬼不缠”的感情太投入,对身后甩起的牛尾巴一点防备都没有,被结结实实地打在了腰眼处。
“鬼不缠”一回头,见是我,愤怒得扭曲变形的脸立马挂上了和善的笑容:咦,都说大树底下好乘凉,这里真是块宝地。我们刚说起你,你就到了。
那个料事如神的“料半仙”,此时瞳孔光芒四射,换了个人似的,抢过话头说,我们正在夸你哩。说你有志气,就是放牛也不放弃学习,将来一定大有作为的!他竖起拇指给了我一个大大的赞。
其他人也附和道,就是,就是。我们都在盼望着你早日功成名就哩,到时候可不要忘了我们噢。说这话时,他们就好像是真的在为我期许似的,满脸的虔诚和骄傲,一点也不为刚才的话感到难为情,或好像他们压根儿就没说过那些话。
不管怎样,我想顺着他们的话,说几句客套词,润滑一下凝固的气氛,可我冥顽不化的个性,这时却像一条闷头拉犁的牛,一根筋往前走,想撇也撇不回头,我强迫自己对他们友好地笑一下,可一张口,竟跟个苦瓜似的,比哭还难看。
他要是能考取,我放场电影!
人家考取了,与你哪根筋疼。
是啊,你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
你看他,一个小放牛的,能尿出那一丈二尺高的尿来?
他要是能考出个名堂来,那大学就应该关门了,让所有的学子回家放牛好了,还上的哪门子学啊,啊?
哈哈……
身后传来他们肆无忌惮的嘲笑和挖苦。
也许他们是无心的,也许他们是真的为我好。其实,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可我却一句也听不进去。他们不知道,我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是那种碰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是那种明知前面是坑也要往里跳的人。 我也知道,人犟损才,牛犟损力的道理。我本身也不是犟人,只是长期面对那种鄙夷不屑的面孔和冷嘲热讽的话语,使我渐渐感到和他们之间没有了共同语言,中间总隔着什么和隐藏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危险,我开始产生了自我保护意识,慢慢地把自己封闭起来,逐渐地塑造了我犟牛的个性。
名是报过了,可上哪去弄书呢?当时的自考,报名时买不到当期的教材,必须提前半年通过教育局预订,不像现在,自考教材和自考辅导资料堆满了每个书屋的书架,满大街地撵着你买,想不买都不行。
我很伤脑筋,要知道,我几乎没有社交圈。认识的人也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知根知底的同村人。我像麻雀觅食似的,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终于打听到浮山中学英语老师杨学礼有这本书。我心下大喜,像久旱的禾苗,迎来了一场透梨雨,尽情地伸展着每个枝节,吮吸着天地的精华。但冷静下来,又不免担心。因为我们没有打过一次交道,仅仅是面熟而已,没有一点把握,但我还是经不住自考的诱惑,决定去碰碰运气,可一见杨老师的面,我就后悔了。
杨老师戴着一副眼镜,学究模样。我深知,大凡这样的人都爱书如命,轻易是不舍得将书借给别人的。不像有的人,在书橱上标榜:“书与老婆概不借人!”其实这样的人不一定真的爱惜书,更不尊重自己的老婆,而杨老师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那种真正爱书的人。
当我忐忑不安、吞吞吐吐地说出自己的意思时,杨老师哈哈地笑了。
我的心像刚出锅的豆腐,被他笑得一颤一颤的,都快散了似的,心想,你不借就算了,还取笑人家,我感到很难为情,脸就像裂开的西瓜,青一棱红一棱的,有一种被嘲弄的羞辱感。
转身准备离去,杨老师止住笑声,一把拉住我,带我走进他卧室兼书房的斗室里。
果然如我所料,杨老师一脸认真地说,我的书,很少往外借,到我这里来借书的没几个。
看来这书是借不成了,唉,真不该来,这不是自找难堪吗?
但你例外,杨老师说,因为他们都不是真正读书的人。说到这,他用信任的眼光看着我,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认定你是个真正喜欢读书的人,书当然要借给喜欢读它的人。说着从书架上拿出《政治经济学》,在手里翻过来又调过去看了一遍,像一位母亲看着自己行将出嫁的女儿,既难舍难分,又为女儿能嫁个好婆家而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然后,他把书中乱了的页码理舒展了,郑重地放到我手里,并让我坐在他的书桌前,向我介绍有关自考方面的情况和学习经验,他说政治经济学这门课,重点就是先把握好其名词解释,定义的理解是学习一门学科的根本,而其他的大段文字都是为了解释其定义而存在的,因此先把政治经济学中的名词解释的定义给重点勾画出来,这是建立框架体系的前提。
可当我独自走进《政治经济学》时,如同我第一次进城一样,找不着北。比如对M表示剩余价值,C表示可变资本,V表示不变资本等以及书中的所有公式竟不以为意,一厢情愿地认为,考试还能考这些东西吗?我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划分学习的重点,结果就放弃了这部分的内容,在通读教材的基础上,专拣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看,对那些自己认为不重要的知识就像扔垃圾般扔得理所当然,扔得毫不痛惜,扔得一身轻松。当我豪情满怀、胜券在握地坐进考场时,傻眼了。三题有关这方面的选择和填空,还有一个十分的问答题:用图表示资本剩余价值,十三分就这样跑了。出了考场,我蔫了,如同挨了一闷棍,恹恹地提不起精神来,以致分数出来,小朋约我到县教育局看分数,我都没有勇气去。
七月,骄阳如火。下午,我戴上那顶掉了沿的草帽,牵着牛悠踏悠踏地正往湖里去,迎面碰上了看分数回来的小朋。我准备绕开他,不想,他却撵了过来。
看他喜形于色的样子,我猜想他一是考得肯定不错;二是来和我“与民同乐”的。说句不客气的话,就是来向我炫耀他的成绩的。
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个滋味来。
小朋走到我面前,我故意把脸扭向一边。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你考得好,我没考好吗?也不至于这么当面削贬人吧!在心里,我恨恨地说。
小朋没有理会我的冷遇,喜滋滋地说:
德斌,恭喜你,六十七分,开门红!
瞧他露着满口白牙,甜不拉叽的味道,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恨不能踹他一脚方才解气。你蒙谁呢?我心说,当我是三歲小孩啊。自个儿考得好孬都不懂啊,哼。
可毕竟抬手不打笑脸人,又何况人家说的是喜庆话哩。我终于忍住没有发火,冷笑一下算是回答。牵着牛继续走。
哎,你别走啊!
他拦在我前面。
我终于被激怒了,大声吼道:不走,不走难道还要让我请你客不成!
小朋见我发火,他倒乐了。说,你还真的要请我呢。
那我就请你吃“红烧狮子头”!我脸涨得通红,提起拳头就要砸他。
小朋说别介,你看!
