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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得了重病，急性肝炎并发糖尿病、高血压。因为照顾爸爸，我也传染了肝炎，一时病情比爸爸还重，自己也要住医院了。
在我住院期间，传来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上海的当权者禁止民间悼念周恩来。我一听，立即拉着一起住院的静安区副区长赵纪锁先生，在虹桥医院第六病区组织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所有的病人都参加了。追悼会过后，我又把会场布置成一个灵堂，再将自己的床搬到隔壁守护。这是当时全上海唯一的民间悼念仪式，我知道已经受到“工总司”的密切关注，只是因为在医院，他们一时不便动手。我守护了整整一个星期，一天晚上，在两个护士的帮助下，快速出院。
当时的上海，很难找到躲避之处。好不容易通过一个熟人，找到了一个仅能容身的小窝棚。我躲在里边，一个多月几乎没有见过一个人，直到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要到上海来看我。老师弯着腰进了我的小窝棚，又用手按了按那张用木板和砖块搭起的小床，说：“这不行，不是人住的地方，一定要搬出去。”
我说：“外面一片嘈杂。”
盛老师说：“如果你只是怕嘈杂，不怕艰苦，我可以到乡下山间给你找一个住处。”
我拜托他找，说怎么艰苦都可以。他回去后不久，就来信说找到了，并告诉我坐什么船，再坐什么车，他在何处等我。
我立即告别爸爸、妈妈，七拐八弯，住到了奉化县的一处山间老屋里边。
这山间老屋已经很有年岁，处处衰朽。隐隐约约，还能看出当年一点不平常的气息。楼有两层，盛老师在当地的两个朋友用一把生锈的钥匙打开一把生锈的大锁，破门开了。走上一个满是灰尘的楼梯，在转弯处有一个小小的亭子间，大概有四平方米吧，这就是我的住处。
我知道周围山间都没有人住，那两位朋友已经为我架好了一张小床，留下一个水瓶，关照我不要忘了关门，就走了。这个晚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天老地荒般的彻底孤独。
夜里风雨很大。无际的林木全都变成了黑海怒涛，尽着性子在奔涌咆哮。没有灯火的哆嗦，也没有野禽的呻吟……
第二天上午，风雨停了，我听到一种轻轻地推开楼下破门的声音。只见一个极其清瘦的老人上了二楼。
他是谁？陪我来的那两位朋友并没有提起过。
我故意用手在门框上弄响了一点声音，老大爷听见了，从二楼门口看下来，我随即跟他打了个招呼，并告诉他，是谁让我住在这里的。老大爷和气地点了点头，我也就顺便上了楼梯。
我站在二楼正间的门口往里望，呵，满满一屋子的旧书！老大爷邀我进屋，我坐下与他聊了起来。
他看了我一眼，说：“我们奉化是蒋介石的家乡，这是蒋介石的图书馆，按他的名字，叫中正图书馆。”
我问：能看看吗？
他说：请。
我走到第一个书橱，就在《四部丛刊》前停了下来，并伸手打开橱门，取出一部，翻看了一下。
老大爷有点吃惊，便随口说：“这《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都是当地一个叫朱守梅的绅士，在1930年捐献的。”
我说：“1930年捐献的可能是《四部丛刊》吧，因为《四部备要》要到1936年才出版。”
老大爷眼睛一亮，看了我一会儿，又立即走到另一个书橱前，从里边取出《四部备要》翻看。然后把书放回，笑着对我说：“你是对的，1936年，中华书局。”
我看到这满屋子的书早已喜不自禁，就这么扯了几句，老大爷已经完全对我另眼相看。
他拉了把藤椅让我坐下，自己坐在我对面，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但你住在这里，这些书算是遇到知音了。”
“我能随意借阅这里所有的书吗？”我兴奋地问。
“随意。但不能离开这个房间，到你那个亭子间也不许，这是1930年定下的规矩。”他说。
我一笑，心想，“文革”初期造反派没发现这儿还算侥幸，他居然还固守着1930年的规矩。但是，这种不识时务，让人尊敬。
“那您几天来一次？”我问。
“如果你要看书，我可以天天来。”他说。
“这多么麻烦您啊。”我说。
“我平日没事。你来看书，我陪着高兴。”他说。
果然，以后老大爷天天来，我也就能天天看书了。
在这里读书不仅没有干扰，而且也不存在任何功利，只让自己的心毫无障碍地与书中的古人对晤。这种情景，我没有遇到过，这些书也没有遇到过。
这山上，经常有半夜的狂风暴雨。老大爷傍晚就下山了，可怖的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一个人。这是我与古代完全合一的混沌时刻，总觉得有一种浩大无比的东西随着狂风暴雨破窗而入，灌注我的全身。
我每隔四天下山一次，买点最便宜的吃食。不同季节的山野，景色变化无穷。脚下总是厚厚的落叶，被湿湿的岚气压了一夜，软绵绵的踩上去没有任何声音。但是等我上山，太阳已经晒了好一会儿，连落叶也都干挺起来，一下脚便簌簌作响。欢快的蝉声，因我的脚步时起时落。
走山路的经验使我想起家乡。我的家乡离这儿不远。从这里看过去，隔着青灰色的雾霭，有一些水墨画似的峰峦。到了墨枯笔抖的地方，就到了。那儿也有很多老屋，其中一间的屋顶下，住着我的祖母。
