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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徐老师
1976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批知青从城市涌向农村，农村一夜之间热闹起来。知青给农村注入了新的血液，也带来了生机。他们穿着干净，谈吐文雅，性格开朗，又识文段字。他们穿皮鞋戴手表，早上用牙膏刷牙，晚上还得温水漱口。男生用皮带系裤，女士用黑绸子扎头发。他们虽然识文段字，肚子里灌满墨水，却搞不清稗和麦，分不清草和荠，不知道鸭晚间下蛋鸡白天抱窝。总之，他们区别于农村人。
知青虽与农民一起劳作一起生活，但他们总有些特殊的待遇。他们住的是国家拨款专盖的知青楼，吃的是知青食堂。最重的活儿队长不忍心要他们做，最脏的活儿他们不能做，最麻烦的活儿他们又不会做。他们是一群农民伯伯们惯着的孩子。他们当中最优惠的待遇，便是放下锄头到学校做代课老师。
徐老师就是这样一位知青代课老师。我上二年级时，音乐老师生孩子，学校一时没老师上课，需要请一位知青临时代课，徐老师会些乐器，是知青当中的文艺骨干。队长选派他给我们上音乐课。选派谁不是校长说了算，得听队长的。农民伯伯不仅经常被请到课堂上，讲“马尾巴的功能”之类的知识，还直接左右学校的管理，校长见了他们也得察言观色低三下四，所以，队长指派徐老师，就非徐老师莫属。
徐老师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身材很高大，皮肤白皙，胸膛饱满，目光清澈。眼睛有些凹陷，鼻子自然挺出来，头发带点儿自来卷儿，颇有些欧化。徐老师穿件白衬衫，绿军裤，衬衣裤缝整理得一丝不苟。用现在时髦儿的话说，就是酷。他一入校，把其他灰头土面的老师全比下去了。就像那盏两百瓦的白炽灯，走到哪儿亮到哪儿。我们学校原有一架风琴，已很老了。琴盖上的铰链掉了一半，琴键黑黄黑黄，还缺了两个半音键，像老太太的牙齿，又松动又不着数。两条带动踏板的帆布曾经断过，后用铅丝加了固。旧虽旧，却是小学校的宝物。平日放在校长桌子对面，享受“科级干部”待遇。哪个班有音乐课，就抬到哪个班去，用完再抬回来。这架小破风琴是我生平看到的第一件乐器。我看到的第二件乐器是徐老师的琵琶。
徐老师人高马大，坐着踏风琴膝盖顶在风琴挡板上，稍一触键琴键又翻过来弹不回去。第一次的音乐课因为不熟悉老琴的脾气，上的好不累人。第二次音乐课，徐老师自己带了个大“木瓜子”来了——它的形状像瓜子，比瓜子大好多，有半人高，“脖子”长长的，顶上还有四个小把手，连着几根弦。徐老师向我们介绍这叫“琵琶”，是民族乐器中的一种。我却把“琵琶”听成“枇杷”，心想城里的树可真大，能结出这么大的“枇杷”出来。城里的新鲜事儿可真多，怪不得妈妈总说城里好。只一样比不上乡下：乡下的枇杷能吃，这个“枇杷”恐怕不能吃。
徐老师修长的手指在琵琶上一敲，琵琶立刻发出“嘀嘀哚哚”好听的声音。徐老师索性一屁股坐在课桌上，跷起二郎腿，用琵琶为我们伴奏。若是我们学歌学快了，还可以得到听曲子的奖励。徐老师会弹好多曲子，信手弹弹，都是好听的。边弹边解释：这曲叫《昭君出塞》，这曲叫《大浪淘沙》，这曲叫《春江花月夜》，顺带还把故事讲给我们听。又听音乐，又听故事，真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我们还被要求闭上眼睛听，再回答听到什么。有一次徐老师在琴弦上乱拨一气，又轮指弹了个调调，一个女同学回答说，我看到眼前有点点星星，又有好多大大小小的珠子落下来，撒了一地。徐老师听了很高兴，连声说“来事来事”。也不知是说女同学回答的“来事”，还是自己弹的“来事”，还是回答和弹的都“来事”，反正同学也高兴，老师也高兴。“来事”的意思就是very good！