他举起从包里掏出的一张纸片,说,课程合格证我给你带回来了,难道你就请我吃这“红烧狮子头”,也太不仗义了吧?
“合格证!”我差点失声叫出来。
我的脸在瞬间完成了多个角度转换,由愤怒到尴尬,干笑,激动,感激。
我一把从他手中夺过合格证,看了一遍又一遍。真的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小朋看出了我的心思,意味深长地说,合格证书在你手里,这下总该相信了吧。
真是难为小朋了。他为了让我及时知道考试结果,增加自考信心,特地弯了十来里路把结果告诉我。没承想我竟把他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还差点吃了我的“红烧狮子头”。
去考试时,为了找到一家价格便宜的旅社,我几乎将滁州跑了个遍,腿跑酸了,脚磨出了泡子,最后住在皖东旅社,八毛钱一晚八人间的大通铺。当我被一泡尿憋醒时,天已大亮。
三
八十年代,我们村里还没有电,点的都是煤油灯。这种灯都是自制的,用棉花絮拧成灯芯,废铁皮卷成灯管,把灯芯塞进灯管内,找一个废弃的墨水瓶把灯管插进去,倒上煤油,划根火柴点燃灯芯就成了。在这种灯下看书,稍不留神,就燃着了自己的头发,发出一个个黄豆炸裂的声音和焦煳的气味,拿镜子照下,会发现自己的头上多了一道风景,被煤油灯燎过的头发像一个个逗号,调皮地在额头说着笑话;长时间灯下看书,第二天早晨起来擤鼻涕,都是一团团黑黑的煤油灯灰。没电也就没有电风扇,烈日炎炎的夏季夜晚,土屋里像火炕,蒸得人透不过气来。 吃过晚饭,我把小饭桌搬出来,放在宽敞的屋外。会时不时地有一丝风刮过,火烧火燎的皮肤便有了一丝丝的清凉。
父亲给我拿过一只斗笠,母亲找来一块透明的纱布,披在斗笠上,把我的头和脸罩住,将那些“可爱的”蚊虫拒之“门”外。那些小家伙们附着在纱布上,伸出小巧的舌头,唱着温情脉脉的小曲,引诱我打开“房门”,给它们一个亲近的机会,但让它们失望的是,任它们花言巧语使尽,我却心如止水,对于我的麻木不仁,它们好像早有准备,并且大有“冬雷震震,夏雨雪……乃敢与君绝”的绵绵痴情,附着在纱布上就是不愿离去,但却也拿我无计可施。
母亲伛偻着脊背,为我打来一盆水,让我把脚放在盆里,既可以避暑,又让蚊虫无缝可钻,我捧着书,这样一学就到深夜,书上爬满了小虫子,有时,一合书,一些来不及逃走的虫子就被合进了书里,至今翻开那些书,仍可见斑斑虫迹。
滴水成冰的冬夜,当人们还在梦乡之中时,我便早早地起来看书了,一直到今天,我还保持着早起看书的习惯。
手和脚冻得又红又肿,像铁丝透、小猫咬的一般钻心入腑,母亲默默地从身上的薄棉袄里撕下一些棉絮,找了一块旧布,昏暗的油灯下,神情专注地一针一针,密密地为我缝制着手套,她额头的皱纹像门前那棵盘根错节的老枣树根,在油灯下泛着古铜色的光。
母亲不时地将冻得不听使唤的双手放在嘴上,呵些热气暖暖手,然后继续做。
就初中那么点底子,直接学大学课程,好比没学爬的孩子,一下子站起来直立行走,总会有歪歪扭扭、磕磕绊绊,甚至摔倒也是常有发生的,在学习的过程中,常有一些拦路虎,绊得我鼻青脸肿,尤其是学哲学、形式逻辑、中国法制史这些课程,太抽象了,看过一遍两遍竟不知所云。村子里没有谁能帮助我解决学习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我就把它们一一记下来,过个十来天,去我的母校——浮山中学,向我以前的老師请教。每次去,他们都非常热情、耐心细致地给我讲解,直到我把问题弄懂。像陈宏刚、夏西昌、孙乃海、孙茂平、钱成富、吴善龙等几乎每个老师,在自学的路上都给过我帮助,我许多自考的书就是从他们或者通过他们借得的,他们为人师表、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直感动和激励着我。那次,我去向陈老师请教问题,当时他正准备去幼儿园接孩子,见我来了,他放下自行车,让正在做饭的妻子去接,他则坐下来,给我详细解答一个个难题,直到我把每个问题弄懂弄透。
面对自学中不时出现的这样那样的困难,常常使我纠结徘徊,但自考的信念,我从没有动摇过,反而使我从自考中得到了别人体会不到的快乐,父母常常教育鼓励我说:“孩子,干事哪有一帆风顺的,就好比种庄稼一样,光播种还不行,还要除草、施肥、出力流汗、甚至流血,才有秋天的收获啊!”
父母的话不多,也没有深奥的道理,但我体会到了它的分量。
由于长期营养跟不上,我经常出现头昏、耳鸣、眼睛视物模糊、精神委顿、面色蜡黄等症状,学过的东西记不住,春夏秋冬四季,感冒是家常便饭,有时,像入梅的雨,一场接着一场下,每次感冒都像脱了层皮。
冬天的西北风像技能娴熟的雕刻行家,尽情地挥舞着手中的刀子。那些落尽叶子的树木被雕刻得发出一阵阵厉鬼般的号叫。
天空灰蒙蒙的。
被西北风追赶,无处可逃的光线,从狭小的窗子挤进屋里来,仓皇、混沌。
我缩在被窝里,借着昏暗的光线正聚精会神地看书,突然,门开了,一股寒气随之卷入,我浑身激起一层鸡皮,接连打了两个喷嚏。
门开处,父亲满脸笑容走了进来,只是,寒风中,那笑跟板画一样,有点僵硬与牵强,牙齿上刻着一层斑驳的血痕,那是裂开的嘴唇渗出的血,被风干后留下的痕迹,父亲举起右手,兴奋地说,你看!
