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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国家最混乱、个人最狼狈的时候开始认识我们这个党的。
国家最混乱，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个人最狼狈，指从全优学生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63年国庆节，我作为北京市优秀少先队员，参加在天安门广场前组成的方阵。游行结束，举着鲜花跑向天安门。事前老师一遍又一遍交代：如果鞋子被踩掉，一定不能弯腰去提，否则会被后面的人挤倒踩伤，而且还会弄乱前进队伍，让毛主席看见我们的队伍不整齐。大家互相叮嘱：哪怕就是光着脚跑，哪怕钉子扎进脚里，也一定不能停下来——其实天安门广场哪来的钉子？但当时这些少先队员的决心就是如此——不能让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见我们的队伍不整齐！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不知怎么回事，眼泪像泉水那样一下子涌出来，顺着脸颊无节制地往下流淌。那种敬仰，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并不迷信，知道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用烈士鲜血染成。少先队员是祖国的花朵，毛主席是天空的太阳。
万万没想到时间不到6年，这些神圣的东西在心中坍塌得所剩无几。
最初感受的冲击来自家庭变故——父亲和母亲双双被投入“牛棚”，整天挨批挨斗，自己也由优秀少先队员变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到处遭人白眼。
更大的冲击则来自于社会的震荡。那段时间我满脑子问号。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半夜睡不着时想，早晨醒来想，骑自行车去工厂上班的路上也想。我开始看书。不再像以前凭兴趣看《欧阳海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而是开始寻找能够回答脑中问题的书。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就是在那个时期，被我认认真真地看完。特别是一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给我以至今思索不尽的启示。
我常常想：这个命题让我们来答，将会是怎样？很可能是：第一，马克思主义英明的指引；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三，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第四，红军将士的英勇奋战。
毛泽东却不是这样回答的。他认为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第一条、也是首要的原因，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其他四条完全围绕这一条展开。分析环环相扣，严密透彻。
结论让我吃惊。并非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中国，中国的红色政权就必然存在。没有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就很难有边区红色根据地，就很难有红军的发展；没有各个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不知还要增加多少艰难险阻、还会承担多么重大的损失。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道难题，就这样在毛泽东面前变为一层窗户纸，一下子就捅破了。我与其说是被其中的冷静解剖和深刻分析所震惊，不如说被当年毛泽东那种实事求是、那种对中国社情和国情的洞悉所震惊。
我开始隐隐感觉到，这个党及其领袖，并非像当时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
我带着不解的思索走向社会，满腹狐疑地打开《毛泽东选集》。合上《毛泽东选集》时，一种越来越清晰的东西在内心出现。我感觉似乎已经触到了这个党最具生命力的那些元素。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在那段最让人压抑的日子里，我趴在连队的铺板上，写了有生以来第一篇长文：《我爱中国》。其中一些想法今天看来并不成熟，但对恢复我党光荣与力量的渴望，以及对这个国家的信心，可以说已经跃然纸上。
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
我是在改革开放、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
很多人问我：作为一名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的学者，为什么出现这样大的思路变化，写了这本书？我也多次这样问过自己。简单说，最初出自一种感觉，随后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即中华民族正面临关键性的历史进程。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具有了很好的物质基础，但也面临着很多全新的矛盾和全新的问题。人们思维活跃，各种思潮相互激荡。
有人认为有没有信仰无所谓，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有人说过去的信仰和理想，今天看来都是谎言和欺骗。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自机遇与偶然，利用了对手失误，利用了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机缘，执掌政权也没有经过投票选举。
面对这些思潮，我引用了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吕西安·费弗尔的一句话：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经历不可谓不丰富。要认识与对待我们自己这部千曲百折的历史，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
没有思想的力度，无法穿透历史与现实的纷繁烟云。没有力度的思想，每经历巨变，都不由自主全盘否定过去，企图推倒重来。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去认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容易看成一部不断从这个极端跳向那个极端、不断自我否定、不断自我抛弃的历史，这种只见断层、不见积累的思维方式，印证的只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不成熟。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多一些“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的设问，多一些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的追溯和探寻，有助于拓展人们的思维深度和思维宽度。尤其对大国来说，这一点更为珍贵。美国200多年国家史，开掘利用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20世纪90年代写了一本《力量转移》。他认为力量有三种基本形式：暴力、财富和知识。“其中知识最为重要，由于暴力和财富在惊人的程度上依靠知识，今天正在出现空前深刻的力量转移，从而使力量的性质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