看着徐老师弹琵琶，学生手也痒痒的，但谁有那份闲钱呢？恐怕把学校卖了也买不来一架琴。徐老师带大家到野地采集树枝，选一扌乍长、两头带小枝杈的留下，做成“琴板”，用扎头发的橡皮筋扎住两端枝杈，权当“琴弦”，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拥有一把简易“琵琶”，徐老师课余教我们基本功，什么勾轮、满轮、凤点头、摇指等等。每人拿根树杈往大腿上一斜戳，二郎腿一跷，活像真的。橡皮筋发出的声音闷闷的，“邦邦邦”，像弹棉花，震得人虎口发痒。木棍琴好虽好，声音不好听。徐老师说，最好听的声音在心里。这有点像花和尚“心中有佛”。我们都“心中有佛”，学得还挺带劲儿。
不久，学校有演出任务，要排节目到各生产队巡回演出。这是政治任务，校长很重视，由徐老师负责。当时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徐老师顺应形势，给我们排了个小合唱《大寨亚克西》，是当时的流行歌，写一位新疆老汉参观大寨后的心情。歌唱的不错，歌词儿也记牢了，可校长看了不满意。校长是个土八路，觉着有些勒头巴眼，不够耐看，又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再加上徐老师又教唱又伴奏，教动作就顾不上了，校长和队长一合计，决定再请一位知青来，协助徐老师，把节目再拿捏拿捏。
知青李老师
新来的知青是个女的，姓李，叫李云，是比徐老师晚一年下乡的。李老师圆圆脸，一对酒窝深陷，两根长辫子，拖到屁股梢儿，发梢儿用黑绸子扎成蝴蝶结。最好听的是她的声音，蹦而脆，似一折就断。李老师爱唱歌，是知青小百灵。那个年代全国上下黑白灰，李老师也不例外。然而她显然动过脑筋：她的绿军裤显然改过，裤腿没那么肥，裤腰也没那么皱。把臀包得圆圆的，大腿部分笔直，小腿肚顶出来，形成一个弧线，上身灰色毛衣胸部还嵌着波浪线。脖子上对襟扎着花手帕，若隐若显。瞧着特不一样。我们不知道这就是美，只是心里处处想学她，学她说话，学她走路，学她抿嘴笑，甚至学她咳嗽。她来了我们宣传队又热闹了许多。特别是徐老师，他的喜悦写在脸上。排练时，他早早就到，衬衫洗得更白，裤缝理得更挺，伴奏更带劲。李老师来了之后，就由李老师唱，徐老师只管伴奏就行。徐老师过门一弹，李老师唱一句：我参观大寨回家乡嘞——我们跟着唱一句：我参观大寨回家乡嘞——李老师唱一句：说不完的高兴话儿心里装嘞——我们跟着唱一句：说不完的高兴话儿心里装嘞——李老师唱一句：我到了这么样的好地方嘞，怎么能叫我——不——歌——唱？我们跟着唱一句：我到了这么样的好地方嘞，怎么能叫我——不——歌——唱？然后一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们都摇头晃脑起来。我注意到唱第二段“大寨的姑娘都是铁肩膀嘞”这一句的时候，徐老师往往也要和着李老师一起唱，还相对望一下，眼睛里全是蜜意。
也许李老师就是徐老师心目中的姑娘吧？我这样想，心里非常羡慕李老师能和徐老师并肩坐着。假如有一天长到李老师那么大，我能和徐老师并肩坐着唱歌吗？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到那么大呢？小女孩的懵懂的情感，就在日常的见识中，一点点一点点积累起来。唱累休息时，他们也不走开，还是那么并肩坐着。他们有说不完的话，谈得很开心。不知徐老师附着李老师耳朵说了什么，李老师忽然脸红了，斜眼嗔着徐老师，忽又大笑起来，全然不顾学生的吵闹。甚至到放学还留大家一会儿，以便他们聊天。他们两人单独聊是不合适的，男女授受不亲，一个宣传队，二三十个孩子，都是电灯泡，照得各处汪汪亮，没人能说闲话。
接下来，李老师把合唱改成“一领众和”的形式：由一男生在前领唱，其他同学围成半圆在其后和他。李老师教他扮成弯腰驼背老头，一手背在背后，一手做抹胡子的动作：大拇指抹过去，食指再勾过来，节目顿时生动许多。
三个星期很快过去，我们的节目也滚瓜烂熟了。演出是在端午节的晚上学校附近生产队仓库里。端午那晚，同学早早吃过晚饭赶到学校等徐老师，却左等右等不见踪影。天渐黑了，黑暗中似有自行车驶过，来的正是徐老师。车一打钝，李老师从后座上跳下来，低头含胸不说话。徐老师似乎欲言，又止，嗓子嘟囔一下，对李老师：“不要怕夏莲，我——”后面的话我没听清楚，李老师默默走开去。