大雁!我欣喜若狂。
入冬以后,有人在家西的芦苇荡里下药,不时可以捡到大雁、野兔、野鸭等。
难怪这些日子,天一亮就看不到父亲,原来,为了给我增加营养,每天天还未亮透,就悄悄起床到苇地里去守候了。
春天是给人带来希望的季节,但春天也是青黄不接的时刻。
我数着母亲给我的,那些皱巴巴的一毛、二毛……一共才有五块的钱,大脑像放映前的影幕,白得发冷。这点钱,连到考试地方的路费都不够,更不要说在那吃住三四天了。
家里就这么点钱了。母亲的目光里满是内疚和自责。
我知道,母亲为了给我凑考试费,每天冒着早春刺骨的寒风去挖刚露出头的野生药材卖,但最终也没能凑足我考试所需费用,她跑了几个地方,也没有借到一分钱。
从家到县城一百多华里,两块八毛钱路费;然后从县城坐火车去滁州,是五块多钱。
我拖着疲乏的步子,抱着一线的希望,到邻村的老姑家。
老姑将家里仅有的五块钱拿给了我。接过老姑给我的五元钱,我小心翼翼地将它藏在贴身的衣兜里,揣着十块钱,我出发了。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够到考试地方,不耽误考试,就行了。至于吃住,我再想法子。我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实在不行,我在那要着吃也要把试考完。
到滁州下火车已是傍晚。四月的滁州春潮荡漾,车站广场的花坛里盛开着鲜花,热情地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熙来攘往的人群摩肩接踵,街道两旁的梧桐舒展着优美的枝条,尽情地释放出春天的激情。商店里琳琅满目的货物,让人目不暇接,如夕阳映衬出欢乐、祥和的滁城。
而我一踏上广场,感到一片茫然。残阳落日把我拉成一个长长的惊叹号,我该何去何从?我启动应急搜索功能,不放过每一条线索。大约有半支烟的工夫,我的搜索栏内出现一条信息:我奶奶的弟弟,即我的舅爹在滁州工作。那时的滁州不叫滁州,叫滁县。
我始终感觉自己和城市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因为我最害怕城里人的那种目光,那种目光如苍耳粘身,刺得人浑身不自在,那就是他们看农村人鄙夷不屑的神情和审贼似的眼神,所以我喜欢待在乡下,不愿往城里去。 而现在,脚已经迈到脑门上,无路可走,不得不背叛自己的初衷。
舅爹已经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舅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牙齿很白,但脸却一点也不白,脸上的麻子像天上撒落的星星,不过一点也不难看。
我从来没到过舅爹家。记忆中舅爹好像是在滁县地区邮电局工作,不知他住哪儿,也不知舅爹还能不能想起我这个外甥子来……
我无心欣赏两边的街景,一路打听来到滁县地区邮电局时,已下班了。
旁边还有几个人在打理手边未完的业务。
我像长途跋涉在沙漠里又饥又渴的旅人,在即将倒下去的最后一刻,看到一眼汩汩流淌的清泉。满怀喜悦走过去向他们打听我舅爹范循佑在不,那人头也不抬地说,他早就退休了。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像刚点着的蜡烛,一下子遇上鬼头风,暗了下去。我急忙说,那他家住哪儿?那人摇头说不知道。
暮色四起,华灯初上,闪烁的霓虹向行人诉说着家的温馨和浪漫。看来今晚我要露宿街头了。
你是外地来的吧?
在我出神遐想时,旁边一个工作人员说。
我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感激地说道,是的。
范师傅退休之后看大门。你从这边出去,到大门口值班室找下。
我连声感谢,那人说天不早了,你快去吧。
值班室里端坐着一位老师傅,半眯着眼睛,桌上放着一台老式的红梅收音机,里面正放着京剧,老师傅的右手放在桌子上,随着曲子有节奏地轻轻拍击着,头也在摇晃着,嘴里咿咿呀呀发出吐字不清的京腔。
我站在值班室门口,诚惶诚恐地说,老师傅您好!请问范循佑范师傅在吗?
老师傅的眼皮跳了一下,像熟睡中不知被谁掐了一把,说,不在。又眯上眼睛继续听戏。
看来今晚真的要露宿街头了。
我摸摸身上,其實,不用摸,我也知道身上还有几个钱,可我还是忍不住地去摸,抱着一丝幻想,希望一手摸下去,能掏出一大把的钱来,我就不用为住旅社和吃饭发愁了,可是事实却不像我想象得那样完美,当我的手从衣袋里拿出来,展开,还是那些被我攥得皱巴巴,已攥出汗的块把零钱,也许能找个地方凑合一晚上,刚想到这,肚子不愿意了,跟我唱起了空城计,我皱了皱眉,想想也是,要发展,先要有个稳定的内部环境,不能搞内讧,看来先得解决温饱问题,然后才能奔小康,这个既定方针是不能变的。
放眼望去,正好,路对过不远处有个小吃摊,我准备和老师傅打声招呼,然后离开这里。
却看见老师傅好像刚从梦中醒来,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上下打量着我,那眼神像钩子一样,看得我心里毛毛的。
哪来的?
老师傅一副爱憎分明的样子。
我知道“审讯”开始了。
因为这种场景在电影里经常看到,能做门卫的,警惕性都非常高,他们一出场都戴着一副严肃面孔,让坏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
我心有余悸地说从嘉山来的。
你和范师傅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舅爹,我是他外外甥子。
是亲的?
我使劲点点头,胸口像装了一窝兔子,突突跳个不停。天还比较凉,冷风一阵一阵飕飕吹过,而我额头的汗珠像刚倒过热水就立起来的茶瓶,顺着瓶口一个劲地往下滴着水滴,落到地板上,砸出清脆而空旷的声音。
他像查户口似的,问了一大堆之后,可能不再怀疑我的身份了,才说,那你就在那儿等着,一会他就来接班了。我高兴的心都要跳出腔外了,一迭声地对老师傅说着感激的话。
在舅爹家吃住三天四夜,临走的那天是早晨五点不到,舅爹还在床上睡着,他摸索着,从盖在被上的棉衣口袋里掏出钱给我作路费。
不用,舅爹,我有路费。我没有把来时只带十块钱的事告诉舅爹。
本来在舅爹家吃住三四天已经够麻烦的了,舅爹又那么大年纪了,还有两个没工作的孩子,也挺不容易的,再说,我拿了他的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哪天能还得起,这钱我拿了,心会不安的,反正试已考过了,怎么回去已经不重要了,反正自己有两条腿。
四
时间像生锈的自行车链条,在吱吱呀呀中向前走着,一九九一年上半年,我通过了法律专业十四门课的考试,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怀揣着大学毕业证,我感觉天蓝了,路宽了,在我脚下长满了绿草,开满了鲜花,一直开到天边。
绿草鲜花中,我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提着款式精致的公文包,在大伙羡慕的目光中去上班了。我勤奋努力地工作和诚实厚道的为人,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称赞,月底,会计笑眯眯地把一大把工资递到我手上,我接过来,兴奋地一张一张地数着,这么多钱,够我盖三间大瓦房都用不了,对了,把我那祖辈传的两间茅草房扒了,盖上一幢气派的大瓦房,肯定会惊掉村里人的下巴。不,不行,瓦房早就有人盖了。我们村老连家是村里第一个盖瓦房的,那排场多年后还为村人津津乐道,直到大平子家的平房在村子中心立起时才盖住这股风头。要想在村人面前秀一把,现在看来,盖瓦房、造平房,都掀不起浪了。那我就造楼,这个想法一冒出,吓我自己一跳。但我看着手里数不过来的钱,我平日撑不直的腰感觉像水泥电线杆又粗又直,我平日细声细气的嗓子此时像个大喇叭。我就是要造楼!突然,一阵狂风将我手中的大把钞票全部卷走了。看着在空中纷飞的崭新钞票,我急得满头是汗,便跳起脚去抓,眼看就要抓着了,猛地一下又飞高了,等那钱再次来到我面前,我不动声色,瞅准机会,猛一出手……却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不知是谁从后面推了我一把,看着那些钱从我眼前越飞越高,“我的楼!我的楼!”