托夫勒忘记了还有一种力量。甚至是一种贯穿所有现代力量的力量：信仰。
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的考验。
第一次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
当时蒋介石与北方军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当时蒋介石几乎不加怀疑地认为：共产党垮了。随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等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己不足为患了。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最严峻的考验。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这样的动摇再次出现。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所以才有如此触目惊心的嬗变和大浪淘沙的淘汰。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命运的宠儿。历史给它的磨难，超过了给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的。在白色恐怖压力之下，共产党人的信仰一度变得多么廉价。坚守这一信仰又要以生命为代价，因而变得如此昂贵。
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多么美好。还有什么比生死考验更大的考验呢？
我们曾经拥有一大批像刘畴西、王开湘、胡天桃这样的革命者，他们没有活到胜利那一天，没有赶上评功、授勋、授衔，也没有机会返回故乡光宗耀祖。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随着战火硝烟消失在历史帷幕后面。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壮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
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苦涩萎靡
一个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必具备物质、精神双重强大的条件。战略家克劳塞维兹把精神力量来源归结为两大要素：苦难和胜利。在苦难中积聚，用胜利来洗礼。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苦涩萎靡。用拜金主义诠释历史不难，想挥动自己的手臂书写历史却决非那样容易。靠忍耐忍出一个优秀民族，人类历史上从无此例。所以曾经通过《阿Q正传》等著作强烈抨击国民劣根性的鲁迅，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要特意致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中华民族历尽苦难。苦难不会等于辉煌。唯有通过一批一批先驱者忘我奋斗、夺取胜利，才能如此。所以我将此书定名为《苦难辉煌》。
国家最混乱，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个人最狼狈，指从全优学生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63年国庆节，我作为北京市优秀少先队员，参加在天安门广场前组成的方阵。游行结束，举着鲜花跑向天安门。事前老师一遍又一遍交代：如果鞋子被踩掉，一定不能弯腰去提，否则会被后面的人挤倒踩伤，而且还会弄乱前进队伍，让毛主席看见我们的队伍不整齐。大家互相叮嘱：哪怕就是光着脚跑，哪怕钉子扎进脚里，也一定不能停下来——其实天安门广场哪来的钉子？但当时这些少先队员的决心就是如此——不能让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见我们的队伍不整齐！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不知怎么回事，眼泪像泉水那样一下子涌出来，顺着脸颊无节制地往下流淌。那种敬仰，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并不迷信，知道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用烈士鲜血染成。少先队员是祖国的花朵，毛主席是天空的太阳。
万万没想到时间不到6年，这些神圣的东西在心中坍塌得所剩无几。
最初感受的冲击来自家庭变故——父亲和母亲双双被投入“牛棚”，整天挨批挨斗，自己也由优秀少先队员变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到处遭人白眼。
更大的冲击则来自于社会的震荡。那段时间我满脑子问号。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半夜睡不着时想，早晨醒来想，骑自行车去工厂上班的路上也想。我开始看书。不再像以前凭兴趣看《欧阳海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而是开始寻找能够回答脑中问题的书。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就是在那个时期，被我认认真真地看完。特别是一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给我以至今思索不尽的启示。
我常常想：这个命题让我们来答，将会是怎样？很可能是：第一，马克思主义英明的指引；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三，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第四，红军将士的英勇奋战。
毛泽东却不是这样回答的。他认为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第一条、也是首要的原因，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其他四条完全围绕这一条展开。分析环环相扣，严密透彻。
结论让我吃惊。并非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中国，中国的红色政权就必然存在。没有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就很难有边区红色根据地，就很难有红军的发展；没有各个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不知还要增加多少艰难险阻、还会承担多么重大的损失。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道难题，就这样在毛泽东面前变为一层窗户纸，一下子就捅破了。我与其说是被其中的冷静解剖和深刻分析所震惊，不如说被当年毛泽东那种实事求是、那种对中国社情和国情的洞悉所震惊。
