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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从2003年底国务院决定将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实施股份制改革试点，到2009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整整用6年时间基本完成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沿着注资，股份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的改革路径，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初步建立现代银行制度。股改不能包医百病，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远未结束。
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的第一步
如今，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中，抵押贷款是一种常规性业务。但是，这种标志着我国金融改革中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的常规性业务的出现，却经历了相当大的波折。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促进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经营，我国于1980年开始对这些银行实行经济核算。1983年，银行系统开始实行“全额利润留成制度”，把各项指标考核与利润留成挂钩。当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从1985年1月开始，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6年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国家专业银行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货币信贷管理办法。这个办法的核心是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往来，不再是供给制下的分配关系，而是真正的借贷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工、农、中、建开始探索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的途径。
在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中国，抵押贷款这种现在看来天经地义的贷款方式当初却不被人所接受。
那时候企业都是公有制，银行贷款被视为“第二财政”。我当时任建行沈阳分行常务副行长。每当银行找企业催还贷款的时候，企业领导的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都是国家的钱，不过是左手换右手，要什么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就这样，我们开始探索新中国金融史上从未发放过的“抵押贷款”。
1986年8月，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实践，建行沈阳分行颁布了《关于对投资性放款试行抵押的若干暂行规定》。主要内容包括抵押放款的适用范围、抵押品以及各种程序等。
《规定》颁布后不久，建行沈阳分行即为沈阳公共汽车二场发放了10万元技术改造贷款，抵押品是两套房子。这笔抵押贷款虽然在手续上不是很完善，但毕竟向抵押贷款迈出了第一步。
完成了第一笔抵押贷款，在对整个程序更进一步完善后，建行沈阳分行又同沈阳乙炔汽瓶厂达成了对该厂技术改造贷款实行抵押的协议。乙炔汽瓶厂根据国家计划的安排进行技术改造，建行沈阳分行提供技术改造资金50万元。经公证部门公证，该厂用集体购买的国库券16000元、职工个人购买的国库券1万元和黄海牌客车一辆、钢板200吨作为抵押品向建行沈阳分行申请贷款。根据该厂信誉和资金投向，双方商定商品抵押率为71.2％，并规定上述财产在抵押期间所有权归建行沈阳分行；国库券交建行沈阳分行保管；客车仍由厂方使用，但贷款不能到期偿还则由建行沈阳分行处理；因钢板要参与生产周转，需按月向建行沈阳分行报送库存额。
抵押贷款推出后，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等许多媒体进行了充分的报道。
今天我们可以说，抵押贷款的推出是中国的银行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转型迈出的个重要步骤，但在当时确实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四步曲”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的银行业经受住了考验，这主要得益于国有银行的改革。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三年铺垫、三年论证、三年操作、三年巩固。
三年铺垫是指1998年至2000年国家连续推出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2700亿元资本金、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000多亿元不良资产等政策。
三年论证是指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前后，从2001年到2003年对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方案的论证。
三年操作是指2003年以后工、中、建、交等国有商业银行完成股改和上市。
三年巩固是指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后的发展巩固。
国有商业银行10年多最关键的四个改革历程中，前两个阶段我任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一司司长，这个司当时负责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邮政储蓄的监管。我亲自参与了国家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2700亿元资本金、剥离14000多亿元不良资产、债转股、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等重大事件的具体操作。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为进步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国务院成立了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专题小组，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任组长，我任办公室主任，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模式、方法和步骤等进行了大量论证。
2003年以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启动，那时我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参与了其中的决策和具体指挥。2007年6月，我调任光大集团董事长，开始接受光大集团的改革重组任务。
至于当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思路，决策时曾有几种考虑一是先易后难的考虑。在改革论证阶段，开始曾设想横向推进，同时起步，但决策难度非常之大。后由横向推进改为纵向推进，一行一策，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中行、建行率先试点。这种先易后难的策略使国有银行的改革得以启动，二是组合操作的考虑。按最初改革设想，消化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主要依靠财政资源。由于“财源问题”，改革一直难以推进。后来，考虑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启动改革，既可以减轻财政压力，又可综合发挥外汇储备作用，提高外汇储备利用效率。实践证明，这种组合操作的考虑起到了“一石两鸟”的效果；三是标本兼治的考虑。在设计改革方案时，财务重组属于治标，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才是治本的改革四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考虑。这是整个改革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
如今回顾上述过程，我觉得如果用几个字对新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进程进行概括性评价的话，那就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
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具体设计者到参与决策者再到具体实践者不同身份的变化中，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在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但只要方向对头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