明天,你去粮站,帮我统计队里的卖粮情况。作为生产队长的二老表,几乎每年午秋二季征收公粮时,都要让我帮他做些杂事,作为回报,每次征粮工作结束,他都会让表嫂炒几个菜,让我喝上几盅。今年也不例外,他让我在粮站,协调社员和粮站关系,统计卖粮户数和卖粮斤数,及时传回队里,他好根据情况做好后续工作。 我跳上队里的一辆卖粮拖拉机,在车帮子上坐了下来。司机说,不想去找二丫头女人的话就朝里面坐一点。我像吊在半空的施工员,不由得拉紧了腰上的安全带。
二丫头并不是女孩,因为他说话一副娘娘腔,又爱针头线脑的,还会打毛线,织围巾,缝补浆洗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我们都叫他二丫头。去年午征期间,二丫头女人卖粮回来,带着胜利的喜悦坐在车帮上,进村时,司机为避让一头撒欢儿的牛犊,向一旁猛打方向盘,结果把坐在车帮上的二丫头女人给甩下了车。按说当时车速不快,摔得也不重,可问题是,她的头撞在了一块石头上,而那石头是质地坚硬的三角石,结果就坏事了。
我去找二丫头女人,那二丫头还不把我砸扁喂狼去。我嘴上这么说,屁股下暗自用力蹭进车厢中间。
土地是忠实的,土地里讨生活的人梦是踏实的。脚踩在土地上,就拥有了四季,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可以种出各种各样的梦来。
即使是梦,也是缤纷的。听说法律自考大专文凭可以报考律师,那次,兴奋的我一夜未睡,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赶头班车到县城。报名处并没有我想象得那样人挤人,当我拿出红彤彤的自考毕业证书说自己是来报考律师时,报名处的那位漂亮的女工作人员,带着甜甜的笑容,问我,有单位证明吗?我愣头愣脑地说,考试还要单位证明啊?那位漂亮的女工作人员又笑了,很迷人的。没有?没有我就帮不上你了。她不无遗憾地摇头叹道。
看着她白净修长的手指递过来,又收回去的那张报名表,我的目光中恨不能伸出一只手,把那张表夺过来!我不想就这样轻易地放弃这个机会,我磨蹭在报名处,趁她不注意,一把抓过那张报名表,她惊讶地看着我,嘴张得一点都不协调:咦,你干吗?
我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不就一张表吗!
是一张表,你当然觉得没什么好看的,可它对我就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它关系着我的前途命运!
我在心里这么想,但嘴里没有跟她说,我想说了她也不明白。
我拿着报名表,整个人都在颤抖。我仔细地看了又看,就像一个饥不择食的孩子,看着面前摆放一盘色香味俱佳的烤鸭,伸手去抓时,却被一只有力的手打了回来,并不顾孩子的感受端走烤鸭说是给客人吃,那孩子待在那里,舔着手指,回味着它的香味,久久而不肯离去。
我一个农民哪弄单位证明?再说了,我有单位了还这么劳神费心地考律师干吗?
劳动是饭,看书是菜,有饭有菜,生活才有滋有味。
单调的农活,枯燥的生活,因为有书的相伴而摇曳生姿。我还像以前一样,仍然坚持干活时,把书带在身边,休息时就拿出来看;寒天打折子、编苇席,把书放在一边,边打边在心中默背书上的内容;夏天放牛仍然手不离书;吃饭的时候把书放在饭桌的拐子上看;有事没事,身上总要带本书,有机会就拿出来看。如果哪天没有看书,总感觉有件事没做,即使躺到床上,眼睛黏糊,也要爬起来,抱本书在怀里,这样睡得才踏实。
人生有了奮斗目标和努力的方向,所以,再苦,也感觉生活是有奔头的。因为生活有了奔头,再苦,也就不感觉苦了。说来说去,虽然困难一大堆,但目的是为了改变生活,实现理想。为的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这样,清苦的日子里也就掺进了几丝甜甜的味道,苦中有甜,甜中有涩,涩中还泛着酸,像坡上的山里红,愈品愈叫人心醉,如同坐在暖炕上品一坛陈年女儿红,醇醇的,让人陶醉。
当落日西沉,我会站在夕阳里一边静静地咀嚼着生活中的那些困难事,一边憧憬着未来。一想到未来和自己的人生追求,那些生活中的困难,也就像天上的云一样,又轻又淡了。
村里治安主任周广明是我的好朋友。他常到我家来,和我一起探讨一些生活中的法律问题。他常把工作中的一些矛盾纠纷拿来让我给他找一些处理上的法律依据。这不,我还没丢下饭碗呢,他又到了,我知道他准是遇到什么解不开的事了。因为平常这个时候他是不会过来的。果然,屁股还没沾到板凳上,就把话头理开了。
李爱明和张加山两家是多年的老邻居了。前段时间接连下雨,李爱明家院内的猪圈粪便一时送不出,汪在院里臭烘烘的,就在院外自家的地上开挖了一个粪池,这下方便了自己却坑苦了张加山。
说来也怪,自从李爱明的粪池挖好后,张加山家就没过过一天的太平日子,不是大人发烧,就是小孩拉肚。张加山急了,找来先生一看,原来是那个粪池的问题!
开始,张加山没有声张,而是背下里找到李爱明商量,想让他把粪池平掉。没想到老李这人不信那套!而且还来了拧劲,你越信那套,我就越不填,看你老张能把我怎样?张加山说李爱明不通人情,便找村干部处理。
为这事,周广明和村支书、村主任去处理了几次,一点进展都没有。双方是扁嘴鸭子圆嘴鸡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李爱明就说自己是在自家地上挖的粪池,与他张加山毫不相干,张加山这么做完全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没事找事,有意挑起矛盾。并再三向村干部强调,他这是封建迷信思想,你们应该批评才是,而不应该助长他这种封建迷信思想!张加山也不示弱,说你李爱明,看你怪忠厚的,做事一点都不厚道。你在我家山墙下挖粪池,这不明显是在坏我家的事吗?自从你家粪池挖好后,我家大人小孩没过过一天的安宁日子,不是大人今天头痛,就是小孩明天肚痛。你李爱明安的什么心?你李爱明不把粪池填上,我就跟你没完。
这事把村里闹的,一时半会也拿不出个好的处理办法,又不愿把矛盾上交,相对于村里来说,这毕竟是家丑。刚才,周广明和支书、主任在他们两家调解了半天,一点结果没有。一出门,支书就特地吩咐周广明过来找我,看看法律上是怎么处理这事的。
我让周广明详细介绍了李爱明家粪池的坐落及相关的一些情况,随后告诉他如何处理。周广明去了没多会儿工夫,就回来了,还没进门便嚷道,老弟,看来你法律没白学,我按照你讲的意思和李爱明一说,他犹豫了一下,说既然法律这么说了,我填!