大队仓库来了好多捧着水烟袋和夹着蒲扇的老爷爷老奶奶。我们的节目排在最前面，领唱的小男生特别卖力。今晚他很出彩，鼻子下面粘了个八字胡，是李老师的黑毛线做的。他唱一句：我参观大寨回家乡嘞——我们和一句：回家乡嘞——-回家乡嘞——他唱一句：说不完的高兴话儿心里装嘞——我们和一句：心里装嘞——心里装嘞——然后大家一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亚克西亚克西，亚克西亚克西，嘿——大寨真是亚克西！
看节目的农民伯伯渐渐投入，都跟着摇头晃脑起来。唱第二段时，小男生的胡子老往下掉，想必粘性不太好，他就假装抹胡子，抹一抹，压一压，越抹越掉，越掉越压，他一着急，坏了，裤带子给撑断了，又得腾出手来提裤子，好不忙活。这样一来更把人逗乐了。农民伯伯看着眼前这“小老头儿”，还是个跟自己的孙子差不多大的娃娃，心里由衷地喜欢起来，缺了牙的嘴怎么也合不上了。
演出赢得最热烈的掌声，但徐老师一点儿也没高兴。我偷偷看他，他表情冷漠，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英俊的脸像刀刻的一样。他似乎很难过。我也有些难过起来，我们这么努力，他怎么不高兴呢？是不是我们惹他生气了呢？别看我们是一帮八九岁的孩子，已很会揣度大人的心思，学会看大人的脸色。我又想起他刚才说的话：不要怕夏莲……夏莲是谁呢？我纳闷。
知青夏老师
不久我知道夏莲是谁了，是另一位知青。接下来一周，她代替徐老师走上我们讲台。是她揭发徐老师和李老师谈恋爱，是资产阶级情调，徐老师弹外国曲子给学生听，是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她揭发有功，自然当上代课老师。
夏老师天生是个破嗓子，琴又不会弹，语录倒会不少。她根正苗红，思想觉悟很高。可苦了我们这帮八九岁的孩子。上课要背语录，下课要背语录，中途上茅厕也要背语录。我们用得最多的，上下课尚好应付，上厕所就困难了。下面尿一憋，上面脑子就空了。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句。特别是薛根宝，他本身是个淘气蛋，下课只顾疯玩，尿要憋到上课，用“公家”的时间小便，正好乘机出来遛遛。
向夏老师请假可不是和徐老师那么简单，要背一条语录才放行。阿宝使用率最高的是“为人民服务”这一条，字少，好记。但阿宝背起来并不顺溜。他有些结巴，遇事儿结巴得更厉害。“报、报、报、报告老师”就用掉50秒，再磕磕巴巴背下来，又要比人家多用3倍时间。下面已憋得不行了，两脚在地上轮番跺，膝盖一会儿合一会儿开，左手捏着小鸡鸡，右手举在头顶报告还没拿下来。为、为、为了半天，才到“人”，又人、人、人了好几回，滑到“民”上，好不容易到“服”，“服”来“服”去，“务”就是出不来，全班同学都在替他着急，就夏老师不急。夏老师腰背挺直，双手对绞在胸前，不等“务”出来，绝不松口。可怜的阿宝，等不到夏老师松口，只好自己松口，“务”尚在心中，尿已到体外，一决堤，喷涌而出，淅淅沥沥一路下来，畅通无阻。阿宝的尿有传染性，氨的味道在教室里一散，全班同学都要小便，一个个哭丧着脸咬牙憋着，却没人敢举手。
我们越发想念徐老师了。徐老师犯了这样大的“事情”，被退回到生产队挑大粪。放学大家就去找徐老师，帮他捡麦穗，割蒿草。徐老师用他那双颀长的，覆盖着半透明指盖的手干最脏最累的农活儿，嘴里还能哼出调调来，他真是心里有音乐。再后来，徐老师又转到另一个生产队去了，我们再也没见到他。
1987年我考上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在校园里遇到一同学，看着面熟，一聊起来，是小学十年未谋面的同学。她在南师大音乐系读三年级，我问她什么专业，她说，当然是琵琶了，还记得树杈琵琶吗？我的基本功，就是在那上头练的呀！她这样一说，我记起来了，她就是那个徐老师表扬她“来事来事”的黄毛丫头。
