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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企业党组织如何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理论和实践的两个方面，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拟对其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
两种合法性：合法律与合民心
现实中，我们常会碰上这样一个问题，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法律和政策依据是什么?这一问题，乍一看似乎很简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写到，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由此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各项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我国的企业法、公司法的有关条文，对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也同样有明确的规定。可是，再仔细想一想，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法律和政策依据这一问题，又似乎隐含了这样一个质疑，即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合法性问题。不是有这样一种说法，国外企业并没有党的政治组织，国外的船舶也没有政委一职，人家不也一样运转很好吗?为什么我党在取得执政地位50多年之后，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合法性竟然还会受到挑战?在这里，合法性问题不仅仅是指法律意义上的条文。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大众心理的认同，即是民意的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不啻是一帖清醒剂，让我们对党的执政合法性以及党的领导方式问题有一个认真地思考。
回顾我党80多年的历史，党的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革命党最终成为执政党，党是靠什么来领导的呢?一是靠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有一个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政治主张；二是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并能够凝聚起全民族的精神和力量；三是党拥有一大批为实现党的理想而浴血奋斗、不惜流血牺牲的优秀党员队伍。以上三条是实现党的领导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党的领导其实质就是思想政治的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有了党的正确思想政治领导，没有军队可以创建军队，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反之，如果丧失了党的正确思想政治领导，有了政权最终也会丧失政权。上世纪末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手中握有执政大权的政党，一旦丧失了思想政治领导的优势，其权力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其意义就在于我党所具备的这种思想政治领导的能力和优势。这种能力和优势使我党在与各种政治力量的长期斗争和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执掌全国政权并且长期执政的党。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使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设起了新中国；因为有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使我们能够拨乱反正、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因为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使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从而为我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在我党指导思想方面的理论成果，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我党赢得长期执政地位的力量源泉。
领导不等于执政
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领导”与“执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过去人们往往把“领导”与“执政”两个概念混为一谈。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曾十分鲜明地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的领导”。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在总纲中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而“执政”主要是指运用国家行政权力对社会各类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领导”与“执政”两者之间是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可是，党在取得了执政地位以后，我们的一些同志对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意识逐渐淡化，党的领导意识被“执政权力”意识所侵蚀，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包括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也逐渐被以“权力”为中心的意识而左右。加上有一个时期，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思想政治领导变成空洞的说教，甚至是部分人运用“权力”整人的“棍棒”。党执政50多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每当我们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波折之后，人们才会旧话重提，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角度对各种失误进行检讨。1989年的政治风波过后，邓小平同志曾沉痛地告诫全党，这么些年来我们最重大的失误是教育，是缺少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他说“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之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强调的就是党的思想政治领导。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企业党组织的地位作用上，我们也曾经走过一段弯路。1999年9月，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组织了《国有企业改革与党在国有企业中的政治领导问题研究》课题组，对北京、天津、无锡、深圳和陕西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党政干部125人调查表明，认为近几年来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是逐步削弱”的，在党委干部中占33．3％，在行政干部中占11．4%；2005年，成立不久的国资委党委组织的调查数据也再次表明，这种状况至今并未得到根本扭转，甚至在一些单位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有进一步弱化的趋向。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中，无论企业资产怎样重组，产权关系怎样变化，内部决策和经营机制怎样调整，党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政治领导，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都必须坚持，不能有任何削弱。”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加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中央的声音和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可到了基层落实起来又为什么困难重重呢?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一些同志在观念上并没有把“领导”与“执政”的关系搞清楚。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把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简单地等同于行政领导，每当碰到难题时，往往是两手一摊抱怨说，党的组织在企业中的作用和地位缺乏法律依据和具体操作的办法(实则是指缺少硬性的行政性规定)。这种对国家宪法、企业法、公司法以及党章对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原则规定、立法精神视而不见，甚至于把这些规定与其它法律条文割裂或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是与我们长期来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考核等同于经济工作，一味追求用量化标准来衡量一切一样，是从根本上混淆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和联系，这无疑是缘木求鱼，使自己在认识误区中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遗憾的是，现实中一些基层单位的上级机关，在考核下级单位工作时，就往往习惯用经济的“量化”指标去硬套党建工作业绩。表面上看似乎是强调了党建工作要围绕经济工作开展，实质上反映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习惯。