我当时告诉周广明,根据《民法通则》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相邻排水、通风等关系;相邻一方在自己使用的土地上挖水沟、水池、地窖等或者种植的竹木根枝伸延,危及另一方建筑物的安全和正常使用的,应当分别情况,责令其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李爱明的粪池虽挖在自己使用的土地一侧,但它不仅妨碍了相邻人张加山的正常生活,还危及张加山房屋的安全。
当李爱明听周广明这么一讲,思量了一番,觉得自己悖理,就回家拿锹把粪池填上了。
周广明这人周条都好,就是嘴巴不牢。一个大男人家,一顿几碗饭能盛下,却盛不下几句话。芝麻粒大点的事放心里都搁不住。这事从他嘴里还没咽到肚里呢,就在全村疯传开了。他还添油加醋地给我架黑势,说我不仅精通法律知识,而且还会运用法律来处理问题。
经他这么一指点,好了!我是想收都收不住。村里的人只要遇上了法律问题,他们不找村里,不找乡里,专找我。什么订个合同、签个协议、写个诉状,土地承包、婚姻纠纷、经济赔偿,只要跟法律沾边的,没沾边的,不管你能不能解决都来找我,问我如何处理,让我给他们支招儿。我在这方面花了不少精力,而我也很乐意。因为我在给他们无偿提供了法律帮助的同时,感到自己的知识也在不断地增长,也为自己能用学到的知识给大家提供帮助而高兴。
日子像看书一样,一页一页地翻过,地里的庄稼在妻的精心侍弄下,一年一个收成,闲暇之余妻子料理家务,我照样捧个书看,一晃几年过去了,一九九七年的春天,我在下田劳动的路上,拣了一张旧报纸,而就是这张旧报纸,翻开了我人生新的一页。
吃过早饭,我和妻子扛着锹锨,提着稻籽去田里下秧。出了村头,我看见路边有张废报纸,我本不想拣的,但它被风吹得在地上像驴打滚儿似的,还伸长脖子嘶啦啦地叫,我有点不耐烦,走过去,像薅秧草似的一把薅起来,撂进盛稻籽的筐里,没走两步,又被风给刮了出来,向后飞去,我紧追几步,上去一脚踩住,小样,看你还往哪儿跑。妻说你快点呗,这么大个人,怎么跟一张报纸过不去,再磨蹭一会儿去迟了,今天的秧就育不完了。我说,哎,就来。我把报纸再次放进筐里,用稻籽压上,赌气似的说,看你还跑不。
正垒着秧炕,突然,我感觉肚子胀胀的。找了一番,没找着手纸。妻说,懒驴上磨尿屎多。我没理会妻子,顺手抓起筐里的那张报纸,蹲进旁边的菜籽地里,并悠闲地打开报纸。当翻到第二版时,我的眼睛直了。我说朝霞你快过来。朝霞是我妻的名字。妻说什么事,大惊小怪的。我说你哪那么多废话哩。叫你来,你就过来!好像我要害你似的。妻不情愿地凑了过来。嘴里还嘟囔着,再耽误,今天的秧就育不上了。我说到底是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你看!我把报纸往妻的眼前一递。
在这张报纸的第二版上赫然刊登着本县招考国家公务员的启事。
妻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说那又怎么样,你一个农民,又没资格去考。我说,“错,这次没有身份限制了!”妻说是吗,我说启事上写着呢,那还有假!妻说那还不报考去?我低下头。妻说你怎么不说话了?我说,我怕我考不取。妻毫不犹豫地说,你行的,你行的!经妻这么一说,我像真的考取了似的,激動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妻子说裤子,你的裤子!我低头一看,自己也乐了。只顾高兴,竟然忘了裤子没穿,就站起来了。
那些天,我高兴得像头撒欢儿的小牛犊子,见人总是笑呵呵地打着招呼。哪儿人多,往哪儿钻;哪儿热闹,往哪儿凑。
妻子说,八字还没一撇哩,瞧把你跩得跟鸭子似的,没一点正经相。
我眯着一双小眼,认真地说道:“八字有撇没撇我不在乎,关键的是,我们农民也可以和那些吃商品粮的‘公家’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考公务员,当国家干部了,这是咱农民的幸事!咱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你说,咱能不高兴吗?”
妻无奈地摇摇头:“真拿你没法子。”
五
记得当初媒人把妻子领到我面前时,我也记不清是第几次相亲了。我对相亲早已失去了当初的那份激情和信心,所以我和她见面后,就直奔主题,告诉她说,我家很穷。我想她听了这话,一定会像以前那些姑娘一样,对我非常友好地说声拜拜,便飘然离去。曾经,我望着那些离去姑娘的背影,怅然若失。迷离的目光恨不能望穿重洋,期盼她们能回眸一笑,而她们走得却是那么地决绝和不屑一顾。
这次我想个性一下,不等她说拜拜,就先抬腿走人,也把她晾一回,看她心里是什么滋味。
所以我在说完那句我家很穷之后,不等她回答,就迈开步子向外走去,刚走了两步,就听身后媒人急道,你不慌走,等一下!
