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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贫困作为一个难以攻克的世界难题，阿玛蒂亚·森首创的可行能力理论开创了研究贫困的新热点。本文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基础，从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四个方面来说明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可行能力现状，进而深入探析其可行能力缺失的原因，最后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 农村贫困人口 可行能力 探析
一、引言
贫困的概念最早由朗特里提出，此后，国内外学者关于贫困和反贫困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化，领域和内容逐步扩展，收入贫困理论已经不再适应当前反贫困实际的需要，消除能力贫困才是反贫困的正确选择。贵州省是我国西南喀斯特高原丘陵区，反贫困难度大。贵州省农村地区反贫困的效果如何，不仅影响着贫困人口生活状况的改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贵州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中央第二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国发2012（2）号文件的制定，贵州省提出了加速发展、加速转型、推动跨越，反贫困问题凸显其重要性。
二、相关理论概述
朗特里（Rowntree，1901），给贫困下了一个迄今为止仍被认为最经典的定义：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支付仅仅维持家庭成员生存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开支，这个家庭就基本陷入了贫困之中。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在收入上相对比别人穷，而是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他所说的“能力”是指一个人可以获得的各种功能性活动的不同选择组合。因此，能力是一种自由即个人拥有的决定过何种生活的可选择的范围。
对贫困人口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中国贫困监测抽样调查中的贫困人口是指年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农户。国家为农村地区的扶贫工作制定了贫困线——最低生活水平。贫困线是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根据贫困监测报告、农村住户抽样调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和购买力平价水平等综合指标测算出来的动态指标。以此贫困线为标准，本文界定的贫困人口是指收入水平在贫困线以下的有劳动能力的人。但是，它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上的贫困和落后，而是一个涵盖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匮乏等的广泛概念。
三、可行能力现状分析
（1）经济条件
由于贵州省是我国西南喀斯特高原丘陵区，农业资源拥有量不足；生产能力低，生产方式落后，其生产性固定资产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贫困人口在外出务工方面，务工领域集中在建筑业和服务业，比全国水平相比，务工行业结构严重不合理；在外出务工收入方面，在低收入水平阶段的比例要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在高收入阶段的比例却比全国水平低，导致平均务工收入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文化程度与务工地点和务工收入有很大的相关关系：农村贫困人口的文化程度低于全国水平，导致了在县内乡外务工、县外省内务工和低收入水平的比例要高于全国水平，而高收入阶段的比例却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社会机会
社会机会是可行能力重要内容之一，它的满足对于获得和提高可行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贫困人口社会机会方面的可行能力主要体现在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
2010年，贵州省农村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14年；文盲或半文盲所占比例为12.32%，小学程度比例为35.7%，初中程度为42.56%，高中及以上比重仅为9.42%。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远远低于全国贫困农户和全国农户的水平；其在文盲和半文盲、小学文化程度中的比重最大，远远高于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在初中文化程度，特别是高中及以上的文化程度的比例很少，远远少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的居住地点的医疗基础设施水平仍然比较差，经济收入低是了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不能及时就医的最主要原因，比全国平均水平比例大。
（3）透明性保证
一般认为，当代社会资本的研究是从简·雅各布斯（Jacob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让—克劳德·帕瑟仑（Jean-Claude Passeron）、格伦·劳瑞（GlermLoury）等人的研究开始的。在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罗纳德·伯特（Ronald S Burt）、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亚历山德罗·波茨（Aleiandro Portes）、弗朗西斯·福山（Fakuyana）、托马斯·福特·布朗（Thomas Fort Brown）等学者那里，这个概念和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完善，把它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有利于以共同收益为目的的集体行动的规范和网络。从现有文献看，中央编译局的杨雪冬在总结西方学者众多关于社会资本议的基础上，作了全面、综合的概括，即：“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来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和行为范式。”贫困人口大多数以血缘或者地缘的形式居住。以亲缘结成的网络，亲友之间都处于贫困或者低收入阶段，导致血缘形式的居住对缓解彼此的贫困状态作用甚微。以地缘结成的社会关系十分脆弱，邻里之间相互交往较少，即便是交流较多，也无法及时交流对改变贫困状态有用的信息。交通的不便导致他们难以接受外界的知识和文化，个体通过动用关系网络而获得嵌入到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很少。关系型社会资本的缺乏，使得贫困人口获取外界的救助和扶持很少，脱贫减贫十分困难。
（4）防护性保障
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中外出务工人员受到的社会保障很有限，务工单位为其购买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水平都要比全国农民工的平水低得多；而且维权意识差，导致权益受到侵犯情况下，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维护自身的权益。