由于思想政治领导在一些同志看来比较抽象，难以捉摸，其效果是长期而又隐性的，政绩又难以量化体现，所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对此的关注热情和投入的时间精力，就最难保证。相对于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这一条，尤其是党管干部管人才的工作，［实则是“政治领导”与“执政权力”最为重合的部分］，因为是最直接、利益最明显的工作，似乎规定最清楚，也往往成为党政领导双方“胶着”的热点。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现在提倡的做法是“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对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办法只是为党组织参与决策，克服可能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决策障碍，提供了平台。至于党组织怎样参与、如何决策，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可是有些同志把这仅仅看成是对行政权力的再分配，在实践中往往会产生以个人的行为替代组织的行为，有的单位甚至于把党委干部视作行政副手，分管某一方面具体的行政业务而已。由于对思想政治领导的丰富内容和难度，缺少应有的认知和把握，在一些单位党组织机构就变得“无事可做”，显得“人员臃肿”。改革浪潮一来，从事党务工作的人员精简就必然首当其冲。长此以往，必要的组织机构缺损、人员不到位，而导致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流于形式，以应付上级组织的检查考核，最终陷于“平庸”导致“削减”的恶性循环的怪圈。大量事实表明，如果一个企业党组织长期只热衷于利益直接相关的干部人事权力，而忽视了党组织最根本的思想政治领导的任务，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就在所难免了。
不能用“执政权力”代替“思想政治领导”
企业党组织思想政治领导的软弱，是与长期以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淡化、空洞化和异化相联系的。由于党在获得执政地位后，出现了“执政权力”替代“思想领导”的倾向，思想政治工作被逐渐淡化，一些同志误以为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可以支配一切，主宰天下。结果就难免会出现这样一个严酷事实，就如我党一位前辈领导人曾指出的那样：“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搞得好的是红军时期，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以后，有一段时间，在‘左’的错误影响下，逐渐地思想政治工作变成领导者用来对付普通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败坏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声誉，结果很坏。”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些人眼里颓变成了“说教”的代名词而逐渐空洞化，甚至于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也仅仅把思想政治工作理解成传达会议、学习文件等形式和方法，使思想教育的两种主要形式：说理性教育变成了概念堆砌的大杂烩，文章从概念到概念，不摆事实，不讲道理，缺乏说服力；形象化教育又流于概念化图解，缺乏感染力。这些同志忘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含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教育人民，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忘记了思想政治工作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功能。在有的领导者看来，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只是职工群众和下属，认为领导总是正确的，有问题的总是职工和群众，而把自己排除在外。有的把思想政治工作仅局限于为职工送温暖、办实事等一些具体事务上，名曰：“务实不务虚”。思想政治工作不谈理想、不谈主义、更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好人主义盛行。
这些问题的存在，除了因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影响外，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执政环境的变化，在客观上也造成思想政治工作优势不如党在武装斗争时期那样强大和明显。这是因为，武装斗争时期，党所能掌握的资源主要是蕴藏在各阶层广大民众的精神之中，党只有用正确的政治主张和纲领，唤起民众的觉醒，聚起全民族的力量，才打败了一切反动势力，最终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后，因为手中掌握了执政资源，便容易产生见物不见人的错觉。另外，党在执政之前，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受压迫、被奴役的民众更容易被党的崇高理想所吸引，并自觉自愿地加入了党的斗争行列。革命胜利后，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党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没有现存的成功模式可以借鉴，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和理论上的僵化，导致思想政治工作脱离实际和缺乏针对性。加上文革时期泛政治化极左思潮影响，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思想政治工作变成了“抓辫子、打棍子”的代名词，以致于在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后，一些同志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和优良传统的认识，仍未真正做到正本清源，甚至于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当作计划经济年代的附着物一并抛弃了。
我们说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包含了三项基本内容，一是有正确的理论武装；二是有一大批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队伍；三是有广大人民群众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支持。这三个基本内容的体现，主要依靠的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继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观念、内容和方法，党的政治领导的优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要创新和发展，就要从这三个核心内容上着眼，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教育手段、活动方法等表现形式、技术层面上的创新。要从提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发挥党员先进性作用着手。最近，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国资委党委把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开展争创四好班子建设活动，这一系列的决定和活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加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从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启示：要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就必须坚持“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正确理解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和“执政”的关系。在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或重点，首先是教育者自身，即各级领导干部；其次是广大党员。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和每个党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规定的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通过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才能教育和团结周围的群众，为实现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奋斗。