我像抽风似的吸了口气,一厢情愿地认为“莫非她同意了”,我的心突突狂跳起来。
可一回脸,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媒人被她叫到一边。
我很生气,你不同意直说好了,何必拐弯抹角的,我又不是第一次被拒绝了,伤心地觉得自己没脸见人,躲在家不吃不喝的,一个星期没敢出门,急得父母差点赴了黄泉路。
经过N次的伤害后,也就无所谓了,我也不再像第一次那样犯傻跟自己过不去了。
一会儿媒人过来了,喜笑盈盈地告诉我说,德斌,这事是这样的,刚才她不好当面说,所以把我叫到一边……我打断媒人的话,你不用说,我知道了。你知道了?媒人疑惑地说。我点点头,肯定地说,嗯。媒人惊呼道,你真聪明。我抢过话头说,就是笨蛋也知道她不好意思当着我的面说不同意,所以才把你叫到一边的,是吧!我提高了嗓门,心里的不快一吐而出。心情一下子舒畅了起来,仿佛那么多次的委屈在这一刻全都倒了出来,心中从未有过的畅快。就在我扬扬得意之际,却看见媒人脸色像一块乌云!并且越发凝重,凝重得都能拧出水来。我这才感觉出什么地方不对头,还没等我想明白,却看见一旁的她红着脸跑了出去。我好像明白了,也蒙了。媒人气恼地说,我原来认为你很聪明的,没想到你喝了那么多的墨水,都灌到阴沟里去了。还不快追去,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公务员考试报名时间是在抢收抢种抢插的“三夏”黄金落地时节来临的。从报名到考试一个月的时间,也是我们这里农活儿最集中,农人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报还是不报,报,就得复习迎考,就会错失满地黄金;不报,可以说,这么多年的努力就为这一天,从骨子里讲,我不想也不愿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遇。 柳叶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她听说我报考公务员之后,特地托她在省城工作的同学费了好一番周折才买来的,然后又托下乡调研的同事转送给我。
七亩地的麦子收上来,放了满满一大场,只待第二天脱粒,脱完粒,午收就结束了,一年的口粮和家用就不用愁了,妻子的脸上露出了即将迎来胜利的喜悦,可还没等妻子的笑容舒展开来,就跟烤山芋皮似的僵住了。
屋里的空气仿佛静止了一般,我坐在窗前神情专注地看着手中的书。突然,一道强烈的光线划破天际,还没等我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听“咔嚓嚓”一个响雷。我当时就晕了。
西南方,黑压压的乌云在狂风的吼叫下,向这边没命地逃窜而来。
糟了,要下雨了!我丢下手中的书,拿起一把叉就往场上跑!刚到场边,妻子拦在我面前,非让我回家看书。我说抢场要紧!妻子说看书也要紧!我焦急地说,你也不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谁还有那份闲心思去看书?先把麦子抢起来再说!妻子推开我说,粮食是重要,但看书对我们来说也重要。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这对你是第一,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机会。粮食,这季收不到,咱下季再收,下季收不到,还有明年。耽搁了这场考试,也许你这一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更何况现在只是变天,还没有真正下雨。我火了,如果真落下来就迟了!如果真落雨了,你也……她没有说下去。我知道她要说的是,如果真的落雨了,你也不许来!但她没有这么说,而是改口道,要是真的下雨了,到时候再说!因为她知道,硬赶是赶不走我的,所以她想先把我支回去。说完,妻子义无反顾地走进场里。
满满一场麦子,妻子站在当中,只露个头和肩。她奋力地将一叉叉几乎比她身体还要重的麦子举过头顶,堆放在场的一角。面对那么大一场麦子,妻子真像蚂蚁搬家,不知要搬到何时才是个完。但妻子忙而不乱,坚毅的脸上是满满的笃定,我知道那笃定是来自她内心的希望,并催生了她的勇气和力量。
我泥塑般地站在一旁,看着妻子瘦小的身子在一大场麦子间忙碌个不停,我的心像被麦芒扎的一般,颤个不止。转身,悄悄离开叉、耙、扫帚的战场,走进悄无声息的房间,面无表情地捧起书本。
已是后半夜,我醒来身边仍不见妻子,浑身一激灵,急忙披衣起床到场上看个究竟。
场上静悄悄的,只有那矗立如山的麦垛在诉说着它主人的辛劳。
六月的天气是多变的脸,刚才还阴云密布,狼烟四起,现在已是皓月当空,静若处子。满场看不到妻子的身影。我的心里更加焦虑。当我走进麦垛,看到疲乏不堪的妻子躺在麦垛旁睡着了。夏虫的鸣叫像一首舒缓的轻音乐,伴着妻子匀称的鼻息,流淌在这月色撩人的夜晚。空气中弥漫着麦香味儿。深深地吸上一口,倍感舒畅。我和衣躺在妻子的身旁。妻子翻了个身,她不经意的手触到了我的皮肤,我不由地发出“咝”的一声,妻说怎么啦?我赶忙回答说是不小心被麦芒扎了一下,妻“哦”了一声又睡了。
妻子的手裂开的一个个口子,像锯齿一样,拉的我皮肤有种灼痛感。
妻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妻的父亲我的岳父是他们那个村的村主任。父母像宠龙蛋似的金贵着。妻在出嫁前不知道她家有几块田,在哪儿。跟我结婚后第三天,在村人一片不理解的议论声中,扛着农具领着我下田干活了。
妻跟我结婚是她那个爱多事、更爱贪小便宜的门下姐姐介绍的。她姐姐长得跟明星似的,四十多岁三个孩子的母亲了,看着就像二十多岁的姑娘,和她女儿去赶集,集上的人都当她们是姊妹俩,常把她女儿叫成姐姐,把她叫作妹妹。她姐姐为姑娘时,一心想考艺校,中考时感觉考得很好,分数下来时离分数线差了一大截子,又复读了三年,一年比一年差,后来才听说,她和一个干部家的孩子谈恋爱,那干部家的孩子没考取学校,去部队当兵提了干,也就毫无理由地和她吹了,让她白等了一场,嫁给了现在的男人。
因为是姐,所以妻很相信她,因为相信她,也就相信我,这当中也就省去了一些程序。比如说深入调查这个程序。大凡女儿家找对象,都要事先对男方打听一下子,就是要了解一下男方的人品是否端正,有没有鸡鸣狗盗的勾当,以及家庭条件好坏,就是家里的光景怎么样,日子够不够过等等。就是这些看似可有可无的程序,害得妻嫁给我,用妻的话说是跟我一起“看风景”。其实也没别的什么,就是我那透风透亮的黄泥茅草小屋,在晴天的晚上,躺在床上可以看到外面天上的星星。妻感觉很有意思,房屋四面透风,上面可以看到星星,倒像天井似的,极大地调动了妻的想象空间。于是,妻给这间小屋起了个名字,叫“风景屋”。如果她当初像做论文似的,做一番深入的调查论证,然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我想我俩就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因为谁会心甘情愿地在“风景”屋里看“风景”呢?当妻嫁到我家后,才发现,理论和实践的差距是有多么大,才知道我并不像她姐姐在理论上说的那么条理清晰。要说清晰那就是我穷得倒是像水洗的一样清晰,没有一丝的瑕疵。