我们相对望着，心里又想起徐老师来……
1976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批知青从城市涌向农村，农村一夜之间热闹起来。知青给农村注入了新的血液，也带来了生机。他们穿着干净，谈吐文雅，性格开朗，又识文段字。他们穿皮鞋戴手表，早上用牙膏刷牙，晚上还得温水漱口。男生用皮带系裤，女士用黑绸子扎头发。他们虽然识文段字，肚子里灌满墨水，却搞不清稗和麦，分不清草和荠，不知道鸭晚间下蛋鸡白天抱窝。总之，他们区别于农村人。
知青虽与农民一起劳作一起生活，但他们总有些特殊的待遇。他们住的是国家拨款专盖的知青楼，吃的是知青食堂。最重的活儿队长不忍心要他们做，最脏的活儿他们不能做，最麻烦的活儿他们又不会做。他们是一群农民伯伯们惯着的孩子。他们当中最优惠的待遇，便是放下锄头到学校做代课老师。
徐老师就是这样一位知青代课老师。我上二年级时，音乐老师生孩子，学校一时没老师上课，需要请一位知青临时代课，徐老师会些乐器，是知青当中的文艺骨干。队长选派他给我们上音乐课。选派谁不是校长说了算，得听队长的。农民伯伯不仅经常被请到课堂上，讲“马尾巴的功能”之类的知识，还直接左右学校的管理，校长见了他们也得察言观色低三下四，所以，队长指派徐老师，就非徐老师莫属。
徐老师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身材很高大，皮肤白皙，胸膛饱满，目光清澈。眼睛有些凹陷，鼻子自然挺出来，头发带点儿自来卷儿，颇有些欧化。徐老师穿件白衬衫，绿军裤，衬衣裤缝整理得一丝不苟。用现在时髦儿的话说，就是酷。他一入校，把其他灰头土面的老师全比下去了。就像那盏两百瓦的白炽灯，走到哪儿亮到哪儿。我们学校原有一架风琴，已很老了。琴盖上的铰链掉了一半，琴键黑黄黑黄，还缺了两个半音键，像老太太的牙齿，又松动又不着数。两条带动踏板的帆布曾经断过，后用铅丝加了固。旧虽旧，却是小学校的宝物。平日放在校长桌子对面，享受“科级干部”待遇。哪个班有音乐课，就抬到哪个班去，用完再抬回来。这架小破风琴是我生平看到的第一件乐器。我看到的第二件乐器是徐老师的琵琶。
徐老师人高马大，坐着踏风琴膝盖顶在风琴挡板上，稍一触键琴键又翻过来弹不回去。第一次的音乐课因为不熟悉老琴的脾气，上的好不累人。第二次音乐课，徐老师自己带了个大“木瓜子”来了——它的形状像瓜子，比瓜子大好多，有半人高，“脖子”长长的，顶上还有四个小把手，连着几根弦。徐老师向我们介绍这叫“琵琶”，是民族乐器中的一种。我却把“琵琶”听成“枇杷”，心想城里的树可真大，能结出这么大的“枇杷”出来。城里的新鲜事儿可真多，怪不得妈妈总说城里好。只一样比不上乡下：乡下的枇杷能吃，这个“枇杷”恐怕不能吃。
徐老师修长的手指在琵琶上一敲，琵琶立刻发出“嘀嘀哚哚”好听的声音。徐老师索性一屁股坐在课桌上，跷起二郎腿，用琵琶为我们伴奏。若是我们学歌学快了，还可以得到听曲子的奖励。徐老师会弹好多曲子，信手弹弹，都是好听的。边弹边解释：这曲叫《昭君出塞》，这曲叫《大浪淘沙》，这曲叫《春江花月夜》，顺带还把故事讲给我们听。又听音乐，又听故事，真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我们还被要求闭上眼睛听，再回答听到什么。有一次徐老师在琴弦上乱拨一气，又轮指弹了个调调，一个女同学回答说，我看到眼前有点点星星，又有好多大大小小的珠子落下来，撒了一地。徐老师听了很高兴，连声说“来事来事”。也不知是说女同学回答的“来事”，还是自己弹的“来事”，还是回答和弹的都“来事”，反正同学也高兴，老师也高兴。“来事”的意思就是very good！