综上结果不难发现：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低、人力资本有限、享有医疗资源有限、社会资本缺乏、社会保障水平低，可行能力严重缺失，导致其贫困程度深。而以经济条件和社会机会方面的可行能力最差，也是导致贫困人口常年贫困、脱贫困难最主要的原因。 四、可行能力缺失的原因分析
经济条件的可行能力缺失的原因既与我国长期二元结构的经济体制有关，还与农村本来脆弱的自然环境、落后的基础设施相关。在二元结构下，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心偏向城市，导致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农民享有的政策资源和发展机会少。
（1）国家扶贫政策的“偏位”
我国实行以国家参与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模式强调通过开发贫困地区的资源。过多的关注贫困人口短期收入的增长，而与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有关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关注与投入甚少，缺乏长期创收和脱贫的手段和技能，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险使得已经脱贫的人们又回到了贫困状态。
（2）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
贵州省农村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山高、谷深、坡陡，耕地稀少且分布不均，大部分农户的农地都分布在半山腰中，平原中农地面积很少。使得大规模的农业机械无法使用和推广，无疑会降低农户的农业生产能力。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发育，阻碍了农业生产，同时，给贫困人口的生活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贫困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脆弱。水利设施建设陈旧落后，蓄水工程设施少，丰水时节不能蓄水，干旱时节没水灌溉，农田水利设施不能保证正常农业生产的浇灌和防洪抗旱的需要。交通条件差依然是制约着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贫困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很多村仍然没有公路，人们居住分散，离自家农地距离遥远，严重影响人们出行和农产品的销售。
（3）受教育水平低，人力资本不足
人力资本存量是表示一个社会所有劳动者所具有劳动能力的综合量度，指经投资形成的，凝结于劳动者身上的知识和技能。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受教育程度有限，一方面使得只能依靠传统方法进行农业生产，导致农业收入低下；另一方面，知识、技能的匮乏，在外出务工时，就业面窄，务工收入低。可以说，造成贫困人口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人力资本的不足。知识贫困体现在贫困人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与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叠加，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隔断了贫困人口与外界的联系，弱化了外面先进的理念、文化对农村的冲击，强化了贫困农村的社会封闭性。
（4）社会资本匮乏
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还表现在以血缘和地缘结成的团体网络中。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都集中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以地缘结成的社会网络十分脆弱，贫困人口之间的相互交往交流程度低。而以亲缘结成的网络，当贫困人口的亲戚大多都跟他们差不多的境地时，尽管彼此之间往来较多、联系紧密，但是这种交往对于获得最新信息、依靠彼此获得帮助、改变彼此命运的作用是甚微的。
五、消除能力贫困的对策建议
（1）转移扶贫战略重心，注重“能力”建设
顺应当前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形势，将国家扶贫政策的重心转移到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上来。增加扶贫资金投入的同时，改变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向：增加扶贫资金对劳动力知识和技能培训的投入力度，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水平，培养其一技之长，改变当前外出务工领域不合理的现状。同时，加强对扶贫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确保扶贫资金真正使用在发展型扶贫项目中，提高贫困人口的受益水平。
（2）生态移民、基础建设、城镇化互动
贵州属于西南喀斯特高原丘陵区，其特点是石灰岩广布，岩溶化程度高，地表水渗透严重，山高地少，耕地零碎，土层瘠薄，石漠化严重。在人口居住分散的条件下，建设“村村通”、“乡乡通”等项目，客观上是线路长、建设成本高、终端用户少，再加上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更增加了交通通信线路的保养和维护成本。因此，根据《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国家鼓励和支持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地区的贫困农户通过移民搬迁、异地开发的方式，开辟反贫困的新途径。
（3）改革医疗、教育制度
加大财政对农村医疗、教育的投入力度。改善现有卫生院和卫生室的条件和服务水平，吸引一批高医术、高水平的医务人员到基层工作；规范村里私人诊所，确保其运作规范。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继续巩固和完善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对当前个别地区学校乱收费现象进行严格监督和管理。
（4）培育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分三个层面，宏观层面即社会制度，中观层面即社团单元，组群单元和微观层面即面对面相互作用的交往。在宏观层面上，加快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对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的立法与司法保护；在中观层面上，加强就业信息中心的建设；建立和完善职业介绍中介服务机构；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的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培训体系；在微观层面上，维持并适当加强贫困人口亲友、邻里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扩大自身的交际圈，提高关系型组织和网络的凝聚力，互帮互助，共同摆脱贫困。
参考文献：
[1]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王春萍.可行能力视角下城市贫困与反贫困研究[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3]周红云、社会资本理论述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 （5）
[4] 郎贵飞. 社会资本与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J]. 贵州民族研究， 2007.5
[5] Rowntree，Benjamin Seebohm. Poverty：A Study of Town Life[M]. London： NABU PR，1901.