其实,穷,也没什么说头。因为那个时候穷的也不是我一个,但人家穷,人家能安下身劳动,而我却一有个空子就泡在书里,这就是自不量力了。我们这里有一句俗语,叫吃喝嫖赌论家什。看书也是如此。当然,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你看书,别人也说不出什么。可你走出校门,踏入社会,那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是上班一族,人家会说你好学上进。你是富家子弟,人家会说你儒雅有加,绅士风度。但如果你穷得连锅都揭不开,连裤子都没有的穿,还捧个书不放,那就是要饭的拄个黑漆棍,不般配了。可我這人还就一根筋,不仅看书,还自以为是,并假啯跞啯地报名参加了自学考试(假啯跞啯是我们这里的土语,意思是装模作样)。以至于因为看书而误了庄稼,误了我那四季般的青春。别的不说,就说我到了结婚的年龄却找不到对象。人家说嫁给这样的人,就等于嫁给了少油无盐的白开水,还不如和书结婚算了。想想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假如那个时候我把用在看书上的精力都用到种田上去,指不定我就是个种粮大户万元户什么的。又倘若我把这些精力用来钻研一门技术,哪怕是钻一门养土鳖的技术,保不住也能搞个养殖能手什么的头衔也未可知。亦不至于弄到连老婆都讨不到的地步吧。要不是妻的那个爱占小便宜的“明星”姐姐收了我家老头子两袋山芋干和一只自产的红冠芦花草公鸡,与我们形成坚不可摧的统一战线,备不住我到现在还是个快乐的单身一族呢。 那天,父亲去到妻的堂姐家央求她为我提媒,他老人家站在妻的堂姐家门口犹豫再三。外边的西北风刮得呜呜地叫,父亲记得好像不是走进去的,而是西北风推进去的。
妻的堂姐就坐在當门的凳子上,可能刚吃过东西,正用火柴棒子剔着牙齿。见父亲来了,也没站起来,也没说让父亲坐下。父亲就那样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那情形,尴尬的父亲就像不是在为他儿子求亲,而倒像是他老人家第一次面对心仪的女人,想说爱,又怕被人拒绝,不说爱,又怕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他老人家就那样局促不安和难为情了好一阵子才说,他表姐,父亲称妻的堂姐为我的表姐。农村就这样,都是老户人家,丝丝连连的,叙起来都是亲戚。其实呢,八竿子都打不着。你看,你表弟厚道也老大不小的了,到现在还没个对象。看在老亲四姨的分上,拉把你表弟一把,给他找个对象。条件呢也不要求多高,只要下雨能知道往家来就行了。妻的堂姐眼皮都没抬:“不是我说他,就你家那宝贝疙瘩,除了超凡脱俗的仙女能看上他,别的他也看不上啊?”父亲像被谁猛抽了一巴掌,脸上火圪燎燎的。
父亲是有个性的。有次,生产队玉米地的玉米少了一棒子,正好父亲从那块玉米地旁经过,有人便告发生产队长,说是父亲掰的。父亲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他提了那人的脖领子,像提小鸡似的,来到队长跟前,说,不把事情说清楚,就叫你满地找牙!那人吓得当时就尿裤裆了。
孩子再没出息,那也是父母的心头肉。你当着人家父母面说他孩子的坏话,会比拿巴掌当众抽人家脸还让人难堪。但今天,父亲没有了个性。他脸上一岭一岭的青筋疙瘩也慢慢地舒展开去,并立马转为讨好的笑容。“都怪我教子无方,他表姐你还要多担待些。”说话间父亲变戏法似的从外面扛进两袋山芋干和一只芦花大公鸡。
提起那只芦花大公鸡,我至今都感到惋惜。那是我家养了多年的正宗草公鸡。家里无论多困难都没动过它的念头。父亲提出要用它去做条件,求人为我做媒时,我们都舍不得。母亲还流了泪。不过家里实在也没有能拿得出的东西了。唯一的还有一条狗。你总不能拿狗去求人说媒吧。
平时芦花公鸡凶得很,一般人近不得它。那天父亲捉它时,它却温顺得像个听话的孩子,这更让母亲和我们为芦花公鸡伤心。我说不要媳妇了。父亲说,傻话。提着芦花公鸡转身走了。我看见父亲的眼睛里好像汪着水。
芦花公鸡没有喊叫,更没有挣扎。它的眼里却留念着不舍之神。
看着两袋山芋干,尤其是那只芦花大公鸡,妻的堂姐脸上有了愠色:“表叔,这么客气干吗,搞得跟外人似的。表弟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表弟他一表人才,又有志向,谁个姑娘跟了他,那是她的福气。”
七
考试分数下来时,我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赶到县城的人事局。其实,从我家到县城也就五十公里,但那路一段是水泥路(哦,千万别误会,我说的这个水泥路是雨水和泥土的混合物,而不是钢筋混凝土的混合物),一段是沙石路,那车行驶在上面就像个喝多了酒的醉汉,前仰一下,后合一下,左摇一下,右摆一下,像过山车似的,让旅客,尤其是女客,不时发出阵阵的尖叫。
下了车,我脚不沾地向人事局跑去,见办公室门敞着,我没打盹儿就往里进,结果,出事了,我一头撞在正准备下班的工作人员怀里,她一把逮住我的手,连声骂我耍流氓,硬把我往公安局拖!我吓得一边道歉一边说明来意,当我报出名字时,她的眼睛睁得特大特圆,你真叫这个名字?我不解地看了看她,我说,对,我就叫这个名字,难道还有冒充的吗?再说,我这名普通得就像地里的一棵麦子,也没有冒充的价值呀。她说你身份证带了吗?我说带了。她说拿来我看看。我为了撇清自己不是流氓的嫌疑,赶紧掏出身份证送到她手中,她拿到身份证,笑了。这时我才醒悟过来,坏了,看这阵势,我今天摊上大事了!身份证都被她要去了,把柄在人家手里攥着了,我浑身是口也说不清了!我突然想到柳叶,对,柳叶在县委办工作,她们或许能认识,我请她出面帮我一下,但估计这个时候柳叶也应该下班了,我到哪儿去找她呢?正在我胡思乱想时,只听她说道,你真厉害!我说我是瞎撞上的,不是有意的。那说明你更厉害,她说你瞎撞都能撞个第一。哪天请你来给我们单位的年轻人讲讲你是怎么学习的。她无奈地补充道,现在的年轻人一提学习就打哈欠。
什么,你考第一?
“啵!”妻上来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哎哟!”
妻说你牙疼?
我捂着嘴说,我脚疼。
妻往我脚上一看,也乐了。
原来她一高兴,竟忘了手里还拿着把锄子,她一松手,正砸在我的脚背上。
这下好了,我可以不用干农活儿了。
我倒剪着双手,兴奋地在院子里踱着方步,想着我上班时是什么感觉。于是我设计了N个版本又都被自己否定了。
我决定把小朋找来,向他了解一下上班是什么感觉。
小朋这家伙命运不错。首先是被他们村主任选中为乘龙快婿,接着安排到他们村小学当了代课老师。但小朋凭着实力考取了师范进修学校,现在是他们村小学校长了,他经常接触职场中人。
瞧你这记性,妻说,小朋被选拔去地区党校培训了,你难道不记得了?