(作者系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党组工作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罗志荣）
两种合法性：合法律与合民心
现实中，我们常会碰上这样一个问题，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法律和政策依据是什么?这一问题，乍一看似乎很简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写到，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由此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各项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我国的企业法、公司法的有关条文，对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也同样有明确的规定。可是，再仔细想一想，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法律和政策依据这一问题，又似乎隐含了这样一个质疑，即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合法性问题。不是有这样一种说法，国外企业并没有党的政治组织，国外的船舶也没有政委一职，人家不也一样运转很好吗?为什么我党在取得执政地位50多年之后，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合法性竟然还会受到挑战?在这里，合法性问题不仅仅是指法律意义上的条文。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大众心理的认同，即是民意的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不啻是一帖清醒剂，让我们对党的执政合法性以及党的领导方式问题有一个认真地思考。
回顾我党80多年的历史，党的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革命党最终成为执政党，党是靠什么来领导的呢?一是靠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有一个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政治主张；二是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并能够凝聚起全民族的精神和力量；三是党拥有一大批为实现党的理想而浴血奋斗、不惜流血牺牲的优秀党员队伍。以上三条是实现党的领导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党的领导其实质就是思想政治的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有了党的正确思想政治领导，没有军队可以创建军队，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反之，如果丧失了党的正确思想政治领导，有了政权最终也会丧失政权。上世纪末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手中握有执政大权的政党，一旦丧失了思想政治领导的优势，其权力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其意义就在于我党所具备的这种思想政治领导的能力和优势。这种能力和优势使我党在与各种政治力量的长期斗争和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执掌全国政权并且长期执政的党。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使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设起了新中国；因为有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使我们能够拨乱反正、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因为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使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从而为我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在我党指导思想方面的理论成果，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我党赢得长期执政地位的力量源泉。
领导不等于执政
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领导”与“执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过去人们往往把“领导”与“执政”两个概念混为一谈。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曾十分鲜明地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的领导”。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在总纲中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而“执政”主要是指运用国家行政权力对社会各类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领导”与“执政”两者之间是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可是，党在取得了执政地位以后，我们的一些同志对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意识逐渐淡化，党的领导意识被“执政权力”意识所侵蚀，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包括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也逐渐被以“权力”为中心的意识而左右。加上有一个时期，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思想政治领导变成空洞的说教，甚至是部分人运用“权力”整人的“棍棒”。党执政50多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每当我们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波折之后，人们才会旧话重提，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角度对各种失误进行检讨。1989年的政治风波过后，邓小平同志曾沉痛地告诫全党，这么些年来我们最重大的失误是教育，是缺少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他说“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之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强调的就是党的思想政治领导。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企业党组织的地位作用上，我们也曾经走过一段弯路。1999年9月，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组织了《国有企业改革与党在国有企业中的政治领导问题研究》课题组，对北京、天津、无锡、深圳和陕西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党政干部125人调查表明，认为近几年来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是逐步削弱”的，在党委干部中占33．3％，在行政干部中占11．4%；2005年，成立不久的国资委党委组织的调查数据也再次表明，这种状况至今并未得到根本扭转，甚至在一些单位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有进一步弱化的趋向。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中，无论企业资产怎样重组，产权关系怎样变化，内部决策和经营机制怎样调整，党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政治领导，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都必须坚持，不能有任何削弱。”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加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中央的声音和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可到了基层落实起来又为什么困难重重呢?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一些同志在观念上并没有把“领导”与“执政”的关系搞清楚。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把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简单地等同于行政领导，每当碰到难题时，往往是两手一摊抱怨说，党的组织在企业中的作用和地位缺乏法律依据和具体操作的办法(实则是指缺少硬性的行政性规定)。这种对国家宪法、企业法、公司法以及党章对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原则规定、立法精神视而不见，甚至于把这些规定与其它法律条文割裂或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是与我们长期来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考核等同于经济工作，一味追求用量化标准来衡量一切一样，是从根本上混淆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和联系，这无疑是缘木求鱼，使自己在认识误区中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遗憾的是，现实中一些基层单位的上级机关，在考核下级单位工作时，就往往习惯用经济的“量化”指标去硬套党建工作业绩。表面上看似乎是强调了党建工作要围绕经济工作开展，实质上反映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习惯。