祖母，至今余家的最高精神领袖，穿越了多少人生恶战。我本来打算在这里住一阵之后，去看看她。但是，这一楼古书已经开始了我的另一份学历。我请祖母稍稍等待，等我研习完这一段，就过去。
——我就这样在山路上胡思乱想，抬头一看已到了山下。
山下小街边有一个阅报栏。抬头一看，还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突然发现有一个叫“石一歌”的署名，便知道原先自己参加过的鲁迅教材编写组里也有人下了水，因为这个笔名是那个组里有人用过的。下水的人，我估计姓孙，因为当时就发现他与“工总司”有来往。我想看看他写了什么，却实在读不下去。何况此时此刻，我正在研究孔子和老子有没有在洛邑见面的事。
我在山上，由于盛老师的两位当地朋友，得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又由于路过的两位山民，知道了毛泽东去世。
在知道第二个消息的当天，我就立即下山，赶往上海。
我有预感，一个时代结束了。
但事情很不容乐观。没过多久，下令逮捕“四人帮”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又下了令，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继续遵循。这一来就麻烦了，不能否定“文革”，不能否定造反，不能否定工宣队，不能否定废学，不能否定全国性的大批斗……谁否定，谁就被“清查”。我本人，也因为曾经随口说过一句“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而受到“清查”。那个原来与我们一起编过教材，后来转身以“石一歌”的笔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姓孙的人，成了“清查组负责人”。总之，仍然是一些“伪斗士”在忙碌。上海这种“清查”的惊人之笔，是枪毙了华东师范大学一个叫王辛酉的人，罪名是反对“文革”。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坐不住了，觉得这未必是北京的决定，便壮着胆子不断给北京的中央办公厅写信，报告上海的情况，强烈要求否定文革。我知道，每到邮筒投寄一封信，都可能是返回到自己身上的炸弹。但我，已经不怕。
幸好，1978年12月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文革”终于被否定。会议还宣布，中国要解放思想，停止阶级斗争，着力经济建设，开始改革开放。会后没几天，上海的那些“清查组”全部都解散了。那一批“伪斗士”，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找不到了。
（摘自《我等不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我住院期间，传来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上海的当权者禁止民间悼念周恩来。我一听，立即拉着一起住院的静安区副区长赵纪锁先生，在虹桥医院第六病区组织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所有的病人都参加了。追悼会过后，我又把会场布置成一个灵堂，再将自己的床搬到隔壁守护。这是当时全上海唯一的民间悼念仪式，我知道已经受到“工总司”的密切关注，只是因为在医院，他们一时不便动手。我守护了整整一个星期，一天晚上，在两个护士的帮助下，快速出院。
当时的上海，很难找到躲避之处。好不容易通过一个熟人，找到了一个仅能容身的小窝棚。我躲在里边，一个多月几乎没有见过一个人，直到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要到上海来看我。老师弯着腰进了我的小窝棚，又用手按了按那张用木板和砖块搭起的小床，说：“这不行，不是人住的地方，一定要搬出去。”
我说：“外面一片嘈杂。”
盛老师说：“如果你只是怕嘈杂，不怕艰苦，我可以到乡下山间给你找一个住处。”
我拜托他找，说怎么艰苦都可以。他回去后不久，就来信说找到了，并告诉我坐什么船，再坐什么车，他在何处等我。
我立即告别爸爸、妈妈，七拐八弯，住到了奉化县的一处山间老屋里边。
这山间老屋已经很有年岁，处处衰朽。隐隐约约，还能看出当年一点不平常的气息。楼有两层，盛老师在当地的两个朋友用一把生锈的钥匙打开一把生锈的大锁，破门开了。走上一个满是灰尘的楼梯，在转弯处有一个小小的亭子间，大概有四平方米吧，这就是我的住处。
我知道周围山间都没有人住，那两位朋友已经为我架好了一张小床，留下一个水瓶，关照我不要忘了关门，就走了。这个晚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天老地荒般的彻底孤独。
夜里风雨很大。无际的林木全都变成了黑海怒涛，尽着性子在奔涌咆哮。没有灯火的哆嗦，也没有野禽的呻吟……
第二天上午，风雨停了，我听到一种轻轻地推开楼下破门的声音。只见一个极其清瘦的老人上了二楼。
他是谁？陪我来的那两位朋友并没有提起过。
我故意用手在门框上弄响了一点声音，老大爷听见了，从二楼门口看下来，我随即跟他打了个招呼，并告诉他，是谁让我住在这里的。老大爷和气地点了点头，我也就顺便上了楼梯。
我站在二楼正间的门口往里望，呵，满满一屋子的旧书！老大爷邀我进屋，我坐下与他聊了起来。