看着徐老师弹琵琶，学生手也痒痒的，但谁有那份闲钱呢？恐怕把学校卖了也买不来一架琴。徐老师带大家到野地采集树枝，选一扌乍长、两头带小枝杈的留下，做成“琴板”，用扎头发的橡皮筋扎住两端枝杈，权当“琴弦”，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拥有一把简易“琵琶”，徐老师课余教我们基本功，什么勾轮、满轮、凤点头、摇指等等。每人拿根树杈往大腿上一斜戳，二郎腿一跷，活像真的。橡皮筋发出的声音闷闷的，“邦邦邦”，像弹棉花，震得人虎口发痒。木棍琴好虽好，声音不好听。徐老师说，最好听的声音在心里。这有点像花和尚“心中有佛”。我们都“心中有佛”，学得还挺带劲儿。
不久，学校有演出任务，要排节目到各生产队巡回演出。这是政治任务，校长很重视，由徐老师负责。当时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徐老师顺应形势，给我们排了个小合唱《大寨亚克西》，是当时的流行歌，写一位新疆老汉参观大寨后的心情。歌唱的不错，歌词儿也记牢了，可校长看了不满意。校长是个土八路，觉着有些勒头巴眼，不够耐看，又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再加上徐老师又教唱又伴奏，教动作就顾不上了，校长和队长一合计，决定再请一位知青来，协助徐老师，把节目再拿捏拿捏。
知青李老师
新来的知青是个女的，姓李，叫李云，是比徐老师晚一年下乡的。李老师圆圆脸，一对酒窝深陷，两根长辫子，拖到屁股梢儿，发梢儿用黑绸子扎成蝴蝶结。最好听的是她的声音，蹦而脆，似一折就断。李老师爱唱歌，是知青小百灵。那个年代全国上下黑白灰，李老师也不例外。然而她显然动过脑筋：她的绿军裤显然改过，裤腿没那么肥，裤腰也没那么皱。把臀包得圆圆的，大腿部分笔直，小腿肚顶出来，形成一个弧线，上身灰色毛衣胸部还嵌着波浪线。脖子上对襟扎着花手帕，若隐若显。瞧着特不一样。我们不知道这就是美，只是心里处处想学她，学她说话，学她走路，学她抿嘴笑，甚至学她咳嗽。她来了我们宣传队又热闹了许多。特别是徐老师，他的喜悦写在脸上。排练时，他早早就到，衬衫洗得更白，裤缝理得更挺，伴奏更带劲。李老师来了之后，就由李老师唱，徐老师只管伴奏就行。徐老师过门一弹，李老师唱一句：我参观大寨回家乡嘞——我们跟着唱一句：我参观大寨回家乡嘞——李老师唱一句：说不完的高兴话儿心里装嘞——我们跟着唱一句：说不完的高兴话儿心里装嘞——李老师唱一句：我到了这么样的好地方嘞，怎么能叫我——不——歌——唱？我们跟着唱一句：我到了这么样的好地方嘞，怎么能叫我——不——歌——唱？然后一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们都摇头晃脑起来。我注意到唱第二段“大寨的姑娘都是铁肩膀嘞”这一句的时候，徐老师往往也要和着李老师一起唱，还相对望一下，眼睛里全是蜜意。
也许李老师就是徐老师心目中的姑娘吧？我这样想，心里非常羡慕李老师能和徐老师并肩坐着。假如有一天长到李老师那么大，我能和徐老师并肩坐着唱歌吗？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到那么大呢？小女孩的懵懂的情感，就在日常的见识中，一点点一点点积累起来。唱累休息时，他们也不走开，还是那么并肩坐着。他们有说不完的话，谈得很开心。不知徐老师附着李老师耳朵说了什么，李老师忽然脸红了，斜眼嗔着徐老师，忽又大笑起来，全然不顾学生的吵闹。甚至到放学还留大家一会儿，以便他们聊天。他们两人单独聊是不合适的，男女授受不亲，一个宣传队，二三十个孩子，都是电灯泡，照得各处汪汪亮，没人能说闲话。
接下来，李老师把合唱改成“一领众和”的形式：由一男生在前领唱，其他同学围成半圆在其后和他。李老师教他扮成弯腰驼背老头，一手背在背后，一手做抹胡子的动作：大拇指抹过去，食指再勾过来，节目顿时生动许多。
三个星期很快过去，我们的节目也滚瓜烂熟了。演出是在端午节的晚上学校附近生产队仓库里。端午那晚，同学早早吃过晚饭赶到学校等徐老师，却左等右等不见踪影。天渐黑了，黑暗中似有自行车驶过，来的正是徐老师。车一打钝，李老师从后座上跳下来，低头含胸不说话。徐老师似乎欲言，又止，嗓子嘟囔一下，对李老师：“不要怕夏莲，我——”后面的话我没听清楚，李老师默默走开去。
