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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52.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5）03-000-01
摘 要 中国古代体育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体育活动，受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体育的价值取向趋于伦理化、养生化、人格化。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禁锢臣民思想，致使体育表现出单一化的特点，大多以礼仪和嬉戏的表现形式存在。对中国古代体育价值取向进行探析，采取杨弃和内省的方式，以期实现对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关键词 价值取向 表现形式 体育思想
解读中国古代体育价值取向，需要植根于当时的历史时期，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是大陆农业文化的产物，注重情感和尊崇道德观念。封建统治阶级通过体育活动对人们思想进行束缚，能很好的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精神。中国封建社会以封闭、分散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并且表现为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进行排斥，因此体育种类少、活动范围狭小，抑制了体育健康全面发展。
一、中国古代体育重视思想教育，以维护社会稳定为主要目的
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体是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属于道德性文化，不论先秦儒家，还是两汉儒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其基本价值在于伦理[1]。儒家思想重视“礼义”和“道德”教育，如唐代的木射，在十五柱球上分别写上“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和“傲、慢、佞、贪、滥”，只是把体育作为一种传播礼义道德的思想工具。道教主张各任天命，无为而治，追求一种自然的人格。佛教主张世俗间的超脱，提倡目空万世，追求心空万物的超然人格。
在儒家、道家、佛家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体育主要是用来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例如，射箭是中国古代习武活动，却有着繁琐复杂的礼仪程序。孔子主张“射不住皮”淡化射技，重视道德礼仪的培养。中国古代体育主要是通过由外达内、由表及里、由形而下的身体活动促成无形精神的升华，对身体的要求不高，仅仅是为了养护生命、祛病、和延年益寿为目的，以塑造理想的人格为主要目的。如中国的武术，纵观古今所有门派都把培养德、礼作为习武的前提条件，“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习武者相见必抱拳以礼，若要切磋武艺，交手前必有“有礼”、“承让”等谦语，一般点到为止，不伤及性命。在进行比赛时，一般抱有“胜亦可喜，败则无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以成败论英雄”，“无绝对胜者”的心态，注重过程，不看重结果，体现了朴素和谐的思想。从而可以看出，统治者把中国古代体育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维护社会政治和伦理秩序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
二、中国古代体育重视内在修养，轻视竞技运动
中国自古讲究“以德服人”和“以和为贵”，重视“礼节”与“过程”。在封建社会时期，体育的思想观念起伏不大，无非是在“重文轻武”和体育的地位有所提高之间徘徊。体育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养生、军事、嬉戏、礼仪，动作轻柔徐缓，重在内部修养，不过分追求速度与力量。大多数活动项目出现在宫廷和民俗节日当中，以表演为主，主要是为了取悦人心，追求感官刺激。身体运动被限定在微微出汗的程度，剧烈运动如赛马、摔跤等，都被认为不适于健康的目的，而被列在专门化的军事技术之列[2]。
春秋战国时期在《礼记·射义》中有关射击与礼仪关系的记述，不同等级的人所用的弓、箭、箭靶的形制和伴奏的音乐各不相同，射箭的先后秩序需按照射箭者的等级贵贱安排。东汉时期，华佗模仿虎、鹿、熊、猿、鸟创造了《五禽戏》。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玄士大多雅好棋艺，北周武帝曾制《象经》，梁武帝著有《围棋品》一卷。隋唐时期推行武举制，体育的地位有所提高。在《云仙杂记》中可以得知，唐代上至帝王、下至贫民都喜欢下棋。从唐佚名所画《秋千图》可以看出，秋千受下层民众喜爱，尤其是女士。唐朝进士薛胜写过《拔河赋》，形象的反映了民间的拔河运动。在宋代的《齐云社轨》和元代捶丸专著《丸经》中，都把道德教化方面的要求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2]。宋代十分流行蹴鞠，在民间并有了蹴鞠组织——“圆社”，蹴鞠力求营造“三朋和气满，入队笑声喧，四海人皆喜”的和谐氛围。南宋时期，出现了专门的角抵组织——角礼社，比赛过程中重视技能和表演，不过分追求胜负。明清时期棋类运动繁盛，由于象棋广泛发展，已有多种棋谱专书问世，如唐寅著《棋双》、朱晋桢辑《桔中秘》、徐芝选著《适情雅趣》薛丙撰有《心武残谱》[3]。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养生，尤其注重静养，以“自养”为主，不在人体，而在人之“气”、“志”、“心”、“性”。纵观古代的体育活动形式，可以得知中国古代体育注重内在修养，不重视竞技运动。
三、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思想概论
经过先秦儒家、道家、医家思想，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为理论基础的认识观，“养气”与适中的锻炼被认为是体育的基本原则。不重视体育本身的活动，而重视体育的伦理道德教育作用；重过程、轻竞技，肩负着道德与秩序的强化作用；注重内外兼修，倡导天人合一、形神一统，练养结合的锻炼理念；讲究以和为贵的处事准则，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重文轻武，限制女子体育的发展，排斥少数民族体育活动。质言之，中国古代体育的价值取向趋向人格化、养生化、伦理化和单一化。中国古代体育价值取向是当时时代的产物，符合历史的需要。在推进全面健身和学校教育改革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和挖掘中国古代传统的体育项目，并进行选择性的吸收与创新，这样才能满足当代人们文化心理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谭华.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的影响[J].四川体育科学.2000（4）：5.
[2] 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
[3] 袁红军.中国古代体育文献述论[J].北京：图书情报工作.2009.53（19）：143.
[4] 李富菊.中国现当代体育课程问题史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3.