他看了我一眼，说：“我们奉化是蒋介石的家乡，这是蒋介石的图书馆，按他的名字，叫中正图书馆。”
我问：能看看吗？
他说：请。
我走到第一个书橱，就在《四部丛刊》前停了下来，并伸手打开橱门，取出一部，翻看了一下。
老大爷有点吃惊，便随口说：“这《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都是当地一个叫朱守梅的绅士，在1930年捐献的。”
我说：“1930年捐献的可能是《四部丛刊》吧，因为《四部备要》要到1936年才出版。”
老大爷眼睛一亮，看了我一会儿，又立即走到另一个书橱前，从里边取出《四部备要》翻看。然后把书放回，笑着对我说：“你是对的，1936年，中华书局。”
我看到这满屋子的书早已喜不自禁，就这么扯了几句，老大爷已经完全对我另眼相看。
他拉了把藤椅让我坐下，自己坐在我对面，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但你住在这里，这些书算是遇到知音了。”
“我能随意借阅这里所有的书吗？”我兴奋地问。
“随意。但不能离开这个房间，到你那个亭子间也不许，这是1930年定下的规矩。”他说。
我一笑，心想，“文革”初期造反派没发现这儿还算侥幸，他居然还固守着1930年的规矩。但是，这种不识时务，让人尊敬。
“那您几天来一次？”我问。
“如果你要看书，我可以天天来。”他说。
“这多么麻烦您啊。”我说。
“我平日没事。你来看书，我陪着高兴。”他说。
果然，以后老大爷天天来，我也就能天天看书了。
在这里读书不仅没有干扰，而且也不存在任何功利，只让自己的心毫无障碍地与书中的古人对晤。这种情景，我没有遇到过，这些书也没有遇到过。
这山上，经常有半夜的狂风暴雨。老大爷傍晚就下山了，可怖的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一个人。这是我与古代完全合一的混沌时刻，总觉得有一种浩大无比的东西随着狂风暴雨破窗而入，灌注我的全身。
我每隔四天下山一次，买点最便宜的吃食。不同季节的山野，景色变化无穷。脚下总是厚厚的落叶，被湿湿的岚气压了一夜，软绵绵的踩上去没有任何声音。但是等我上山，太阳已经晒了好一会儿，连落叶也都干挺起来，一下脚便簌簌作响。欢快的蝉声，因我的脚步时起时落。
走山路的经验使我想起家乡。我的家乡离这儿不远。从这里看过去，隔着青灰色的雾霭，有一些水墨画似的峰峦。到了墨枯笔抖的地方，就到了。那儿也有很多老屋，其中一间的屋顶下，住着我的祖母。
祖母，至今余家的最高精神领袖，穿越了多少人生恶战。我本来打算在这里住一阵之后，去看看她。但是，这一楼古书已经开始了我的另一份学历。我请祖母稍稍等待，等我研习完这一段，就过去。
——我就这样在山路上胡思乱想，抬头一看已到了山下。
山下小街边有一个阅报栏。抬头一看，还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突然发现有一个叫“石一歌”的署名，便知道原先自己参加过的鲁迅教材编写组里也有人下了水，因为这个笔名是那个组里有人用过的。下水的人，我估计姓孙，因为当时就发现他与“工总司”有来往。我想看看他写了什么，却实在读不下去。何况此时此刻，我正在研究孔子和老子有没有在洛邑见面的事。
我在山上，由于盛老师的两位当地朋友，得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又由于路过的两位山民，知道了毛泽东去世。
在知道第二个消息的当天，我就立即下山，赶往上海。
我有预感，一个时代结束了。
但事情很不容乐观。没过多久，下令逮捕“四人帮”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又下了令，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继续遵循。这一来就麻烦了，不能否定“文革”，不能否定造反，不能否定工宣队，不能否定废学，不能否定全国性的大批斗……谁否定，谁就被“清查”。我本人，也因为曾经随口说过一句“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而受到“清查”。那个原来与我们一起编过教材，后来转身以“石一歌”的笔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姓孙的人，成了“清查组负责人”。总之，仍然是一些“伪斗士”在忙碌。上海这种“清查”的惊人之笔，是枪毙了华东师范大学一个叫王辛酉的人，罪名是反对“文革”。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坐不住了，觉得这未必是北京的决定，便壮着胆子不断给北京的中央办公厅写信，报告上海的情况，强烈要求否定文革。我知道，每到邮筒投寄一封信，都可能是返回到自己身上的炸弹。但我，已经不怕。
幸好，1978年12月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文革”终于被否定。会议还宣布，中国要解放思想，停止阶级斗争，着力经济建设，开始改革开放。会后没几天，上海的那些“清查组”全部都解散了。那一批“伪斗士”，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找不到了。
（摘自《我等不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