从2003年底国务院决定将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实施股份制改革试点，到2009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整整用6年时间基本完成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沿着注资，股份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的改革路径，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初步建立现代银行制度。股改不能包医百病，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远未结束。
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的第一步
如今，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中，抵押贷款是一种常规性业务。但是，这种标志着我国金融改革中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的常规性业务的出现，却经历了相当大的波折。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促进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经营，我国于1980年开始对这些银行实行经济核算。1983年，银行系统开始实行“全额利润留成制度”，把各项指标考核与利润留成挂钩。当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从1985年1月开始，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6年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国家专业银行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货币信贷管理办法。这个办法的核心是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往来，不再是供给制下的分配关系，而是真正的借贷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工、农、中、建开始探索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的途径。
在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中国，抵押贷款这种现在看来天经地义的贷款方式当初却不被人所接受。
那时候企业都是公有制，银行贷款被视为“第二财政”。我当时任建行沈阳分行常务副行长。每当银行找企业催还贷款的时候，企业领导的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都是国家的钱，不过是左手换右手，要什么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就这样，我们开始探索新中国金融史上从未发放过的“抵押贷款”。
1986年8月，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实践，建行沈阳分行颁布了《关于对投资性放款试行抵押的若干暂行规定》。主要内容包括抵押放款的适用范围、抵押品以及各种程序等。
《规定》颁布后不久，建行沈阳分行即为沈阳公共汽车二场发放了10万元技术改造贷款，抵押品是两套房子。这笔抵押贷款虽然在手续上不是很完善，但毕竟向抵押贷款迈出了第一步。
完成了第一笔抵押贷款，在对整个程序更进一步完善后，建行沈阳分行又同沈阳乙炔汽瓶厂达成了对该厂技术改造贷款实行抵押的协议。乙炔汽瓶厂根据国家计划的安排进行技术改造，建行沈阳分行提供技术改造资金50万元。经公证部门公证，该厂用集体购买的国库券16000元、职工个人购买的国库券1万元和黄海牌客车一辆、钢板200吨作为抵押品向建行沈阳分行申请贷款。根据该厂信誉和资金投向，双方商定商品抵押率为71.2％，并规定上述财产在抵押期间所有权归建行沈阳分行；国库券交建行沈阳分行保管；客车仍由厂方使用，但贷款不能到期偿还则由建行沈阳分行处理；因钢板要参与生产周转，需按月向建行沈阳分行报送库存额。
抵押贷款推出后，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等许多媒体进行了充分的报道。
今天我们可以说，抵押贷款的推出是中国的银行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转型迈出的个重要步骤，但在当时确实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四步曲”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的银行业经受住了考验，这主要得益于国有银行的改革。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三年铺垫、三年论证、三年操作、三年巩固。
三年铺垫是指1998年至2000年国家连续推出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2700亿元资本金、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000多亿元不良资产等政策。
三年论证是指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前后，从2001年到2003年对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方案的论证。
三年操作是指2003年以后工、中、建、交等国有商业银行完成股改和上市。
三年巩固是指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后的发展巩固。
国有商业银行10年多最关键的四个改革历程中，前两个阶段我任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一司司长，这个司当时负责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邮政储蓄的监管。我亲自参与了国家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2700亿元资本金、剥离14000多亿元不良资产、债转股、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等重大事件的具体操作。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为进步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国务院成立了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专题小组，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任组长，我任办公室主任，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模式、方法和步骤等进行了大量论证。
2003年以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启动，那时我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参与了其中的决策和具体指挥。2007年6月，我调任光大集团董事长，开始接受光大集团的改革重组任务。
至于当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思路，决策时曾有几种考虑一是先易后难的考虑。在改革论证阶段，开始曾设想横向推进，同时起步，但决策难度非常之大。后由横向推进改为纵向推进，一行一策，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中行、建行率先试点。这种先易后难的策略使国有银行的改革得以启动，二是组合操作的考虑。按最初改革设想，消化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主要依靠财政资源。由于“财源问题”，改革一直难以推进。后来，考虑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启动改革，既可以减轻财政压力，又可综合发挥外汇储备作用，提高外汇储备利用效率。实践证明，这种组合操作的考虑起到了“一石两鸟”的效果；三是标本兼治的考虑。在设计改革方案时，财务重组属于治标，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才是治本的改革四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考虑。这是整个改革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
如今回顾上述过程，我觉得如果用几个字对新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进程进行概括性评价的话，那就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
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具体设计者到参与决策者再到具体实践者不同身份的变化中，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在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但只要方向对头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