[关键词] 农村贫困人口 可行能力 探析
一、引言
贫困的概念最早由朗特里提出，此后，国内外学者关于贫困和反贫困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化，领域和内容逐步扩展，收入贫困理论已经不再适应当前反贫困实际的需要，消除能力贫困才是反贫困的正确选择。贵州省是我国西南喀斯特高原丘陵区，反贫困难度大。贵州省农村地区反贫困的效果如何，不仅影响着贫困人口生活状况的改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贵州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中央第二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国发2012（2）号文件的制定，贵州省提出了加速发展、加速转型、推动跨越，反贫困问题凸显其重要性。
二、相关理论概述
朗特里（Rowntree，1901），给贫困下了一个迄今为止仍被认为最经典的定义：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支付仅仅维持家庭成员生存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开支，这个家庭就基本陷入了贫困之中。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在收入上相对比别人穷，而是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他所说的“能力”是指一个人可以获得的各种功能性活动的不同选择组合。因此，能力是一种自由即个人拥有的决定过何种生活的可选择的范围。
对贫困人口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中国贫困监测抽样调查中的贫困人口是指年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农户。国家为农村地区的扶贫工作制定了贫困线——最低生活水平。贫困线是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根据贫困监测报告、农村住户抽样调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和购买力平价水平等综合指标测算出来的动态指标。以此贫困线为标准，本文界定的贫困人口是指收入水平在贫困线以下的有劳动能力的人。但是，它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上的贫困和落后，而是一个涵盖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匮乏等的广泛概念。
三、可行能力现状分析
（1）经济条件
由于贵州省是我国西南喀斯特高原丘陵区，农业资源拥有量不足；生产能力低，生产方式落后，其生产性固定资产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贫困人口在外出务工方面，务工领域集中在建筑业和服务业，比全国水平相比，务工行业结构严重不合理；在外出务工收入方面，在低收入水平阶段的比例要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在高收入阶段的比例却比全国水平低，导致平均务工收入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文化程度与务工地点和务工收入有很大的相关关系：农村贫困人口的文化程度低于全国水平，导致了在县内乡外务工、县外省内务工和低收入水平的比例要高于全国水平，而高收入阶段的比例却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社会机会
社会机会是可行能力重要内容之一，它的满足对于获得和提高可行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贫困人口社会机会方面的可行能力主要体现在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
2010年，贵州省农村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14年；文盲或半文盲所占比例为12.32%，小学程度比例为35.7%，初中程度为42.56%，高中及以上比重仅为9.42%。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远远低于全国贫困农户和全国农户的水平；其在文盲和半文盲、小学文化程度中的比重最大，远远高于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在初中文化程度，特别是高中及以上的文化程度的比例很少，远远少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的居住地点的医疗基础设施水平仍然比较差，经济收入低是了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不能及时就医的最主要原因，比全国平均水平比例大。
（3）透明性保证
一般认为，当代社会资本的研究是从简·雅各布斯（Jacob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让—克劳德·帕瑟仑（Jean-Claude Passeron）、格伦·劳瑞（GlermLoury）等人的研究开始的。在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罗纳德·伯特（Ronald S Burt）、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亚历山德罗·波茨（Aleiandro Portes）、弗朗西斯·福山（Fakuyana）、托马斯·福特·布朗（Thomas Fort Brown）等学者那里，这个概念和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完善，把它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有利于以共同收益为目的的集体行动的规范和网络。从现有文献看，中央编译局的杨雪冬在总结西方学者众多关于社会资本议的基础上，作了全面、综合的概括，即：“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来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和行为范式。”贫困人口大多数以血缘或者地缘的形式居住。以亲缘结成的网络，亲友之间都处于贫困或者低收入阶段，导致血缘形式的居住对缓解彼此的贫困状态作用甚微。以地缘结成的社会关系十分脆弱，邻里之间相互交往较少，即便是交流较多，也无法及时交流对改变贫困状态有用的信息。交通的不便导致他们难以接受外界的知识和文化，个体通过动用关系网络而获得嵌入到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很少。关系型社会资本的缺乏，使得贫困人口获取外界的救助和扶持很少，脱贫减贫十分困难。
（4）防护性保障
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中外出务工人员受到的社会保障很有限，务工单位为其购买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水平都要比全国农民工的平水低得多；而且维权意识差，导致权益受到侵犯情况下，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维护自身的权益。
综上结果不难发现：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低、人力资本有限、享有医疗资源有限、社会资本缺乏、社会保障水平低，可行能力严重缺失，导致其贫困程度深。而以经济条件和社会机会方面的可行能力最差，也是导致贫困人口常年贫困、脱贫困难最主要的原因。 四、可行能力缺失的原因分析