我开始隐隐感觉到，这个党及其领袖，并非像当时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
我带着不解的思索走向社会，满腹狐疑地打开《毛泽东选集》。合上《毛泽东选集》时，一种越来越清晰的东西在内心出现。我感觉似乎已经触到了这个党最具生命力的那些元素。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在那段最让人压抑的日子里，我趴在连队的铺板上，写了有生以来第一篇长文：《我爱中国》。其中一些想法今天看来并不成熟，但对恢复我党光荣与力量的渴望，以及对这个国家的信心，可以说已经跃然纸上。
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
我是在改革开放、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
很多人问我：作为一名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的学者，为什么出现这样大的思路变化，写了这本书？我也多次这样问过自己。简单说，最初出自一种感觉，随后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即中华民族正面临关键性的历史进程。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具有了很好的物质基础，但也面临着很多全新的矛盾和全新的问题。人们思维活跃，各种思潮相互激荡。
有人认为有没有信仰无所谓，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有人说过去的信仰和理想，今天看来都是谎言和欺骗。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自机遇与偶然，利用了对手失误，利用了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机缘，执掌政权也没有经过投票选举。
面对这些思潮，我引用了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吕西安·费弗尔的一句话：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经历不可谓不丰富。要认识与对待我们自己这部千曲百折的历史，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
没有思想的力度，无法穿透历史与现实的纷繁烟云。没有力度的思想，每经历巨变，都不由自主全盘否定过去，企图推倒重来。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去认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容易看成一部不断从这个极端跳向那个极端、不断自我否定、不断自我抛弃的历史，这种只见断层、不见积累的思维方式，印证的只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不成熟。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多一些“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的设问，多一些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的追溯和探寻，有助于拓展人们的思维深度和思维宽度。尤其对大国来说，这一点更为珍贵。美国200多年国家史，开掘利用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20世纪90年代写了一本《力量转移》。他认为力量有三种基本形式：暴力、财富和知识。“其中知识最为重要，由于暴力和财富在惊人的程度上依靠知识，今天正在出现空前深刻的力量转移，从而使力量的性质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
托夫勒忘记了还有一种力量。甚至是一种贯穿所有现代力量的力量：信仰。
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的考验。
第一次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
当时蒋介石与北方军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当时蒋介石几乎不加怀疑地认为：共产党垮了。随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等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己不足为患了。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最严峻的考验。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这样的动摇再次出现。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所以才有如此触目惊心的嬗变和大浪淘沙的淘汰。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命运的宠儿。历史给它的磨难，超过了给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的。在白色恐怖压力之下，共产党人的信仰一度变得多么廉价。坚守这一信仰又要以生命为代价，因而变得如此昂贵。
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多么美好。还有什么比生死考验更大的考验呢？
我们曾经拥有一大批像刘畴西、王开湘、胡天桃这样的革命者，他们没有活到胜利那一天，没有赶上评功、授勋、授衔，也没有机会返回故乡光宗耀祖。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随着战火硝烟消失在历史帷幕后面。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壮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
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苦涩萎靡
一个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必具备物质、精神双重强大的条件。战略家克劳塞维兹把精神力量来源归结为两大要素：苦难和胜利。在苦难中积聚，用胜利来洗礼。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苦涩萎靡。用拜金主义诠释历史不难，想挥动自己的手臂书写历史却决非那样容易。靠忍耐忍出一个优秀民族，人类历史上从无此例。所以曾经通过《阿Q正传》等著作强烈抨击国民劣根性的鲁迅，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要特意致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中华民族历尽苦难。苦难不会等于辉煌。唯有通过一批一批先驱者忘我奋斗、夺取胜利，才能如此。所以我将此书定名为《苦难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