大队仓库来了好多捧着水烟袋和夹着蒲扇的老爷爷老奶奶。我们的节目排在最前面，领唱的小男生特别卖力。今晚他很出彩，鼻子下面粘了个八字胡，是李老师的黑毛线做的。他唱一句：我参观大寨回家乡嘞——我们和一句：回家乡嘞——-回家乡嘞——他唱一句：说不完的高兴话儿心里装嘞——我们和一句：心里装嘞——心里装嘞——然后大家一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亚克西亚克西，亚克西亚克西，嘿——大寨真是亚克西！
看节目的农民伯伯渐渐投入，都跟着摇头晃脑起来。唱第二段时，小男生的胡子老往下掉，想必粘性不太好，他就假装抹胡子，抹一抹，压一压，越抹越掉，越掉越压，他一着急，坏了，裤带子给撑断了，又得腾出手来提裤子，好不忙活。这样一来更把人逗乐了。农民伯伯看着眼前这“小老头儿”，还是个跟自己的孙子差不多大的娃娃，心里由衷地喜欢起来，缺了牙的嘴怎么也合不上了。
演出赢得最热烈的掌声，但徐老师一点儿也没高兴。我偷偷看他，他表情冷漠，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英俊的脸像刀刻的一样。他似乎很难过。我也有些难过起来，我们这么努力，他怎么不高兴呢？是不是我们惹他生气了呢？别看我们是一帮八九岁的孩子，已很会揣度大人的心思，学会看大人的脸色。我又想起他刚才说的话：不要怕夏莲……夏莲是谁呢？我纳闷。
知青夏老师
不久我知道夏莲是谁了，是另一位知青。接下来一周，她代替徐老师走上我们讲台。是她揭发徐老师和李老师谈恋爱，是资产阶级情调，徐老师弹外国曲子给学生听，是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她揭发有功，自然当上代课老师。
夏老师天生是个破嗓子，琴又不会弹，语录倒会不少。她根正苗红，思想觉悟很高。可苦了我们这帮八九岁的孩子。上课要背语录，下课要背语录，中途上茅厕也要背语录。我们用得最多的，上下课尚好应付，上厕所就困难了。下面尿一憋，上面脑子就空了。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句。特别是薛根宝，他本身是个淘气蛋，下课只顾疯玩，尿要憋到上课，用“公家”的时间小便，正好乘机出来遛遛。
向夏老师请假可不是和徐老师那么简单，要背一条语录才放行。阿宝使用率最高的是“为人民服务”这一条，字少，好记。但阿宝背起来并不顺溜。他有些结巴，遇事儿结巴得更厉害。“报、报、报、报告老师”就用掉50秒，再磕磕巴巴背下来，又要比人家多用3倍时间。下面已憋得不行了，两脚在地上轮番跺，膝盖一会儿合一会儿开，左手捏着小鸡鸡，右手举在头顶报告还没拿下来。为、为、为了半天，才到“人”，又人、人、人了好几回，滑到“民”上，好不容易到“服”，“服”来“服”去，“务”就是出不来，全班同学都在替他着急，就夏老师不急。夏老师腰背挺直，双手对绞在胸前，不等“务”出来，绝不松口。可怜的阿宝，等不到夏老师松口，只好自己松口，“务”尚在心中，尿已到体外，一决堤，喷涌而出，淅淅沥沥一路下来，畅通无阻。阿宝的尿有传染性，氨的味道在教室里一散，全班同学都要小便，一个个哭丧着脸咬牙憋着，却没人敢举手。
我们越发想念徐老师了。徐老师犯了这样大的“事情”，被退回到生产队挑大粪。放学大家就去找徐老师，帮他捡麦穗，割蒿草。徐老师用他那双颀长的，覆盖着半透明指盖的手干最脏最累的农活儿，嘴里还能哼出调调来，他真是心里有音乐。再后来，徐老师又转到另一个生产队去了，我们再也没见到他。
1987年我考上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在校园里遇到一同学，看着面熟，一聊起来，是小学十年未谋面的同学。她在南师大音乐系读三年级，我问她什么专业，她说，当然是琵琶了，还记得树杈琵琶吗？我的基本功，就是在那上头练的呀！她这样一说，我记起来了，她就是那个徐老师表扬她“来事来事”的黄毛丫头。
我们相对望着，心里又想起徐老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