经济条件的可行能力缺失的原因既与我国长期二元结构的经济体制有关，还与农村本来脆弱的自然环境、落后的基础设施相关。在二元结构下，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心偏向城市，导致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农民享有的政策资源和发展机会少。
（1）国家扶贫政策的“偏位”
我国实行以国家参与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模式强调通过开发贫困地区的资源。过多的关注贫困人口短期收入的增长，而与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有关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关注与投入甚少，缺乏长期创收和脱贫的手段和技能，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险使得已经脱贫的人们又回到了贫困状态。
（2）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
贵州省农村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山高、谷深、坡陡，耕地稀少且分布不均，大部分农户的农地都分布在半山腰中，平原中农地面积很少。使得大规模的农业机械无法使用和推广，无疑会降低农户的农业生产能力。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发育，阻碍了农业生产，同时，给贫困人口的生活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贫困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脆弱。水利设施建设陈旧落后，蓄水工程设施少，丰水时节不能蓄水，干旱时节没水灌溉，农田水利设施不能保证正常农业生产的浇灌和防洪抗旱的需要。交通条件差依然是制约着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贫困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很多村仍然没有公路，人们居住分散，离自家农地距离遥远，严重影响人们出行和农产品的销售。
（3）受教育水平低，人力资本不足
人力资本存量是表示一个社会所有劳动者所具有劳动能力的综合量度，指经投资形成的，凝结于劳动者身上的知识和技能。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受教育程度有限，一方面使得只能依靠传统方法进行农业生产，导致农业收入低下；另一方面，知识、技能的匮乏，在外出务工时，就业面窄，务工收入低。可以说，造成贫困人口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人力资本的不足。知识贫困体现在贫困人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与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叠加，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隔断了贫困人口与外界的联系，弱化了外面先进的理念、文化对农村的冲击，强化了贫困农村的社会封闭性。
（4）社会资本匮乏
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还表现在以血缘和地缘结成的团体网络中。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都集中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以地缘结成的社会网络十分脆弱，贫困人口之间的相互交往交流程度低。而以亲缘结成的网络，当贫困人口的亲戚大多都跟他们差不多的境地时，尽管彼此之间往来较多、联系紧密，但是这种交往对于获得最新信息、依靠彼此获得帮助、改变彼此命运的作用是甚微的。
五、消除能力贫困的对策建议
（1）转移扶贫战略重心，注重“能力”建设
顺应当前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形势，将国家扶贫政策的重心转移到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上来。增加扶贫资金投入的同时，改变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向：增加扶贫资金对劳动力知识和技能培训的投入力度，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水平，培养其一技之长，改变当前外出务工领域不合理的现状。同时，加强对扶贫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确保扶贫资金真正使用在发展型扶贫项目中，提高贫困人口的受益水平。
（2）生态移民、基础建设、城镇化互动
贵州属于西南喀斯特高原丘陵区，其特点是石灰岩广布，岩溶化程度高，地表水渗透严重，山高地少，耕地零碎，土层瘠薄，石漠化严重。在人口居住分散的条件下，建设“村村通”、“乡乡通”等项目，客观上是线路长、建设成本高、终端用户少，再加上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更增加了交通通信线路的保养和维护成本。因此，根据《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国家鼓励和支持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地区的贫困农户通过移民搬迁、异地开发的方式，开辟反贫困的新途径。
（3）改革医疗、教育制度
加大财政对农村医疗、教育的投入力度。改善现有卫生院和卫生室的条件和服务水平，吸引一批高医术、高水平的医务人员到基层工作；规范村里私人诊所，确保其运作规范。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继续巩固和完善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对当前个别地区学校乱收费现象进行严格监督和管理。
（4）培育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分三个层面，宏观层面即社会制度，中观层面即社团单元，组群单元和微观层面即面对面相互作用的交往。在宏观层面上，加快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对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的立法与司法保护；在中观层面上，加强就业信息中心的建设；建立和完善职业介绍中介服务机构；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的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培训体系；在微观层面上，维持并适当加强贫困人口亲友、邻里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扩大自身的交际圈，提高关系型组织和网络的凝聚力，互帮互助，共同摆脱贫困。
参考文献：
[1]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王春萍.可行能力视角下城市贫困与反贫困研究[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3]周红云、社会资本理论述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 （5）
[4] 郎贵飞. 社会资本与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J]. 贵州民族研究， 2007.5
[5] Rowntree，Benjamin Seebohm. Poverty：A Study of Town Life[M]. London： NABU PR，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