对了,我这一高兴竟然把他去党校培训的茬儿给忘了。据小朋说,这次培训后,他可能不教书了,到乡里当秘书,这是他老丈人告诉他的。乡里当初选拔他去培训,乡里书记就跟他老丈人说了这个意思。
上班是什么滋味呢?我在心里一遍遍地规划着。逢人便说我要当公务员了。公务员你们懂吗?就是当国家干部。我说等我上任了就请你们吃饭。
我计划着把全村的人都请来,摆它个三场子。对了,谁都请,就是不能请小三子,因为他曾经背地里说过我的坏话。不对,还是请吧。我心胸应该大点。要不,人家会说我小肚鸡肠的,连一点胸襟都没有。对,还是请。然后再请县里的京剧团来唱上个三天三夜,好好地庆贺一番。
临去面试的那天,我把妻子叫过来,跟她指示:你买挂一百响的大鞭炮。妻说干吗?我说你真是木瓜一个,还用问吗?你带上些人到村头去迎接我。你看到电视上那些状元衣锦还乡的场面没,就按那来。妻说那你要没面试上呢?我说呸呸,你个乌鸦嘴,我怎么会面试不上呢。妻子说,我是说万一。我说没有万一,只有一万。妻见我态度坚决,就不再和我争了。 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对,叫计划赶不上变化。都是什么狗屁的面试,眼看就要成功了,却让面试给试丢了。我想文化考试我第一,那是铁板钉钉子,鐵定了的事。真没想到,这面试让我败得一塌糊涂。面试场上,我就像一只不会游泳的旱鸭子掉进水里,干扑腾就是上不了岸。后来我总结了一下,主要的原因是我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农村,知识面不够广,随机应变能力和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差。还怵场。面对考官的发问,头脑茫然一片,不知从何答起。结果,想了那么多,一开口,说不到两句就没话讲了。
当晚,妻子满怀喜悦,到村口迎接我。夕阳映在她的脸上,衬出她难抑的欣喜。我真恨不得地下生个缝隙,一头钻进去。不知她知道了结果会做出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来,那村口可有一大捧眼珠子在看着呢。还好,幸亏妻子没有按我说的拿着鞭炮来迎接。要不我会死得跟鱼似的。我想从旁边岔过去。但终究没能逃过那一大捧眼珠子。他们就像蜜蜂发现了花蜜,一窝蜂地飞了过来,将我团团围住:“哟,当上国家干部了,就不认我们了,是怕我们的穷气沾到你小子身上吧?”“你这就不够意思了,亲向亲,邻向邻,那包青天还向着合肥人呢。你才穿几天的有裆裤子啊,就不认乡里乡亲的了?”我的心情烦透了,真想大声地骂他们几句而后快。但我不能那样,乡亲们也是一片好意。于是我说:“哪里,都是误会。我想岔过去方便一下,并没有躲着你们的意思。”“哎,这就对了。走,到你家喝酒去。”“喝酒去!”大家应声附和着。我苦笑着:“好,好。”只想尽快脱身而去。正好妻子走了过来:“难得大家的关心。赶了那么远的路,让他先回家,改天请大伙去我家喝酒去,啊。”见妻这么说,大伙也就散开了。
八
天渐渐地凉了,忙碌、喧闹了一年的土地,这时候沉默了下来。
这年的冬天好像来得特别早,初冬就飘起了雪花。在洁白的雪花里,迎来了第二次公务员招考的消息,一年两头考,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托起一捧雪花放在胸前。雪化成水,一滴滴地落到地上,化开一块块积雪,雪水汇聚成一条小溪向更深处渗透。
头昏、耳鸣、视力模糊的症状也伴随着紧张的学习不期而至。母亲听人说菊花可以明目,枸杞可以补身,便经常到离家三四里的地方去采摘野菊和枸杞熬水给我喝。那天,母亲冒着刺骨的寒风又走了。我说天太冷不让她去,母亲说没事的。
头天下了一场雪,大地银装素裹,阵阵寒风卷起地上的雪花在空中飞舞。不一会儿,就将雪地里行人的眉毛、头发染上一层霜,并很快结成冰凌子。被雪打过的菊花蔫蔫的,缩成黄褐色的一团,暗淡无光。而雪后的枸杞显得分外妖娆,在雪地里红得格外醒目,像一颗颗尊贵的红玛瑙,浓艳欲滴。
沟边,一株枝繁干壮的枸杞上挂满了果子。母亲走过去,把脚在沟沿上试了试,认为站稳了,便伸出手去。摸着糖球般的枸杞,母亲脸上露出糖球色的笑容。就在她满心喜悦欲将那串枸杞收入囊中时,母亲的眉头猛然一紧,坏了。
原来,母亲站的那块土疙瘩因雪结冻,现在被太阳一照,气温回升,冻开始融化,那块土疙瘩变得松软起来。母亲站在上面又加快了它融化的进度。就在母亲用力摘枸杞时,它再也承载不起母亲的重量。母亲感到脚下一松,滑进了深深的沟里。还好,沟里只有浅浅的一层水,要不,母亲可就惨了。就那,鞋子和裤角全湿上水了。母亲打了个长长的寒噤。身上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回来时,母亲高兴地把枸杞送到我面前,让我看她采的又红又大的枸杞。可我却分明听到母亲冷得直打牙巴鼓的声音。头发和眉毛上的冰凌花,在屋里融化,冒着热气。裤脚还在滴着水。母亲怕我伤心,装作上厨房的样子,悄悄地把两手放在一起搓了搓,又用嘴对着手呵了两口热气。
当冬天悄悄谢幕,春天登场、燕子南归时,我接到了公务员录取通知书!
热情、淳朴的乡邻们来了,他们用最古朴的话语表达着心中由衷的祝福。詹新云、汪小三他们也来了。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厚道的庄稼人,不藏心眼儿,不玩心计,没有城府。他们提着酒,拎着菜,祝福的话语像竹筒里的豆子,噼里啪啦地往外倒个不停。
当初我们就预料到你小子会有这么一天的,看看,我们预料的不假吧!“料半仙”詹新云得意扬扬地说。
你料事如神,那还有假。“三闷吭”汪小三挑起大拇指说。
瞧你生得一副白净面相,一看就是个吃皇粮的。哪像我们,满脸黑黢黢的,像从炭灰里掏出来似的,天生就是跟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小聪明”刘宜昌调侃道。
但此话一出,立刻招来大伙儿的围剿。
跟土地打交道怎么了?咱农民怎么了?现如今咱农民也不比谁差!你别看那些城里人,他们虽然生活得好点,但每天要工作、要创业,一刻也不敢懈怠,他们不比咱生活得轻松。再说那些个下岗工人,指不定还不如咱农民呢。退一万步讲,咱农民还有二亩土地在手里攥着呢,他们从厂里下来了,空攥两个手,一切还要从头来,所以,咱不能小瞧咱农民。
扯远了,扯远了!詹新云说,咱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对对,咱今儿个不说这些,咱今儿个是来喝老弟的庆功酒的!
可不许赖账哦,说好了的,考取要请我们喝酒的。“鬼不缠”邹礼能咂巴着嘴,做出垂涎欲滴的样子。引得大家一阵开心的笑声。
一会儿的工夫,妻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小菜,还有早就备下的酒……
临了,他们还不忘提议放场电影,好好庆贺一下。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