由于思想政治领导在一些同志看来比较抽象，难以捉摸，其效果是长期而又隐性的，政绩又难以量化体现，所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对此的关注热情和投入的时间精力，就最难保证。相对于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这一条，尤其是党管干部管人才的工作，［实则是“政治领导”与“执政权力”最为重合的部分］，因为是最直接、利益最明显的工作，似乎规定最清楚，也往往成为党政领导双方“胶着”的热点。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现在提倡的做法是“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对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办法只是为党组织参与决策，克服可能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决策障碍，提供了平台。至于党组织怎样参与、如何决策，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可是有些同志把这仅仅看成是对行政权力的再分配，在实践中往往会产生以个人的行为替代组织的行为，有的单位甚至于把党委干部视作行政副手，分管某一方面具体的行政业务而已。由于对思想政治领导的丰富内容和难度，缺少应有的认知和把握，在一些单位党组织机构就变得“无事可做”，显得“人员臃肿”。改革浪潮一来，从事党务工作的人员精简就必然首当其冲。长此以往，必要的组织机构缺损、人员不到位，而导致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流于形式，以应付上级组织的检查考核，最终陷于“平庸”导致“削减”的恶性循环的怪圈。大量事实表明，如果一个企业党组织长期只热衷于利益直接相关的干部人事权力，而忽视了党组织最根本的思想政治领导的任务，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就在所难免了。
不能用“执政权力”代替“思想政治领导”
企业党组织思想政治领导的软弱，是与长期以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淡化、空洞化和异化相联系的。由于党在获得执政地位后，出现了“执政权力”替代“思想领导”的倾向，思想政治工作被逐渐淡化，一些同志误以为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可以支配一切，主宰天下。结果就难免会出现这样一个严酷事实，就如我党一位前辈领导人曾指出的那样：“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搞得好的是红军时期，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以后，有一段时间，在‘左’的错误影响下，逐渐地思想政治工作变成领导者用来对付普通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败坏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声誉，结果很坏。”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些人眼里颓变成了“说教”的代名词而逐渐空洞化，甚至于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也仅仅把思想政治工作理解成传达会议、学习文件等形式和方法，使思想教育的两种主要形式：说理性教育变成了概念堆砌的大杂烩，文章从概念到概念，不摆事实，不讲道理，缺乏说服力；形象化教育又流于概念化图解，缺乏感染力。这些同志忘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含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教育人民，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忘记了思想政治工作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功能。在有的领导者看来，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只是职工群众和下属，认为领导总是正确的，有问题的总是职工和群众，而把自己排除在外。有的把思想政治工作仅局限于为职工送温暖、办实事等一些具体事务上，名曰：“务实不务虚”。思想政治工作不谈理想、不谈主义、更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好人主义盛行。
这些问题的存在，除了因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影响外，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执政环境的变化，在客观上也造成思想政治工作优势不如党在武装斗争时期那样强大和明显。这是因为，武装斗争时期，党所能掌握的资源主要是蕴藏在各阶层广大民众的精神之中，党只有用正确的政治主张和纲领，唤起民众的觉醒，聚起全民族的力量，才打败了一切反动势力，最终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后，因为手中掌握了执政资源，便容易产生见物不见人的错觉。另外，党在执政之前，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受压迫、被奴役的民众更容易被党的崇高理想所吸引，并自觉自愿地加入了党的斗争行列。革命胜利后，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党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没有现存的成功模式可以借鉴，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和理论上的僵化，导致思想政治工作脱离实际和缺乏针对性。加上文革时期泛政治化极左思潮影响，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思想政治工作变成了“抓辫子、打棍子”的代名词，以致于在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后，一些同志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和优良传统的认识，仍未真正做到正本清源，甚至于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当作计划经济年代的附着物一并抛弃了。
我们说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包含了三项基本内容，一是有正确的理论武装；二是有一大批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队伍；三是有广大人民群众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支持。这三个基本内容的体现，主要依靠的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继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观念、内容和方法，党的政治领导的优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要创新和发展，就要从这三个核心内容上着眼，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教育手段、活动方法等表现形式、技术层面上的创新。要从提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发挥党员先进性作用着手。最近，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国资委党委把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开展争创四好班子建设活动，这一系列的决定和活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加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从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启示：要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就必须坚持“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正确理解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和“执政”的关系。在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或重点，首先是教育者自身，即各级领导干部；其次是广大党员。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和每个党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规定的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通过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才能教育和团结周围的群众，为实现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奋斗。
(作者系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党组工作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罗志荣）