摘 要 中国古代体育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体育活动，受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体育的价值取向趋于伦理化、养生化、人格化。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禁锢臣民思想，致使体育表现出单一化的特点，大多以礼仪和嬉戏的表现形式存在。对中国古代体育价值取向进行探析，采取杨弃和内省的方式，以期实现对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关键词 价值取向 表现形式 体育思想
解读中国古代体育价值取向，需要植根于当时的历史时期，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是大陆农业文化的产物，注重情感和尊崇道德观念。封建统治阶级通过体育活动对人们思想进行束缚，能很好的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精神。中国封建社会以封闭、分散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并且表现为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进行排斥，因此体育种类少、活动范围狭小，抑制了体育健康全面发展。
一、中国古代体育重视思想教育，以维护社会稳定为主要目的
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体是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属于道德性文化，不论先秦儒家，还是两汉儒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其基本价值在于伦理[1]。儒家思想重视“礼义”和“道德”教育，如唐代的木射，在十五柱球上分别写上“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和“傲、慢、佞、贪、滥”，只是把体育作为一种传播礼义道德的思想工具。道教主张各任天命，无为而治，追求一种自然的人格。佛教主张世俗间的超脱，提倡目空万世，追求心空万物的超然人格。
在儒家、道家、佛家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体育主要是用来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例如，射箭是中国古代习武活动，却有着繁琐复杂的礼仪程序。孔子主张“射不住皮”淡化射技，重视道德礼仪的培养。中国古代体育主要是通过由外达内、由表及里、由形而下的身体活动促成无形精神的升华，对身体的要求不高，仅仅是为了养护生命、祛病、和延年益寿为目的，以塑造理想的人格为主要目的。如中国的武术，纵观古今所有门派都把培养德、礼作为习武的前提条件，“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习武者相见必抱拳以礼，若要切磋武艺，交手前必有“有礼”、“承让”等谦语，一般点到为止，不伤及性命。在进行比赛时，一般抱有“胜亦可喜，败则无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以成败论英雄”，“无绝对胜者”的心态，注重过程，不看重结果，体现了朴素和谐的思想。从而可以看出，统治者把中国古代体育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维护社会政治和伦理秩序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
二、中国古代体育重视内在修养，轻视竞技运动
中国自古讲究“以德服人”和“以和为贵”，重视“礼节”与“过程”。在封建社会时期，体育的思想观念起伏不大，无非是在“重文轻武”和体育的地位有所提高之间徘徊。体育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养生、军事、嬉戏、礼仪，动作轻柔徐缓，重在内部修养，不过分追求速度与力量。大多数活动项目出现在宫廷和民俗节日当中，以表演为主，主要是为了取悦人心，追求感官刺激。身体运动被限定在微微出汗的程度，剧烈运动如赛马、摔跤等，都被认为不适于健康的目的，而被列在专门化的军事技术之列[2]。
春秋战国时期在《礼记·射义》中有关射击与礼仪关系的记述，不同等级的人所用的弓、箭、箭靶的形制和伴奏的音乐各不相同，射箭的先后秩序需按照射箭者的等级贵贱安排。东汉时期，华佗模仿虎、鹿、熊、猿、鸟创造了《五禽戏》。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玄士大多雅好棋艺，北周武帝曾制《象经》，梁武帝著有《围棋品》一卷。隋唐时期推行武举制，体育的地位有所提高。在《云仙杂记》中可以得知，唐代上至帝王、下至贫民都喜欢下棋。从唐佚名所画《秋千图》可以看出，秋千受下层民众喜爱，尤其是女士。唐朝进士薛胜写过《拔河赋》，形象的反映了民间的拔河运动。在宋代的《齐云社轨》和元代捶丸专著《丸经》中，都把道德教化方面的要求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2]。宋代十分流行蹴鞠，在民间并有了蹴鞠组织——“圆社”，蹴鞠力求营造“三朋和气满，入队笑声喧，四海人皆喜”的和谐氛围。南宋时期，出现了专门的角抵组织——角礼社，比赛过程中重视技能和表演，不过分追求胜负。明清时期棋类运动繁盛，由于象棋广泛发展，已有多种棋谱专书问世，如唐寅著《棋双》、朱晋桢辑《桔中秘》、徐芝选著《适情雅趣》薛丙撰有《心武残谱》[3]。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养生，尤其注重静养，以“自养”为主，不在人体，而在人之“气”、“志”、“心”、“性”。纵观古代的体育活动形式，可以得知中国古代体育注重内在修养，不重视竞技运动。
三、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思想概论
经过先秦儒家、道家、医家思想，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为理论基础的认识观，“养气”与适中的锻炼被认为是体育的基本原则。不重视体育本身的活动，而重视体育的伦理道德教育作用；重过程、轻竞技，肩负着道德与秩序的强化作用；注重内外兼修，倡导天人合一、形神一统，练养结合的锻炼理念；讲究以和为贵的处事准则，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重文轻武，限制女子体育的发展，排斥少数民族体育活动。质言之，中国古代体育的价值取向趋向人格化、养生化、伦理化和单一化。中国古代体育价值取向是当时时代的产物，符合历史的需要。在推进全面健身和学校教育改革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和挖掘中国古代传统的体育项目，并进行选择性的吸收与创新，这样才能满足当代人们文化心理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谭华.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的影响[J].四川体育科学.2000（4）：5.
[2] 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
[3] 袁红军.中国古代体育文献述论[J].北京：图书情报工作.2009.53（19）：143.
[4] 李富菊.中国现当代体育课程问题史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